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产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1-0131-04
严格地讲，我们对一种理论的运用并不一定等于是对它的发展，尽管对它的发展实际上也离不开对它的运用。任何一种理论，比照马克思的论述，都可以把它视为由理论家们在观念生产这个特殊工厂里制造出来的特定产品，我们如果要在实际运用中对这一产品加以真正的改进与发展，那就必须切实地搞懂这种产品曾经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近3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运用与研究上，我们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在切实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我们却建树不多。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清晰的，那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审视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产，尤其没有把它放到一般文艺理论的生产中来审视它生成的独特性。长期以来，我们的视野基本上没有离开过这个科学论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这导致我们总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缺乏从文艺理论自身的生产来考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特殊生产。本文提出重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产，出于论述的方便与集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设定为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文艺理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成为职业的理论家与革命家之前，都对文学艺术产生过浓厚的兴趣，是名副其实的文学艺术爱好者。恩格斯13岁时就开始写作诗歌和小说，青年时代经常在《德意志电讯》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诗作，而马克思在大学时代更是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以及一些小说和剧本。但是，他们最终都没有选择文学艺术这条职业道路，马克思甚至把留存的诗稿和小说统统付之一炬[1]。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既不是专业的文艺创作者，也不是专门的文艺研究者，他们一生关注、思考并为之奋斗的，不是狭隘的文艺领域，而是更深、更广、更具体的人类社会及其现实。他们没有留下抽丝剥茧式的文论巨著，但却时刻关注着文艺活动的历史与现实；他们不仅大量阅读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而且也及时批评了那个时代平庸的文艺创作；同时，他们也没有忽视对人类文艺活动及其现实作整体的深入思考。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散见着他们来自于文学阅读和文艺思考的诸种见解，这些见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存在形态。这是我们重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生产的现象依据，也是本文反思与讨论的出发点。以前我们总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自身体系与推演逻辑的诱导下而无暇他顾，乃至表现出对这一理论生产现象的漠视。其实，就任何一种文艺理论的发展来说，我们考察它的生产与掌握它的内容，是同等重要的。
任何一种文艺理论生产的考察，尽管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与方法，但都应该与文艺理论直接论述对象即文艺活动联系在一起，同时也要与文艺理论生产的具体主体联系在一起。文艺本来是天下之公器，从逻辑上讲，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从事文艺活动的权利，并能够按照自我意志自由地表达对于文艺的理解与诉求。但实际上这种理想的文艺从来都没有真正降临到人世间，现实之中的文艺，总是被各种其他的非文艺要素所缠绕，导致它在历史上也未能逃脱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的影响。当文艺逐渐变成一个专门性领域时，文艺活动的主体就出现了职业和非职业的分化，那些职业性的文艺活动主体凭借着社会分化与历史沿袭所赋予的权利，自然就比非职业性文艺主体拥有更多的各种优势，从而提升为文艺这个专门领域里的精英。由此看来，文艺理论的生产，总体上也存在着职业性和非职业性的分别。职业性的文艺理论生产，往往是从主体在文艺领域中所承担的职业角色出发，从而建构较为系统与精致的文艺知识与见解；而非职业性的文艺理论生产，则通常是主体从自己非职业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文艺，进而对文艺提出带有特别针对性的见解。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职业性与非职业性的文艺理论生产，和主体对文艺的忠诚程度与熟练水准无关，和主体在生产中所运用的理论资源与感性材质也无关，它只表明不同类型的主体在文艺理论生产中的确存在着诸如关注焦点、思考方式、话语组织以及功能诉求等方面的差异。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艺术的关注、热爱与思考，是出于文艺乃天下之公器这一性质的，他们既不是当时欧洲文艺界的精英，也不是专门的文人。他们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和理解，必然和那些经过长期专业训练、拥有良好技术素养并自觉遵守圈子范式的文人不同，正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坦承的那样，“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2]。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所以能在当时的欧洲文艺界独树一帜，与他们这种非职业性的文艺理论生产方式是分不开的。不利用这种非职业性文艺理论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就不太可能彻底摆脱职业性文艺理论生产的范式以及来自于和这种范式互为依存的非学术性的社会束缚。没有这种有意识的自我放逐和坚定的范式摆脱，我们就很难想象，马克思恩格斯还能提出那么多新颖的甚至带有颠覆性的文艺见解与主张。因此，重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成，必须在非职业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握它的独特性。
多年来，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即使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文艺观点——都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家族中其他相关的论述入手，从马克思主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经成为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学术路径，这本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在这条路径上从来没有停下来进行必要的反思，没有追问过何以如此。任何一种新的文艺理论，单从生产的角度看，都是一定的文艺感性材质与理论抽象材质在生产主体头脑中新的化合。即使是人类最早的文艺理论，看起来是文艺感性经验的自觉升华，其实也包含着前理论因素的潜在参与。没有理论抽象材质的参与，单独的文艺感性材质是变不成文艺理论的。这种抽象的理论材质，一般说来，总是以文艺的抽象理论材质为主，即表现为已有的各种文艺理论成果或文艺思考方法等，尤其是在职业性的文艺理论生产中。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产，尽管也有这种文艺的抽象理论材质参与，但主要的抽象理论材质却不是文艺的，而是关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革命理论等这些领域里非文艺性的理论材质。实践论、认识论、生产论、劳动论、资本论、异化论、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要是这些非文艺性的抽象理论材质和感性文艺材质在马克思、恩格斯头脑中独特的化合。我们这里所说的化合，当然是作为一种比喻，描述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生产是基于这些非文艺性的抽象理论材质在头脑中发生了化学变化，而不是我们现今文艺学中所通行的直接从文艺理论X到文艺理论Y的物理变化及其生产。当然，理论的化合反应与物质的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它不完全是特定材质及其属性的自然反应，而是取决于理论生产主体的自身生产能力。马克思同时代的人就把他评价为“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理论家”[3]，也正是这种出色的分析能力，促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文艺理论生产中的化合反应。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否具有一个体系，这个问题还在继续争论，我们并不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梳理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是忧虑这种辛勤的构建可能会人为地抹掉它具体而真实的光芒。“(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世界。”[4]马克思这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哲学研究批判的宣言，其精神也贯穿在他的文艺理论生产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的思考与言说，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而是为了改变，因而他们的研究必须从两方面展开：一是考察文艺的历史，重点是那些曾经颠倒的文艺观念，要么把它们重新颠倒过来、要么把它们从人们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二是观察文艺的现实，重点是文艺创作与批评的现状，要对存在问题的文艺现象给予及时的强烈的回应。而这样的研究，采用集中的和解释的方法是很难做到的，必须是随机的批评的方法。所以从理论生产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是集中的而是随机的，不是解释的而是批评的。所谓强烈的批评性，就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文艺见解是具体地建立在他们对文艺观念、创作的实际批评之中的，而恩格斯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正是这种文艺理论生产的典范。
我们今天没有多少人再去相信过去那些宏大的概括和无根的抽象，比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对人类文学艺术活动客观规律与根本特征的科学总结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重新把握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文艺理论生产中实际的良苦用心。任何一种理论的生产，都是生产主体在特定用心的推动下的生产，就像物质生产那样天生的带有功能的诉求，因而从人的角度看，是诉求决定着生产而不是生产决定着诉求，文艺理论生产也应该如此。不过，在文艺理论生产中，生产主体的用心或诉求显得更为复杂：一方面，文艺理论这一特定的名称与学科，决定着生产主体的用心要落在文艺上，要落在美学上，远离了文艺和美的理论，很难再称之为文艺理论；而另一方面，文艺也不是自然存在，也是一种生产，其本身又有着自己相对于世界的主观诉求。这样一来，文艺理论生产的用心或诉求，就可能出现两种类型，一是把文艺(美)作为相对完整而独立的客观存在，从而去总结和探索它的规律；二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向前走一步，把文艺生产过程中的诉求纳入理论生产的诉求视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生产，就是后一种类型的诉求。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他们并不是从单一而抽象的文艺角度来对文艺进行观察与思考的，而是把文艺放进更具体更大的社会结构与关系之中，即始终以比文艺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讨论与反思文艺。恩格斯在《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文中提出“美学和历史的观点”[5]257，我们以前一直把它理解为文学批评的一对科学标准，其实，恩格斯当时是用它来纠正两种流行于德国文艺批评中的狭隘视角：一是以“青年德意志”派为代表的道德的与党派的视角，二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中流行的如格律恩这样的抽象的人性(审美)的视角。而如何才能做到“美学和历史的”呢?当然是批评者自己先要从大地上站起来。恩格斯认为，无论是批评家还是作家，都要有更广阔的视野与关怀，否则就难以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就像歌德那样，虽然有反抗与超越的精神，但最终也会“和德国的小市民一模一样”[5]271。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它们具体地交织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观察与思考文艺的天幕，也正是这种广阔的天幕，才能让马克思、恩格斯在文艺中看到了那些职业性文艺理论家们难以看到的东西。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推动历史的理论往往是由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世界生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尽管我们的研究或许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勤奋，但却依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上没有做出像样的成就，这和我们早已置身于专业性的文艺学并且习惯了职业性文艺理论生产的确有关，但是深层的原因或许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生产的特殊性。专业与非专业、职业与非职业，无论是从学术还是从思想的角度看，它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马克思、恩格斯不都是从专业的围墙里走出来了吗?看不到特殊性，我们就心甘情愿地躲在专业的围墙里。跨越这个围墙，当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同时跨越围墙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不是可以割裂为先后的两个阶段，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重点讨论上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生产的特点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能过分依赖现成的文艺理论资源。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不吸收在他们之前已经形成的各种文艺知识与见解，但他们自己对文艺的理解与看法，绝不是从这些现成的文艺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生产中，那些非文艺性的抽象理论材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的研究，和他们对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是水乳交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新高度的必然产物。因此，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对人和社会的认识水平或者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的直接论述，都不可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已经深深打上文艺理论研究的职业烙印，梦想着通过文艺理论的自我对接、嫁接与繁殖而生产新的文艺理论，实现对旧的文艺理论的发展，这是一条根本走不通的道路。因为任何一种文艺理论，都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生产出来的，人文科学现在还没有能够把两者准确剥离开来的精致手术刀，将来也不一定会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我们要在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认识上，比马克思、恩格斯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而要实现这个重要前提，我们牢牢盯着现成的古今中外的文论资源是不够的，否则那些文论背后的各种历史语境终将阻塞我们观察现实的双眼。
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能不时刻关注文学艺术活动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的各种见解，不是在观念的温室中产生的，而是在与那个时代欧洲文学艺术活动现状的碰撞中产生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说过：“如果有一位矿物学家，他的全部学问仅限于说一切矿物实际上都是‘矿物’，那么，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象中的矿物学家而已。”[6]72从马克思、恩格斯留下来的书信看，作为理论家的他们，却与不少作家、批评家们保持着沟通与交往的关系，他们既关注已经逝去的席勒、歌德和莎士比亚，更关注刚刚诞生的“鲁道夫”和“济金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是飘浮在空中的解释文艺的抽象工具，而是有针对性地扎根于那个时代的文艺现实并强烈干预文艺活动发展的具体武器。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如果远离我们这个时代具体的文艺活动，那么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会变成无根的口号。过去，我们的理论研究与批评给作家和艺术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是我们片面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然付出的代价，需要我们深刻反思；但是当下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又画地为牢，远离具体的文艺创作，不也同样需要及时的反思吗?离开对我们这个时代文艺现状的观察、分析和评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能不拓展观察文学艺术的胸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7]严谨而深邃的学理性是马克思、恩格斯生产文艺理论的重要基础，但是这个基础不是来自于学理本身，而是来自于他们具有比文艺更为广阔的关怀。把文艺视为客观的对象，那不是关怀；只把文艺纳入自己的视野，也构不成广阔的关怀；只有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把文艺对具体的人和世界、历史和现实的关怀转化为理论家的关怀，才是广阔的关怀。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这种广阔的关怀，同以往那些属于少数精英阶层的道德关怀和属于宗教领域的抽象关怀截然不同，它是落在真实大地上的对大多数人的关怀。比如对于曾经产生了席勒、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这样伟大思想家的祖国，恩格斯却这样写道：“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除了卑鄙和自私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6]633-634真正的学理的力量，不仅仅是理论缜密演绎的力量，还要有在广阔关怀驱使下对现实的观察、体认与思考。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还像现在这样只是到文艺为止，抱定只有审美才能救人度世的视域中心，那么就很难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
“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践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6]152。同样，理论既不可能自我生产，也不可能自我发展，只有实践的人才能推动理论的生产与发展。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们就要有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学人：既有庞博的理论和独到的见识，又有关注文艺的信心和评剖现实的智慧，同时还要具备比文艺更广阔的关怀。这样的学人，怎么会自动降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学里?那就从我们自己做起，先按照恩格斯说的那样，改造我们身上“和小市民一模一样”的“庸俗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