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转轨时期需求约束的特殊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殊性论文,时期论文,需求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转轨时期的需求约束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的需求约束
成熟市场经济的消费需求约束是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不断递减，投资需求约束是指资本边际效益的不断递减。而我国近几年边际消费倾向和投资需求都下降过快，我国边际消费倾向1995年为0.845,1996年降为0.733，1997年降至0.576；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新增额占国民生产总值年新增额的比重由1993年的62.08%下降到1997年的25.3%，名义投资率年均增长率由1992-1996年的33.7%，下降到1997年的10.1%。（注：陈躬林：《有效需求不足的体制障碍分析》，《财经研究》，1999年12期。）其原因是，我国转轨时期的需求约束与成熟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成熟的市场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和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造成的，而转轨时期需求约束的产生主要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而是体制方面的原因。
1.供给约束体制产生需求约束
我国转轨体制中，原有的计划体制的条条框框已经打破，但计划机制的作用尚未清除，供给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政企不分，它降低了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形成供给约束。
由于政企不分，权力就会进入市场，使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大大削弱。因为权力介入市场会破坏价格信号，资本、劳动力等资源不是根据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信号来配置到不同的部门，而是根据政府的目标来配置，政府的目标确定过程和更改过程都很复杂，不能灵活适应市场变化和及时纠错，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就很难保证。
由于政企不分，国有企业就缺乏风险约束，容易造成投资膨胀，乱上项目。
由于政企不分，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与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并存，企业便会缺乏技术创新、提升竞争力的市场动力，便不能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自动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档次，导致在经济发展中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日益脱节。目前，无论工业、农业还是服务业，我们的供给能力基本集中于技术层次相对较低的领域，而高层次的需求则远远不能满足。在制造业，诸如冶金、纺织、化工等行业的初级产品加工能力大都过剩，而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档钢材、高档布料、精细化工产品等却供给不足，仍大量依赖进口满足国内需求。在农产品过剩的背后，也同样是品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服务业则集中在传统饮食、商业等领域，信息、咨询、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十分滞后。
由于政企不分，就容易导致重复建设。因为政企不分使得在同一竞争领域中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由于体制差异而引起的效率差异，这种效率差异往往比较大，一般是国有企业的效率比非国有企业要低。而这种由于体制原因产生的效益差异并不能代表行业利润的高低，即使平均利润低也并不一定表明进入这一行业的利润就低，这就使得平均利润已经很低的行业仍然会有许多非国有企业“进入”，这是重复建设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
由于政企不分，还容易导致优不胜劣不汰。因为政企不分使国有企业的破产制度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使得按市场规则该“淘汰出局”的企业却长期滞留于“局内”，这必然造成生产能力的过剩、资源利用的分散和不经济性，从而严重破坏市场机制对资源合理配置的功能。因此，优不胜劣不汰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失败”现象。
可见，政企不分严重地影响着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使供给约束的存在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由于供给约束的存在，便不有有效地满足市场需求，造成严重的供求失衡，造成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过剩并存，市场紧缺与市场囤积并存，一方面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使得用来提供有效供给的社会资源严重不足，因此，供给约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需求约束。
2.体制转轨过程中伴随产生需求约束
体制转轨过程中会产生消费需求约束，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国家对原有福利制度进行了初步的市场化改革，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大部分开始由个人承担，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又尚未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恶化，有钱不敢花。原因之二是，居民收入差距的非合理性扩大，导致边际消费倾向的迅速下降。高收入者的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很低，因此，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越大，边际消费倾向则越低，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基尼系数已人1984年的0.30上升到1995年的0.415。（注：陈光焱：《对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质疑与求解》，《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11期。）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主要是因为体制改革滞后造成不规范的市场交易，进而产生了大量灰色、黑色收入，尤其是近几年，在国有企业产权虚置的条件下扩大了经营决策权，由于经理行为缺少所有者的约束，又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使政府难以实施有效监督，导致经理阶层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
体制转轨过程中还会产生投资需求约束，其原因之一是，改革进程中的国有企业未能有效遏止经济效益的下降，致使投资需求下降。1993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持续下滑，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不断上升。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恶化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需求。因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大部分来源于贷款投资和自筹投资，国家预算内投资和利用外资等所占比重较小。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必然会引起企业自筹投资能力下降，企业经济效益的普遍下降以及亏损企业的增多必然造成银行呆坏帐的增加，从而又会引起银行效益的下降以及金融风险的增大，银行所面临的金融风险的不断加大也迫使银行更加谨慎的发放贷款，企业贷款投资的能力也相对减弱。原因之二是，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运作不到位，产生“惜贷”，引起投资需求的下降。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初步的市场化改革，使国有银行的风险约束普遍强化，这是积极的一面，说明国有商业银行体制转轨已产生了明显的市场化效应，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风险意识。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因为这是以牺牲对社会和银行都有利可图的贷款为代价去“防范风险”，因而是一种消极防范风险的行为，并不能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同时这也说明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是不彻底的，因为在规范的市场经济里，银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为了获得利润而敢于承担相应的风险，其贷款激励机制与风险约束机制是对称的。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激励机制不足，所以，一遇风险就不惜放弃对利润的追求而停止贷款行为，其贷款激励机制与风险约束机制是不对称的，陷入“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原有计划体制怪圈里。银行“惜贷”是引起投资需求下降的重要原因。
总之，我国转轨时期的需求约束主要是由体制本身和体制转轨引发的，由于供给约束而形成的需求约束直接与体制本身相联系；消费需求不足也是由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滞后而造成的，同时也是由于体制改革滞后造成不规范的市场交易，形成不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而造成的；投资需求不足也是因为体制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无效供给过剩、效益下滑而造成的，同时也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运作不到位而造成的。而以上这些方面都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所没有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近年来下降过快的原因所在。可见，我国转轨时期的需求约束与成熟市场经济的一般性需求约束相比有其明显的特殊性，因此，本文称之为转轨型需求约束。
二、成熟市场经济的需求拉动政策不能有效地适用于我国转轨时期的需求约束
面对严重的市场需求约束，我国政府借鉴西方国家的需求拉动政策，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事实证明，成熟市场经济的需求政策不能有效地适用于我国转轨型需求约束。
1.供给约束体制大大限制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不存在供给约束，所以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地拉动投资需求，从而重新启动经济。美国30年代大萧条时期，就是主要依靠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复苏经济的。而在转轨型通货紧缩中，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供给约束体制的存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会造成新一轮的供求失衡。重复建设、优不胜劣不汰将使相当多的新资源流向效率不高的企业，“帮助”这些企业继续生产可能永远都卖不出去的产品，从而大大降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最终使得扩张性财政政策无法达到预期的效应。我们可以通过对财政政策实施力度较大的1999年一季度的乘数效应进行简略地测算，来说明这一点。乘数K的计算公式是：K=△Y/△I=△Y/(△Y-△C)=1/(1-△C/△Y)，式中△C/△Y是边际消费倾向，而乘数K就等于“1减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根据此公式，1999年一季度储蓄比1998年同期增长1551亿元，消费品零售总额比1998年同期增长562.7亿元，两者比例为73.1:26.9，边际消费倾向只有0.27，测算出投资乘数只有1.51，这也就是说，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1000亿元投资，只形成1510亿元需求。（注：戴园晨：《“投资乘数失灵”带来的困惑与思索》，《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可见，投资乘数之小，远远达不到预期效果。
2.转轨型需求约束降低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应
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作用，加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中央银行采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扩大基础货币投放，以防止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但由于转轨型需求约束的特殊性，这种针对成熟市场经济需求约束的一般性的需求拉动的政策措施，不可能消除转轨型需求约束的深层次的体制根源，因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应极不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相当一部分新增货币供应量并未形成新的需求，未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比如，1999年5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7.2%，超过了1998年同期的水平。与此同时，零售物价和居民消费物价水平却下跌3.5%和2.2%。这种现象似乎有悖于货币供应与价格水平正相关的常规，但深入分析一下目前货币结构的变化以及存贷款增长的情况，对此就以难理解。近几年来，我国货币结构发生很大变化，M[,2]中准货币的比例在不断提高，1994年末为56.20%，1998年末为62.72%，1999年5月末已达到65.47%，而流动性强、直接影响购买力并影响物价的狭义货币M[,1]的比重却不断下降。这种情况，源于居民储蓄存款的快速增长。1999年5月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8968亿元。增长18.6%。储蓄存款的大幅增长，使准货币在广义货币M[,2]中的比重日益提高，这部分货币需要通过银行的资产运用，才能转化为即期购买力。目前银行主要通过发放贷款运用其资产，由于商业银行“惜贷”以及贷款有效需求不足，银行贷款的增长相对缓慢。1999年1-5月新增贷款2633亿元，其增幅低于1998年同期。1999年1-5月份新增贷款占新增存款的比例为44.95%，低于1998年同期近14个百分点。（注：谢平、沈炳熙：《通货紧缩与货币政策》，《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因此，相当一部分新增货币供应量未形成新需求，使货币政策传导受到严重阻塞。
第二，连续降息未产生需求效应。自1996年至今已连续7次降低存款利息率，但并未因此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首先，降息没有产生应有的投资需求效应。因为私营企业难以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其他直接融资渠道也没有为之开通，而国有企业大都负债累累也难以从银行再获得资金，从而使利率下降对社会投资需求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其次，降息没有产生应有的消费需求效应。由于转轨时期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人们受未来消费预期的刚性制约，因此，降息就不能达到增加即期消费的目的，反而会使情况更糟。我们可以采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跨时期选择模型来说明这一问题。
在成熟市场经济中，居民的未来期消费和现期消费可以比较容易地相互替代，不存在消费刚性，即居民的跨时期无差异曲线是一条柔和的曲线，在这种情况下，降息可使一部分储蓄转化成为消费，政府能够实现预期的政策意图。其原理可用图一表示。
横轴为现期消费，纵轴为未来期消费，AA’表示利率为I时居民跨时期预算约束线，消费者在E点上实现消费均衡(C[,2],C[,2])。政府为刺激消费，将利率水平从I降到I’(I’＜I)，从而使跨时期预算线从AA’变动到BB’，居民在E’点上实现新的选择均衡(C[,1]’,C[,2]’)。C[,1]’＞C[,1]意味着降息使一部分储蓄转化成了消费，政府实现了预期的政策目标。
而在转轨体制中，由于传统体制中的各项福利逐步市场化，内化为居民的私人成本，加之社会保障尚未完善，使得居民的预期恶化。厌恶风险的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常常超过实际的未来支出水平。而且未来支出成为一种刚性支出，即只属于未来消费，而不能提前进行，未来期消费和即期消费完全不可能相互替代。这种未来期刚性消费需求的存在将极大地扭曲降息的政策效应，如图二所示，由于未来期消费刚性的存在和新的预期支出的增加，居民在决定消费选择时必须要保证C[,2]’＞C[,2]。在图上表现为新的跨时期预算线BB’，只有在GB’段才是有可能被居民考虑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降息使均衡点从E移动到E’，C[,1]’＜C[,1]，现期消费遭压缩。这说明，在未来期消费刚性化的情况下，降低利率不仅不能刺激当前消费，反而会使当前消费遭到更大的压缩。同时，可以看到，新旧跨时期无差异曲线I’与I相交，这是因为一旦出现消费刚性化后，消费者的跨时期效用函数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跨时期无差异曲线的变异。
三、加速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转轨时期需求拉动的根本性措施
由于我国转轨型需求约束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挪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需求政策，而应当针对转轨型需求约束产生的特点，加速改革步伐，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消除供给约束和转轨型需求约束；同时，应借鉴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结合凯恩斯需求理论及供给学派供给理论二者之长，明确以供给带动需求的思路，既要实现拉动需求的短期目标，又要兼顾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
1.深化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最终消除供给约束和转轨型需求约束创造根本的体制条件
当前，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十五大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议中要求国有经济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表明国家加速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心。这一措施的真正到位，将极有助于解决政企不分等一系列的体制难题，从而建立起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结构调整的市场机制将真正发挥作用，市场体系将完整地建立起来，供给约束和转轨型需求约束将会彻底根除。
也有人说，我国的经济过冷及其难以启动状态的突然出现，正是因为多项改革的同时出台，因此认为，应坚持渐进式改革路线，谨防急于冒进，并建议延缓改革的步骤。我们认为，这种想法是表面化的、极其有害的。改革力度的加大的确是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直接影响因素，但并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体制的转轨，转轨体制是转轨型需求约束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我们不仅不能延缓改革，相反要加速改革，尽快结束转轨期。因为在经历20年的渐进式改革之后，量的积累已达到一定程度，我国经济体制应进入质的变革阶段，“质变”较“量变”是一个迅速变化的过程。因为，这一阶段量的积累已使人们对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认可并接受，而旧的计划体制的根本弊端还没有真正消除，新体制在旧体制的约束下发生扭曲，新旧矛盾错综复杂，此时，改革的继续拖延将使其走向死胡同，唯有加速推进改革，改革的最终目标才有可能实现。正因如此，正确的选择只能是进一步推进并完成已开展的改革，才能解决经济增长的根本性问题。制度变迁是要付出成本的，改革的深入可能会加剧通货紧缩的势态，但不能因为要付出代价就借口拖延改革，这决不是渐进式改革本意所要求的，这样做只能带来更大的无法估量的损失。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也有不少学者从供给的角度来阐释当前的需求，提出制止重复建设、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增加有效供给等观点，但多是停留在供给管理的表层次上，而忽视了找寻造成无效供给过剩、有效供给不足的更深层次的体制方面的根源。因此，仅寄期望于通过表层次的供给管理是无法解除深层次的供给约束的。只有加速体制转轨，加速改革，完善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消除供给约束，从而才能够最终结束转轨型需求约束的历史命运。
2.明确以供给拉动需求的思路
我国目前的需求约束主要是由于无效供给过剩而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西方国家的需求约束则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所以西方国家主要是靠增加有效需求拉动供给，而我国则应通过改善供给，增加有效需求，供给的改善有赖于通过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来实现。如果我们一味地依赖于扩张需求的政策措施，那么，体制的弊端会再度加剧结构的失衡，虚假的经济升温会再次掩盖深层的体制矛盾，市场压力暂时的缓解会使得改革推进的动力不足。
更何况，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当年扩张需求的政策措施，对日后的经济增长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需求的扩张力度过大，市场压力明显缓解，使企业在萧条期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的动机逐渐淡化，导致到70年代，美国的生产技术落后于日本，工业生产成本上升，缺乏国际竞争力；由于需求过度膨胀，引起通货膨胀，同时，由于刺激消费，使得储蓄率和投资率降低，引起投资不足，造成技术设备差、生产下降，供给萎缩，失业增加，最终导致经济陷入“滞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美国经济的真正问题已不在需求方面，而是在供给方面。供给学派认为，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有效的作用，促进供给的有效增长，以适应需求的不断变化，反对政府过度的需求扩张政策，认为它会破坏市场机制。还强调，在市场压力的推动下，通过技术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使萧条后的经济达到重新的高位的均衡的一个必要条件。里根总统上台后就是以供给学派思想为其政策理论基础，从而为美国经济在90年代的长期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显然，我们当前不应简单重走凯恩斯主义的道路，只谋求经济的短期升温，而应结合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思想二者之长，确立以供给带动需求的思路，力争经济的长期增长。
3.正确看待和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首先，应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暂时性的权宜之策。因为存在着需求的约束，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有存在的必要，其目的是避免各方面矛盾的激化，缓和居民的预期。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作为短期的权宜之策，而不能长期使用。一是因为转轨时期供给约束的存在，使得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受到局限，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体制改革才是根本，需求拉动只能作为暂时的缓冲剂。二是因为长期的需求拉动，必会弱化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带来不良后果。其次，应将投资需求扩张的着力点放在科技开发和创新项目、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和高技术产业项目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论述了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是摆脱经济危机，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的思想。因此，投资需求的政策性扩张应顺应萧条时期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将着力点放在科技开发与产业创新方面，为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般来讲，在萧条时期投资需求的政策性扩张适用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而在我国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我国转轨时期供给约束机制的存在，投资需求的扩张必然会造成新一轮的重复建设，从而降低乘数效应，尤其对于公共基础设施这类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项目，重复建设现象将更为突出，加上这类产业的产业链较短，乘数效应本身就不明显。相反，高科技产业及各类创新项目由于科技水平要求高，又有专利法的保护，因而能够避免大规模的重复建设，加上高科技产业的产业关联度大，因此，从这个角度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扩张的政策效应将可能在转轨体制范围内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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