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文苑到研究所：民初专业研究机构之创设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文苑论文,研究机构论文,研究所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体制化和学者职业化，是近代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学术研究逐渐从古代的少数有钱及有闲者的业余爱好，变成了一种组织化的专门职业。近代专业性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及完善，成为学术体制化的重要标志和象征。在近代学术体制化过程中，曾从西方移植过两种学术机构模式：英国皇家学会制度及法国国家科学院制度。前者以1915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为代表，后者以1928年创建的中央研究院为代表。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化之使命不是由中国科学社这样的英国皇家学会模式的学术组织完成的，而是由法国式集中型国家研究院体制来承担并完成的。法国式国家研究院体制固然以中央研究院的建立为主要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没有类似的制度设计及创建尝试。实际上，清末民初不少人曾经尝试将这种体制移植到中国，并进行了制度设计和初步尝试。这些制度设计及创建尝试，为国家研究院的创设奠定了制度性基础，其中以清末新学制中之“通儒院”设计及民初马相伯之“函夏考文苑”设计最为典型。从“函夏考文苑”的设计到专门研究院所的创建，大体反映了民国初期学术研究建制化演变之轨迹。
(一)
古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除了中央太学、国子监、翰林院外，南宋以后的书院亦颇值得重视，它们具有近代学术研究机构的某些功能。对此，蔡元培云：“我们从前本来有一种专研国学的机关，就是书院。书院，不但每个省城总有几所，而且每府每县城，也至少必有一所。他的大多数，固然以扬摩举业为范围，但是最著名的，如直隶的莲池，四川的尊经，江苏的南菁，浙江的诂经精舍，广东的广雅等，都以考古学、文学为练习与研究的对象，看院长长于何门，就有若干高材生，在他指导之下，自由研练。那时候所印行的课艺，也间有不朽的作品，收入现代杂志而无愧色的。清季，输入欧洲新教育制度，竞设学校，全国的书院，几乎没有不改为学校的，于是教授的机关增加而研究的机关就没有了。”[1] 胡适亦云：“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它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2]
古代学术研究机构之废弃，以1905年之废科举、兴学堂为关键。但在此前颁布的新学制中，已经力谋将传统学术机构加以转化，并仿建西方近代新式学术研究机构。1898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之学制规定，大学堂以上设“大学院”，大学院为学问极则之研究，不主讲授，不主课程，相当于古代中国之翰林院，也相当于西方近代的独立研究院。1902年颁布的《钦定大学堂章程》仿效日本学制，将大学院改名为通儒院，限以五年。通儒院不同于后来的单纯的大学研究院，因为它实际上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机关，相当于后来的专业研究院：“清季的教育制度，于大学堂以上设通儒院，可以算是一种研究学术的机关。但这是法国法兰西学院、英国皇家学院的成例，专备少数宿学极深研究，不是多数学者所能加入的。”[3] 清末新学制中的这种制度设计，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并未能付诸实施。1912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大学令》废止了通儒院，改设大学院。大学院实际上是大学研究院，而非独立的专业研究院。蔡元培云：“民元以前之学制，有通儒院，在大学之上，介乎一与三之间，盖其时定学制者，以大学即古之太学，全国仅设一所也。民元之大学令，认全国不止一大学，改通儒院之名为大学院，则纯属第三类。”[4] 故通儒院实际上是专业性的独立研究院，大学院则相当于后来的大学研究院。
而在民初关于国家制度的设计中，康有为提出了设立“学士院”的设想，类似于研究学术之独立研究院。他在拟订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85条中，对“学士院”作了这样的设计：“设学士院以待硕学而属通才，不设额。凡选学士，以诸学士联保，验所著书及制作图器，创获实迹者，得充补之。其望尤高者为大学士，亦不设额，由诸学士公举之。其常任院事者为直学士。若分科，曰文学、掌故、今史。有涉教育部者，会议而行。大学校长及总教授由此院举之，得教育部之同意，请于总统任之。其史馆隶之，由其编纂。其国中人士著书，皆交学士院定之(或仍旧名曰翰林院)。”[5]
从康氏设计可知，此处“学士院”颇类似于古代中国之“翰林院”，亦即清季之“通儒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兼有最高学术评议机构的性质，不直属于教育部，保持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他在解释此条款时云：“中国数千年，以文学为国，至今则文学扫地尽矣。士不悦学，何以能国？今宜有以奖导之。法国日本皆有学士院，即吾国古之兰台史馆翰林院，以文学为职，宜采之。余大学校长皆独立，不宜隶于教育部。盖亦总长随总理为起落，未必久任，则变多而成事难。且学士与大学校长、总教授，皆一国之硕学魁儒，若屈隶教育部，则总长多年少望轻，魁儒不愿屈于其下，多不就职。”[6] 故设置“学士院”实乃“奖导”学术之策，是由全国硕学魁儒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
康有为设计的“学士院”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并未能付诸实施。真正对设立国家研究院作详细规划并力谋付诸实施者，乃为马相伯之“函夏考文苑”设想。在民初新学制之外，马相伯效仿法兰西学院模式，设计了一套集中型学术研究体制，力谋创建独立的国家学术研究院。许美德云：“马相伯有很长时间一直与耶稣会相关联，他深受法国文化思想的影响，是一个‘法兰西科学院’(Academe Fransaise)的崇尚者。1913年，马相伯在担任袁世凯政府的高级顾问时，就曾经试图建立一所以法兰西学院为榜样的国立学术委员会。马相伯对于英国的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及其亚洲分会，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学会都非常了解，但是他认为只有法国式的学院才真正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他之所以这样认为，可能是由于法兰西学院特别重视和强调使用本族语的缘故。”[7]
马相伯把这种法国式的学术研究机构，称为“函夏考文苑”。“函夏”典出《汉书·扬雄传》：“以函夏大汉兮”，意为大汉帝国包容诸夏，此处特指中国；“考文苑”是马相伯对Academe(阿伽代米)之翻译，原指柏拉图藉以讲授致知学之阿伽代米，后演变成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考文”一词出自《礼记·中庸》：“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强调惟有贵为天子方能考定文章典籍之名，引申为高深之学术著作。故马氏以“考文苑”对译Academe，“函夏考文苑”即为学者聚集其间探讨学问之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马氏创办“函夏考文苑”之宗旨，在于努力为近代中国创设的重要学科树立一个最高等级之学术标准，并以鼓励、组织和奖励方式推动学术研究。马氏设计的组织机构及其功能，显然是模仿法兰西学院，而非英国皇家学会。马相伯云：“阿伽代米，古希腊园主名也，曾以其园供柏拉图等哲学家讲演之用，由此人名作园名，园名作一切讲学所、考文所之称。”[8]
马相伯所设计的“函夏考文苑”，是以法国阿伽代米为参照的。法国考文苑，即通常所谓的“法兰西学院”(法兰西科学院前身)，是一个以文学为主体、多学科协同发展的高级学术研究机构，于15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代创建，颇具特色。马相伯介绍云：法王路易十四时设此考文苑，“志在正字画，正名词”，其工作为：“名词不雅驯者革除之，关于新学者楷定之，古书之难释者择善以注之，讹误者校正之。为发刊通行字典，以统一言文，而岁岁有所增补焉。”[9] 又云：“法国人之创斯苑也，其始不过五六人，十余人，志事首在辨正文字，编字典，纂文规，追踵希腊、罗马，以保存其精当雅正先哲之文。”[10] 被举资格，于文学外，不必兼他科学。于是后人附设“科学苑”，兼数理化三科；又设“金石词翰苑”、“政学道学苑”、“美术苑”。此四苑学者各有定额，而主体则为考文苑。[11]
马相伯介绍说：“考文苑嗣因输助基本金者日盛，故得用为奖励金者颇巨。其奖文学也，岁无问世之作，不加考察，果雅驯有法度，可增民智而无亏风化，则不独以褒予为华衮，品题代加冕而已。凡所著已成者，又准其功，颁苑金以犒之。未成与未著者，若关民智与时局，所应研求，则悬巨金以待之。虽国外之史乘、民族、政教、文学、风俗、物产、陶冶、渔畈、畜牧、蜂蚕、商工、农虞、财用生计之方，无一遗焉。虽华人所译，不为其文，而为其有补于车酋 轩也，亦往往犒奖之。惟然，故不惟文学是重，其宏奖有德，抚恤始终忠信者甚厚。如累世忠仆，志己身辅主家之类，有关社会之观感，人道之扩充者至深且切，故赠予之也，不厌其优。”[12]
马氏还对法国考文苑之学术研究活动作了介绍：“致知学为一切理义学之根源，度数学为一切形质学之根源，故首重哲学，次算学。而一切耳目二官之美术，关于民智文明者，皆附有专家。然邦族之文明，不专在民智，尤在民德。民德尤重公德。公德为合群所必要，且公德盛，私德亦昌。所以凡因公德，如因救水火而致死致伤者，或忠于雇主之孤嫠，行文调查确凿以后，必有以表彰之，抚恤之。抚恤不逮于其身，必逮于其孤嫠焉。为供以上两节之用，筹有基本金极丰。……员额四十名，实为主体，皆终其身，故号称不朽。轮补者须有清真雅正之著作(指书籍不指文集。文就各题论，不专尚词彩也)，经考文苑全体鉴定，悬之国门可无愧者，然后可补。不然，宁缺毋滥。势位与情托，皆在所不行。”[13]
在马相伯看来，法国考文苑之宗旨、办法自成系统，其体制最为周详。中国若设国家级最高学术机构，必须仿效法国考文苑：“他国虽有考文苑之设，俱不如法国之矜严周备。”[14] 为什么要在中国创设法国式之考文苑？其目的在于“近师考文苑以提倡学风也”。马氏云：“学风者，分言之，则学术也，风化也，由风化以酿成风俗也，不待文王而后兴者，非在野之先知先觉是望而谁望？由是提倡之方，一学术，二风化。”马相伯对于民初学风不振极为担忧和不满，呼吁北京政府仿效法国建立考文苑：“今言庞行僻，公私道德，吐弃无遗，家国治权，消亡殆尽，至欲均贫富，公妻孥，而公之均之，意在唯我。凡欧美巷议，穷滥野心，无不登高以呼，教猱升木，猛兽洪水，杨墨盛行(盖为我之至，将肆情纵欲为自由；兼爱之至，将废兵废刑为政体)，不驯至国华无以保存，邦族无以保聚不止。”[15] 为了保存中华国粹，提升国人学术文化素养，马相伯主张必须仿效法国考文苑而设立“函夏考文苑”，从“学术”和“风化”两方面对民初学风加以纠正。
何谓“学术”？在马相伯看来，学术分为两方面：“一作新旧学，示后生以从学之坦途；二厘正新词，俾私淑者因辞而达义。”[16] 学术可分为“作新旧学”和“厘正新词”两个方面。所谓“作新旧学”，就是对以文学、道学为主要内容，以经、史、子为基本范围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研究。如何作新旧学？其设想为：“旧学可先从秦以前入手。经、史、子三者，大都经子言理，而间言事以喻其理；史言事，而间言理以究其事。言必有文，文学是已。其用，言理足使知使由，言事足援往策今。至所言之事之理，则大半为治己治人。有治不治，而善恶生焉。”在他看来，将旧学“作新”，应从两方面入手：“一能变旧学之奥涩，则便于今学；二能使旧学有统系，则近于科学。”故“作新之用”亦有二：“一作新旧学之关于文学者，今其用一。一变其奥涩。以文学言，一正字，二断句。字既正，而句不难断矣。大要按法国人，辨正古文，及古今名物之所为而已足。”文学如此，道学研究也应该在“疏通其义”的基础上，依据现代学术标准，从“离经分类”和“依类合经”两方面入手：“一谓类别关于德性者，问学者，及社会政治暨农与工者，自为篇段，不按原经也。二谓就所类别者而综合之，譬之同一事理，而比兴可万不同焉，然于事理无与也，类而合之，但可为文学之助。至事理之为劝为戒，必有可劝可戒之所以然，能各依类而推穷之，斯有统系矣。”[17]
所谓“厘正新词”，乃为对清末输入之外来学术新词重新厘定。马相伯云：“新词有关于哲学、数理、政治、理化、星躔、地塥、矿石、动植、重力、机械等，有旧有者，旧译者。其旧译者，以晋唐所译梵书为最古，次则明季与清初，又次则日本维新之始译者，汉文尚审正不讹。其后译者，未免难以和文矣。”由于学术新译词概念不统一，必然阻碍近代学术演进。故马相伯特建议延请海内专家对其进行厘定：“厘正者：一校订旧译，二编纂新译。”[18]
何谓“风化”？在马相伯看来，风化分为两方面：“一奖励著作之有补风化民智者；二奖诱凡民之有道义而艰贞者。”[19] 马氏所要奖励的著作有两种：一有补风化者，二有益民智者。马相伯认为，凡关于借物以自养、通国之自治、人之常识者，皆须予以深入研究；其奖励之法为：“一著作已成者，准功以犒之，二在所应研者，悬金以待之。”马氏“奖诱凡民”指特别奖诱那些“有道义者”及“道义之艰贞者”：“道义云者，必权利于让之无过者，加让也；必义务于应尽之外者，加尽也”；“艰贞者，必困衡空乏之备尝也，必历久弥坚而不渝也。”[20]
马相伯理想之“函夏考文苑”，为不受政治干扰之独立国家学术研究院：“该苑不干政治，上不属政府，下不属地方。”[21] 又云：“一切制度，职务职权，上不属于政府，下不属于地方，巍然独立，唯以文教为己任”。如前所述，在马相伯看来，考文苑苑士之资格，唯以学术成果为评鉴准则，不受学术外因素影响。作为发起人，马相伯草拟了“函夏考文苑”“苑士”名单：马良(相伯)、章炳麟(太炎)、严复(几道)、梁启超(卓如)、沈家本、杨守敬(惺吾)(金石地理)、王闿运(壬秋)(文辞)、黄侃(季刚)(小学文辞)、钱夏(季中)(小学)、刘师培(申叔)(群经)、陈汉章(倬云)(群经史)、陈庆年(善余)(礼)、华蘅芳(若汀)(算)、屠奇(敬山)(史)、孙毓筠(少侯)(佛)、王露(心葵)(音乐)、陈三立(伯严)(文辞)、李瑞清(梅庵)(美术)、沈曾植(子培)(目录)。在这个名单上，康有为、廖季平及夏曾佑未列入，是因为其说“近妖妄”，“说近妖妄者不列，故简去夏穗卿、廖季平、康长素。于壬秋亦不取其经说。”[22]
马相伯设计中的“函夏考文苑”，“苑址须大，以日后须设附苑故也。苑屋须不太陋，以外人研汉学者，必来就访故也。”[23]“苑中制度，悉仿法国，人员定额亦四十名，由发起人推举三之一，余由三之一，通信公举。”他还设想：一、“无论到苑前后，个人著作，不得视同苑版。应否加冕，与苑外人同。”二、“本苑只设京都。苑宇须大，以便附设他苑。”三、“苑中须有藏书楼。国内新书，应由出版人各存一部。”四、“基本金可先请领官荒，俟后捐款，自行开垦为妙。”五、“住苑董理人员，俟公举后再定。”六、“附苑可先设金石词翰与美术。美术可先设绘画、造像、金石、雕镂、织绣等，应按历史搜罗，陈列保存之。”[24]
梁启超对马氏“函夏考文苑”的设想极为赞赏。其云：“考文苑系神州宏举，震烁古今，匡翊之责，谊不敢让。台谕以空言不若奖金办法，至为扼要，当以时谘告同人，浼其赞同尊旨，俾中原文献藉假大贤之力而天壤长存，何其幸也！”[25] 马相伯将创设“函夏考文苑”，寄望于袁世凯为代表的北京政府之支持上。他上书袁世凯称：“基本金可先请领官荒，候有捐款，自行开垦为妙。”“基本金非筹官荒千顷，似不足用。开荒之法，先少开。少开则需费少，辗转以开得之利，赓续之，则事易举。”[26] 又云：“基本金可以二、三万顷为之。”[27] 袁世凯基于笼络学术人才之政治考虑，同意马氏建议，明令划出部分官地作为建苑之用。对此，马相伯兴奋地称：“函夏考文苑，前蒙大总统允准在案，中外宣传，叹为盛事。”[28] 经实地勘察，马相伯看中的苑址场所，有遵化州之东陵、天津军粮城南之排地及山海关海滨沙滩等处，后又发现北京“北海莺琼岛之西北隅，有阅古楼、精澜堂两所，颇合用。”[29] 因为有袁世凯的赞同，国务院明确指示：“将关外海滩沙地，拨归函夏考文苑，事属可行”，称已经“知会内务部发给执业凭照”，批示“一俟执照办出，随即送交马先生”。[30] 因内务部对设立“函夏考文苑”有异议，故国务院示意马相伯直接与内务部交涉。但交涉半年后，最终传来财部的“批驳之说”，马相伯设计之“函夏考文苑”流产。
马相伯的“函夏考文苑”设计未能实现，除了与民初复杂的政治环境有关外，还与当时中国学术研究水平较低、学术研究基础薄弱有关。当时中国各学科领域的研究水平较低，尤其是西方近代分科性之科学研究远未达到欧洲那样的水平，在马氏拟定的19位学者中，能够真正称得上“科学家”者，惟有华蘅芳。在当时学术研究水平普遍较低、专业研究人员非常匮乏、公认之学术大家难以为人接受的条件下，要创设像法兰西学院那样的学术权威组织，显然是一种奢望。
尽管如此，马相伯设计的“函夏考文苑”与后来蔡元培主持创立的中央研究院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函夏考文苑”之“学术独立”原则，为中央研究院所继承；其拟设之主要研究机构，后来亦在中央研究院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方豪将“函夏考文苑”拟设之机构“代为借用今日通行名词称之”，则可分为13个学术机构：哲学研究所、数学研究所、物理学研究所、艺术研究所、考古学研究所、动物学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中国大字典与专门字典编纂所、名词统一委员会、古物保管委员会、古籍刊行委员会、中国语文改进委员会、奖恤委员会。[31] 这些分属机构，与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所设之数学、物理、历史语言、动物、植物等研究所，颇为相似。
(二)
马相伯设计的“函夏考文苑”尽管流产了，但设立独立专业研究所之呼声并未停止。蔡元培在尝试创建北京大学研究所时，已认识到大学研究所与独立研究所之区别，看到了独立专业研究所对推动近代学术体制建设之重大作用，并积极倡导建立这类独立研究所。他指出，教育学术的中心除了大学外，还有图书馆与研究所；研究所除了大学研究所外，还有独立的专业研究所：“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但各国为便利学者起见，常常设有独立的研究所。如法国的巴斯笃研究所，专研究生物化学及微生物学，是世界最著名的。美国富人，常常创捐基金，设立各种研究所，所以工艺上新发明很多。我们北京大学，虽有研究所，但设备很不完全。至于独立的研究所，竟还没有听到。”[32] 故力谋创设独立的专业研究所。
在民初很多对西方近代学术有所了解的学者看来，创设专业研究所是推进学术研究体制化之重要途径。中国科学社之创始人任鸿隽云：“一国学术的进展，大概不出两途：一是偶然的发展，一是有计划的推进。所谓偶然的发展，或因天才的出现，或因时势的要求，促成一种的意外成功。如巴斯德的发明微菌学，法勒第的发明电学，是其一例。所谓有计划的推进，是有一定的目的与组织，按部就班的以求实现。普通科学的发展，大半是循这一个途径。因此，我们要叙述我国科学的进展，必须以研究机关的是否存在为其先决条件，因为研究机关乃是以发展某种科学为目的而组织的。”[33] 因此，为了推进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必须谋求科学组织的发达，组建并完善学术研究机关。而最重要之学术研究机关，乃为独立的专业研究所。
在任鸿隽看来，创设专业研究所是推进科学研究之终南捷径，故主张设立独立之专门研究所。其云：“我们的宗旨，是要图中国科学的发达。……关于研究一方面的，我们打算自己设立图书馆、研究所、博物馆等等，要使我们的科学界自己也有新研究、新发明，在世界的智识总量上，有一点贡献，才算达到我们的目的。”[34] 他强调：“只要有研究的人才，和研究的机关，科学家的出现，是不可限量的。学校有学校的办法及设备，要办到能够制造科学家的时势，可不容易。但是我们现摆着一个终南捷径，为什么不走呢？兄弟所说的终南捷径，就是研究所。我们只要筹一点经费，组织一个研究所，请几位有科学训练及能力的人才作研究员，几年之后，于科学上有了发明，我们学界的研究精神，就会渐渐的鼓舞振作起来，就是我们学界在世界上的位置也会渐渐增高，岂不比专靠学校要简捷有效些么？”[35]
正因学术界对于成立研究机构，以培育、供养职业学者从事专门研究，合理调配各种资源以推动学术发展，有着愈来愈迫切的呼声；正因欧美研究机构对推动学术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益使民初学者深信在中国建立一个欧美式的研究机构，为刻不容缓之事业，故在民初马相伯筹设“函夏考文苑”的同时，许多人开始尝试建立独立的专业研究所，其中以北京政府实业部地质调查所较具代表性。
1912年，北京政府实业部设置辅助机构——矿业司地质科，其后名称数变。1913年，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以调查矿产事务为主。所长丁文江亲自测勘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并前往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进行地质矿产调查，所获甚丰。北京政府工商部下亦设地质研究所，以章鸿钊为所长，翁文灏等专任教授，期能造就人才。1916年6月，地质研究所毕业22人，大部转入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其中王竹泉调查山西，谭锡畴调查山东，谢家荣调查湖北，刘季辰调查云南、浙江，袁复礼、谢家荣调查甘肃。这批人才成为日后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主干。1916年10月，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分设总务、地质、矿产三股。从1928年起，该所修改章程，不取分科制度，只以研究工作为标准，分为图书馆，地质矿产陈列馆，及古生物、燃料、土壤、地质四个研究室；工作内容分为七项：地质图的测制，矿产的调查，燃料、矿物岩石、古生物、地震、土壤等的研究，同时注意于泉源，并出版《地质汇报》、《地质专报》、《土壤专报》、《地震专报》等多种。[36]
对于地质调查所取得的成绩，蔡元培给予了充分肯定：“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自设立以来，关于调查矿产方面，固已成绩昭然，即关于学术研究方面，尤能于中国地质多所发明，几足与各国地质机关相颉颃，此非元培等之私言，实为中外专家所公认。该所所刊专门报告，交换远及欧美，本年万国地质学大会，亦已提出论文，由该会通告各国，不特为国内研究机关之嚆矢，亦实关国际文化之名誉。且闻该所用人极严，办事认真，洵为近时官立机关中所仅见。”[37] 胡适亦赞云：“自从地质调查所成立以来，丁文江、翁文灏和其他的几位地质学者，用科学的精神，作互助的研究，经过种种的困难，始终不间断，所以能有现在的成绩。他们的成绩共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全国地质的调查。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业，一时不容易成功。他们现在已经测量的，只有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几省。第二是供给矿产的知识。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成绩最大，我们看中国矿业家这几年捐给地质调查所博物馆图书馆的钱的数目，就可以知道中国矿业所受的利益了。第三是科学的研究。地质调查所里的地质学者，近年很出了些有价值的科学著作。本国学者除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各位之外，还有外国学者葛拉普(Grabau)安特森(Andemon)在所里做专门研究。我们现在虽不能说这一班中国地质学者在世界的地质研究上有什么创作的贡献，我们至少可以说，他们整理中国的地质学知识，已经能使‘中国地质学’成一门科学，单这一点，已经很可以使中国学别种科学的人十分惭愧了。”[38]
紧随地质调查所后创建之独立研究所，是中国科学社南京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是1914年留美学生发起组建的一个综合性学术团体，其最初目的是“刊行科学杂志以灌输科学智识，”[39] 并将“设立各科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列为所要兴办之重要事业。任鸿隽在论述新式学会创办研究所之重要性时强调：“夫发明有待于研究，而研究又有待于历久之积力，然则研究将由何术以继续不辍耶？曰，是有组织之法在。”[40] 而组织之法，即为建立专业研究所。1922年8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南京建立，由秉志负责，研究人员多为归国留美学生。该研究所由动物部和植物部组成，动物部由秉志、陈祯负责；植物部由胡先骕、钱崇溺负责。该所“对于各省植物调查，尤为注意，例如与浙江大学农学院合作，研究浙省植物；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合作，调查四川植物。”[41] 他们主要从事中国动植物的调查及其分类工作，进行生物科学研究，出现了大批研究成果。如陈祯的《金鱼的变异》、胡先骕的《中国植物之新种》、王家辑的《南京原生动物之研究》、秉志的《鲸鱼骨悟之新种》、《虎骨之研究》等论文，均是将采集的标本，经过鉴定、叙述，再用传统分类方法加以系统分析而写出的具有科学价值的上乘之作。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创办，是近代中国科学史上之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中国谈不上有生物科学，也没有民办的学术研究机构。该所创办后，动植物之分类学、遗传学、生理学，动物之解剖生理学，植物之细胞学和育种学等学科的研究，得以渐次开展，生物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在世界上赢得了荣誉。不仅如此，该所之创建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促进了各种专业研究机构的创建。上海生物学会、植物学会、动物学会，及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植物园、云南植物调查所等研究机构，均是在其影响下相继成立的。
在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示范作用下，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兴起了创建学术研究机构之热潮。蔡元培对这种趋势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在这个时候，知识阶级已觉悟单靠得学位，图饭碗，并不算是学者，渴望有一种研究的机关。十几年来，次第成立的有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最近有中山文化教育馆的研究部。各大学，如北京、清华、燕京等，亦往往设研究所；最近教育部且通令各大学建设研究机关。而其他学术团体，除科学社成立在先外，如普通性质的中华学艺社，专门性质的地质、生物、物理、化学、农学、工程、经济、社会等学会，都在这个时间次第成立了。”[42] “五四”以后建立的各种研究机构，除了各种新式学会和大学研究院外，主要是像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这样的独立研究院所。独立的研究院所及专业性的新式学会，构成近代中国学术研究机构之主干。
1920年代以后，除了1928年创建的中央研究院和1929年创建的北平研究院等全国性的综合研究院外，全国各地相继创办了各种独立的专业研究所。到1930年代初，全国普遍设立了各种独立的专业研究院所。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5年1月统计，全国主要学术机关团体有142个，其中普通类21个，自然科学类(包括理科、工程、农林、医药)34个，社会科学类39个，文艺类9个，体育类7个。[43]
各种专业研究所的机构设置、运行机制不仅迥异于古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而且与大学研究院亦颇不同。它们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各门学科之学术研究，促进了近代中国学术研究的体制化与组织化。刘咸指出：“我国各门科学研究事业，以目下论，最擅时誉而著成绩者，当推地质学与生物学。以北平地质调查所为中心之地质学研究，得中央研究院，两广及各省地质调查所之合作，于测制全国地质图，调查矿产岩石，研究古生物，土壤，燃料，地震诸般工作，于学理上，应用上，均卓著成绩，而‘北京人’之发现，尤为希世之事，于追寻人类祖先，得一新枝，贡献至大。说者谓我国地质学之研究成绩，突过日本，甚或可以赶上世界之进步，或非虚语。”[44] 再以生物学研究为例，“生物学之研究，较地质学稍迟，首先倡研究者，为中国科学社之设立生物研究所，在秉志、胡先骕两大领袖领导之下，动物学植物学同时发展，在此二十年中，为文化上辟出一条新路，造就许多人才，要算在中国学术上最得意的一件事。”[45] 卢于道亦概括云：“真正国人自创之动物研究室，当首推南京中国科学社之生物研究所，该研究所创办者为秉农山先生，原任国立东南大学动物学教授，每于讲习之余，感国产材料之不足。遂毅然决然假中国科学社之简陋楼屋，创办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立后，以极少经费，采集标本，购置书籍，添置仪器，东吴大学之学子，亦于是有观摩钻研动物科学之机会。及至今日，国内动物学家之出该所或在该所受训练者，先后不下百余人。”[46]
正因如此，无论是对学术研究风气之形成，还是对学术研究之推进，抑或是对近代学术体制化之推动，民国初年创建之专业研究所均起了重大作用。有人检讨专业研究所创办后之科学研究成绩云：“以如此短暂时间，与少量金钱，平情而论，堪称优异，吾人试将各研究机关之刊物报告，无论从数量方面或质量方面，细加考计，当可知吾国二十年来振兴科学，系一成功之事业，较之其他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建设之成绩，皆有过之无不及。又近年国内各大学教授于教课之外，咸知趋尚研究工作，此种风气心理之进步，尤为可贵。”[47]
如果说中国科学社的活动是较为低级的科学体制化，并肇始了中国学术体制化的话，那么专业研究所的创建，则是高层次上的学术体制化。有人指出：“在中国的传统土壤上和背景条件下，英国皇家学会型的科学体制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发育生长，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促成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发展。事实上，也只有政府才有这种力量。因此，建立中央研究院既是中国科学社长期探索经验所提出的体制上的必然要求，又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必然选择。”[48] 民国初年创建的各专业研究所及相继成立的各专业学会，为国家研究院的建立奠定了制度性基础。1928年正式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依靠强大的政府力量和控制的庞大学术资源，在“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的方针指导下，与各研究机关团体进行了多方面合作，充分发挥其国家研究院的多方面功能，推动并逐渐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化进程。
注释：
①本文曾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于200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一九一○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标签：中国法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大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科学论文; 法兰西学院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