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6年1月，《改革》编辑部约请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撰文，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为题发表于《改革》2016年第2期(该文转载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5期)。文章发表后，受到各界广泛关注，本文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问题进行回应。 《改革》2016年第2期刊登了蔡继明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一文(以下简称“蔡文”)。“蔡文”探讨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原则问题[1]，指出应坚持一般特殊个别的辩证法，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蔡文”在应用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辩证法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具体问题时，对某些范畴的界定和分析存在违背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辩证关系的现象。这里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分析阐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坚持的辩证方法。 一、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但必须明确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共性(一般、普遍性)和个性(个别、特殊性) 众所周知，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的一般辩证法进行了批判，使辩证法回归了唯物主义立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问题的根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的根本方法。而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的观点则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观察和处理任何问题必须坚持的方法论原则。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也就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存在于一切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一切事物所“共通的道理”[2]，而矛盾的特殊性、个性是指事物的矛盾“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3]。共性存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这一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4]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体现共性和一般，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问题时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体现矛盾的个性、特殊性和个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吸收、创新的基础上产生的，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在资本主义仍然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当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普遍性、共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个性，体现矛盾的特殊性。 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每一种经济学流派仅是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某些具体经济现象作出一定的解释，如重商主义经济学、重农主义学派以及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揭示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也没有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尽管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归根到底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辩护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5]因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仅是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个别、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特殊理论。马克思正是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应用唯物辩证法对商品经济一般原理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揭示了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学科。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6]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蔡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坚持一般、特殊与个别的辩证法，这种认识本身是正确的，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蔡文”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共性、具有普遍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仅是个别与特殊，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属性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仅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属性，这种观点混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如果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共性原理和指导原则，可能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误入歧途。 二、必须明确任何经济关系都离不开一定的所有制，经济关系总是具体的、历史的，经济关系的共性离不开个性，通过个性表现出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篇“商品与货币”中论述了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7]马克思应用科学抽象法揭示了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因此马克思揭示的商品(市场)经济的“商品、货币关系、交换关系和价值规律”等是商品经济所共有的范畴，是一般、共性，商品(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所特有的属性。然而，货币关系、交换关系和价值规律等经济关系必然与特定的所有制相联系，一般的经济关系与特定的所有制相联系，商品经济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个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是市场经济的特殊、个性、个别；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是个性、是特殊性。我们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个性。“蔡文”把马克思论述的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等一般经济关系当作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特有的范畴。 把计划与市场看作基本制度的范畴，等同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所有西方经济学流派约定俗成的观点。马克思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方法，通过科学分析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得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不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必然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马克思设想在未来社会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生产有计划按比例进行，就能避免私有制自由市场条件下无序生产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与计划之间的必然联系，阐述了生产社会化越是提高、越需要计划调节的趋势。当前，计划与市场仅属于经济调节手段，这已成为广泛共识。计划与市场调节手段是共性、一般，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市场与计划是个性、个别，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的计划与市场是个性、个别。 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是发展，经济发展越是离不开宏观计划调控。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证明了自由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尽管现代经济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但危机的本质并未发生变化，一切危机的共同根源在于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越是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分工越是周密复杂，市场本身越不适合生产的发展，越容易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现代资本主义加强了对市场的宏观计划调节，相对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充分说明了，越是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经济发展越是离不开宏观计划调控，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经济发展的预见：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必然引起经济计划化的趋势。 因此，经济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化程度存在必然联系。“蔡文”认为，计划与市场、生产力水平没有联系，割断了计划与市场资源配置手段和生产力水平、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必然联系。同时，“蔡文”只看到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对立与区别，忽视了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统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忽视了市场调节作用，没有真正理解计划与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没有充分认识到市场这种资源配置手段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科学理解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才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坚持国家的宏观计划调节。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事实证明，计划与市场作为经济调节手段与资源配置方式是相互补充、相互统一、相互渗透的，计划之中有市场、市场之中有计划，两者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科学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两者不可偏废。 三、必须明确“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存在的具体条件，它们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殊范畴和个别属性，并不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了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然后从抽象到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资本主义既生产商品，又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资本和剩余产品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前提条件，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家之间的分割形成利润、利息、地租的形式。因此，“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仅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殊范畴，并不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商品经济产生的历史条件有二：一是社会分工，二是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所有者。历史上大量存在的简单商品经济以个体经济为表现形式，并不存在剥削，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并不表现为剥削的载体，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也就不存在“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简单商品经济发展为发达的商品经济，资本家为了自身价值的增值，才使得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货币转化为资本，才相应有了“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的产生。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归全体人们共同占有，不存在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也就必然消灭了剥削现象，公有制条件下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力自然不是商品，剩余产品也自然不表现为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还不允许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仍然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仍然存在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的存在使得剥削现象依然存在，“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也就必然存在并发生作用。 由于马克思《资本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特殊本质，劳动力、剩余劳动等才表现为劳动力商品和剩余价值等具体形式。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投入品是共性，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剩余价值是个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资本、集体资本是个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积极探索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相互混合的所有制结构条件下的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投入品等的特殊表现形式。 “蔡文”认为，“只有当具有与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经济范畴相同属性的经济关系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时，才能对这些经济范畴不同层次的属性作出更一般的抽象。”“蔡文”把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规定为商品经济的共性和一般范畴，认为这些范畴是商品经济(包括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无论私有制还是公有制情况下都存在，这就混淆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原则界限，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特殊情况出发就认为“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存在的范畴，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当作社会主义一般。 四、要正确理解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涵，明确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之间的关系 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要素价值论、供求价值论等都仅从商品价格形成的现象来探讨价值，并没有触及隐藏在商品内部的价格决定的深层原因，姑且把这类价值理论统称为“现象价值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密、李嘉图等曾初步触及了商品价格决定的背后因素，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然而，由于受社会历史、阶级立场等的局限，最终没能深入到价值决定的本质层面，在劳动决定价值的逻辑上存在自身难以解决的难题，因而未能形成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最终无法摆脱市场价格现象的迷惑，陷入了要素决定论和收入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批判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从而透过商品价格、供求等表面现象，深入揭示了商品价值决定中的本质关系，科学解决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关价值决定中的矛盾问题，揭示了隐藏在决定商品交换关系背后的劳动关系，因此，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称为“本质价值论”。 这里认为，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然而，有人以深化认识为名而否定劳动价值论，还有的公开否定劳动价值论。在当前深化劳动价值论认识的过程中，存在八个方面的误区：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方法与适用条件相混淆；把价值、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相混淆；把价值的特定含义与词语学上的价值含义相混淆；把价值的决定与价值的源泉相混淆；把价值与均衡价格、生产价格相混淆；误认为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为了准确地制定市场价格；误以为劳动价值论是按劳分配的理论根据；误认为劳动价值论妨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8]“蔡文”将价值决定与使用价值决定混淆，把形成使用价值的各种生产要素当作价值决定的因素，把劳动价值论看作按劳分配的理论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必然存在大量的非劳动收入，只要是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就必须保护，剥削现象的存在是与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必然联系的，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剥削现象的存在就是合理的，用不着为剥削收入辩护或为掩盖剥削而认为各种生产要素也创造了价值。 在非公有制经济仍然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今天，剥削收入仍然是合理的，应该加以保护，我国生产力的状况决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各种生产要素发挥创造财富的作用，也就须肯定各生产要素所有者根据所有权而获得相应报酬，生产要素本身并不创造任何价值，它们仅是价值创造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配制度的发展与演变是伴随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进行的。分配制度演变并不是伴随价值理论演变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不存在价值理论，但剥削阶级依然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占有大部分劳动产品。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为维护资产阶级剥削的需要，认为生产要素也创造了价值，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理所当然，不存在剥削。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也就必然承认剥削现象和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人类几千年以来的分配制度演变证明，产品分配根本就不是根据哪种价值理论，而是所有制结构决定分配结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形成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并非生产要素创造了价值。中央提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正是基于在所有制领域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的现实。 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论是共性，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范围是个性；按劳分配是共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是个性；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共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是个性。在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过程中，必须明确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的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与按劳分配理论的具体表现形式，深化对劳动价值论与按劳分配理论的认识。 五、必须明确资本积累、相对过剩人口与经济危机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殊现象，并非社会化大生产的普遍现象，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危机的根源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谈到资本积累的时候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9]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不能容纳高度发展的生产力，资本积累的发展必然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和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与资本本性存在根本矛盾，“猛烈增长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10]资产阶级为适应社会化发展的要求，在私有制范围内对财产占有形式进行一次次调整与变化，形成了资本主义股份公司以及国家垄断资本。然而，这种调整并不能避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私有制以沉重打击，迫使资产阶级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措施。然而，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革命并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宏观调控政策仅是暂时缓和了基本矛盾、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频率。即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然不可避免，并且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其对经济的破坏力更大，引起了全球经济的衰退。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已充分证明这一论断。由此可知，资本积累导致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有现象。 社会主义公有制消除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也就能最终消除经济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拥有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能有效避免经济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这是克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波动、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制度保障。2015年8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因此，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大量存在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经济必然会受世界经济的影响，经济波动在所难免。但是，尽管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的问题具有某些相似性，但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同。由于市场经济的一般属性，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互相借鉴，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政策方法，而必须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际问题，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并借鉴西方国家解决相似问题的经验，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蔡文”认为，资本积累、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生产社会化发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存在矛盾，也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多元占有之间存在矛盾。该文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的特殊性当作矛盾的普遍性，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存在的特殊现象和特殊范畴当作生产社会化条件下的普遍现象和普遍范畴，把个别当作一般、把特殊当作普遍、把个性当作共性，违背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 六、要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个性与共性、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状况和发展阶段，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即消灭私有制。”[11]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的历史趋势。这也说明了社会主义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的崭新社会制度是以公有制为根本标志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所以不同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本质区别就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普遍性、共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存在原则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抛开生产资料所有制，必然模糊社会制度的本质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然而，由于公有制产生的物质条件与主体条件的分离，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像我国这样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解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矛盾的历史方法，但是，“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社会管理的生产力。”[12]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水平较落后，没有达到建立单一公有制的物质条件，尽管具备了“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社会管理的生产力”，但还存在大量的不“适合社会管理”的落后生产力。因此，这些不“适合社会管理”的生产力必然要求多种所有制经济与之相适应。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所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一般阶段，仅指在我国生产力落后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社会主义的特殊和个性，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初级阶段的特殊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共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个性，个性体现和包含共性，但个性不等同于共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体现和包含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但两者不能完全等同。 针对上述问题，“蔡文”指出，从中国目前的状况出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公有与私有的混合经济制度。该文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等同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特殊当作社会主义的一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个性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共性，违背了一般、特殊与个别的辩证法。 一切国家终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然而，各国、各民族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社会主义模式必然存在差异。社会主义是共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性，共性包含在个性之中，个性体现共性。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显而易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主义。 七、要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内在统一性，不要把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对立起来，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会过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观点与方法属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一部分，体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精髓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必须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中的实际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相互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能把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对立起来和分割开来。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基础，同时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在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立场问题十分重要，体现和反映人的阶级道德、价值标准以及政治态度，如果站在私有者阶层的立场，必然会为私有制经济进行辩护，反对公有制经济而主张私有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坚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分析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得出的一般结论，正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包括资本积累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货币流通理论、资本循环周转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揭示了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意义。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必须随着现实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而进行新的理论总结，不断进行补充、修正和发展创新。当代资本主义尽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总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并没有过时，2008年以来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西方重新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论断，掀起了《资本论》热，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仍然是科学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与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辨证的思维方法、数量分析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如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原则，共同富裕原则，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原则，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原则，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原则等，无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譬如，经济新常态理论、五大发展理念、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新论断、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新论断、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论断，等等，这些新思想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然而，“蔡文”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割裂开来，把方法论与基本原理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已经过时，但其方法论是科学的、正确的，割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内在关联，这种观点违背了辩证法。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基础上、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中逐步形成起来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必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基本经济制度论文; 劳动价值论论文; 公有制论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 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剩余价值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共性与个性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剩余价值规律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