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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新格局下的中日关系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局势风云变换：苏联瓦解，东欧骤变，美国削落，“雅尔塔体制”烟消云散。而由它引起的后遗症使欧洲局势动荡，从地中海、里海到波罗的海，从外高加索到中亚，形成了一个矛盾集中的地带；宗教冲突、民族冲突频发，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局部战争。与此同时，日本、德国、东亚却迅速崛起，国际“地区主义”势力上升，国际行为的主体从国际集团变为国家单元，经济技术关系成为国际关系中相对重要的基质，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的地位相对下降。国际间的根本矛盾冲突越来越集中在经济领域和技术领域，如美日的贸易摩擦与“经济战争”，美欧间的经济矛盾，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前苏联各共和国间的经济混乱与纠纷等等。各种政治、军事问题往往与经济、技术问题纠缠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随着日美安保体制的日益削弱，美日两国进而更注重于经贸关系上的相互削长。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作为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合作是大势所趋，这是冷战后国际关系演变，日本国内形势变化和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三者相结合的产物。
（一）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和互利
中日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实力相差悬殊。但中日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又决定了两国经济的很强的互补性。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日本进行战后最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也需要中国的市场，廉价优质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日本企业界要求加强中日经济合作的愿望也是非常追切的。据日本民间企业帝国数据库公司1994年9月对进入中国市场的100多家日本骨干企业进行的调查，80％以上的企业获得成功，69％的企业将充实和加强现有的生产基地。日本企业正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天时、地利、人和，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都有利于中日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1993年，中日经贸关系创造了三个“第一”。一是中日贸易额创历史纪录，达390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首次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二是日本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贸易占中国技术进口的28％，居第一位；三是日本企业界对中国投资的资金到位率也居第一位。〔2〕中日间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日本经济的振兴。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普遍不景气，美、日、欧在经济上的摩擦加剧。美欧共同对日施压，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增加进口，减少顺差。目前日本面临的形势是：外部压力增大，国内经济不振，迄今已达三年多，加上日元升值，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日本要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除采取政府干预，刺激需求的传统办法外，重要的一条是要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加强同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富有活力，发展最快的亚洲地区，特别是与中国的合作，这是最有效的办法。过去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过去，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中日已多方面进行了经济、技术合作，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中日合作只会增强日本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中日合作开拓世界市场，互利互惠，利大于弊，日本不少富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这佯做了。日本著名的五十铃株式会社社长关和平说，“向中国转让技术，进行合作生产，提高了全公司的效益。”
但在日本也有人担心将部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会造成产业“空心化”，影响日本的稳定。诚然，日本每年一千多亿美元的顺差状况是很难长期持续下去的，如不及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就会陷入困境。美国有些舆论批评日本“空心化”，其实美国的一些大公司都较早地调整了产业结构，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对国内剩余劳动力进行培训，使其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其结果是增强了美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当前，欧洲统一大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南锥体”等经济区都开始从设想阶段进入实施阶段。从长远看，这种经济集团化有可能是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阶段，但也不能不产生一定的排他性。亚太地区是现今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也是最富有多样性的地区，但很难形成统一的经济集团。中日两国没有加入任何经济集团，都主张逐步形成开放型的地区经济合作区域。日本政府已意识到1997年之后，它与香港的经贸往来也将纳入日中贸易关系之中，意识到中国大陆与世界华人经济群体的广泛联系。而香港在日本对外贸易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据日本大藏省统计，1951-1991年，日本对港直接投资累计额高达107.8亿美元，比它同时期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总和还多65％。截至1993年，日本对港投资项目累计占日本对世界投资项目的6.1％，仅次于日本对美投资项目总数。〔3〕香港还是日本重要的出口、转口贸易市场，1993年日港贸易总额为247亿美元，日对港出口达227.2亿美元，高于同年日本对中国大陆或台湾的出口额〔4〕，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日本通过香港转口到中国或美国的。
由上所述，中日双方都将更加重视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间的经济联系。
（二）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进入了相对稳定，日本必须加强对华的政治关系。
中日都是亚洲的大国，也是世界大国。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有别，但两国在谋求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方面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日本的许多政治家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稳定对日本有利，对维护亚洲的稳定与发展也是极为重要的条件。中日邦交正常化20多年间的经验亦证明，中日间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还存在着互相促进的关系。政治关系的发展，推动经济合作的扩大；经济合作的扩大反过来又进一步密切政治关系。中国是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量，而日本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前车之鉴。由于美国实力相对衰落，今后美国可能更多地关注国内问题；俄罗斯也穷于应付国内经济困难和日益白热化的民族问题，在稳定东亚局势方面，中日两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若两国能发挥各自的长处，进行有效合作，就能促使东亚的地区性冲突朝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使整个东亚的局势趋向稳定。
就日本而言，90年代是日本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关键时期。日本很想尽快改变“经济大国、政治小国”形象，在国际舞台上由“观众”充当“主角”。为此，日本促心积虑地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70年代，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及至80年代中后期，又根据自身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和国际格局的大变化，提出了政治大国为中心目标的新国家战略。其主要内容：一是从埋头国内发展，在国际上持“低姿式”，不出头的内向型战略，转变为要为国际作贡献的“外向型战略”，即国际化战略；二是从以美欧为目标的追赶战略，转变为争作世界一极的超越战略；三是从偏重经济的战略，转变为包括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在内的全面综合战略。最近，日本提出了“重返亚洲”的口号，1994年日本新首相村山富市刚上台，就对东南亚四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进行了正式访问，村山再次表明日本对二战的反省，重申日本不作军事强国的决心，日本将严格遵守无核三原则，支持无限期延长防止核扩散条约，强调日本要为亚洲，也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以求得亚洲国家的理解，消除它们对日本的疑虑。这正是日本实现“重返亚洲”战略的具体行动。
中国是国际上重要的政治力量，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格局中，其作用令人刮目相看，如在海湾战争中，在亚洲地区政治、防止核扩散、环保等方面中国更显重要。今年以来朝鲜半岛形势日趋成为国际注目的焦点，美国决定在韩国布署“爱国者”导弹，日本希望中国在促成朝鲜开放核设施方面发挥作用。日本有意在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希望在亚大地区拥有更大的发言权，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当今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交替，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过渡时期，这正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良机，人们期待着日本选择一个明确的政治发展方向。
二、面临的问题及展望
毋庸置疑，当前及可预见的将来，中日合作将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但中日两国间也会产生矛盾、竞争和对立。如何在“求同存异”，消除障碍，不使矛盾激化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中日关系？我认为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敏感的问题：
（一）对过去历史的认识，今后仍是两国分歧的一个焦点。
中日两国有着2000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其中也有过一段“不幸的遭遇”。如果从1874年4月西乡从道率军武装侵犯我国的台湾算起，这段不幸的遭遇有70多年，使中国人民蒙受了重大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两国人民从历史中得到“和则俱荣，斗则皆伤”的深刻教训，从内心深处发出“两国永不再战”的呼声。然而，在许多日本人中，一谈到战祸，首先想到的是广岛、长畸的原子弹灾害和战时的艰难岁月，而缺乏认真研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亚洲人民造成的战争灾难，也就是说他们有“受害者意识”，而“加害者”反省意识却很淡薄。日本曾动员过大量的人力、物力出版过关于广岛、长畸原子弹轰炸受害者的调查报告，但至今尚未出版过比较完整的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调查报告。去年日本出版了一部由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日本外交史辞典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长达1200页的“权威”著作，标榜要向人们介绍“正确的”历史知识，但其中对1874年日军侵台、日中15年战争及“南京大屠杀”却失口否认。〔5〕而且，日本政府的一些要员还时不时的发表一些“有问题”或“错误”言论，歪曲和纂改过去的历史，1994年日本又有两位内阁要员永野和樱井先后发表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的言论，这更引起了亚洲人民的愤慨。
目前这种缺乏反省的认识与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年轻人心中滋生的盲目骄做情绪结合在一起，使“大日本主义”又重新抬头，构成了一种危险的社会迹象。因此从稳定发展中日友好合作的长远观点出发，从现在开始由战争罪行入手，中日两国有必要官民协作，进一步公开有关资料进行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用来教育下一代，使他们能正确了解、认识和对待历史。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通过经济、文化、艺术、体育等多种渠道，不断加强双方的交流，特别要加深年轻一代对双方的社会文化的了解，培养两国人民间友好合作的感情认同基础，避免因历史问题处理不当而损害两国关系的大局。东方民族是注重感情的民族，在国际交往中，也很注重感情的因素。从理性上讲，国家利益应该成为主要的依据，但实际上感情的因素会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感情是长期孵化的结果，文化交流是一个世代的过程，不能立竿见影。同时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一方面是双边的，另一方面，不能忘记将其放在国际文化交流的大氛围中进行，使之成为一个开放和多元的过程，否则难以取得深入的结果。多层次、多方位地促进双方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有利的。
（二）钓鱼岛群岛的归属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进入90年代以后，东亚地区的海洋争端明显突出，中日两国在这方面的摩擦和纠葛难以避免。1992年初我人大常委会通过《领海及毗邻区法》时引起日方的强烈反应，后经中方再三说明，风波方告平息。但钓鱼岛现在实际上处于日方控制下，中国大陆和台湾渔船进入钓鱼岛海域经常遭驱赶。虽说双方同意暂时搁置起来，留待子孙后代去解决，但我们应积极努力创造条件，尽早处理好。
此外，日方还借口西方某些传媒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煞有介事地声称“中国大幅度增加军费已超出防卫需要……”。利用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牵制中国增强军事力量，有目共睹，中国的军费在世界上属于低水平之列。1993年美国的军费为2700多亿美元，英、法、德都在300亿美元以上，而中国为425亿元，折合73亿美元左右，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中国军费的实际购买力还有所下降。和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军费也是少的，如日本的军费为377.3亿美元。中国军人人均费也很低，只有2000多美元，是美国的1/68，日本的1/55。日本和平研究所去年8月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在领海法中将南沙、尖阁诸岛（钓鱼岛）等划分为中国领土，中国认为是“自卫”，周边国家则可解释为“攻击”；中国增强海军的目的和限度不明。因此，建议“将对华日元贷款由多年度方式改变为单年度方式，以此为杠杆，机动灵活地对中国政府扩军施加影响”。〔6〕这种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让许多对中国不抱有敌意的人感到十分好笑。原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部长岩岛久夫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威胁论’者，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些人通过制造中国威胁的理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第二类是期望通过上述主张获得‘好处’的集团，其代表是‘军火商’；第三类是出于种种背景，一味抱有‘反中国’和‘厌恶中国’的感情集团。这些人的论调给人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他们对‘中国人’本身缺乏理解和感情。”在“中国威胁论”的问题上，岩岛久夫先生是看到了一些“个中原委”的。〔7〕
中国的经济是在发展，但因此而散布“中国威胁论”是没有根据的。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永远不称霸，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亚洲各国间的领土、边界争端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应根据有关国际公约，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正如日本已故的前外相大来佐武郎指出：“日中若互不信任，彼此便会扩军并相互威胁，这是最大的不幸”。〔8〕
（三）处理好日台间的关系
细川访华时重申：“日本将严格遵守日中联合声明，不同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9〕然而，在日本却仍有一些人另搞一套。据台湾《经济日报》，新生党于1993年11月9日成立了“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现有57名国会议员加入。会长是前厚生相小泽辰男，顾问是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1994年3月9-11日，小泽辰男率领10人组成的新生党代表团首次访台，旨在通过政党外交和台湾发展实质上的官方关系。其幕后人物小泽一郎在台湾出版的中文版《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称日台是“命运共同体”，主张日台积极推进“政府间交流”。近年来台湾当局也时常抛售出所谓“弹性外交”、“度假外交”。1994年9月底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抗议，公然违背中日友好条约，同意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访日，给两国友好关系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气氛。透过现象看本质，日本极少数“亲台分子”其内心井非真正对台亲近，而是利用政客们的“台独思潮”阻碍海峡两岸早日实现统一，不愿中国强大。他们不希望中国统一后扼住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台湾海峡，以防中国成为其实现称霸亚洲野心的威胁。
由于祖国统一大业还是个长远的问题，所以日台关系在中国实现统一之前始终是构成中日间不稳定因素。然而中国最终实现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支持台独只会伤害两国人民间的感情；而中国的统一，不仅不会有损于中日关系，相反会使两国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的鼎盛时期。这完全符合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巩固亚大地区和平的国际环境。
三、结束语
面对国际格局的大变动，中日两国人民均应严肃地思索：世纪之交双方何以相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它既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可能诱使人们走向错误。“天予不取，反受其殃；时至不迎，反遭其累。”谁能正确地估量形势，谁就会抓住机遇，取得历史的主动权；反之，谁面对机遇，却失之交臂，谁就会在扑朔迷离的历史巨变中陷于被动。就中日关系而言，一部两国关系史便是明鉴。今后中日关系的走向，不仅关系到两大国家、民族，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不论日本政局如何变动，也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中日友好的主流是不会改变的。让我们携手一起迎接新世纪更加融洽的中日关系吧！
注释：
〔1〕载于1994年12月1日《光明日报》第7版。
〔2〕和〔9〕载于1994年3月21日《人民日报》。
〔3〕根据〔日〕《东洋经济》周刊1994年2月5号第10页载表计算。
〔4〕自《东洋经济统计月报》94年第4期，第45页。
〔5〕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日本外交史辞典编纂委员会：《新版日本外交史辞典》，1992年5月20日由山川出版社出版。有关“出兵台湾”、“日中战争”、“南京事件”三词条分别见于该辞典的534-535，788-792，667页上。
〔6〕〔日〕金山尚弘《中国市场经济化的前景与日本的对策》，和平研究所研究报告第28页。
〔7〕转自《新华文摘》1994年第5期第6页。林木、金燕的《中国真是“第三经济强国”吗？》一文。
〔8〕刘江永：《苏联解体后的日本外交》载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1992年第5期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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