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过去与现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学派论文,年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当今国际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是法国年鉴学派。本文简略论述了该学派发展的历史、特点及其作用。
［关键词］ 法国 年鉴学派
法国年鉴学派是当今国际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自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初创以来，其声势日益壮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从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看，它由历史学逐渐扩展到社会科学其它领域，并占据主导地位；二、从年鉴学派的影响范围看，它以法国为中心，向西欧、北美、南美及亚洲部分地区辐射，如今已成为世界历史研究的主流。
年鉴学派的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二次大战前后是年鉴学派的初创和早期发展时期，其代表人物是布洛赫与费弗尔；以布罗代尔为领导的年鉴学派在五、六十年代走向了成熟；随着时代的前进，布罗代尔时代结束了，年鉴学派在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勒高夫、弗雷和马克·奥热的带领下，开始发生嬗变，走进了“年鉴·新史学派”的范式。实际上，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集中表现了西方史学近几十年的变化，年鉴学派“已经取代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地位，而且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的中心锻炉。”①另外，年鉴学派还广泛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因此，对年鉴学派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西方史学在当代的发展趋势，还有助于我们批驳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谬论。
年鉴学派的初创和早期发展
西方史学经过漫长的发展，到十九世纪，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首的客观主义历史学派，在西方历史研究中独领风骚。兰克史学要求学者们在研究历史时“如实直书”，他们一味追求对史料的辨析、考证，把本来具有很强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的历史学变成了单纯的史料学，并在这一基础上贯以“科学”的名义。至十九世纪末叶，由于客观主义史学派研究脱离现实，取消了自身的社会功能，而且十分繁杂，加之以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主义兴起，客观主义史学逐渐衰落下去。可以说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直接继承了兰克学派在西方史学界的领导地位；不同的国家对德国历史主义的态度，也并没有象对兰克史学那样显得如此虔诚。在英国，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②的影响依然存在；在美国，从实证主义的母体中孕育而生了社会学，美国历史学正是吸收了社会学中的营养才表现出本国的特色；在法国，二十世纪初期，历史学家贝尔创办了《历史综合评论》杂志，宣扬以综合研究的方法来克服传统史学的弊端。正是在贝尔的直接影响下，法国年鉴学派出现了，并一步一步地走上法国史坛，进而成为国际史坛的领袖。
年鉴学派的创始者是法国两位青年历史学家布洛赫和费弗尔。1929年，布洛赫的费弗尔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建了《经济和社会史年鉴》，这一成果被认为是年鉴学派正式开始创立的标志，年鉴学派也因此而得名。
年鉴学派的宗旨是什么呢？年鉴学派没有一个确定的组织，而这些围绕在《年鉴》周围的学者却有着共同的目的。《经济和社会史年鉴》创刊号的卷首，布洛赫与费弗尔联名发表了一篇“告读者”，写道：“我们都是历史学家，都有共同的体验，并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我们都为长期的、从传统分裂状态中产生的弊病而苦恼。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文献时，使用着陈旧的方法；另一方面，从事社会、近代经济研究的人，正在日渐增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者，互不理解，互不通气。现在，在历史学家之间，在从事其他研究的专家之间，存在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的状况。当然，各行的研究家都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如果他们再能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可是却被高墙堵住。我们之所以要出来大声疾呼，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分裂。”③显而易见，这段文字呼吁学者们冲破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界限，相互协调，开展跨学科研究。这就是布洛赫和费弗尔创建《年鉴》的初衷，也是年鉴学派的宗旨所在。
费弗尔在《年鉴》杂志创办之前已经发表了一些著作，如《大地和人类的进化：地理历史学导论》、《马丁·路德：一个命运》等，这些论文与他以后发表的几篇论文结集成《为历史而战斗》，这本书也就成了与传统史学论战文章的汇编。布洛赫是历史研究的一位实践家，他的主要著作有《为历史学辩护》。书中他提纲挈领地归纳了年鉴学派的理论，认为：历史学“这位理性知识领地的新到者还处在摇篮中……作为一门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学，它还十分年轻。现在，它终于力图深入人类活动的表层，不仅拒绝谣传和卖弄词藻的诱惑，而且要防止近代因习以为常而墨守成规的学问和经验主义的标榜。”④费弗尔与布洛赫为首的一批历史学家经过长期的史学实践，积极倡导总体史学，进行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力图把历史学和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对人类活动的总体，包括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情感、政治等因素进行研究，同时又注重社会各种结构分析，并大大扩大史料的范围。
布洛赫和费弗尔创办《年鉴》杂志为跨学科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公开的论坛，这个论坛同时也是一个与传统史学进行论战的阵地，终于，新一代学者“用具体的研究成果来说明和推广总体史研究，改变以朗格卢瓦和塞纽博斯为代表的传统实证主义史学占统治地位的局面。”⑤有人说，布洛赫和费弗尔时代年鉴学派是放在西方史学中的“特洛伊木马”，不错，年鉴学派在出生之时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然而谁又能阻止这个不起眼的小子成长为一个巨人呢？
布罗代尔时代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洛赫被纳粹分子杀害，费弗尔则继续为壮大年鉴学派而努力。战后，年鉴学派逐渐在法国史学界取得了主导地位，其活动中心也由斯特拉斯堡大学移到了首都巴黎。1946年，《年鉴》杂志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1947年，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正式成立了经济和社会科学部，即第六部，它成了后来年鉴学派跨学科和综合研究的学术中心。
1956年，布罗代尔就任第六部主任，同时也成为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人们将布罗代尔任第六部主任的这一时期称为布罗代尔时代。布罗代尔是年鉴学派的杰出代表，他不仅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还带领年鉴学派走向了成熟和辉煌。
令布罗代尔蜚声法国史坛乃至国际史坛，是他在1949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地中海与菲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很快，这部书成了年鉴学派的经典著作。在《地中海》中，布罗代尔提出了“地理·历史结构史”。他在序言中说：“关于历史与地理空间的联系，可以说没有比地中海这个直截了当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了。特别是十六世纪以来，地中海与人类的关系得到了如此地扩展。它的性格是错综复杂的、难以把握的、又是独特的。”⑥地理和历史结构通过时间而集中表现出来，这就构成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地中海》是部总体史著作，布罗代尔根据“长时段”理论将这部总体史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的是人与其环境的关系的历史。这种历史的流逝几乎无法被察觉，在这种历史中，一切变化都十分缓慢，这是一种由不断重演、反复再现的周期构成的历史。”⑦这种历史几乎不受时间的影响，也就是“长时段”下的结构的历史。第二部分写的是情态的历史，“这种历史的时间虽然缓慢却能感觉到它的节奏……我们可以称它为社会史，即人类群体或集团的历史。”⑧它是蕴含在“中时段”中。第三部分“注意传统的历史，……即事件的历史，……它是最激动人心的，最富于吸引力的，但也是最危险的。”⑨这部分的历史是“短时段”中的历史。以上三个部分分别与“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别时间”相对应，揭示了整个地区、整个时代的历史。前者是作者最关心的，因为结构和事态是事件赖以发生的基本场所，而过去的史学家往往忽视结构和事态的历史，即“长时段”的历史。在布罗代尔看来，现代的历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只有在历史研究中注重结构史的研究，历史学才能摆脱困惑，跨入一个新的纪元。正如波兰历史学家耶日·托波尔斯基所说：“年鉴学派研究方式的新颖之处，在于集中注意结构研究和解释时期内的事件，这就使描绘出变化的‘形态’，即一定的事态成为可能。”⑩
如果说，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一书中只是初步提出“长时段”理论；那么，到1958年《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的发表，则使“长时段”理论臻于成熟。该文从理论上阐述了不同层次的历史时间在总体史研究中的意义，在布洛赫和费弗尔思想的基础上融进自己的创见，建立了系统的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
布罗代尔时代是年鉴学派的鼎盛时期。该学派的两大基础，一是提倡总体史学，二是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实践。前者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后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二者共同构成了年鉴学派的史学体系。从总体上研究历史，客观上要求运用除传统史学的各种方法外的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二十世纪上半叶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历史学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能。年鉴学派正是在这一契机下，广泛地开展跨学科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学的现代化进程。
在年鉴学派早期，布洛赫、费弗尔就很重视历史研究的方法。布洛赫采用回溯复原法，从时间上逆向研究历史；费弗尔运用心理学方法，进行历史研究，《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是法国心理史学研究开创的标志。到布罗代尔时代，年鉴学派的史学家更是大力采用各学科的方法。《地中海》一书本身就运用了地理学、气候学、社会学、人种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此时，历史学家对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联系是必要的这一点已不再表示怀疑。巴勒克拉夫也认为，“当前（历史研究）趋势的主要特征又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而在过去，历史学一直被认为是与社会科学相对立的。……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正是年鉴学派的首要成就。”(11)显然，这句话中还未将自然科学包括进去，也许是巴勒克拉夫的一点疏漏。计量研究方法的运用，可以说是布罗代尔时代史学方法上的又一大特征，它使年鉴学派的史家在将叙事式历史转变成分析式历史有了较为科学的依据。
经过年鉴学派的努力，历史研究更加深入、科学，然而客观现实却不断地要求年鉴学派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年鉴学派经过短期的鼎盛时期之后，又不得不开始新的征途。
时代的前进与年鉴学派的嬗变
1972年，布罗代尔退休，辞去了法兰西学院院长的职位，同时辞去第六部主任的职位，从此“交接班的时刻来临了，新一代学者取得了领导权。……权力被分割开来，这位年鉴大师所起的统一作用消失了。”(12)年鉴学派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虽然有勒高夫、拉杜里、弗雷和马克·奥热等领导人，但他们中没有一个能象布罗代尔那样，再把年鉴学派这一松散的学术组织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正如勒高夫说的，“我们（年鉴学派）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我们仍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静止等于死亡。”(13)在新的阶段中，年鉴学派正在走向衰落吗？只有事实能说明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勒高夫为首的学者打出“新史学”的旗帜，从此，人们开始将年鉴学派称作“年鉴·新史学派”，或“新史学派”。“年鉴·新史学派”也有自己的代表作，如勒高夫、夏蒂埃、勒韦尔编的《新史学》，勒高夫与诺拉合编的《创造历史》。在“年鉴·新史学派”的代表著作中，他们继承了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不断地更新，虽然这一阶段的理论显得形式多样，甚至繁杂，但年鉴学派在最初形成时，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历史研究开辟蹊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年鉴·新史学派”的理论正是年鉴学派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从费弗尔到布罗代尔，两代年鉴学派的史学家都很重视心理史学的研究。在“年鉴·新史学派”时期，费弗尔倡导的集体心理分析发展成为精神形态史研究。布罗代尔一贯强调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着重研究结构的历史和形态的历史，事件的历史则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事件的历史正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事件在历史研究中作用的否认，同时也就是对政治史和军事史抛弃。年鉴学派在倡导总体史的同时，又忽视政治史和军事史的价值，这正是年鉴学派与传统史学论战中一种偏见的表现。一旦忽略了事件史，年鉴学派的研究就只能注意到历史的结构和势态，而无法说明社会的变革，丰富多彩的历史将变得枯燥无味。历史研究应该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结合，不能因为要改变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史学而一味追求科学主义，置人文主义于不顾。“年鉴·新史学派”在实践的困惑中，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加以纠正，事件史研究的升温正表示了“年鉴·新史学派”在历史研究中认识的深化。
从总体上讲，“年鉴·新史学派”并没有脱离年鉴学派的基本理论和观念，它之所以表面上看似背离了年鉴学派的初衷，是因为“年鉴·新史学派”自身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如，计量史学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日益广泛地得到运用，但是，当人们听到拉杜里说：“八十年代的史学家要么是程序设计员，要么什么也不是”，“唯有计量的历史学才是科学的历史学”(14)时，人们不禁要怀疑“年鉴·新史学派”的存在的理论基础了。计量史学的确能解决一些其它方法难以解决计量研究问题，然而历史研究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综合，计算机始终是不能代替人脑，完成定性研究的全部任务。
年鉴学派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发展，演变成“年鉴·新史学派”，直到九十年代它仍然在发展变化中。它会走向何方呢？值得注意的是，年鉴学派从它诞生之日就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它的成长道路上，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它嬗变的新时期，它又会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呢？
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极力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然而，“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15)同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博大精深，也成为许多正直的学者吸取养料的源泉。年鉴学派的创始者费弗尔和布洛克都有言论，声称自己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布罗代尔更直率地说，“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清楚，马克思是当代历史科学的奠基人。”(16)随后，勒高夫、拉杜里等人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表示钦佩。
年鉴学派的领导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声声赞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仅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还亲自进行了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为自己所用。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学，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说，近似于系统论在史学领域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为总体史学的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唯物史观的一个重大论点，就是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重视对人民群众历史的研究。而年鉴学派的集体心理学成果，正揭示出集团心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有力地批判了英雄史观的谬误。年鉴学派还注重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直接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经济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的论述。
虽然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能正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但年鉴学派从整体的哲学基础上来讲，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作为资产阶级的历史学派，年鉴学派又有其致命的弱点。例如，兰克史学只是为历史学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史料学基础。在对兰克主义史学的继承和批判中，年鉴学派开始追求史学的科学化，但这种“科学化”导致的是对政治史、军事史的放弃，对计量史学的片面夸大等不良现象，历史研究走向了与兰克史学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而走到这个极端正是年鉴学者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中辩证法的结果。所幸的是，“年鉴·新史学派”的学者开始认识到这种实际研究中的片面化，并逐步加以改正。
有的学者曾经对以年鉴学派是资产阶级学术团体为名，对年鉴学派持全盘否定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既然我们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将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那么为什么不能为资产阶级学派向马克思主义的接近作出肯定的回答呢？只要我们在这点上取得共识，对年鉴学派的评价就会显得更客观、更科学一些，并且，通过研究年鉴学派的过去和现在，可以预计，年鉴学派的未来有着光明的前景。
注释：
① 莫米格里亚诺：《史学研究》，伦敦，1966年，第233页。
② 国内外学者多将客观主义史学派归入实证主义史学中，实际二者是有区别的：客观主义史学只要求对史料考证、辨析，并不去寻求历史发展规律；而实证主义史学在客观主义史学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努力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
③ 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第65页。
④ 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14页。
⑤ 张广勇：保罗·利科的《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中译本）导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14页。
⑥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Harper Torchbook,1976,P17.
⑦⑧⑨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Harper Torchbook,1976,P18.
⑩ 耶日·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147页。
(11)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67页。
(12) 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第231页。
(13) 姚蒙：《历史始终是人类社会在时间中的演进——法国著名史家雅克·勒高夫采访记实》，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
(14) 拉杜里：《历史学家的领域》，巴黎，1977年版，第14页。
(15)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32页。
(16) 《新观察家》，1967年7月12日，第25页。转引自陈启能《苏联学者对年鉴派看法的变化》，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第89页。
标签：历史学论文; 年鉴学派论文; 历史学专业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