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驼运历史的档案记忆研究
满都拉 包美丽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 档案资料是集体记忆的重要素材库，尤其是多文献记载的档案，更能很好的证明素材的客观性和可证伪性。通过对阿拉善馆藏的函件探究政权与驼运的互动情况；从王府账簿我们可以得到详实的驼运数目记载；从通商路引的发放可推断驼运曾经在阿拉善经济社会中扮演的关键性作用；从各种公文批示可以看出阿拉善王爷是如何以驼运管理为手段，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另外，阿拉善军需用驼在维护边疆稳定、国家安全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绥新驼道贯穿阿拉善全境，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起到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阿拉善 政务用驼 盐运用驼 档案记忆 社会控制
蒙古族社会生活中，骆驼承担着不同的游牧生产角色。阿拉善地区的蒙古族因恶劣的生态条件和自然资源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利用骆驼来进行驮盐和其他物资来生产赚取脚价，作为日常生活的补贴之用，同时，牧民也会自发地组织驼运粮食等生活物资。清朝后期，随着通商限令的解禁，在旅蒙商的主导下，阿拉善地区输出牲畜毛皮、苁蓉、盐巴、煤炭、甘草等资源，输入各种生活用品和其他物资。因此，阿拉善蒙古族在长期的游牧社会中形成了独特的驼运集体记忆，而在教育普及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封建社会，档案材料无疑是保存记忆和传承记忆的重要方法。集体记忆的建构和重构需要学者筛选、鉴定、汇纂和利用档案材料，最终形成可被记忆主流所接收和感知的素材库。档案就像是一个记忆的储藏库，静静地等待着有心之人的探索和开发。
一、 档案材料与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研究对档案材料的态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研究取向。一方认为，历史是文献资料的再编辑，其实质为现代性的需要，即我们常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随着集体记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部分学者也认识到集体记忆的保存、建构、传承和重构都离不开档案材料的积淀。简言之，档案是无罪的，他们不但没有罪恶，而且还是集体记忆的重要素材，关键在于我们利用的目的和方式。
本文遵循第二种观点，即档案资料是集体记忆的重要素材库，尤其是多文献记载的档案，更能很好地证明素材的客观性和可证伪性。笔者认为，档案就是某种历史场景的文本再现，有着高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特点，而且档案一直与集体记忆研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档案材料留存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过去，更是祖国文化建设和历史编纂不可或缺的重要素材。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档案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经验得以总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各项事业得以发展，都离不开档案。”(1) 转引自杨宝章：《档案工作更要“自我革命”》，《中国档案报》2019年7月15日，第003版。 国家一再重申要挖掘和保护各民族文化遗产，充分发挥文化在民族凝聚力方面的作用，致力于文化软实力建设。其中，档案材料的丰富性特点有利于夯实文化事业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2) 转引自王扬：《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努力做好档案宣传工作》，《档案天地》2019年第五期，第11页。 因此，我们应当树立强大的“文化自信”，这份自信应该是来自人民群众，来自我们各民族同胞，来自宝贵的档案记忆。
二、 阿拉善驼运的历史记忆
阿拉善左旗档案馆藏有清代、民国时期的历史档案原件八万余件，自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内容繁杂丰富，系统全面地记载了阿拉善和硕特旗政治、军事、经济、地理宗教等情况。阿拉善左旗档案史志局于2015年编著了《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满文档案选编》 (全十册)，2016年编著了《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蒙古文档案选编》(全五册)。本文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上述两种丛书，并适当地补充了阿拉善左旗档案馆的所藏档案材料的相关内容。
(一)驼运与政权互动
通过上述的档案整理与分析，不难看出阿拉善和硕特旗的统治者与国家政权的互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驼运备办的需要与供给。在向上的互动中，阿拉善旗多次将骆驼捐献给清朝军队(偶尔也会贩卖)，帮助解决各种军事运输需要，如军粮、军械的转运和直接运输，从而再换取权力持有者的信任与封赏，达到双赢的目的。根据阿拉善档案材料，我们可以统计出这项数据。从雍正十年(1733年)至光绪三年(1878年)当中，阿拉善旗一共捐献了12364峰骆驼，分十余批次。转运物资时动用的骆驼峰次达到6932峰次。尤其在战乱年代，阿拉善的军用骆驼凸显着极为重要的物资运输作用。乾隆十九年(1732年)，捐进100峰军需骆驼，用于在阿尔泰山和天山对准噶尔汗国的战争；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捐进500峰军需骆驼，用于平定新疆库车大小和卓(和卓指王公)的叛乱；道光六年(1826年)，捐进1000峰军需骆驼，用于平定喀什噶尔张格尔和卓的叛乱；道光十年(1830年)，捐2000峰军需骆驼，用于平定新疆南部玉素普和卓的叛乱；咸丰六年(1856年)，捐500峰军需骆驼，用于镇压太平军。
有效力矩紧固件是否可再次使用取决于紧固件和配对物均清诘且未损坏，紧固件和配对物就位前应能形成规定的最小扭矩。例如：全金属有效力矩M8螺纹件最小扭矩0.8Nm、M10 ，1.4Nm；尼龙接合面有效力矩M8螺纹件0.6Nm、M10，1.1Nm；大致是自锁螺母如用手可轻松旋入则不可再使用。
暴雨以变化快,时间短的天气特征使其在短临预报中的准确率一直不高,大部分研究关注如何提高数值模式预报质量,而本文结合地基GPS-PWV系统全面地分析了成都“8·9”暴雨过程中的水汽特征,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阿拉善旗所捐之骆驼，多为王爷仓所属，后来军需频繁，导致王爷仓的骆驼数量大为减少，同治九年(1870年)阿拉善亲王向阿拉善各个巴格、寺庙、官吏下达过摊派军需骆驼的命令。除运送军需之外，阿拉善还负责向乌拉驿站输送驿驼，给班禅等宗教高层充当运输主力军。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初四，钦差驻扎宁夏部院来信称“请阿拉善亲王准备人手一百五十名，缰绳一百四十份，驼驮与马匹共计430峰，蒙古包五十三顶。在营盘水处迎接班禅额尔德尼一行人。”诸如此类的函件不胜枚举。
闻叛回张格尔(jangger)猖獗于喀什噶尔一带，从所管一旗请求捐献一千峰骆驼、一百匹马之呈文。近日已由署理军营应需驼马之总管敖善(ošan)等处奏闻，计数陆续办理妥当，颇足使用。今玛哈巴拉闻张格尔滋生事端，从他所属一旗捐献一千头骆驼、一百匹马，他的至诚之心，殊为可嘉，若归还反而不能彰显蒙古属众对我的仁爱之心。立刻着玛王之所请将此项贡驼贡马予以收缴，亦或派人驱之兰州，亦或派人驱之肃州。自敖善(ošan)之处酌定后，从彼处转委令亲王晓瑜遵办。赏赐玛哈巴拉亲王紫缰，另有玉翎一个、玉扳指一枚、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对以示奖励。
自理藩院转送阿拉善厄鲁特亲王玛哈巴拉文：
本文选择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衡量并购后的公司的绩效的计量指标。ROA能够很好地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资产利用效率。 所以，被解释变量选取并购前后收购方的ROA的变化量ΔROA，假设并购发生在t年，则分别选取t-1和t+1年并购公司的ROA相减，二者之差就是并购前后收购方的ROA的变化量。
综合而言，阿拉善旗在政权的互动中以驼运为砝码，提供军需用驼、驿站用驼、宗教高层的使役用驼，为维护清朝的边防安全、国家统一、信息互通、文化交流、商贸往来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尤其是对新疆地区而言，阿拉善旗的数次军需供给，起到了辅助平叛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积极的互动也为阿拉善旗的贵族集团带来相应的赏赐，而且还能与统治集团紧密的联系起来，获益颇丰。
阿拉善旗的军需用驼在平定叛乱、维护国家西北边疆安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为王公贵族带来了诸多实质性的赏封。根据梁丽霞的研究，仅以驼捐一事，阿拉善旗得到25次的赏封。其中，乾隆年间为两次、道光年间为七次、咸丰年间三次、同治年间11次、光绪年间两次。我们以道光六年(1826年)十一月初九由理藩院致阿拉善亲王玛哈巴拉的信函佐证。(3) 原文系满文，现已转译，档案编号101-07-0097-007至010 ，《理藩院转送阿拉善厄鲁特亲王玛哈巴拉》，道光六年十月十九(1826年)，阿拉善左旗档案史志局：《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满文档案选编》第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237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20.0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行χ2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二)路引与贸易用驼(部分)
阿拉善档案藏有数量惊人的路引信票事函件，路引多为阿拉善王府发给所属旗的官员、喇嘛、普通牧民前去烧香礼佛之事。距离之远，可达西藏拉萨、五台山地区。值得一提的是，嘉庆十四年七月十三日(1809年)，从喀尔喀咱雅班第大呼图克图库伦事务总管桑耀德巴致阿拉善亲王的的一篇函件中我们可以断定，阿拉善民间传说中关于驮经圣驼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信中称“咱雅班迪达派出冉巴区喇嘛、呼尔察毕力格图卢布桑达喜、尼尔巴喇嘛、额尔登达赖等人，并配备帐篷若干、驮驼若干从库伦出发到阿拉善延福寺迎取丹珠尔经”。(4) 原文为蒙古文，档案编号101-04-0082-074，《从库伦出发到阿拉善延福寺迎取丹珠尔经一事》，嘉庆十四年七月十三(1809)，阿拉善左旗档案史志局：《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蒙古文档案选编》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489页。
绥新驼道横穿阿拉善，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而且，阿拉善地区期初并无农田耕地，所以牧民们一直以盐巴、特产等物从甘肃、宁夏、归绥城、包头等地换购粮食后再用骆驼驮运回去。我们以乾隆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739年)从驻宁夏署理蒙古人民事郎中致阿拉善厄鲁特旗郡王额附咨文为例来佐证本章论点。
驻宁夏署理蒙古人民事郎中罗济(laoji)至厄鲁特郡王额附咨文，转宁夏知府咨文内称：
自震后(5) 1739年1月3日发生于宁夏府城与平罗县之间，震级达到8级。 ，宝丰县所属石河铺(ši keo pū)集市因水溢致冰冻故，查得，蒙古与民人通商之地暂被移至平罗(今宁夏地)的安门地方。然而，在商定好的时间与地点，欲来之蒙古人民甚少，不曾料到其尚未知晓。伏乞，自臣处若又令行商蒙古去商定的地点和时间买卖的话，于蒙古与民人，皆有益处。(6) 档案编号101-03-0130-001 ，《驻宁夏署理蒙古人民事郎中laoji至厄鲁特郡王额附咨文》，乾隆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739年)，阿拉善左旗档案史志局：《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满文档案选编》第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208～210页。
我们还应该关注旅蒙商在驼运历史上的重要作用。阿拉善地区除了盛产盐巴、苁蓉、蘑菇之外，还有牲畜的皮张、绒毛等资源，与此同时，阿拉善地区还是内蒙古西部重要的商道周转中心，以及数量庞大的驼群，所以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大批的商人前来淘金，其中以晋商和天津商人为最。
笔者根据上述档案和其他史志资料后，认为多种形式的税收控制政策，尤其是关于驼运的税收措施是阿拉善王爷实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基本方式为随着过往商人的数量以及丰灾年为依据来调整税率，若驼运商人过多时适当的提高税率和税收种类，达到减少商人数量的目的，而当遇到雨水充足、驼群膘情好的年份，就会相应地提高向牧民征收的税率，降低脚价，此举还能适当的缓解过度驼运带来的草场践踏。向商人征收的税目有营业税、运输税、商品落地税、毛捐、牲畜交易税、草头税等诸项税种。营业税是旅蒙商从外地贩入粮食、布匹、烟酒百货时向王府缴纳的税种，民国时每驮收2银元；运输税针对盐业运输和煤炭运输，125公斤(恰为一峰骆驼的驮物重量)收0.1至0.2银元，每驮炭收5公斤炭(8) 阿拉善左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阿拉善左旗志》(2000—2012)，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514页。 ；商品落地税，当商人前来阿拉善地区贩卖货物进而住店时，店主将货物的品种、数目向王府申报，待王府前来查看确认后方可售出，由店主按实际销售额的税率代扣税款，而后向王府缴纳，随之拿回货物申报单子，凡是在市场上销售未加税章的商品，按偷税计算；牲畜交易税时针对大牲畜交易时收取的税种，税率不一；草头税是向临时进入阿拉善境内的商人和外地人前来阿拉善放牧时收取的税种；毛捐是由阿拉善境内的贸易羊毛、驼毛的商号平均分摊交给王府的一种税项，根据记载，每年的征收总数为1万元(9) 阿拉善左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阿拉善左旗志》(2000—2012)，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512页。 。向牧民征收的主要税种为宝德税，此种税率起征于清光绪年间，是将不同的畜群总数折合成骆驼数量的征税标准，60峰骆驼抽一个“宝德”，即8～16两白银。具体比率如下，2～3头牛：1峰骆驼；1匹马：1峰骆驼；绵羊10～15只：1峰骆驼的等值。从宏观角度看，驼运不仅是阿拉善人民内部交互的形式，而且还是草原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运输方式，更是阿拉善旗的统治者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举措。
笔者以阿拉善历史上最著名的祥泰隆店铺为例，来解析驼运对于商人、牧民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祥泰隆开业于雍正年间，光绪年间在山西商人董得峰的经营下成为了内蒙古西部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店铺，资本由8000两白银变为20万两，雇佣的驼客及伙计从65人增加到260人，拥有八个分号，牲畜上万头，还有自己的牧场。(7) 内蒙古自治区志·商业志编撰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志·商业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9页。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庞大的商业交通网络，他们在山西、天津、宁夏、包头、北京等地具有分号。其营业形式为，从宁夏分号低价购买粮食、白酒、地毯和铜器贩卖至阿拉善；再从阿拉善采盐、收受毛皮、苁蓉、蘑菇贩卖至包头；从包头分号购买砖茶、生烟、布匹、糖类运回阿拉善贩卖；从山西平遥分号购买曲沃烟土；从山西蒲州分号购买鱼牌砖茶；北京分号购买金银首饰、马鞍、绸缎；天津分号推销驼绒、药材采购日用品，再将上述物品驼运回阿拉善，以阿拉善为周转点驼运至外蒙古、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谋取暴利。
(三)盐务驼运
食盐的外运不仅是阿拉善旗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而且还是牧民赚取脚价补贴家庭收入的主要途径。光绪三年(1877年)的旗内驮盐收入清单中写到“王爷苏如格之骆驼驮盐收入为三百一十一两一钱五分。从仓及吉萨处计驮盐收入为二百三十五两四钱六分五厘。本旗职员、苏木之牧民、沙比纳尔(喇嘛)共有三千八百二三峰骆驼参与运盐。每峰骆驼驮盐需缴纳二钱五分，征得税银为九百五十两七钱五分。从驮盐人的乘驼收取一钱二分五厘，共有乘驼五百七十五峰，征得税银为六十九两二钱五厘。上述驮盐收入共计一千五百六十七两一钱一分五厘。”(10) 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馆藏档案：101-08-0326-024至101-08-0326-032。 除了王爷仓的驼群之外，官吏阶层也占据着驼运的重要份额。我们以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的运盐驼只统计清册为例。(11) 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馆藏档案：101-03-0023-013。 本月共有905峰骆驼参加了驼运，其中官吏阶层的驼驮有466峰；旅蒙商和民人279峰；宗教阶层为92峰；两家铺子27峰；民勤地区的骆驼41峰。官吏阶层占据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份额，而宗教阶层只占据着百分之十左右的份额。
分析档案材料得知，对盐务驼运的管制是阿拉善王公实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又一重要举措。阿拉善王府对所辖境内的各大盐池拥有控制权，且盐运为牧民赚取脚价的主要方式，因而对盐务驼运的诸多限制是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举措。通过对采盐时节的调整，单次驮运骆驼数量的控制，驼运税收的波动，吉萨信物和异地驼运骆驼的执照发放，以及到清朝中后期实行的外包制，都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控制目的。这种社会控制针对的主要是官吏阶层、宗教阶层和旅蒙商等拥有较多骆驼的群体，对牧民阶层的控制方式主要是在脚价的调整上。如上表所示的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月十二日下发的批示就是针对脚价管理的例子。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五月初八，阿拉善亲王给协理台吉伊兴格传谕，批准镇番县民人驼运三百峰骆驼雅布赖蓝盐发给执照。(12) 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馆藏档案：101-03-0098-038。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一月二十日，由阿拉善印信处给亲王的呈文内称“我旗官员坤都达赖的十七峰驼驮、呼伊戈怒苏海的两峰驼驮、呼伊戈扎布的五峰骆驼、呼伊戈雅登扎雅三峰骆驼意欲在禁运期内非法驮盐一事恰被我等撞见遂立即将他们的所驮之盐和驼具收之内仓，另将罢免达赖的官职的同时鞭打呼伊戈怒苏海、扎布、雅登扎雅等人各一百事”。(13) 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馆藏档案：101-05-0115-003。
本文选用地理坐标系建立INS导航方程,主要由于地理坐标系的三个坐标轴分别沿当地纬度线指向正东、沿当地子午线指向正北、沿当地参考椭球的法线指向天空。所以,利用地理坐标系力学编排方程,作为系统输出的导航参数,可直接得到舰船的地理坐标,即纬度、经度、高度,表示为(φ,λ,h)[5]。
结语
根据档案材料的分析，阿拉善驼运历史档案主要由盐务驼运、商务驼运、政务驼运等几种形式所组成。其中，政务驼运按照其实际用途又可以细分为军需用驼、贡驼、路引用驼。阿拉善的军需骆驼在清朝时期的诸多叛乱中为朝廷运输军粮、军械，对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起到了殊为关键的作用。同时表现了阿拉善蒙古人民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笔者认为阿拉善贵族以驼运为政治手段媚上欺下，在输送军驼来获得满清统治者的政治支持的同时又以驼群数量的绝对优势和盐池的控制权达到社会控制之目的，控制举措具体可细化为采盐时节的调整、单次驼运峰次数量的限制、驼运税收的波动、吉萨信物的发放、异地驼运骆驼的执照发放等。不难看出，统治阶层对生产工具掌控而由此导致的脚价制度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形式的一大特点。
我国城市建设的发展已经迈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对建筑设施进行旧建筑风格的设计成为了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种设计理念的使用对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十分重要，需要相关的设计部门不断地对其进行探索和研究，挖掘出旧建筑设施在城市生态体系中存在的价值，做好历史建筑的保护和改造设计，制定对旧建筑的改造标准、规则，提升旧建筑设施的社会价值，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城市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阿拉善蒙古族在进行游牧活动之余因地制宜地利用驼队来运输沙漠深处的盐巴和牧区的畜产物资至宁夏、银川、喀尔喀蒙古、新疆、山西、内蒙古乌拉特三旗、包头、绥远等地，以此作为日常生活的补充之用。其中，尤以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绥新驼道最为著名。绥新驼道的中路为东西横贯阿拉善的商路，从归绥至迪化所需时常约为70至80天。绥新中路又可以分成南北两路，其北路由巴彦诺尔盟的阿布特勒进入阿拉善地区，经过银根、呼伦布斯格、班第陶勒盖、淖干敖日布格、察汗德日苏、雅干、好来公、呼和陶勒盖、乌兰艾里根、陶尔斯、准扎亥乌苏、呼仁宝木音呼都格、陶来三大、哈尔德勒、呼路格其古特、清河口、哈喇善丹、甜水井至甘肃。该路在阿拉善境内共有19站，共计路程870公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生态限制下，这条驼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进一步讲，绥新驼道为新疆的经济发展和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为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开辟了一条“友谊之路”。
[中图分类号] F129，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067(2019)03-0046-11
[作者简介] 满都拉(1993-)，男(蒙古族)，内蒙古阿拉善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2016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包美丽(1990-)，女(蒙古族)，内蒙古兴安盟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7级民族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吐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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