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三八线——政治军事考虑与抗美援朝战争目标的确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争论文,目标论文,政治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2)01-0017-07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经过两个多月连续作战，于1951年元旦突破联合国军在三八线的防线，占领汉城并进抵三七线。多年来，由于历史档案的欠缺，总的说来对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决策研究还有待加强。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和相关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一些论著开始从更加广泛的角度，研究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的决策过程与动机，特别是将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决策与中国参战目标、盟国对中国决策的影响等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而提出了一些相当重要的观点。本文试图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疑问，通过探讨中国参战目标的复杂性、志愿军作战方针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盟国关系对中国决策的影响等问题，说明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在军事上是权宜之计，政治考虑是导致该决定的主要因素。
一、中国参战目标：“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几乎都不否认，联合国军在10月初越过三八线，是导致中国决心参战的关键性因素。如果这个论点是成立的，那么从逻辑上说，不论在法理上、心理上还是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三八线对于中国都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界限。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三八线具有这种意义，那么中国在决策出兵时，是否就已经将三八线作为可以达到和可以就此止步的作战目标？对此显然不是用简单的回答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已经公布的档案表明，中国领导人从考虑参战起，他们提出的作战目标至少是经常变动的，有时看上去甚至不那么清楚确定。
美国宣布介入朝鲜战争和封锁台湾海峡导致中国领导人根本改变了对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事务，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主要抓紧进军西藏和准备解放台湾。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两个方向上，中国显然更重视后者，并在1950年春季开始向越盟军队提供训练和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团等。中国领导人当时并不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是迫在眉睫的，他们甚至认为，即使解放军进攻台湾美国也不大可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在朝鲜半岛，中国基本上置身事外。在金日成下决心发动进攻前，斯大林曾要求金日成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不过毛泽东很可能知道他的意见并不能起重要作用，所以只不过是提出建议而已。
朝鲜战争爆发后，当北朝鲜取得军事胜利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干涉的抨击主要集中于美军封锁台湾海峡。但是他们在内心深处对美国的军事行动保持深刻的警惕，认为美国不仅在朝鲜半岛使用武力，而且在台湾海峡和东南亚加强军事部署，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对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湾地区的全面干涉，朝鲜战争不过是美国发动侵略的借口。他们这种认识的形成和加深，是他们决心参战并考虑一切战争决策的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原因。不论是参战还是越过三八线，都是同中国领导人消除美国威胁的决心和意志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领导人在美国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后不久，即开始考虑推迟进攻台湾的时间。7月7日，中央军委即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其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和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军，原指挥部署进攻台湾的粟裕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兼政委。8月上旬，随着朝鲜人民军攻势受阻，中国加紧了军事部署。在8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出兵的设想，即“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所以必须帮助北朝鲜。8月中旬东北边防军的任务更加明确，即准备入朝作战（注：《萧劲光在沈阳军事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8月11日；《高岗在沈阳军事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8月13日；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6页。）。在8月26日的国防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明确作出决定：推迟进攻台湾，准备援助北朝鲜，与美军作战（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3-45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至于帮助北朝鲜与美军作战要达到何种目的，他们并没有明确的阐述。中国随后开始在东北大规模集结军队，并着手加强东北的防空力量。原准备进攻台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和开始复员的第十九兵团被调至津浦路和陇海路集结。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转直下。9月下旬和10月初，中国领导人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向美国发出不得越过三八线的警告。然而美军置若罔闻，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北侵。中国领导人因此断定，美国将不会停止在东亚的军事干涉。周恩来在8月26日的讲话反映了中国领导人那时的基本看法，即：“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美国如果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服。因此，朝鲜战争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中国领导人显然在担心出现“多米诺”效应，而且这种担心在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进一步强化。
可以肯定地说，是美军越过三八线导致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与美国作战将无法避免。如周恩来在1951年4月2日的报告中说：“朝鲜事件不过是个借口；不在朝鲜爆发，也将在其他地区爆发，台湾、越南都是可爆发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毋宁以朝战最有利”（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181～182页。）。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意图的这一判断，是促使他们决策出兵朝鲜的宏观背景，而美军越过三八线则是使他们断定参战无法避免的关键因素。
中国领导人决定出兵后，随之而来的是出兵的作战目标是什么？以往的论著比较充分地论述了中国参战的决策动机，大致将其分为国际主义（或扩大些说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等两个方面。以往的分析是相当充分的，不过还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在“国际主义”与国家安全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确定参战（包括战略的和临时的）目标的。换句话说，他们是如何通过确定作战目标，将两者协调起来的。
从中国出兵决策的过程看，中国领导人先后提出了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10月2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提出的，即争取“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毛泽东在提出这个目标的同时也承认，存在不能大量歼灭美军而形成僵持局面的可能性（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6～108页。）。
实际上，8月上旬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出兵参战时，就提出要帮助北朝鲜“争取胜利”。至于“胜利”的含义很可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也是随形势发展而定的。随着朝鲜人民军陷入困境，按照周恩来8月下旬的估计，朝鲜战争将长期化，朝鲜人民军将主动后撤，而中国军队将承担“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的任务（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44～45页。）。显然这时中国领导人考虑的重点还是帮助北朝鲜打赢战争。10月2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提出的目标，明显受以往判断的影响，他很可能没有仔细斟酌后来出现的新情况。
第二个目标是10月3日周恩来提出的，即恢复战争爆发前的状况，包括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并最终撤出朝鲜半岛。周恩来在与潘尼迦的谈话中说明，中国首要关注的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其次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需要立刻停战和外国军队撤出（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67～68页。）。从谈话的时间看，这很可能是中国决策层当时的共识。显然，在这时三八线并没有被确定为作战的目标，不过可以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确定，它是中国可以接受的一条“安全线”。由于周恩来的谈话是在中国决策层讨论过作战困难后的共识，它对后来的决策将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个目标是10月中旬确定的，即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和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防线，“六个月以内再谈攻击问题”（注：《毛泽东关于朝鲜情况及我军准备出兵朝鲜情况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在毛泽东看来，这可能是当时惟一有把握做到的，当然也是有利的。其实林彪曾经提出过“出而不战”的建议，即屯兵于朝鲜北部观察形势（注：参见《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第27页。）。他的“出而不战”的设想是否被讨论过，目前尚不清楚。毛泽东获知苏联不能提供预期的援助后，于10月12日提出出兵到“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6个月后“可攻击美军”（注：《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给周恩来的电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6～8页。）。10月14日，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和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防线和先与南朝鲜军队作战的方针。这其实就是暂时的“出而不战”，暂时不直接与美军作战。至于6个月以后的情况，至少也是很难预测的。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即使志愿军在某些条件的限制下只是长期守住这条防线，中国领导人也是可以接受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注：《毛泽东关于朝鲜情况及我军准备出兵朝鲜情况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7～8页。）。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个目标是相继提出的，而且每个决定都有其具体的背景。但很有可能的是，它们共存于中国决策者心中，相互并不矛盾，或者说有矛盾却至少暂时还可以兼容。这种状况的外在表现就是决策目标的弹性和模糊性。在志愿军参战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对这种弹性和模糊性作出了典型的概括，即通过争取军事上的胜利，“使美国知难而退”（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75、92、107、114页。）。其实这正是毛泽东决策特点的体现，即“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个目标中的每一个，其实都反映了协调“国际主义”和国家安全等两个方面的需要。这两方面的需要反映在具体的决策中，就是要造成这种形势，即不允许美军（敌对的军事力量）靠近中国的边境地区，同时使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朝鲜半岛生存下去。所谓中国决策的弹性就是在这个范围内的灵活选择。因此也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提出将美军驱逐出朝鲜半岛，就是在片面地追求“国际主义”。中国领导人希望能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中国的安全。麦克阿瑟的行动使他们相信，只有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才能从根本上解除美国利用其侵略中国的威胁，所以说追求这个目标也是追求上述双重目的的一种反映。
二、越过三八线：“取法乎上得其中”
如上所述，中国领导人在出兵作战的目标上保持着弹性和模糊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出兵决策的过程中，不论基于何种理由，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的作战目标呈现向下滑动的曲线，即在考虑可能面临的困难的基础上，逐步降低作战目标。三八线差不多就在这条滑动曲线的中间。中国有句俗话：“取法乎上得其中”，它是中国传统的决策思维的组成部分，对研究中国参战后的军事决策应该是有启发的。
从志愿军进入朝鲜初期的军事行动看，毛泽东明显趋向于提升作战目标，这种提升是逐步的，但的确也是相当迅速的，而且是在与志愿军领导人的协调中进行的。影响中国决策层迅速调整作战目标的首要和直接的原因，是朝鲜战场形势向不利于中朝方面急剧恶化，致使志愿军无法按照原定方针进行防御作战。
志愿军参战的初期设想如上述，就是“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26页。）。根据这一设想，志愿军领导人选择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将入朝后的作战目标确定为“在朝鲜北部控制一大块地区”。具体部署则是争取控制龟城、泰川、德川、宁远到五老里一线，展开积极防御作战。毛泽东甚至提出，志愿军入朝参战“几个月内，只做不说”，由此可见其谨慎的程度。
问题是当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他们已经无法进入预定地区，实施防御计划。联合国军占领平壤后，迅速向北进攻。从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中可以大致推测其战略企图，就是迅速占领朝鲜北部边界的战略要点并封锁边界，彻底消除中苏阻止美国军事占领全朝鲜的机会。至10月20日，即志愿军进入朝鲜的第二天，西线的南朝鲜先头部队三个师已经进抵离志愿军预定防线90至130公里的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一线。东线南朝鲜先头部队一个师则已经进入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此时进入朝鲜的志愿军为四个师又一个团，他们离预定防御地区的距离比南朝鲜军队要远将近一倍。10月21日联合国军从平壤、元山全线向北进攻，志愿军不得不改变预定的作战计划。
中国领导人选择了进攻性的作战方针。毛泽东于10月21日即电告彭德怀等志愿军领导人，迅速完成作战部署，向南朝鲜军队发动进攻，作战目标是歼灭西线南朝鲜三个师，以达到“转变朝鲜战局”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具体解释“转变朝鲜战局”的含义。此后不久毛泽东再次打电报给彭德怀等，指示志愿军放弃“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意即放弃出兵前夕确定的作战方针。（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28～129、130页。）
志愿军领导人同样注意到朝鲜战局的变化，并相信已经无法实施预定的作战计划。不过在如何应对当时形势和采取何种军事方针方面，他们同毛泽东的想法是有距离的。彭德怀认为，志愿军有可能立即以运动战方式，歼灭部分南朝鲜军队，以此打击联合国军的士气并使其不敢冒进，从而达到争取时间部署防御的目的。10月22日，他打电报告诉毛泽东，志愿军应在半年内坚持防御方针，争取时间准备反攻。所以目前拟议中的战役目标是在歼灭两三个南朝鲜师以后，仍按原计划在元山、平壤以北山区防御，支持朝鲜的游击战争（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14页。）。
毛泽东显然认为彭德怀的计划过于保守，他在随后的回电中提出根本改变志愿军的作战方针。在他看来，由于朝鲜战局的变化，志愿军初期作战可能导致三对变数：一是如果志愿军取得较大的胜利，联合国军将停止进攻甚至在一些地区后退；反之如果战果不大，联合国军增援迅速，战局将对志愿军不利。二是如果美空军给志愿军造成重大损失，志愿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反之如美空军无法造成严重破坏，志愿军则可以通过运动战大量歼灭联合国军，或迫使美国进行和谈，或志愿军逐一攻占所有的大城市。三是美军大量增兵而志愿军运动战并不顺利，将造成志愿军被动和困难；反之则对志愿军有利。毛泽东决心根本改变防御作战的方针，提出“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40～141页。）。新的作战方针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远比此前的方针富于进取和进攻性；二是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模糊性，可以认为其上限包括在具备某种条件的情况下（如美空军作用不大等等），通过运动战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下限则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长期作战，争取和谈。
志愿军发动的第一次战役基本体现了毛泽东新的作战方针，不过并没有取得大量歼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的战果。对此，彭德怀的评价是中肯的，即第一次战役的意义在于稳定北朝鲜的人心和使志愿军可以立足，但是歼灭联合国军有生力量不多，故不能根本扭转战局（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76页。）。实际上到战役结束时，志愿军第42军在东线仍在防御联合国军的进攻。这种情况意味着毛泽东设想的第一、第二两对变数中的有利情况并没有出现，战局将如何发展还无法确定。
第一次战役的胜利以及取得的战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决策层对作战方针的思考。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不久，志愿军领导人根据他们对战场情况和志愿军面临困难的估计，提出了“巩固胜利，克服当前困难，准备再战”的方针，其具体措施是利用山区隐蔽休整部队，同时在内线战略要地构筑工事，待联合国军进攻深入后予以打击（注：《彭德怀致毛泽东并告高岗电》，1950年11月4日。）。
毛泽东对战局的思考同样受到第一次战役结果的影响。一方面战役的胜利使毛泽东宁愿继续采取运动战的方式，争取迅速大量地歼灭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有限性也明显地制约了他对第二次战役目标的确定。在他的思考中，既然第一次战役未能达到最理想的结果，志愿军的下一个作战目标就应该是争取根本转变朝鲜战场的态势，即经过一到二次作战，将志愿军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01页。）。根据上述改变朝鲜战局的设想，毛泽东于11月初提出，将德川方向作为战略重点，在元山、顺川铁路以北区创造战场，消耗联合国军的兵力。此后不久，他进一步明确，争取在第二次战役中歼灭联合国军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他声称，如此志愿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94、198页。）。
毛泽东所谓“根本上胜利”并不是为一时鼓舞士气而发，它基本上可以被理解为志愿军取得战场主动权，具体地说就是要攻占元山到平壤一线。从志愿军第二次战役的作战计划、部署和战役进程看，如果将战线向南推进到平壤、元山正面一线，建立德川、球场、宁边及其以北以西的战略后方，志愿军便造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态势，从而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这也是志愿军入朝前夕确定的战略方针，只不过区别在于，它是在通过运动战沉重打击联合国军之后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战役虽然是进攻作战，但它要达到的目标却是同出兵前夕的计划相一致的。第二次战役结束后，联合国军撤退到三八线以南，志愿军占领平壤，基本达到预定的作战目标。
如上所述，越过三八线并不是志愿军入朝初期所争取实现的作战目标，实际上它大大超出了志愿军当时预期的目标。从中国的安全利益、参战的战略意图和初期作战目标的确定等各个方面考虑，甚至可以说越过三八线不是中国参战后非实现不可的作战目标，中国领导人很可能也是这样考虑的。唯其如此，才出现了发动第三次战役和是否越过三八线的决策问题。
还在12月初第二次战役取得初步胜利和志愿军准备攻占平壤时，毛泽东便提出越过三八线攻占汉城的设想。12月3日，在与金日成会谈时，毛泽东分析了战争的发展前景，再次提到战争有可能拖长。不过，真正给人深刻印象的是他明确指出，目前已经存在迅速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志愿军应该改变既定的作战目标，一方面在占领平壤后争取再占领汉城，另一方面是争取进一步消灭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首先是全歼南朝鲜军队。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调停活动，毛泽东提出了明确的停战条件，即美国承诺撤出朝鲜，首先撤退到三八线以南。（注：《中共中央致彭德怀并高岗电》，1950年12月4日，参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162页；参见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140页。）
从12月3日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战局的看法出现两点变化：一是突出了迅速结束战争的目标；二是明确了将联合国军退到三八线以南作为停战的必要条件。毛泽东认为，美军有可能保证撤出朝鲜半岛，但未必会履行承诺，不过作为停战和谈的条件是它必须撤到三八线以南。这次谈话的内容于第二天转达给志愿军领导人，必然要对他们的决策产生影响。事实上毛泽东的新设想成为中国决策层考虑第三次战役的出发点。
第三次战役的决策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应该在何时发起第三次战役。志愿军领导人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认真研究了他的设想。他们根据战场的情况判断，要彻底打败联合国军，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战争很难迅速结束。他们经过讨论后认为，新的战役最好推迟到1951年春季或二三月，目前志愿军应该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否则部队很难应付艰苦的攻击作战（注：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41页。）。
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事后回忆，毛泽东的答复为他们始料不及。后者要求将第三次战役提前到1951年的1月上半月，理由是停止进攻和长期休整，会在西方国家中引起揣测，也会在苏联阵营引起议论。据当时的志愿军领导人回忆，北京的决定使志愿军领导人处境困难，他们不得不反复考虑，如何在战役部署中，协调政治需要与军事困难的矛盾。（注：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42页；参见洪学志《抗美援朝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98～99页。）
第二个问题就是是否要越过三八线。正如提前发动第三次战役相当勉强一样，在志愿军领导人看来，仓促越过三八线作战也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包括部队过度疲劳、战线拉长造成军需供应的极度紧张、以及联合国军有生力量损失并不严重，志愿军仍将进行极其艰苦的战斗等等。12月8日，彭德怀即令志愿军各部向三八线附近的攻击位置挺进。他同时电告毛泽东，如果能歼灭美军第24师、骑1师和南朝鲜军队的两个师，志愿军将越过三八线并争取占领汉城；如果不能歼灭上述几个师，即使志愿军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做。他建议如果形成后一种局面，应在三八线做充分准备，同时派朝鲜人民军深入南方作战。显然彭德怀主张第三次战役以不越过三八线为宜。（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163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47页。）
毛泽东再次表示不同意彭德怀的主张，他要求志愿军在新的战役中无论如何要坚决突破三八线。毛泽东主要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是美国正要求志愿军停止在三八线以北，如果志愿军这时将攻势限制在三八线以北，等于在客观上造成接受美国要求的态势，政治上极为不利（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39页。）；二是从未来作战考虑，要打破“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保持战略上有更大的选择范围，避免被三八线所束缚（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45～246页。）。
这时志愿军已经面临巨大困难，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踌躇再三。他在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以后，决心通过制订保守的战役计划来协调毛泽东的政治考虑与志愿军的实际困难。彭德怀在部署越过三八线作战计划的同时告诉毛泽东，志愿军减员严重，后勤供应极度紧张，而美国不会马上撤出朝鲜，美军转入防御后战略态势反而对其有利，因此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至于部署中的第三次战役，彭德怀指出打败仗是不可能的，但有可能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为了在执行毛泽东越过三八线指示时，尽可能适应志愿军面临的实际情况，他提出“稳进方针”并告毛泽东。所谓“稳进”即“专打伪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越过三八线以后能否控制该地区也要视情况而定，亦即仍有可能退回到三八线以北（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46～247页；《在志愿军总部》，第152页。）。
彭德怀的计划是为了协调政治需要与军事困难的选择，它得到毛泽东的赞成。毛泽东表示支持志愿军“稳进”，同意“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战役结束后“后退几十个公里进行休整”（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45～246页，第249～250页。）。毛泽东之所以接受彭德怀的战役计划，其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毛泽东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熟谙处理最高统帅与战场指挥间复杂关系之道，而且他对彭德怀的指挥才能非常信任，加之朝鲜人民军以往失败的惨痛教训，这些都使毛泽东力图将他的政治考虑尽可能与战场的实际情况相协调。
其次，根据国内战争的经验和战争的一般规律，毛泽东更强调在运动战中歼灭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虽然这时他已经倾向于提高战争目标，但是他并不赞成志愿军采取长距离追击作战和攻坚战，而宁愿选择在三八线南北地区，通过运动战大量消灭美军有生力量，迫使其撤出朝鲜半岛。他甚至要求彭德怀放弃派遣朝鲜人民军深入南方作战的计划，使联合国军放心地继续将主要力量置于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从而有利于志愿军予以歼灭（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49页。）。
第三，从毛泽东对战局估计始终保持“两种可能性”的结论来看，这时他虽然迫切争取迅速结束战争，但不大可能在内心真的断定迅速结束战争是笃定的。或许用“取法乎上得其中”更能解释毛泽东的决策思维逻辑。
正是上述几个方面的复杂考虑，促使毛泽东接受了彭德怀的作战计划，从而保证了第三次战役基本上达到了它所要追求的政治目标，同时避免了在军事上承担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次战役在军事上没有达到大量消灭联合国军的目的，不过中国却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并且基本保持了应付美军随后发动反攻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实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领导人在两次战役胜利后明显在拉高战争目标，但是这并不必然导致志愿军越过三八线。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在志愿军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决定越过三八线作战，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
三、越过三八线：“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的决策在军事上带有权宜之计的特点，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并不意味着非长期占领并坚守相关地区不可。中国领导人在决定越过三八线的同时，便作好放弃三八线以南地区、退守三八线以北防线的准备。可以说中国领导人决定越过三八线，对政治因素的考虑远远超过军事上的需要。问题是哪些政治考虑促使中国领导人在志愿军军事力量并不占很大优势的情况下，作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的。
从毛泽东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的主要考虑之一是中国的政治威望。第二次战役发起后不久，由于联合国军再次遭到沉重打击，美国阵营内部开始出现议和的主张。同时一些国家开始尝试通过联合国调停来实现朝鲜停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亚洲十三国呼吁中国不要越过三八线（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321页。）。随后它们起草了一份《朝鲜和平方案》，准备在联合国提出（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Ⅺ,1950.Korean War,pp.1488-1489.）。一些国家驻联合国代表也在私下向中国方面试探停战的可能性。这使中国领导人面临着是否接受调停的局面。
志愿军进入朝鲜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在内部多次谈到，经过军事斗争以后，美国有可能被迫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注：周恩来：《抗美援朝，保卫和平》，1950年10月24日；《对朝鲜问题的估计与我们的思想准备》，1950年11月13日，参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当时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倾向于认为，和谈是可以接受的最现实的解决办法，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们在12月初认真考虑过停战问题。不过在当时的局面下，他们没有接受那些国家的停战建议。
如前所述，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于12月3日同金日成在北京会谈，讨论了和谈问题。他们认为，谈判的起码条件是美军撤到三八线以南，时机以在占领汉城并歼灭大量南朝鲜军队后为宜（注：《中共中央致彭德怀并高岗电》，1950年12月4日，参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162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40页。）。这应该是中国领导人考虑了和谈问题后的结论。他们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当时战场上的有利形势是基本条件，另外还存在其他两方面的考虑。
一是中国领导人认为，在志愿军正发动进攻并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如果在三八线止步不前，将不可避免地给国际社会造成中国实际上接受了外国调停的印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美国并没有提出停战要求，反之杜鲁门政府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大量增加军费并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状态。中国领导人作出参战的决定是因为他们断定，美国的战争目标是以武力占领朝鲜半岛。只要美国政府不宣布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中国领导人必然会认为，此时的停战建议不论由谁提出，都是美国争取时间重整旗鼓的计谋。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分析的（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册，第355～358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贸然接受调停或停止进攻，将会严重地损害中国的政治威望，使中国在未来可能的政治解决过程中，至少也会处于不那么强有力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国家既不合时宜又欠周到的调停，反而成了促使志愿军非越过三八线不可的重要原因。
二是中国领导人不能不考虑苏联阵营的反应。12月1日斯大林刚刚向毛泽东发出贺电，祝贺志愿军的军事胜利，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展开攻势（注：《菲利波夫关于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致罗申》，1950年10月1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19页。）。这很难不被中国领导人看做是斯大林发出的信号。这时苏联驻华代表和北朝鲜方面也频频施加压力，要求志愿军继续进攻，打过三八线。斯大林虽然表示，应该尊重志愿军领导人的决定，并批评了苏联代表的态度，但他同时表示向志愿军增加2000辆汽车（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52页。）。毛泽东不会不理解，斯大林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鼓励志愿军继续作战，因为彭德怀坚持谨慎作战的理由之一，就是战线拉长后志愿军运输过于困难。中国领导人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们肯定会认为，如果不越过三八线，中国在苏联阵营中威望同样将受到损害。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证明，上述两方面的政治考虑在他的决策中占据着主要位置。他一再鼓励志愿军领导人放手一搏。在他看来，如果志愿军不越过三八线，“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反之则“影响甚好”（注：毛泽东：《我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1950年12月13日；《关于朝鲜战场形势和作战部署》，1950年12月21日；《打一个胜仗后休整准备春季攻势》，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从毛泽东的决定中可以看出，他对政治威望是何等的重视，这种“重视”也是他的决策动力之一。在重要的决策过程中，任何一个外部因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取决于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这个外部因素在决策过程中所占据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决策者对有关的外部因素是否重视和重视的程度，而且重视的程度往往决定着外部因素影响的实际效果。
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来自苏联的压力和影响的某些特点。苏联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导致中国领导人决定越过三八线的重要原因。不过从现在已经公开的档案看，直到第二次战役发动之前，斯大林至少并没有公开干预中国的军事决策。根据斯大林最初对中国出兵数量和任务的设想，他认为中国出兵的目标应该是援助朝鲜人民军守住三八线。斯大林在10月1日给苏联驻华大使的电报中提出，中国至少派遣5到6个师前往三八线，其目的是掩护正在溃退的朝鲜人民军，重新在三八线以北建立防线（注：《菲利波夫关于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致罗申》，1950年10月1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96页。）。在随后不久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战争前景的基本估计，即如果中国出兵与美国“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美国“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注：《冯西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00页。）。由此可以推断，斯大林有可能设想中国参战后，将迫使美国放弃武力统一朝鲜，接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现在公开的档案表明，在中国决策出兵到第二次战役开始这段时间，斯大林并没有提出任何超出以三八线为界进行和谈的设想或要求。换句话说，斯大林这时并不认为中国参战的结果是将美国彻底赶出朝鲜。
12月初十三国提出停火草案后，苏联明显地表现出不希望中国接受停火。12月4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利用辞行的机会，向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了解苏联对朝鲜停战的立场。关于是否应该与美国谈判停战的问题上，葛罗米柯表示，美国并没有提出“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当王稼祥询问志愿军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称应该“趁热打铁”（注：《葛罗米柯关于与王稼祥会谈的日记摘要》，《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18～119页。）。从葛罗米柯的解释看，很可能这时苏联领导人还没有对志愿军越过三八线问题作出明确决定，但他们显然不希望中国在第二次战役后就此止步。
根据目前公布的档案，苏联在王稼祥与葛罗米柯谈话三天后，开始明确表示志愿军应该越过三八线并占领汉城。12月7日，周恩来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为了避免在停战问题上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准备向有关国家提出停战的五项条件。周恩来表示希望了解苏联的态度（注：《罗申关于中国政府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条件致莫斯科电》，1950年12月7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21页。）。葛罗米柯当天即指示罗申转告中国方面，应该在占领汉城后，再提出自己的停战条件（注：《葛罗米柯关于同意中国政府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条件致罗申电》，1950年12月7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22页。）。与此同时，苏共政治局批评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不应建议在朝鲜停战，他应该提出“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朝鲜”。苏共政治局认为，当前美国建议停战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来挽救失败（注：《苏共中央政治局第79次会议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问题的记录》，1950年12月7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122页。）。
苏联的上述行动表明，这时苏联同样认为，志愿军的作战目标应该是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占据有利地位后再提出停战条件。从时间顺序上看，苏联的决定是在毛泽东同金日成于12月3日谈话以后。不能排除苏联领导人是在了解了毛泽东关于占领汉城的谈话以后，才作出上述决定的。但是，苏联的决定既可以说是对中国的鼓励，同时也是对中国的压力。特别是在何时和如何提出停战条件的问题上，苏联的态度更具有决定的。因为如果没有苏联在联合国的配合与支持，中国是无法解决和谈问题的。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了解到苏联的态度后，立即通知在联合国开会的中国代表，对停战问题不要急于表明中国的条件，应采取拖延的方针（注：周恩来：《对谈判应取他急我不急》，1950年12月8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
总而言之，中国与苏联在决策越过三八线的过程中，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最初是志愿军的军事胜利使得中国领导人倾向于提高战争目标；然后是苏联领导人鼓励中国领导人决策越过三八线，并因此反对在越过三八线以前开始停战谈判；再次是毛泽东虽然了解了志愿军的实际困难，却必须考虑苏联的决定和反应；最终结果是彭德怀通过制定谨慎的作战方针，大致协调了政治需要与军事困难之间的矛盾。
应该肯定，第三次战役基本上是成功的，它使中国处于相当有利的政治地位。后来的问题在于是否善用这种有利条件，这已经不属本文探讨的范围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决策是朝鲜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同中国出兵决策时制订的作战目标的模糊性（或曰弹性）有直接的关系。第二，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的决策是“政治决策”，即主要是考虑政治需要的军事决策，尽管过程极其复杂，从结果看无疑是对中国有利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战争中军事计划经常要根据政治上的需要进行调整。战争决策之所以成为一门艺术，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政治需要与军事能力之间出现矛盾时，如何能加以有效与合理地协调。这包括协调的机制是否有效，制度的保障是否可靠，以及决策者是否具有协调的智慧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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