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湖北双籍进士的地域流动探析
宋传银
(江汉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56)
摘要 与普通移民相比，明代湖北进士移民具有特殊性。迁出移民以官籍移民为主，普通移民以民籍移民为主。迁入移民以民籍移民为主，与普通移民一致。迁移时间主要在明代中后期，普通移民则在明初。迁出移民主要来源于今鄂东地区、江汉平原，迁入移民主要来源于今江西，均与普通移民相同，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人们所熟知的“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运动。迁出移民主要分布于今北京、山东与四川，其中民籍移民主要迁往四川，说明“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明代。迁入移民主要分布于今江汉平原、鄂东地区，普通移民则主要分布于鄂东地区。
关键词 明代； 湖北； 双籍进士； “江西填湖广”； “湖广填四川”
明代湖北人口迁移在中国移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江西填湖广”之说。但是，这场移民运动在正史、明代《实录》中几乎没有记载，方志中的资料也相当有限①。这种无米之炊给学者们的研究带来困难。20世纪90年代，曹树基在《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中说：“湖北移民历史的研究要大大难于湖南。这是因为，文献中关于湖北人口变动的记载极少，作为氏族来源最为详细的方志氏族或类似资料，遍检湖北的方志以后也仅发现寥寥几种，且质量不能与湖南的有关资料相提并论，这就给我们的研究增加了难度。”②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学者们尝试从不同角度论证这一过程。20世纪90年代，张国雄曾利用族谱研究明清时期两湖的移民运动③。另外，有学者利用双籍进士资料全面研究明代移民史④，或者专门研究某一省份的移民运动⑤。目前学界还没有学者利用双籍进士资料研究明代湖北移民运动，本文拟作一尝试。
明代户籍中户籍与乡贯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⑥。明代按户籍所在地将编户分为不同的户口类型，并以此征收赋税。随着人口的地域流动，有的人迁移到了别的地方，或移籍，或寄居，这就导致一个人户籍的现籍与其原籍不一致。明代规定，士子应在现籍报名参加科举考试。大多数人的现籍与原籍是一致的，其中少部分现籍与原籍不一致的进士即为“双籍进士”。进士既有双籍，说明他们在地域上发生了迁移，符合学术界关于移民的定义⑦。这些双籍进士资料成为研究移民运动的可贵资料之一。
依据清代李望周等人编辑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以下简称《题名碑录》)以及今人朱保炯、谢沛霖依据《题名碑录》编制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明代湖北共有双籍进士174名。依据其现居地与原籍，本文将其分为三种情形讨论：一是原籍在今湖北省、现籍在外省的；二是原籍在外省、现籍在今湖北省的；三是原籍及现籍均在今湖北省的。这三种情形分别代表了明代湖北人口迁移的三种形式：湖北人口的外迁、外来人口的迁入、省内人口迁移。限于篇幅，依其重要性，第三种情形从略。
一、明代湖北进士移民的外迁
依据《题名碑录》及《索引》，双籍进士中原籍在湖北、现籍在外省者共71名。从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代湖北外迁移民的一些基本特征。
(一)迁出移民的类型特征
移民有不同的分类⑧，从移民身份角度，明代湖北双籍进士的移民类型可以分为军籍移民、官籍移民及民籍移民。
军籍移民又称卫所移民，指军户到卫所当兵，一部分卫所官兵以后逐渐在当地落户。明代军户一般不在本地卫所从军，北方卫所的军人来自南方，南方卫所的军人来自北方。这样就产生了军籍移民。这也是明代移民中的一种独特现象⑨。如成化十四年(1478)戊戌科的丁昶原籍为襄阳卫，现籍为云南蒙化卫军籍⑩；嘉靖二十年(1541)辛丑科的张登高原籍为汉阳，现籍为山东濮州千户所军籍
；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科的万民英原籍为江夏，现籍为大宁都司茂山卫军籍
。军籍下分为军匠籍、弓兵籍、力士籍、勇士籍、校籍·军校籍、校尉籍、旗籍、总旗籍、军官籍、军灶籍、军盐籍、效籍、军民籍等
。
明代官籍为政府优待功臣而设，其中以军功之家占多数，因而官籍移民有的是卫所籍，如成化十四年(1478)戊戌科的鲁义，原籍为黄冈，现籍为辽宁定远右卫官籍
。正德九年(1514)甲戌科的李锐，原籍为谷城，现籍为大宁都司保定后卫官籍
。有的官籍移民则在州县。据康熙《湖广通志》记载：“熊士章(熊伯龙祖父)，字文麓，随父任楚府典宝，遂家于汉阳。”
万历五年(1577)的张嗣修、万历八年(1580)庚辰科张懋修与张敬修，为名相张居正之子，张居正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进士，后位居首辅，其子均为锦衣卫官籍。
民籍移民指普通百姓因种种原因迁往他地。移民按其性质，可以分为生存型移民、开发型移民
。前者指百姓因迁出地的推力(如自然灾害、战争等)而迁移，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北人南迁高潮；后者因迁入地的拉力(如迁入地有较好的发展空间等)而迁移，如移民史上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因当时湖广与四川有大片空闲土地，加之赋税较低，较之原居地有着较好的发展空间，大批移民便蜂拥而至
。如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科的王至善，原籍为襄阳卫，现籍为山东历城民籍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未科的李胤祥，原籍为公安，现籍为四川富顺民籍
。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科的王政敏，原籍为汉阳，现籍为山东费县民籍
。
进士移民迁入的时间特征与迁出一样，集中于明代中后期。这也与湖北移民迁入大势存在差异。
籍别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人的家庭出身。进士中的官籍移民最多，说明湖北迁往外地的进士家庭出身多为官宦之家。民籍移民最少，说明出身平民的进士所占比例小。
以上数据是否具有普遍性呢？从全国情形来看，据研究，明代12400余名进士中，民籍进士的比例为60%左右，军籍进士为25%左右，官籍进士为4.5%左右
。有的研究认为军籍进士占到全国进士近30%
。这与湖北外迁移民的类型特征刚好相反，说明湖北外迁移民类型具有特殊性，并不反映进士类型的一般规律。
官籍移民多可能与迁入地有京师有关。京师卫所最多，称为京卫，分为三类，一是五军都督府之属，共33卫，主要拱卫京师及京城各门。二是上直卫，又称亲军卫，共26卫，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锦衣卫。三是执行专门事务的卫所
。这些卫所官兵多以富家子弟担任
。从具体事例看，京卫占了很大比例，如锦衣卫就有6例，府军前卫(属上直卫)有2例，还有羽林前卫、金吾右卫(属上直卫)等。
军籍移民较多同样与迁入地有京师有关，其中京卫占有一定比例，如锦衣卫、武骧左卫等。其次与湖北的地理位置有关。如前所述，南方卫所的军人多来自北方，北方卫所的军人多来自南方。因湖北位居中部，它是北方的南方，也是南方的北方，因此北方可以远至今辽宁、山东，南方可以远至今广西、云南、贵州，也可以近至今河南、湖南、安徽。如果是单纯的北方或南方省份，其军籍移民一定会少得多。
(二)移民外迁的时间特征
从统计数据来看，71位双籍进士中，成化年间4人，弘治年间3人，正德年间13人，嘉靖年间21人，隆庆年间2人，万历年间14人，天启年间2人，崇祯年间12人。明初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诸朝一位双籍进士也没有。从绝对数量来看，嘉靖年间最多。从相对数量来看，正德年间最多，崇祯年间次之，隆庆年间、嘉靖年间再次之，再就是万历、天启年间，成化、弘治年间最少。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研究 ……………………………………………………… 李 凡 吴力佳（3/42）
为什么明代初期一位双籍进士也没有？因为以上反映的是进士报考年代的情形，而真正发生人口迁移往往是在进士的父辈、祖辈、曾祖甚至于高祖辈。换言之，就一般情形而言，当一个家族迁入某地之后，先要站稳脚跟，往往要经过若干代之后，才能有进士人才出现。
如嘉靖三十二年癸丑科王一鹗，据同治《曲周县志》卷20《艺文上》所载明代江夏人郭正域所撰《大司马王公一鹗传》，其先祖为山西曲沃人，明代初年因躲避战乱，六世祖王斌迁至今枣阳，其父因游学迁至山西曲周，并在当地著籍，遂为曲周人，之后王一鹗考中进士
。又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戊辰科李盛，光绪《武昌县志》卷13《选举》记载：“案《李氏谱》，李氏元季由兴国迁武昌县洪道乡之葛山，三传至盛，盛登洪武乙丑科进士，孙友承、应芳皆岁贡生。”
说明李盛的高祖在元代从兴国迁往武昌县，直到三代之后的李盛，才有进士人才出现。
清代王葆心在《续汉口丛谈》中曾以若干家族为例证，谈论汉口科举与移民的关系。如顺治六年(1649)己丑科吴正治，最先是因其曾祖父吴文仲于明代万历年间来汉口经商，遂隶籍汉阳。吴正治同科进士熊伯龙，籍贯为江西进贤人，因曾祖父熊洪为明代楚王府官员，遂著籍汉阳。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丁鹿鸣，原籍浙江上虞，因其祖父丁仁静经商于汉口而著籍。嘉庆七年(1802)壬戌科邱树棠，原籍浙江上杭，因其父亲迁汉而著籍。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袁希祖，原籍浙江上虞，因其祖父赁居汉口著籍。汉口科第最盛的为孙皋家族。孙为康熙十八年(1679)己未科进士，安徽休宁人，其祖上由休宁到汉口经商，遂著籍为汉阳人，到孙皋时才中进士，后又有5位举人，4位贡生。王氏最后总结说：“诸家大抵以商至汉，每每一传而即显，次亦只再传也，然则此邦最宜侨民可知矣。”
即迁入湖北的进士移民在地域上是如何分布的。据统计数据，按多少排列依次为：荆州市(22)、黄冈市(10)、武汉市(8)、襄阳市(8)、荆门市(6)、十堰市(6)、随州市(3)、孝感市(3)、咸宁市(3)、宜昌市(2)，黄石市、鄂州市、恩施州为0。如果按湖北省四大区域统计，则鄂东区24例、江汉平原区28例、鄂西北区为17例、鄂西南区为2例。
这种特征与全国及湖北的大势存在差异。学界在研究明代人口迁移时，有“洪武大移民”之说
。这是全国的情形。在湖北也是如此，湖北地方志中留下了一些记载。如同治《黄陂县志》卷1称：“至明初而土著者多迁四川。”
在清代纂修的四川地方志中更有大量的记载。如宣统《广安县志》据旧撰《大竹志》说：“洪武四年(1371年)，廖永忠平蜀，大肆杀戮，复徙楚之麻黄人来实兹土。”“户籍以明初土籍曰旧，以康熙客籍曰新。凡楚人居其大半，而以明之黄麻籍最早，武昌通城之籍次之。”民国《汉源县志》称：“元代重戍骄将，摧残地方。明代之初，秦楚填蜀……一时编户齐民，秦楚籍者八九焉。”民国《云阳县志》列举该县向、何、谭、孙、于、张、贺、李、王诸姓，都是“明洪武年间自麻城迁入”。民国《巴中县志》载：“元末明初，邑址荒废。间有自楚迁入者，插占为业。”民国《简阳县志》：“洪武二年，湖广麻城居民迁至简州者众多。”光绪《内江县志》：“俗传洪武二年徙楚实蜀。”
据研究，在移入四川的移民运动中，明中叶和明末的迁移规模远远比不上明初，因而有的学者将元末明初的以湖北人为主的移民入川浪潮称为四川历史上的六次大移民之一
。显然，在这场大移民中，湖北更多地充当了“迁入者”的角色，而不是“迁出者”。
(三)移民外迁的空间特征
1.迁入地
2.迁入地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明代湖北移民迁入地最多的是北京，其次是山东，四川再次之。
YL82B热轧盘条合格显微组织为索氏体+珠光体，且索氏体在显微组织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不小于85%）才能使YL82B钢具有高的冷拉极限值。因为索氏体的片层间距小，当盘条拉拔变形时，片层多而薄的铁素体相可以使位错运动均匀而分散，抑制位错塞积的提前发生。另外，当索氏体中的渗碳体相为薄片形态时，它在拉拔变形时可以发生弯曲且不易发生折断。但是，如果渗碳体和铁素体片层继续变薄成为屈氏体时，在拉拔变形时渗碳体片之间发生碰撞的概率增大，使塑性变差。
迁入地的前三位应作具体分析。从移民类型看，迁入北京最多的是官籍移民，而官籍移民占据整个外迁移民的40%，北京成为迁入地最多之地自在情理之中。迁入山东的移民中，有11例军籍移民，民籍移民只有4例，山东成为迁入地的第二位与军籍移民多有关。四川排在第三位，而迁入四川的移民中，民籍移民最多，有5例；军籍移民次之，有3例；官籍移民有1例，役籍缺1例。
现在，他们已经远离八十六师了，成了一支孤军。兰溪往西这一带国军和日军都没有，至少暂时是安全的，但如果再往前走就是诸葛、寿昌镇一线了，离衢州城越来越远，得往南往西折转，穿过横山、石佛一线才是衢州。
从中国移民史的整体上看，官籍移民与军籍移民只是移民的小部分，真正移民主体是民籍移民。这就提示我们，明代湖北移民迁入地最多的实际上是四川。《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中称：“除元代末年明氏进行军事移民之外，洪武年间四川还存在着一般的民籍移民。民籍移民的主要来源也是湖北地区。”
虽说这里所说的是洪武年间，实际上这种现象在整个明代一直存在。这就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一结论。同时也告诉人们，我们所悉知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并不发生在清代，其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明代，甚至于元代末年。
③参见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依据统计数据，迁出地按数量多少排列依次为
：黄冈市(31)、荆州市(11)、武汉市(6)、孝感市(5)、咸宁市(5)、襄阳市(5)、黄石市(3)、荆门市(3)、随州市(1)、宜昌市(1)，鄂州市、十堰市、恩施州均为0。
从上述统计中可以看出，明代湖北移民迁出地集中于今黄冈市，其次为荆州市。根据湖北地域特点，现代地理学上一般将湖北分为四大区，即鄂东区、江汉平原区、鄂西北区、鄂西南区
。按这四大区来统计，鄂东区为50人，江汉平原区为14人，鄂西北区为6人，鄂西南区为1人。其中鄂东区占据绝对优势，占到总数的70%还多。
二、明代进士移民迁入湖北
依据《题名碑录》及《索引》，双籍进士中，原籍在外省、现籍在湖北者也是71名。依据这些进士统计数据，同样也可看出明代进士移民迁入湖北的一些基本特征。
为提高混凝土的密实度，改善其抗裂性能，混凝土振捣采用二次振捣的方法。在新浇混凝土覆盖下一层混凝土时，振捣棒应插入下一层混凝土中50 mm左右进行振捣。二次振捣在混凝土初凝前完成。
(2)通过拉合开关，判断接地支路，也称“拉路法”。就是停掉该回路的直流电源,停电时间应小于3秒，一般先从信号回路、照明回路,再操作回路、保护回路等。逐项拉合支路开关，每次观察直流屏的监控单元情况，如果当拉开某路后告警信号消失，再次合上该路开关，告警信号再次出现，则断定此支路接地。当确定了接地点的回路范围后，再根据回路中可能接地的线路和设备，逐步缩小查找范围，直至找出接地点。一般情况下，潮湿污秽地方的电气设备元件容易发生非金属性接地。
(一)进士移民迁入的类型特征
从统计数据来看，民籍移民最多，有47例，比重为66.2%；官籍移民和军籍移民均为7例，比重为9.9%。另有驿站籍1例，籍别缺失有9例。
这与迁出移民相比，形成巨大的反差。官籍移民和军籍移民比重大大降低，分别下降约31个和23个百分点；民籍移民比重大幅度上升，上升约48个百分点。
这种情形的产生与湖北的非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关。因不是政治中心，湖北地区的卫所较之京卫要少得多。湖北地区的卫所包括武昌卫、武昌左卫、黄州卫、蕲州卫、承天卫、襄阳卫、沔阳卫、施州卫、德安千户所、夷陵千户所、襄阳护卫、荆州左护卫、荆州中护卫、武昌左右中护卫等
。所以军籍移民比重降低。从官籍移民的构成看，7例官籍移民中有5例为卫所籍。
(二)进士移民迁入的时间特征
明代进士的籍别涉及官籍、军籍、民籍、校尉籍、校籍·军校籍、力士籍、匠籍等几种，其中校尉籍、校籍·军校籍、力士籍三种可以归到军籍，匠籍归入民籍。从统计数据看，官籍移民最多，有29例，占总数的40.8%；军籍移民次之，有23例，占总数的32.4%；民籍移民最少，有13例，占总数的18.3%。缺籍别6例。
这一分布格局与湖北移民大势稍有差异，表现为荆州市与黄冈市形成反差，或鄂东区与江汉平原区形成反差。按常理，湖北移民的绝大多数既然来自江西，则先选择靠近江西的鄂东区，然后再往西，进入江汉平原区。据研究，洪武年间黄州府的移民87%来自江西，武昌府的比例为85%，荆州府、汉阳府、沔阳府的比例为80%，襄阳府的宜城可能是江西移民，枣阳、光化则为山西移民
。所以在迁入移民的分布格局上应以鄂东区为多，而不是江汉平原。
(三)进士移民迁入的空间特征
1.迁出地
即迁入湖北的进士移民来源于哪里？据统计数据，按多少排列依次为：江西(38)、安徽(8)、江苏(8)、浙江(6)、河南(3)、陕西(2)、河北(1)、山西(1)、四川(1)、福建(1)、广西(1)、云南(1)。其中江西占据绝对优势，所占比重为53.5%。这就为我们熟知的“江西填湖广”提供了佐证。
这一特征与湖北移民大势一致。据曹树基的研究，洪武年间湖北98万移民人口中，江西籍移民约为69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0%左右
。前述地方志、族谱及现代田野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双籍进士的现籍就是他的迁入地。据统计数据，迁入地按数量多少排列依次为
：北京(17)、山东(11)、四川(10)、河北(5)、安徽(4)、辽宁(3)、陕西(3)、广西(3)、浙江(2)、河南(2)、云南(2)、贵州(2)、山西(2)、江苏(2)、湖南(1)、江西(1)、福建(1)。
鉴于上述现象，明代湖北人口迁移的时间可以在双籍进士的时代往前推移数十年或百余年。但即便是这样，双籍进士所反映出的明代湖北移民外迁时间集中于中后期，而不是明初。
现有的研究表明，在明代196个家族中，迁自明初与洪武年间者有136族，占总数的69%
。地方志的记载更多，有少量方志有具体的统计。如宣统《黄安乡土志》下卷《氏族录》中载有48个氏族的来源，其中有确切迁入时间的有41个，这41族中有29族迁自元末明初，占70%
。现代田野调查(主要依据族谱)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据应山县部分族谱所载，该县大部分姓氏为明初由麻城及江西、安徽等地迁入，开始只一人或数人居住一地，后经数十代人口繁衍，而成一地之大姓，并以姓氏命名地名，如郝家店、吴家店、红石李店、张杨店、魏家店等
。据孝感龙店区毛陈镇青石村《胡氏族谱》载：“祖故籍江西麻城。元末刘福通之乱，孝邑子弟从军入蜀，井里为墟。明洪武二年(1369年)，诏附近居民立草为标，土地河湖纳贡赋者永为世业。”新农村《董氏族谱》称：“元末刘福通之乱，孝邑人民从军入蜀，井里萧条。洪武二年，诏附近居民立草为标，认赋者即为世业。祖由江西新建县迁徙卜居此地。”鲁家铺《夏氏族谱》载：“荣二祖其先麻城太平乡古井巷，明洪武初迁徙，天下富民充伍，公偕李儒子徙居孝感县。”
据红安县的一些族谱记载，红安王、陈、韩、周、刘、钟、何、熊、戴、黄等姓均由明初迁入，有的还有确切时间，或言洪武初，或言明初，有的说是洪武二年
。随州柳林镇、古城、团结境内，除赵、钱、续、刘等姓为原籍外，张、陈、程、王、彭、唐、任、邬、占、熊、马、徐等姓均系洪武年从江西迁入落籍。随州南部何店、洛阳、庹家等地均有类似族谱、碑文记载
。据郧西上津镇《寇氏族谱》记载，寇氏祖籍为山西洪洞县，明洪武初年迁居陕西渭南县，继而转迁至上津伍峪河寇家岭，繁衍至今有23代，为县境西部迁来最早的姓氏。东部迁来最早的是梁姓，洪武初年从湖南长沙迁至城东四堰坪，发展至今已21代。其后师、韩、罗三姓接踵而来，四姓四户，四眼井，四堰坪亦由此演变而来。当时，从四眼井至东营方圆十余里，还有高、夏、刘、李、邓等共9姓。明初还有从江西吉水迁来夹河长沙坝居住的王姓等
。据鄂西南几本民族志的调查，境内相当多的氏族，其先祖均迁于明初。鹤峰苗族杨姓的进山公公在洪武年间从湘西麻阳大栗树迁往今鹤峰走马镇杨家场(当时为麻寮土司地)落业，然后分支到鹤峰各地
。汉族较大规模地迁入来凤县的时间就有明朝洪武年间，主要由湖广一带迁入，也有部分大田军民千户所驻守的汉兵在来凤落籍
。
三、结语
与普通移民相比，进士移民具有其特殊性。在移民类型上，迁出的移民以官籍移民最多，军籍移民次之，民籍移民最少。迁入的移民则与此相反，民籍移民最多，官籍移民最少。迁出移民与普通移民运动的特征相反，而迁入移民则与普通移民运动的特征一致。
在迁移时间上，迁出和迁入移民具有相同的特点，即迁移时间都集中于明代中后期。这与普通移民运动迁移时间集中于明初的特征存在差异。
在迁出移民的来源上，迁出移民主要来源于今鄂东地区、江汉平原区。这与普通移民运动的特征一致。在迁入移民的来源上，迁入移民主要来源于今江西。这与普通移民的特征一致，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人们所熟知的“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运动。
在迁出移民的地域分布上，他们主要分布于今北京、山东与四川，其中民籍移民主要迁往四川，这就说明“湖广填四川”不仅仅发生在清代，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明代。在迁入移民的地域分布上，他们主要分布于今江汉平原区、鄂东地区。这与普通移民主要分布于鄂东地区的特征稍有差异。
产生这些特殊性的原因均与进士移民的特征分不开，也与湖北的地理位置、明代的特殊背景密切相关。
双籍进士是一种特殊的移民群体，研究他们可以拓展移民史研究的视野，并对不同类型的移民运动及其特征有更深入的认识。
除了对病毒分离培养与鉴定方法之外，还可以采用免疫电镜法，这种检测方法拥有简便、直观、快速、准确的优点，但是由于检测过程中需要使用价格昂贵的电镜设备，所以诊断费用比较高。此种方法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诊断。免疫电镜法就是可以通过电镜能够清晰的观察到病毒结构、形态以及立体结构等特征，然后可以对疾病作出判断。将患病仔猪的小肠或者病毒细胞培养物用固定液进行固定，然后用机器切成超薄的切片，在电镜下进行观察病毒的结构、形态。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区别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和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因为免疫电镜法不仅可以用已知的猪流行性腹泻病毒高免血清检测未知抗体，而且还能够借助已知的猪流行性腹泻病毒抗原检测未知抗体[3]。
注释
①宣统《黄安乡土志》、民国《松滋县志》、民国《通山县乡土志》等几种方志中有关于当地氏族来源的较为集中的记载，其余绝大部分是零散的记载。
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要根据实际解决问题的需要，教师之间合作，围绕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教学情境，针对教材、课程、学生，通过“学案”这一载体改进教学行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为学生设计一种以学生好学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提倡先做后学、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理念及课前预习或布置作业，小组合作学习、交流、讨论小组代表进行班级交流，教师进行引导点拨。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共同研究学习，开展教学活动，教师围绕知识点组织课堂教学、课内探究、完成针对性练习并及时反思、合作交流讨论，寻找利用学案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最佳方法。
②⑨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9页，第7-8页，第154页，第148页，第128-148页。
2.迁出地
④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⑤刘小龙：《明代四川双籍进士与移民初探》，《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张晓东：《甘肃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⑥许敏：《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王毓铨：《籍·贯·籍贯》，《文史知识》1988第2期；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编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页。
⑦⑧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第1卷中把移民定义为“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并将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分为五种类型，自北而南的生存型移民，以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性移民，从平原到山区、从内地到边疆的开发性移民，北方牧业民族或非华夏族的内徙与西迁、东南沿海地区对海外的移民。参见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1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页，第54-74页，第48-53页。
⑩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47页，第418页，第1483页，“编例”第4页，第936页，第1329页，第197页，第1234页，第197页。
康熙《湖广通志》卷32，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第15页。
6）问题总结：接地变、站用变保护装置的中央信号2继电器（XJ2装置告警信号继电器）由控制回路断线告警启动后，即使控制回路断线信号返回，按键复归操作后，中央信号2继电器也无法返回。对此厂家经过研究后发现为装置软件处理问题，同时发现东莞局共有9个站同型装置存在同样的问题。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4-68页。
王红春：《明代进士家状研究——以56种会试录和57种进士登科录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72页。
郭培贵、孙经纬：《明代军籍进士总数及其时空分布特点与成因考述》，《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
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8-139页。
(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044页，第4072-4074页。
传统优势企业的生产已不再具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拥有的丰富而廉价的资源环境条件，若不转变发展方式，寻求新的发展路径，突破资源环境瓶颈，这些企业可能不仅无法可持续发展，甚至还会成为地方发展的沉重负担。由于外部效应的存在，传统优势企业以技术创新推动绿色化发展，还需要政府提供一系列的配套制度进行支持，同时也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可持续的绿色技术创新。
同治《曲周县志》卷20，同治八年(1869)刻本，第11页。
首先，明晰学生的现状。在这一步中，班主任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全面、客观地了解学生，不要因为某些严重问题而看不到学生的优点，也不要因为某些恶劣后果而不客观评价学生。每一名学生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是错综复杂的，需要我们小心翼翼地明晰。
光绪《武昌县志》卷13，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第3-4页。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7-48页。
自白居易翻旧曲为新歌后，乐府横笛曲《折杨柳》成了唐教坊曲《杨柳枝》。但是，无论如何翻新，作为表意实践的“杨柳”依旧存在。这种客观存在表明，重要的不是语言结构或程式，比如《杨柳》的词牌范式，而是言说主体在语言系统中的“翻新”。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共有11章，其中第2-7章均以“洪武大移民”为标题。
(清)刘昌绪、徐瀛：同治《黄陂县志》卷1，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第29页。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5-136页。
南京体育学院目前拥有民间体育课程教学的器材主要是石锁、和传统武术中的刀、枪、棍、剑。因为项目有限，所以器材种类不丰富，但数量足够满足学生的需求。而目前休闲体育专业并没有专属于民间体育课程的专业场地，在调查中发现，一般是哪片场地空闲，教学便在那里开始。
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页。
以现阶段的行政区划为准。卫所划归相应省区，如锦衣卫划归北京。
以现阶段的湖北省行政区划为准。将黄陂划归黄冈市；天门、仙桃、潜江三市划归荆州市；神农架林区划归十堰市。
叶学齐等：《湖北省地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该书“区域差异与区域中心”一章中将湖北划分为四大区，鄂西北区包括十堰市、襄阳市、随州市、神农架林区，鄂西南区包括宜昌市、恩施市，鄂中南区即江汉平原区，包括荆门市、荆州市、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鄂东区包括武汉市、鄂州市、黄石市、孝感市、黄冈市、咸宁市。
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2017年3月，在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创建金融精准扶贫示范县的统一部署下，人民银行黔南州中心支行在惠水县组织开展易地扶贫搬迁金融服务示范县创建工作。通过实践，逐步形成围绕“五个三”、做好“四个加”、实现“六个一”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金融服务模式。同年10月，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与省金融办、省证监局、省保监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贵州省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贵银发〔2017〕141号）中，明确提出“在深度贫困地区，推广惠水县易地扶贫搬迁金融服务模式”。
陈湋：《黄安乡土志》卷下《氏族录》，宣统元年(1909)铅印本，第1-34页。
湖北省应山县志编纂委员会：《应山县志》，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100页。
孝感市《龙店区志》编纂办公室：《龙店区志》，1989年，第37页。
红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红安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8-110页。
湖北省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随州志》，北京：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124-125页。
湖北省郧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郧西县志》，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4页。
钟以耘、龚光美：《鹤峰县民族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34页。
向子钧、周益顺、张兴文：《来凤县民族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An Analysis on the Regional Mobility of the Double Jiguan Jinshi of Hubei in the Ming Dynasty
Song Chuanyin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56)
Abstract: Compared with ordinary migrants， double Jiguan Jinshi migrants in Hubei in the Ming Dynasty has its particularity. Emigrants were mainly official ones， while ordinary migrants were mainly civil ones. Immigrants were mainly civil ones，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ordinary migrants.The migration time was mainl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ordinary migrants were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emigrants mainly came from eastern Hubei and the Jianghan Plain，and immigrants mainly came from Jiangxi.Both of them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dinary migrants，which confirmed the well-known migration movement of “Jiangxi Tian Huguang”from one side. The emigrant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Beijing， Shandong and Sichuan， among which the civil emigrants mainly moved to Sichuan， indicating that the source of the migration movement of “Huguang Tian Sichuan”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Ming Dynasty. Immigrant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Jianghan Plain and eastern Hubei，while ordinary migrant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eastern Hubei．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Hubei； double Jiguan Jinshies； Jiangxi Tian Huguang； Huguang Tian Sichuan
收稿日期 2018-12-20
责任编辑 梅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