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兴起的传播性商业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通俗论文,条件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5)11-0162-06 传统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文化时代不具备现代通俗小说的生存条件，原因在于：一是近代印刷术发明以前，传播方式是以口口相传或石刻翻印，传播媒介的原始和单一决定了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二是农业文化时代人的生存方式相对落后、人际交往相对封闭、人的生命形态相对单调以及审美欲望的相对抑制等，决定了此时期难以形成大众的消费欲望与时潮。人类文明的历史证明，只有在城市繁荣、商品化市场形成的前提下，通俗小说才能生成。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兴起的主要原因在于繁盛市场文化下形成的一系列传播性商业条件。 从词源学方面看，城市是由“城”和“市”组成的复合名词，城在中国古代指都邑四周用作政治管理和军事防御用的城垣，市则有集民、聚货进行商业交易的含义。城市的出现和繁荣代表着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因为“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于城市产生”①。世界城市大约产生在公元前3000年，社会学家称之为“城市革命”的历史。中国关于“都”的记载较早出现在周朝，《周礼》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②中国古代城市虽是封建政治、文化的中心，但商业并不发达；中国近代城市是在世界近代化潮流推动下的产物，商业发达，并承载了更多的市场文化。19世纪中期，殖民主义的炮火首先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城市燃起，当西方的坚船利炮进入这些地方时，科技与文化也随之来到。随着对外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商业城市群。20世纪初，随着殖民化程度的加深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据统计，20世纪初，中国2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312个，其中2—5万人口者216个，5—10万者46个，10—50万者41个，50万以上者9个。③大批农民涌进城市务工或经商使得城市人口日益复杂化，由于租界和贸易带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发生冲撞，从而形成了中国式城市近代化趋势。特别突出的是“商品经济作用下城市的自由发展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市民的某些近代自由精神”④。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发展非常迅速，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租界的城市上海为例，有一组统计数字可以说明问题：“上海的洋行1844年时只有11家，到了1903年时达到了600余家；上海的商号1865年时只有88家(仅租界)，到了1909年时达到了10 528家(包括华界)；上海港进出口船只与吨位1871年时3510艘、1 901 775吨，到了1910年时达到了45 870艘、18 554 834吨。”⑤传统社会大城市或较为繁荣的城市往往是政治、行政或宗教中心，比如唐长安城，宋东京汴梁，元大都北京或者古罗马，巴格达等，但现代社会大城市或较大城市的繁荣都是以经济繁荣为基础，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等。但无论城市作为政治中心还是经济中心，文化市场的形成都与城市的繁荣密不可分。城市的繁荣与否构成了社会和文化发展变化的宏大背景，对文化市场的形成有重大意义，比如通俗小说的文化市场主要产生在上海等东南沿海等地方，这与东南沿海等城市的繁荣紧密相关。城市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发达的必由之路，更是近代精神文明的源泉，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城市不仅是“一个独特类型的定居地，并且隐含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及现代意蕴”⑥。城市的繁荣决定了它是培育文化市场的温床，它为文化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大环境。 就晚清小说文化市场而言，清末民初相对从前更加繁荣，小说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据梁启超1904年有所夸张的一组统计数字“查每年地球各国小说出版之数，约八千种乃至一万种。内美国约二千种，英国一千五百余种，俄国约一千种，法国约六百种，意大利、西班牙各五百余种，日本四百五十余种，印度、叙利亚约四百种云”⑦，这足以说明1898年到1911年间出版小说种类和数量的可观程度，相比于各国小说出版的种类数量，中国依然处于前列。这说明清末民初小说市场相当活跃和繁荣。当然，文化市场的活跃与城市的繁荣密不可分，但文化市场形成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传播方式的发展、稿费制度的逐渐完善和作家的职业化。 1.传播方式的发展 相对于古代文学，清末民初小说传播方式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印刷业的发展和报刊业的进步两个方面。据张静庐编制的《中国出版史料补编》记载，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印刷工业规模增长了6倍。到1924年，生产廉价新闻纸的工厂全国一共21家，上海及其附近市县就有10家。这说明了当时的印刷事业进步较快，因此，阿英认为近代小说繁荣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⑧。中国历史上文本制作的传播方式发生过三次重要变化：第一次是文本由甲骨刻石钟鼎转为竹简木片帛书；第二次是由于纸和雕版印刷的发明，大大降低了书籍的成本，加速了书籍的流通，扩大了文本的传播范围；第三次是近代由西方输入的机器印刷和书、报、刊的资本主义商业性营业方式，改变了传统文本的制作传播方式，大大降低了成本，加快了传播速度，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从传播方式发生的三次重要变化可见印刷业的进步。印刷业的进步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要依靠手抄和手工木刻印刷，而20世纪初则以活版铅印、石印和机器复制为主。印刷业的发展对清末民初文化市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同样文本制作的传播方式也非常重要，袁进认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常常在背后制约着作家、读者，甚至影响到社会文化政治的发展。”清末民初传播媒介的变化以报刊和平装书为代表。近代报刊以先是报纸后是文学期刊的方式迅速成为传播载体，据祝均宙、黄培玮的《中国近代文艺报刊概览》的《引言》说：有133种近代文艺杂志，76种文艺报纸，68种未见原件的文艺报纸、杂志。又据鲁深在《晚清以来文学期刊目录简编》中的统计，从1872到1897年这25年中，总共才出现过5种文学期刊，其中3种实际上是《瀛寰琐记》的改版；而从1902到1916年这15年间创刊的文艺期刊则有57种，从1917到1927年这10年期间创刊的文艺期刊共有143种。甚至，清末民初报刊成为文学作品在整个汉文化圈传播的主要载体和媒介。⑨在木版刻印小说的时代，刻印一本书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又因读者购买力偏低，卖书成为很困难的事情。但如果一本书的内容在期刊杂志上分期刊载，又因报刊和平装书生产量大、价格低廉，读者就会接受并能承担对此的分期付款。可见报刊业的进步为清末民初文化市场的建立搭建了一个可行的平台。袁进说：“用机器复制的中国近代报刊和平装书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运行机制，从而也改变了文学的作者、文本和读者。”⑩总之，印刷业的发展和报刊业的进步为通俗小说的流行提供了新的物质手段和传播媒介，当然也为文化市场的建立准备了物质基础。 此外，20世纪20年代小说改编为电影的传播方式对文化市场形成、小说创作繁荣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郑逸梅在文章《我所知道的徐枕亚》中说：“《玉梨魂》一书，既轰动社会，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把这部小说，由郑正秋加以改编，搬上银幕，摄成十本……演来丝丝入扣，且请枕亚亲题数诗，映诸银幕上，女观众有为之揾涕。既而又编为新剧，演于舞台，吸引力很大，那《玉梨魂》一书，再版三版至无数版，竟销三十万册左右。”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改编成电影《火烧红莲寺》后出版数量也大大增加。这种传播方式的出现对通俗小说创作繁荣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 2.稿费制度的逐渐完善 文化市场流通平台建立后，小说成为商品，稿费作为商品交换的必需条件应运而生。稿费进入创作领域始于晚清。1902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刊登了一则《新小说征文启》，在这个征文启中说明了要付稿酬以及所付标准，这起到了倡导和示范作用，从此很多期刊创刊时都说明稿酬问题，例如《月月小说》、《小说海》、《小说时报》、《小说月报》、《礼拜六》、《小说丛报》、《小说画报》等都明确规定了稿酬。从清末时期开始，小说创作受到读者欢迎，因读者数量多，小说创作能得到稿费，诗文却不一定都能得到。稿费的规定更是促使了更多小说创作的出现，小说创作中关注普通大众的阅读兴趣也成了创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由此看来，稿费制的确立，小说地位的提高，机器印刷的‘平装书’的问世，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小说市场，调节、制约着小说的批量生产和艺术追求。”(11)晚清时期，版权观念已经非常普及，大部分小说的版权能够受到保护，比如1907年《小说林》杂志第三期上有如下广告：“本社所有小说，无论长篇短著，皆购有版权，早经存案，不许翻印转载……除由本社派人直接交涉外，如有不顾体面，再行转载者，定行送官，照章罚办，毋得自取其辱。特此广告。”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律》，使稿费制度和著作权得到了法律的认可，这意味着中国统治层对文学商品化的承认与适应。稿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出版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不仅促进小说繁荣，而且为小说家职业化提供了保障。这意味着作家的劳动成果从物质上得到了体现，也是社会对其劳动成果的尊重。对劳动成果的体现和尊重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保证了创作事业的繁荣，更重要的是为作家的职业化提供了良好的经济保障。 3.作家的职业化 稿酬制度的建立对小说家职业化有一定的驱动和影响力。在稿酬制度的刺激下，一些旧文人迫于生计，也纷纷投身到小说创作的职业作家群体中来。职业小说家，指的是以稿酬作为主要生活来源或把小说创作作为固定职业的人。科举废止于1905年，“著即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2)，这对士大夫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由此大批文人加入到小说创作的行列。郭延礼认为中国职业作家出现的过程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报人的出现，第二步是报人小说家，第三步才是职业小说家(作家)的诞生。”(13)这恰好符合市场文化的规律，报刊和报人一定联系在一起，因为报刊大量刊载文艺作品，一定会有报人发展成报人小说家。随着稿酬制度的建立，职业小说家必然诞生，即作者创作小说有了可靠的经济收入，有的甚至完全靠稿费生活，因此大多数作家不同于梁启超们创作小说的目的是改良启蒙，而是把创作小说、翻译以及编辑作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手段，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小说家，例如李伯元、吴趼人、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等都是职业小说家。晚清时期我国文人真正以领取稿酬的方式直接介入文学生产这一商业性活动，并成为职业作家。职业小说家的出现表明小说创作的商品化逐渐增强，作家的创作受到市场牵制，但市场也给他们带来活力，市场要求作家创作出更多作品。没有更多作品，便失去更多读者，没有更多读者，市场便失去了活力，作家创作欲望就会大大降低。职业小说家的创作以读者阅读兴趣为目的，往往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清末民初这种以读者阅读兴趣为创作目的行为导致了小说创作的商品化，小说创作商品化是通俗小说赖以存在的条件。然而小说创作数量依赖于市场需要必然会带来创作速度极快和粗制滥造现象，比如吴趼人只用了七八年时间就写出了18部长篇小说和十二三种短篇小说、笔记文学集；谴责小说堕落为黑幕小说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一定会出现因作品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而成为畅销书的现象，也会出现因作品成为畅销书后，报刊和作家因得到较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而引起创作者的“群体效应”，最后导致因反映热点问题出现的畅销走向了庸俗。 总之，清末民初文化市场平台的建立及小说创作商品化为通俗小说的兴起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样，“五四”以后市场化确实给文学尤其是现代通俗小说带来了自由，虽然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以文学改造社会、改良政治、启蒙大众为创作和阅读目的，但以市民为读者的现代通俗小说却拥有更广泛的市场，在创作数量和销售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新文学。文化市场建立后必然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转化为通俗小说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 文学活动包含从作家创作到读者阅读的运行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三个要素：作者、文本和读者。“随之兴起的阅读市场中同时存在‘买’和‘卖’两个过程。对于以文谋生的作家来说，作品被出版商、报馆购买刊用，这是‘卖’的成功；报刊、书籍被读者购买，这又是一次卖的成功。最终彻底决定这种‘买’‘卖’的还是读者——文学的接受者。”(14)作者创作文本，文本离开作者经过一定传播方式与读者见面，如果读者接受就意味着作者创作的文本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在以市场文化作为大背景、小说成为商品的条件下，作者成为提供商品使用价值的对象，读者成为提供商品交换价值的对象，报刊、杂志则变成商品交易的平台。作者因为关心商品的交换价值进而关心使用价值，从而无法回避交换价值的提供对象(读者)。作者群和读者群是一种平等互动关系，作者要考虑读者阅读兴趣，读者阅读兴趣影响作者创作意向，这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观点：“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每一方表现为以对方为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少，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的对象，作为目的的要求，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15)总之，文学活动过程中作者群和读者群息息相关，在文化市场的平台之上作者群和读者群的涌现，使通俗小说商品生产的过程得以完成，通俗小说因此而发生。 1.作者群的涌现 随着都市化进程迅速发展，社交之风自然兴盛、消费方式自有堕落之处。城市的都市化进程和市民的堕落风气为小说家呈现出写作的内容。但仅有写作内容还不够，还需要创作主体(作者)和消费主体(读者)才能构成写作商品化的完整过程。任何一部小说的诞生都是由作者、文本和读者构成，在这三者的关系中，作者是最重要的，没有作者也就谈不到文本，更谈不到读者，因此作者群的形成是通俗小说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通俗小说作者群诞生的原因有三： 第一，商业化文学市场的出现。就上海而言，文化的商业化行为使上海成为通俗小说的诞生地。商品化的市场中，市场消费促进了商品繁荣，这对于文学同样适用，商业化的文学市场流通需要更多的小说作品，这为创作小说成为一种职业提供了一个大平台。鲁迅曾说过：“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16)商场的这种规律同样适用于商业化的文学市场，其实很多作者对于商业化并不陌生，据说后来成为小说作者的王钝根、陈蝶仙等人都经过商、办过厂。可见特定时代某种程度上文人都会有一定的商业意识，如同政治家有政治嗅觉，他们能够嗅触到所处时代的文化商业气息。总之，商业化文学市场的出现，为通俗小说作者群的诞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第二，经济利益的诱惑。当那些不能进入仕途的读书人做几篇小说，只是娱己偶尔娱人时，小说作者还是有限的。但当文学进入市场后，文人必然受到商业意识的影响，特别是稿酬制度的确立，吸引着以前为娱己偶尔娱人的文人坚定不移地沿创作之路走下去，同时又吸引了大批糊口艰难的文人加入小说创作的行列。1906年科举停开，读书人不能走入仕途，无以生计，同时地位变化较大，又因写小说可以赚钱糊口，很多家境贫穷的读书人转而成为报人小说家。另外，因小说地位提高，不屑于此道的士大夫观念发生了变化而成为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因而使通俗小说作者群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 第三，报刊审美价值取向的选择。报刊业雨后春笋般的发展为作者发表小说提供了媒介。文学期刊集中了众多作家作品，不约而同形成了共同的审美价值取向，其审美价值取向直接受到了市民读者群的影响，比如1902年《新小说》虽然使小说摆脱了遭人鄙夷的地位，并激发了文学期刊热，但《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和《新新小说》的文学观念因受到市民读者群的审美价值取向的影响，仍旧不同于《新小说》，这暗含了这些文学期刊寻求文学自身规律的艺术思考，后来再到《礼拜六》、《小说大观》、《小说新报》等文学期刊时，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小说消遣、娱乐和趣味，社会批判性大大减弱，可见，通俗小说作家的作品有发表的地方，报刊对消遣娱乐审美价值取向的选择为通俗小说作家群的诞生准备了合适的物质凭借。晚清小说数量之多，当时的小说家都感叹不已，比如吴研人在《〈月月小说〉序》中说：“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这些小说多数以消遣娱乐为目的。从小说创作数量之多，可以推知小说作者数量之多，必然会形成强大的作者群，作者群的形成使通俗小说作为类别兴起成为可能。 2.读者群的涌现 因为通俗小说的出现以文化市场为依托，读者的地位自然被强调凸现出来。马以鑫曾提出“没有读者，就没有作品创作的最后完成”(17)。通俗小说读者群的形成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具体而言： 一方面，市民阶层出现并有休闲阅读的需求。商业化市场行为泛化的一种结果是市民阶层出现。19世纪上海开埠以来，城市大众群体的构成由来自全国各地中小商人和一般市民阶层组成，共同构成城市市民阶层并成为城市主体。西方最早研究“小市民”形象的学者林培瑞，曾引用中国辞典中的话来解释“小市民”的含义：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他认为，“小市民”一词应指小商贩，各类公司职员，高中学生，家庭主妇和其他受过一定教育的，生活富裕的都市人。这些人是通俗小说的忠实读者。其实市民是依托城市为生，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凭的是个人才智、经营能力，以市场的交换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群体。袁进认为清末民初“小说市场的扩大主要不是由于市民人数的增加，而是在原有市民内部，扩大了小说市场。换句话说，也就是大量士大夫加入小说作者与读者的队伍，从而造成小说市场的急剧膨胀”(18)，士大夫成为小说作者和读者并融入市民群体，不再得到当道体制的庇护，而是参与社会市场的运作，并把自己看成普通人。同时，现代化和商业化城市的发展使城市市民生活和工作感到拥挤和紧张，需要找到一种缓解放松的休闲方式，因此消遣成为市民文化的寻找方向。商业社会消遣娱乐的市民文化符合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需求，他们在为金钱尔虞我诈时，心灵深处需要精神食粮抚慰放松自己，因此他们要求有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消遣娱乐文化，要求能够读一些新的适合自己口味的小说。加之报刊、小说出售价格在读者经济所承受范围内，如《礼拜六》、《星期》每份1角，《小说时报》从8角减至3角，定价很高的《小说大观》也才1元，《晶报》的月价为2角。就当时的经济状况而言，这种售价是相对低廉的，其实这是商家通过低廉的价格吸引更多的读者从而获得高额的利润。总之，市民阶层的出现、市民文化的消遣娱乐、市民对此文化的认同以及经济条件的允许一并促成了通俗小说庞大阅读群体即市民读者群的出现。另一方面，休闲娱乐阅读要求的满足激发了市民读者群的形成和壮大。通俗小说能够满足读者的心理诉求，原因在于：一是通俗小说描写的内容与读者的现实生活联系紧密，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可以获得生存的技能与启发。二是通俗小说与读者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阅读通俗小说成为读者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通俗小说的思想意蕴、审美趣味符合读者的精神需求。四是通俗小说的表现形式、话语选择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五是通俗小说的作家在创作构思时就事先考虑了读者需求的因素。通俗小说越是能够满足读者的消遣娱乐的欲望，读者就越多，从而促使市民读者群的形成和壮大。可见，通俗小说的娱乐休闲功能和读者追求娱乐享受的欲望是互相满足、相互促进的关系。 另外，由于科举制度废除，广大知识分子普遍流向现代城市，成为市民阶层。同时，现代新式教育兴起，西学翻译的发达(19)，培养出大量新型知识分子，不仅为通俗小说提供了作者队伍，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读者群体。封建时代遗留下的知识分子也成为通俗小说读者群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一些现代知识分子包括期刊编辑，批评和编辑通俗小说的同时也成为读者群的组成部分。可见通俗小说读者群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其实，通俗小说读者群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通俗小说兴起初期，读者主要是旧式文人，后来读者群的构成才得以扩展。通俗小说既不是出于政治目的把无产阶级作为读者对象，也不是把左翼所提的“大众”作为读者对象，更不是不考虑读者。《礼拜六》这一名称的应运而生及当时流行的俗语“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就表明了通俗小说对市民的适应与迎合。可见通俗小说拥有的庞大读者群体主要是市民。市民读者群的出现为通俗小说的产生和繁荣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动力。读者群的庞大又吸引了更多的文人加入到作者群中，作者群的壮大和读者群的庞大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并共同为更多通俗小说文本的出现准备了切实可行的条件。 “传播方式的转变促使作家认真思考并重新建立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20)在文化市场中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不同于传统中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根本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读者对小说文本或意义的再创造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是通俗小说创作改变和调整的根本条件。就通俗小说创作和消费的整个过程而言，作者为读者提供了想象的消遣娱乐空间，读者为作者生产通俗小说提供可参考的价值标准和现实依据。这种双向的互动正是：“就生产方式而言，生产创造自己的消费者；就消费而言，消费也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21)，两者的有机统一促进了通俗小说的发展。 ①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陈晓林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②《周礼·地官·小司徒》，载《四部精要》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11页。 ③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④涂文学：《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略论》，《江汉论坛》1996年第1期。 ⑤吴训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第57页；刘惠吾：《上海近代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22页。 ⑥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4页。 ⑦饮冰：《小说丛话》，《新小说》1904年第11期。 ⑧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页。 ⑨焦宝：《〈辽东诗坛〉中的中日古典诗歌交流考》，《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1期。 ⑩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29、36页。 (11)马永强：《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 (12)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13页。 (13)郭延礼：《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14)马永强：《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1页。 (1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5页。 (16)鲁迅：《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载《鲁迅全集》卷5，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32页。 (17)马以鑫：《鸳鸯蝴蝶派与大众接受》，《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18)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19)陆晓芳：《晚清翻译的实学性——南洋公学译书院外籍汉译考论》，《东岳论丛》2014年第12期。 (20)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3页。 (21)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现代品格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