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革命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再现了近代史上“西学东渐”的过程，但这个过程还远没有结束。不可否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引入对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最近几年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化越来越变本加厉，大有席卷中国经济学界之势。笔者曾对这种趋势的狭隘视野进行过讨论和批判①。在本文中，我将首先从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出发，对中国经济学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继续进行批判。然后，从中国崛起的角度对新的经济学革命发生在中国的可能性进行讨论，这种讨论将说明，21世纪的中华文明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需要通过反思的、批判的和“超越的”途径把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按照这种思路，论文第四部分将讨论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问题，第五部分将扼要论述中国经验对中国经济学革命的意义，最后则阐述中国经济学革命所肩负的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并提出中国经济学革命的八项主张。
一、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
1998年，笔者在对报酬递增理论的发展史及其前景进行讨论时，区分了新古典主义传统和结构主义思路这两种不同的理论类型②。无独有偶，泰伯(William K.Tabb)在1999年的著作中③ 更明确地讨论了经济学研究的两种传统。综合泰伯的讨论，笔者在对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进行介绍和评论时④，从经济学研究传统的角度入手，较为系统地对经济思想史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学进行了对比：一种假定技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不变，在均衡框架下，研究理性经济人如何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种经济学采用了把偶然因素排除在外的决定论哲学观，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规律，演绎主义、数学形式化建模和预测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而另一种则认为，技术、制度、偏好等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这种变化的典型特征是非均衡过程，资源创造而非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经济行为者按照得失权衡而非效用最大化原则采取行动，经济研究要特别注重时间和地点的差异，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释学的方法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在当代经济学中，前者就是目前正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而后者则是在发达国家中处境维艰的西方异端经济学的某些特征。
这里，有必要对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划分加以说明。首先，这种划分是以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第一种以机械的、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而第二种则以有机的、动态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因此，笔者把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分别命名为牛顿主义的和达尔文主义的⑤。下页表就是对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更详细一点的比较。其次，这种划分是按照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进行的。换言之，它是按照我们对这两种不同世界观的现代认识进行划分的。因此，就当代和经济思想史中的某种流派而言，它不可能完全具备某种传统的全部特征，特别是某些经济学流派或著名经济学家可能同时具有第一种传统的某些特征和第二种传统的另一些特征，所以，表格中只列入了这些传统的典型代表。笔者的研究说明，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分裂早在古典经济学解体的过程中就已形成。当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先驱者们在19世纪70年代以牛顿主义的机械世界观为基础发动“边际革命”之时，目前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先驱——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老制度学派以及后来的熊彼特经济学和凯恩斯革命等都试图在牛顿主义的机械世界观之外寻求新的思想来源，其直觉意识与现代有机动态的世界观具有某种一致性，这就是我对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所定义的性质⑥。
经济学研究两大传统的简要比较⑦
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
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
研究对象(个人、企业、国家
或产业等)都是相同的，假定
研究对象(个人、企业、国家或产业等)是异质的，认为技
看问题的出发点
技术、制度、个人偏好和资源
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都处于变动中，在非均衡(“生生
禀赋不变，在均衡框架内进行
不已”、“变化日新”)的框架内进行经济分析
经济分析
既定资源的配置(或曰交换)，
新资源的创造(或曰生产)，技术、制度、个人偏好以及资源
研究焦点
在给定的约束下如何通过市场
禀赋的变动，这些变动对经济行为者以及活动的影响，通过
机制实现最优化 市场和非市场机制实现的方式
创造的本能和获利的本能。采纳更宽泛的人类行为定义，除
理性自利的经济行为者按照效
了考虑经济行为者受到追求个人效用的目标支配之外，更应
人性假定
用最大化原则进行经济决策当认识到本能、习惯、阶级、文化、认知模式等因素对他
(享乐主义)
(她)们的决策不仅具有约束而且具有塑造作用，行为者按照
得失权衡或满意的原则展开行动
采用了将偶然性和能动作用排
采纳不确定性思维，认为结构和能动的交互作用使经济世界
哲学观
除在外的机械决定论，在逻辑
本身成为决定论的，特别关注历史不可逆、路径依赖和制度
推演中不考虑历史不可逆、路
差异
径依赖和制度差异等
理论结构特点不能处理多样性、新奇、质变、
可以容纳多样性、新奇、质变、报酬递增和系统效应等
报酬递增和系统效应
规律观
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
规律是相对的，其有效性要受经济时空的制约，特别关注历
地点的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史和地理的差异
方法论
方法论个人主义(或原子论)方法论有机主义(或整体主义或交互作用主义)
在高度抽象中建立逻辑上严密
研究方法的特征
一致的公理化体系，数学建模、
在历史时间中的世界多重复杂性中认识世界，回溯法是其重
计量经济学和预测是其研究方
要特征，主要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制度的和解释学的等方
法的特征法
知识论
坚持事实和价值两分法，倡导
在科学研究中，事实和价值是不可分割的，经验研究渗透着
“客观中立”的所谓实证分析
价值判断
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经济学是一门精密科学，数学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应当更多地参考政治学、
和经典物理学是其模仿对象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
西方异端经济学：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后凯恩斯经
典型代表
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博
济学、生态经济学、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如调节学派、女性主
或主要流派 弈论、新凯恩斯主义等。理性
义经济学等。以中国经验和哲学传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经济
选择马克思主义 学理论
笔者发现，埃里克·赖纳特从不同的角度也对经济理论的这两种不同类型或两种教规进行了划分，并把他们之间的分裂进一步追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按照赖纳特的划分，西方主流经济学教规把物质资源看作是财富的起源，分析焦点集中在物物交换、消费和积累上，使用的分析方法是原子论的和机械的方法；而在另一种教规中，文化即人类的创造力和品行则是财富的起源，分析的焦点是生产和创新，分析方法是整体主义的、有机的和综合性的，赖纳特把这种教规命名为文艺复兴经济学。赖纳特认为，这种教规要比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历史更悠久，它支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观，主流经济学教规则是下一个哲学时期即启蒙运动的产物，这个时期的价值观与文艺复兴时期是相对立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和个性是以把人类想像为一种精神存在的影像为基础的，这种影像把人类看作是有创造力的和有生产性的，而启蒙运动对人类的理性和个性的理解更多的则是物质主义的。在多次再版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内封底上，“经济学的家族树”只是展示了主流经济学教规的演进，而文艺复兴经济学的教规在经济思想史中却面临着绝迹的危险，但当一个国家在对当时的领先国家进行认真追赶时，这种经济学的复兴就势在必然了⑧。然而，这种经济学在中国的复兴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二、中国经济学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范式和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陷入危机，一股来势汹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开始在我国兴起，并得到广泛传播。按照这种教条主义的看法，经济学原理是一元的和统一的，经济学是不应该有国别差异的，即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这就是以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⑨。这种所谓的“现代经济学”就是“理性选择的科学”⑩，它是一套科学的分析工具，而不是意识形态。“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创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所使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11)，“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其实都是相同的，都是基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而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还是一般均衡理论，即现代的德布鲁的均衡理论……它的基础非常坚实。这并不是说主流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就没有缺点……但现在发展不出另外一套逻辑来替代它，只能是在这一套逻辑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正，这就是现在的发展方向”(12)。因此，按照林毅夫的看法，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唯一能代表经济学世界先进水平的，获得诺贝尔奖就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奋斗目标。
在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指导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加速了控制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步伐。按照《第一财经日报》的排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就成了推行这种经济学的急先锋。以《经济研究》为代表的一大批过去声名显赫的学刊纷纷转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被弃之不顾，而烦琐的数学技术却得到盲目推崇(13)。尤其是中国经济学年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信念为唯一规范，利用高等学校的权力资源，企图主导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可能出于无知，不少人开始接受他们对“现代经济学”的界定，深奥的数学证明似乎代表了科学真理，流利的美国英语成了一种权威的象征。至于这门学科的历史是怎样的，经济学与现实的相干性，经济学是否以及有无可能存在可供替代的理论范式，他们是不予考虑的，以至于在许多研究者和青年学生中产生这样一种感觉：美国的、新古典的、数学化的经济学就是科学的经济学。更有甚者，张军教授2005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十年回顾”研讨会上提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应该减少培养本土的经济学博士，而专注于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输送优秀的博士生。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提议竟然得到不少与会者赞成(14)。
根据我对经济学研究两大传统的划分，“只有一个经济学”的看法无疑是对经济思想史无知的表现，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视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存在这种霸权作风的体现。在经济学原理上不仅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学，而且，非主流经济学也从不是以现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基础的。实际上，被钱颖一教授所推崇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是什么“现代经济学”，它的世界观仍停留在18和19世纪的牛顿主义时代。而张维迎教授所谓的“经济学：理性选择的科学”是按照先验的宗旨对经济学的定义，它排除了理论发展的多元主义，把我们禁锢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这种单一类型的理论和方法之中。在西方经济学界，所谓数学分析工具支配思想和问题意识的陈腐观念已经遭到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经济学专业学生的激烈抨击。况且，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难道不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吗？田国强教授“填空式作业”的洋八股只能阉割中国经济学者的创造力，而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在创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时没有一个曾使用过田国强教授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不仅阻碍了另一种替代性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中国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道路。因此，余甘冒洋学究之敌，效法吾师陈独秀，首倡中国经济学革命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是在非常狭隘的视野中产生的。我们知道，柏林墙的倒塌导致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终结，这是许多人包括一些原先的马克思主义者转而信奉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科学性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不会想到，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胜利，而是它陷入终结危机的开端。让我们首先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在美欧和前社会主义集团的统治地位谈起。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统治地位的形成是冷战时期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峙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有关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统治地位形成的故事已经尽人皆知，鲜为人知的则是，1945年，在反共的意识形态和麦卡锡主义的主导下，美国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曾经对美国经济学界所存在的异端经济学进行了围剿，这使后者在当时几近灭绝。埃里克·S·赖纳特写道，冷战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是一场乌托邦的战争，正如科林·克拉克指出的，“理论”被错当成“科学”。这是一场发生在“好人”与“坏蛋”之间相对并不复杂的科学战争，就像那个时代的西方电影一样。在这场战争中，市场不被视为“好”即被视为“坏”，这导致经济理论的两极化。因此，经济学逐渐进入一种纯意识形态领域，正如琼·罗宾逊和其他人所断言的，这种意识形态隐藏在假设之中(15)。
但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之间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却是在两种不同版本的李嘉图经济学之间的战争(16)，换言之，他们是在同一根藤上所结出的两个苦瓜。正如埃里克·S·赖纳特指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今天基本上仍然是李嘉图静态谷物理论的形式化(17)。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在传统上起源于马克思，这与李嘉图经济学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源于李嘉图，而李嘉图的这种理论则具有静态谷物理论的性质。因此，正是这种共同的起源，无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都无法处理多样性、新知识的创造、质变、报酬递增和企业家精神，而熊彼特所批评的“李嘉图恶习”在这两大理论体系中都得到充分体现：在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中是经院哲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则表现为演绎主义和数学形式主义。因此，对于巴黎大学的伯纳德·格瑞恩来说，正如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一样，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理论体系，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发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实际上与竞争和市场无关，它是一个“苏联式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型，有一个仁慈的拍卖人在做大量的工作，还有愚笨的价格接受群体(18)。这难道就是茅于轼先生所说的主流经济学所谓非常坚实的基础吗？
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与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在冷战时期所进行的乌托邦战争基本上属于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内部的战争，而这种战争则完全使达尔文主义的经济学研究传统被边缘化了，不仅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在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没有得到任何创造性的发展，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中国改革理论的发展外，作为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西方异端经济学诸流派在我国至今仍很少有人进行研究。在这种背景之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性质就可想而知了，它所奖励的对象主要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这不仅助长了数学形式主义在经济学中的泛滥，而且对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内部的乌托邦战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冷战的牺牲品和新思想的绊脚石。至于美国许多名牌大学的经济学系也大都被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控制，正如约瑟夫·哈勒里在对法国学生的经济学改革运动进行评论时所指出的，“麻省理工学院自身却培养出了这样的个体，他们斯大林主义式地努力把法国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的垄断奉若神明，拉丰和泰勒尔即是其中的两个代表”(19)。因此，如果张军教授的建议被付诸实施，中国经济学界将完全丧失自主发展经济学教育及创造新理论的可能性。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自己的国家，即使外国人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2005年去世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时曾指出，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而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之中，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难道经济学高级人才的培养不应该更是如此吗？
三、轴心时代与中国经济学革命
在《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激烈转向》一文中，笔者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为什么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潜在更优的西方异端经济学并没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在该文中，笔者曾简要地提示以下因素可以对此加以解释：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的统治地位，异端经济学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新的世界观发展成系统化的和成熟的经济学研究框架所遭遇的巨大困难，数学形式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制度化，主流经济学对异端的排挤和打击的制度化，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冷战时期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以及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欧国家不存在像中国目前这样的重大制度变迁对新经济学的需求等。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远大一些，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得出另一个惊人的结论：西方异端经济学在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历经坎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异端经济学与西方科学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模式截然异趣，但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却有惊人的相似性。如果这一结论能够成立，那么，对于草创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来说，它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意义。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进行简要的概括。一般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还原论思维和公理化方法是其主要特征。第一，方法论个人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原子本体论，这种理论认为，任何实体所拥有的特征都独立于与其他实体的联系，个体尽管在形态上不同，但却完全是同质的，这种方法论在哲学中被称为实体主义思维模式。第二，还原论思维。西方主流经济学遵循经典科学之方法，对所有经济现象的解释都从这种原子化的个人行为出发，否认整体(如宏观结构或社会环境)部分地成为个体行为的原因，因而它无法处理部分与整体之间交互作用的复杂现象。第三，公理化方法。公理化方法是指从一种(或一套)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运用演绎逻辑，推演出普遍适用的结论，在科学史中，这种方法被称为笛卡儿—欧几里德思维模式。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业已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研究纲领形成于边际革命时期对经典物理学(或经典科学)的类比和模仿。经典物理学是以机械原子论为基础的科学。无疑，经典物理学是科学，但这种“经济物理学”是科学的吗？这个问题姑且不论，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是：经典科学是唯一的科学吗？
正如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所指出的，人类的科学发展存在着两种不同途径：机械原子论的和有机整体论的。这种看法目前已经被科学界较普遍接受。一般认为，机械原子论是西方世界在17世纪发生科学革命的主要原因，它是西方传统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思维。在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中，西方科学传统中又诞生了系统论或有机整体论的现代科学新思维。机械原子论的思维特征是还原论的，它是以形式逻辑体系和可控实验为基础的，而有机整体论的思维特征则是“相干性”和“非局域性”，它是以对整体的多方面的和整合的理解为基础的(20)。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中发现，机械原子论在中国思想中全然阙如，“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21)。因此，笔者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从科学创造角度来看，就是因为缺乏西方的传统科学思维，但有机整体论的科学思维以其传统的方式在中国一直存在着并仍在发展着。
按照唐力权先生的看法，机械原子论是自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实体性思维方式”的反映，而以怀特海为杰出代表的“界面性思维方式”则反映了现代西方思想中反实体主义的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22)，以及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当属目前这种反实体主义思潮的先驱。唐力权指出，做了大半辈子数学、物理学教授的怀特海对物理学革命中所诞生的科学新思维当然是了然于胸的。但正如李约瑟和唐力权所相信的，也是怀特海本人所猜想的，西方思想中肇始于莱布尼茨(或斯宾诺莎)、中经黑格尔和恩格斯的发展，而最终在当代怀特海哲学中达到顶峰的有机主义传统很可能(当然是部分地)在中国哲学中有其渊源，它的姗姗来迟则说明，东方智慧与西方思想乃是互为镜像的：他们彼此的发展既并行却又相悖(23)。因此，当中国传统的科学思维在20世纪与西方新的科学思维相遇之时，李约瑟评论说，中国这种有机整体论的传统保存了“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李约瑟的这种看法得到了普里高津、卡普拉、哈肯和托姆等著名科学家的赞同。
笔者曾对演化经济学与中国原发性科学传统之间惊人的相似性进行了初步的探讨(24)。结论是，与机械原子论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化模型不同，型态模型则是有机整体论的基本特征。因此，在中国原发性科学传统和演化经济学中发现同样的模型就不足为奇了。演化经济学中的创新体系、产业集群和波特的竞争优势“菱形”模型等都是典型的型态模型，这些理论所赖以产生的系统的和有机的方法毫无疑问当属中国科学传统。然而，虽然演化经济学的这些理论影响很大，但却无法纳入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公理化思维的教科书之中，而这些教科书目前仍统治着西方国家的经济学教育。相反，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在很大程度上却是西方思想中反实体主义思潮的产物。例如，凡勃伦所创建的老制度学派就是建立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但老制度学派的研究纲领是先天不足的，正如霍奇逊在谈到美国老制度主义的发展所遇到的困难时指出的，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及其后继者从未发展一种后来由摩根、亚历山大和怀特海等建立起来的“突现”哲学观，这对老制度学派的发展是灾难性的(25)。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唐力权先生的研究：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已经逸出了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并开始进入中国原发性的思维模式，那么，想像就会像黄昏时的猫头鹰一样再次展翅遨游！
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终结》这本小书中，曾经指出这样的事实：在“公元前一千年”的“轴心时代”曾出现了某些“有创造力的少数人”，他们通过反思的、批判的以及甚至可以称为“超越的”途径，把他们自身及其所处的文明联系起来。在“轴心时代”，人们发现了一种高瞻远瞩的倾向，一种追问和反思，一种新型的和积极的视野与想像。这些“少数人”已不再仅仅是阐述他们文化中的既定“规则”的“文化专家”。即使他们继续接受这些“规则”，也常常是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它们……由轴心时代所奠定的问题意识会以错综复杂的、而且往往是预想不到的方式进入此后所有高级文明的人类文化发展史之中。(26) 按照雅斯贝斯这种“世界历史尺度的”思考类型，回想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所遭遇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从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到引人注目的“北京共识”，遥想21世纪“中国崛起”的创造性冲动，我们不禁要问：中华文明是否又开始进入一种新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界)将会同时出现许多“有创造力的少数人”，他们将创造性地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的优良基因，通过创造新的文化而激发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如果是这样，中国经济学革命愿做这个时代到来的报春鸟。
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经济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和文化创造的产物，而时代精神和文化创造则是以想像力为前提的，中国经济学革命概莫能外。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曾指出，“分析工作必然要以一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作先导，借以提供分析工作所需的素材。……这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称之为想像(27)。有意思的是，这种想像不仅必须在历史上先于任何领域中分析努力的出现，而且每当有人告诉我们，从某一角度观察事物，而这个角度的来源不能从这门科学原有水平的事实、方法与结果中找到时，那么，这种想像也许会重新进入每一门已经确立的科学发展历史之中。”(28) 中国经济学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这种新型的视野和想像力带入到仍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理论经济学之中，从而开创中国经济学时代。但是，也许人们根本就不相信我的这种说法，可能至多有个别的人会认为这是很遥远的事情。然而，正如怀特海所指出的，“假如我们从绵延几万年的全部人类历史来看，新时代的到来往往是相当突然的”(29)。因此，想像不仅可以避免我们对新时代的到来毫无思想准备，而且它也扩大了选择的集合，并使创造性的行为成为可能。
四、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
西方异端经济学的演化经济学综合是由波茨和笔者分别独立提出的(30)，综合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一套能被人们系统学习的知识体系。目前，当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之时，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仍付之阙如。当异端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进行批判时，主流经济学家们经常以这种理由进行回应：“异端”没有一套可以与“正统”相比肩的基本原理和知识体系。正因为如此，笔者曾提出，21世纪经济学家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为经济学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框架(31)。现代演化经济学是以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新范式，因此，在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过程中，它应该更广泛地吸收系统论、自组织和复杂性科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与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行径相反，这种综合也要更广泛地从其他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
在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中，如何处理马克思的经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专文加以讨论，这里只是简单地提出一些初步看法。首先，马克思的经济学基本上属于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马克思的利益关系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自不待言，但就他对技术和经济动态的强调而言，无疑也是属于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我们今天可以发现，熊彼特的技术竞争理论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因此，我们在一些西方异端经济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中发现马克思的深刻影响是不足为奇的。其次，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学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和他未经批判地采纳了前人的一些理论和观念，这就使得他的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某些缺陷。例如，马克思未经批判地接受了人类行为的理性假定，而这个假定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兰格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辩护中为什么严格地遵循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逻辑。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笔者在前表中把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作为两种对立的传统区分开来。
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最大的贡献是在科学哲学方面。批判实在论是近二十多年来在经济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方面最重要的进展，它在经济学中有其自身的传统，植根于西方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中，如老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批判实在论批判性地利用了上述学派的许多见解，并使之更加明确和一致，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学派之间的交流和对话，目前已经成为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创造性综合的科学哲学基础。而马克思则是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先驱，正如坎特指出的，“我们现在可以自信地确认马克思在思想史上的巨大革命：马克思绝对是第一位实在论科学哲学家，他是具备了全部原创性的一位先驱”(32)。如果我们知道，在目前的国内外大学科学哲学教科书中很难发现马克思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批判实在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就具有重大意义了。因此，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指导。然而，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本节的讨论仍没有触及到本文的核心问题：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说这种传统的创造性综合是中国的经济学革命？本文以下部分将集中讨论这个问题，但在本节让我们先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或更具体地说从思维模式谈起。瑞士经济学家多普菲也谈到了经济学研究的两种传统，“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理论类型，一种假定理论陈述是普遍有效的，而另一种则拒绝普遍性的假设，并坚持理论陈述在其有效性上要限定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上。在方法论的讨论中，前者被广泛认为是律则的(nomological)方法或普遍规律的(nomothetic)方法，经典力学和主流经济学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们甚至没有一个术语可以对第二种理论方法加以命名，这一事实足以说明第一种方法的统治地位。然而，正是第二种理论形成的方法论道路与演化经济学有关(33)。英文术语nomological如何翻译，仍有待于讨论，笔者翻译成“律则的”是借用了唐力权先生的术语，其含义是，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所谓对真理的追求受规则概念所宰制，是对合乎律则或“机械必然性”的追求。例如，形式逻辑、数学和机械等受制于严格的和固定的规则，具有“机械必然性”。(34)
那么，如何为第二种理论方法加以命名呢？多普菲在一篇文章中把它命名为“演化的”(35)，这也是演化经济学家们非常乐于接受的命名。但是，多普菲发现，许多自封的演化经济学家仍然倾向于忽视第二种理论方法的实质，因此他在该文中把这种方法命名为“历史惯用的”方法。多普菲认为，律则的方法外生地处理了先前的条件，并在理论讨论的过程中武断地应用了这些条件。相反，历史惯用方法则把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在观念上的要素与关于事件的理论命题结合起来，并且强调它们在理论上的统一。这种分析在方法论上依赖着一个基本的循环：经济事件依赖于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反过来，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也是由这些经济事件所影响和塑造的(36)。贾森·波茨评论到，历史惯用方法要求有关“历史”的观念发生转变，倾向于采用“脉络(context)”这种更抽象的概念，“脉络”这个概念考虑的是维度性，而不允许考虑连续性(37)。
据我所知，多普菲是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深有研究的少数几位经济学家之一，多普菲和波茨在演化经济学中也是最早提到和论述“脉络”这个概念的，因此代表着西方经济学界在这方面最新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下面我所引用的唐力权先生关于中国思维模式的论述是他在1974年和1976年写成的。“尽管《易经》中所蕴含的思想的复杂性不允许任何轻描淡写，但从当代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时位‘相关的’存在概念，在此基础上，由于场思维与过程思维的综合而成为可能的动态的脉络主义(contextualism)或境遇主义得以确立”。(38)“生活是一种因应事态而非机械事态——形式逻辑、数学和机械皆属后者，机械事态完全受制于规则；生活因不受制于严格、固定的规则，故不属于机械事态。任何一种生活样式的实现都是一种需要因应策略的创造活动，而所谓‘因应’，是指完成某一目的的巧妙技术，而非只依照规则来行事。因此，因应必然受制于脉络；而且，因应的斟酌未必——事实上很少——能有一个最佳的应付办法(请与主流经济学的‘最优’和‘最大化’相比较——引者注)……西方心灵受规则概念所宰制……中国心灵则受制于存有的脉络关联性……因应主义和脉络主义确实是中国文化的表征。”(39) 按照中国思维模式，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是在脉络与情境的因应策略过程中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理论陈述在其有效性上要限定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上”难道不是典型的中国科学思维模式吗？
但是，多普菲关于第二种理论方法的论述却忽略了经济学研究的人文主义维度，这反映出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不完善。正如魏特指出的，“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家们几乎普遍同意，演化经济学的解释框架能够处理新奇是它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40)。但是，作为一种替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框架，演化经济学目前的这个定义是不全面的，它虽然正确地强调了新奇惊异对其研究纲领的重大意义，但对人文关怀却重视不够，这是演化经济学对利益关系、民族、伦理道德和文化阐释等语焉不详的重要原因。而按照唐力权的看法，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以关怀为取向、以生命为中心的意义性/重要性的哲学(41)，“创造性(创造主义)”与“意义性/重要性(人文主义)”是《易经》哲学思想的中心内容(42)。因此，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就是以新奇惊异和人文关怀为纲领对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进行杂交性的综合。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问：何谓创新？维特根斯坦曾说过，要说新东西，但要使用旧材料。所谓创新就是现有要素的新组合，这是演化经济学对创新最基本的定义。按照中国科学思维模式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进行创造性综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经济学，但对于这种新的经济学，我们应该如何命名呢？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这个名称可能是更为适当的，它是在众多经济学流派基础上诞生的，但又不同于这些流派；它既是国际上通用的名称，但又是中国的。与主流经济学的律则或普遍规律的方法相反，我们可以把这种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按照《易经》的思维模式命名为脉络、情境与意义的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还原论思维和公理化方法的研究纲领相反，演化经济学则是由方法论有机主义、层级因果论思维和实用化方法所构成(43)，但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只能另文讨论了。
五、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革命
如果说中国有机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为中国经济学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文化基础的话，那么，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也就构成了它最初的经验性基础(44)，而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则最终将使之成为现实。因此，我们不能低估所谓中国经验或“北京共识”对中国经济学革命的重大意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对这种经验的肯定现在已经发展成引人注目的“北京共识”。“北京共识”的精髓是试验和创新，它说明了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是多样性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落后国家在内的各国人民勇于创新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走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肯定，而且也是对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机械和决定论思维方式的否定(45)。中国经验是中国文化传统智慧的结晶，它与西方演化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并为中国学者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提供了意会性的技能。在以下五段中，首先讨论中国经验对认识人类行为的一般意义，同时扼要归纳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迥然相异的五项基本经济学原理。
第一，不确定性与无知原理。“摸着石头过河”这种隐喻不但反映出中国改革者面对改革结果的不确定性对自身有限理性和根本的无知最为清醒的认识，而且也反映出他们不畏艰难这种创造性选择的企业家精神。汪丁丁从沙克尔的激进主观主义出发对“摸着石头过河”进行了诠释：只有进入未知世界才能创造已知世界，但“你不知道应当往哪儿迈才是理性的”(46)。如果了解中国哲学，我们就会知道，汪丁丁的这种诠释是多么正确，而且这种诠释本质上是“中国式的”：“中国思想家……相信实在中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这种根本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对于生命来说不是偶然的——它其实是其自由创造的必要条件。……实在之不确定的与不准确的、模糊的与含混的方面属于‘道’之最内在的本质，属于在其创造自由之真正可能性中的生命”(47)。因此，当我读到汪丁丁那句话时，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奥地利学派的这种思想已经走入中国古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于是，我随手就拟订了一篇文章的题目《在奥地利学派与中国的脉象学派之间》，但不知何时有时间才能写出！按照《易经》哲学，“一阴一阳之谓道”，但“阴阳”只是对实际“道”的理性认识，它无法把握实际“道”最内在的本质，所以，“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乃“不确定性”也，乃人类创造新奇事物的动因或起源。因此，任何理性认识都不可能对实在进行彻底的分析，面对人类丰富多彩的创造性活动都是苍白无力的，这是我们可以确立的第一个经济学基本原理，它揭示出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的本质缺陷。
第二，直觉、实践智慧与回溯法原理。当踏入未知世界的时候，既然没有理性可以依靠，那么，我们将如何决策呢？没有办法，只能凭直觉和实践智慧的指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邓小平对这种决策原则的形象概括。正如赖纳特所指出的，“企业的决策——大多数是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出的——就是基于什么因素对企业有利这种直觉上的不明探测法(abduction，又可翻译为回溯法)，基于商业学校中所谓‘经营中的直觉和本能上的感觉’。早期的政治家似乎也是按照类似的方式而工作的”。(48) 正是在这种直觉和实践智慧的指引下，在没有完全理解经济政策所涉及的各种要素的情况下，东亚“四小龙”和我国的经济改革由于实施好的经济政策而产生了“经济奇迹”，但俄罗斯的转型和拉美国家却因为主流经济学“理论深厚”的经济政策而陷入困境。直觉和实践智慧为什么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道”之最内在的本质只对直觉开显，而由理性所概念化了的“道”则是残碎不全或表面的“道”(49)。所谓回溯法就是借助于类比与隐喻这种直觉上的顿悟作出科学发现的方法，因此，皮尔斯“把他的学说叫做实用主义，可是他的意思只是指科学研究的方法”(50)。无疑，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种实用的科学方法。我们可以把《易经》中所概括的科学方法即“观物—取象—比类—悟道”作为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原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为之提供了经验基础。
第三，个体群思维与人类创造力原理。试验与创新是中国经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陈平指出的，中国的改革一直遵循着试验的方法，这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部门种种渐进的和多样化的制度改革等。在改革初期，政府领导人，包括激进的改革派，对于上述试验、乡镇企业的“非法竞争”和经济特区的许多非正统改革措施等都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急于下结论，没有压制这些“非法的”改革实践；相反，他们让时间去做检验和判断，这种对异端的容忍抚育了制度建设的创新(51)。中国的这种试验蕴涵着经济学的第三个基本原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行为者被假定为是同质的和理性最优的，不会有错误、懊悔和惊异，因此，它排除了多样性、变异和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个体群思维就是对这种本质论思维的革命，它是达尔文革命的重要成果。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家们即使承认变异，也是停留在物种的层次上，正是达尔文把它定位到了个体层次上。在人类社会中，正是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才使创新和演化得以发生；而个体的古怪和“试错”行为则是导致这种变化的关键性力量，这被定义为人类创造力原理。中国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其潜意识地或不自觉地对个体群思维和人类创造力原理的应用，充分发挥个体和地方的积极性，允许多样化的制度试验，实际上就暗含着对个体特异性与创造性的朦胧意识。
第四，自组织、正反馈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的复杂系统演化原理。在笔者有关演化经济学的多次讲演和讨论中，笔者发现，不少学者把哈耶克的自发演进看作是演化经济学对经济变迁过程的解释，国内外对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演进主义解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这是由于对演化经济学了解不全面所产生的误解，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老制度主义传统和调节学派都强调了政府干预或调节的重要性；而在奥地利学派中，拉赫曼的激进主观主义也对哈耶克自发演进的思想提出了挑战。演化经济学经过中国学者的创造性综合后，它将充分体现达尔文主义的有机、整体和系统论的思维，笔者(2000)、弗里曼和洛卡(2001)(52) 在它的一般理论上作出了较早的初步尝试，而中国经验明显地为之提供了事实基础。中国的渐进式转轨既不是理性设计也不是自发演进所能解释的，中国改革过程中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大胆试验和大胆创新都是在政府的总体框架内自组织进行的，而这些创新所显示出来的成效又导致政府总体框架的不断修正，两者通过非线性正反馈机制的交互作用，使整个系统作为自维生的耗散结构波浪式地被推离了传统的体制。因此，中国的改革是经济行为者自组织、正反馈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所导致的复杂系统演化的结果(53)。
第五，因应主义的价值判断与评估原理。正如老子所说，“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这种中庸主义的哲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以至于它从没有产生过“最优”这种机械的概念。过去人们抨击中庸主义阉割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创新精神，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作为一种生命哲学，《易经》深知人的创造性活动是不能受严格和固定的规则所限制的，“大道无形”说的就是“道”的这种因应效力。“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中国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种因时因地而制宜的因应主义价值判断与评价标准。陈平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乡镇企业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但它们发展迅速，并在经济增长和当地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中怎样解释？”(54) 确实，在中国哲学的脉络中，乡镇企业作为一种因应策略的创造性活动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但田国强教授在他那篇教义式的论文中曾如此自信地断言，“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55)，不知他对这个问题该做何解释？田国强指出，尽管帕累托最优是一种理想境界，不能精确地达到，但可能近似地接近，成为检验社会经济效率的基本准则。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这样把理论的假设和理想化的乌托邦作为评估“实际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标准了。作为达尔文主义研究传统的经济学，与之形成鲜明对立的第五个基本原理则是：公共政策作为能动作用，在推动结构转变时，要因时因地而异，要以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而非预先假定的理想目标为标准。由于意识到制度变迁是一个充满风险并往往产生意外结果的过程，意识到政策及其制度选择对人性的塑造作用，政策就应该以试验和过程为导向，它不追求普遍的真理，只希望暂时的改进(56)，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就是对这个原理的高度概括。
六、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与中国经济学革命
在“北京共识”这个概念于2004年5月提出之前，自主创新思潮(57) 在我国已经悄然兴起，我国学术界对“和平崛起”和“中国创造”等问题也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实际上，早在进入新世纪之时，中国经济发展就面临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环境恶化和资源压力空前增大等严峻问题，它对中国政府开辟经济发展新道路的视野、决心和能力提出挑战。近几年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环境友好与节约型社会等新思维不断涌现，特别是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很快就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全会公报。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种新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会逐渐形成。而且，有迹象表明，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这种创新，中国有可能会产生一种由中国创造、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等新观念所引领的创造主义新文化，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是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开端。中国经济学革命是中国崛起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因此，它要自觉地承担起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它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国民创造力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学要为这种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因此，本文是在阐释框架、认知模式和时代精神的含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58)，它是文化概念的一个核心范畴。文化，就其最简单的含义来说，是人类关于自身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是一个社会对其集体交互行为及其意义进行阐释的工具。正如老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布什指出的，任何文化的关键历史都是在其集体经验中对其如何演进进行选择的故事，认知模式的选择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文化作为一个社会的阐释框架和认知模式揭示了环境、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特征，它对行为进行价值判断并引导其发展方向。一个社会为了实现其政治经济之目标，为了保持其最基本的社会凝聚力，特别是落后国家为了激发其国民强烈的追赶愿望和奋斗精神，它就必须发展出某种特有的机制，把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引导和推动新的认知模式、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念和新的做事方法的形成及其创造性发展。因此，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家们应该运用解释学的方法，积极参与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等方面的创造性活动，推动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这种时代精神的形成和发扬光大。
解释学是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其目的是通过对人类的理解过程进行理解，进而揭示人类行为的意义。在经济思想史中，解释学在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老制度学派中有其起源和传统(59)，这种传统是目前正在兴起的认知经济学的先驱。经过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后，解释学方法将与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等研究方法一起构成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解释学方法的发展是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有的假定之后经济科学进步的必由之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稳定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条件下……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60)。因此，一种新经济学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有这些假定，研究新偏好是如何形成的，技术和制度是如何创新的，新资源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与人类新知识的创造休戚相关。“从哲学角度来看，这种有价值的知识产生于人类的心智。因此，任何不考虑人类的心智和人类心灵的理论将无法理解人类的物质状况，也就无法理解经济增长”(61)，而解释学就是关于人类心智的科学之一。
作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强大驱动力，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按照解释学的看法，文化变迁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人类行为及其意义的阐释过程，但是这种阐释并非整理国故，活生生的生活才是文化阐释的活水。一般来说，阐释是人类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基本状态与方式，它是过去经由现在向未来开放的过程。因而，文化阐释必然要涉及到与文化传统的对话，这种对话是基于理解自身的要求。我们属于传统，远远大于传统属于我们自己，这就是路径依赖式文化变迁的基本原因。但是，传统的命运却掌握在阐释者的手中，“我们对传统的疑问、兴趣、责难、争执，都是由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迷惘困惑与期望中导引出来”的，因此，“传统实际上是‘现在’的传统，而不是已逝的过去”(62)，对传统的理解是由对未来的期待所指引的。自鸦片战争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中国的繁荣富强殚思极虑、上下求索，文化阐释的主流也曾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从康有为到张之洞，再到五四激烈反传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现在，由于对中国崛起的期待，创造主义就成了与文化传统进行对话的指路明灯。
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突现了人类学习与创新的本性，它将使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为假设的关注焦点从利己还是利他的争论转移到人类作为创造者的本性上。在古今中外有关人性的讨论中，除了善恶(或利己与利他)之外，讨论最多的就是人类求知与创造的天性。虽然中国历史上的人性善恶之争绵延至今，但“性习论”作为中国文化占主流的学说却揭示出，人性不是静态的和非历史的，善恶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的，它们与制度交互作用并共同演进，中国“性习论”的这种高明和深刻见解近十几年来已被进化心理学的发展所证实。(63)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人是自利的”这个基本假设不仅是片面的，而且它还完全忽视了对于文明的演进更为根本的人性。杨敬年老先生曾指出，“人的本性表现为人想做什么和人能做什么。就人想做什么来说，人性表现为需要、动机、欲望、情感和激情……有些欲望可以并存，有些欲望彼此不能相容，可以说前者是善的欲望，后者是恶的欲望……就人能做什么来说，人性表现为求知和创造，求知产生智力，创造产生文明，人之所以为人，秘密就在于此”(64)。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适应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需要，中国创造主义的新文化就应运而生了。
在古代世界文明中，创新精神可能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上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世界是未完成的、演化的和开放的，因此，我们是真正的创造者，人类的创造力是经济社会变迁永不停息的发动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洋溢着还没有被囚禁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自利和物质主义牢笼之中的创造者对人类潜能的喜悦之情。创造者而非自利的经济人，这是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创造者也是中国人文主义新发展的基本人类观。当然，它也是我们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进行中国综合的一个基本假设。演化经济学家佩蕾斯曾经对比了创新在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中两种不同的角色和作用，她认为，在工业社会中，创新是专业化组织的工作；而在知识社会中，创新是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创新者应该是包括家庭成员在内的所有公民。因此，在中国创造主义的新文化中，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应该被扩展到所有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只有大力弘扬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开创一个全民创新的新时代，才能充分焕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并迎来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作为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者和代言人(65)，中国经济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运动，它高扬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留下了许多至今仍没有完成的任务。就科学与文化而言，五四人物因惑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观和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他们不可能完全展开中国的新文化创造活动。在1923年到1924年所发生的由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许多领袖人物都曾卷入其中的“科玄论战”中，科学主义的胜利至今仍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原创性之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目前在中国的盛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66)。五四新文化运动出于“矫枉过正”的考虑，曾采取了整体主义地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做法。与之相反，笔者在前面的论述已经说明，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经验是中国文化传统智慧的结晶，它演变成“北京共识”的这种趋势则说明它具有某些普遍性的特征。陈独秀先生曾指出，“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67) 因此，中国经济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它将通过中西文化的创造性会通，开创中国传统的世界经济学发展的中国时代。
作为量子力学的创建者之一，薛定谔曾写下过惹起了许多科学哲学家愤怒的看法：“……有一种倾向，忘记了整个科学是与总的人类文化紧密相联的，忘记了科学发现，哪怕那些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深奥的和难于掌握的发现，离开了它们在文化中的前因后果也都是无意义的。如果有一种理论科学，它不懂得它的结构中那些被认为是要害的部分，最终不免要被纳入到一些概念和词语的框架之中并成为世界图式的一部分——我认为，如果有一种理论科学，在那里，这一点已被忘记，在那里，已经对它入了门的人用那些只被少数游客所懂得的术语互相继续着冥想，那么，这种理论科学必将被其他有教养的人所抛弃。尽管深奥难懂的闲谈在那些乐于孤立的专家群内部继续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注定要萎缩和僵化。”(68) 就西方主流经济学而言，它沉溺于牛顿主义的传统世界图式而不能自拔，脱离现实、自我封闭和专注于数学幻想，现在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然而，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危机四伏，但中国经济学界对其盲目推崇的教条主义却方兴未艾。这种教条主义不仅阻碍了另一种替代性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在中国的成长，而且它也限制了中国经济学家们为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的视野和能力。因此，为了呼唤中国经济学革命，开创经济学发展的中国时代，笔者撰写此文，并提出以下八项激烈主张。第一，推倒以美国主流经济学统一中国经济学的企图，建设多元主义和兼收并蓄的经济学；第二，推倒经济学帝国主义，建设开放的和跨学科的经济学；第三，推倒故做客观中立的经济学，建设具有鲜明价值判断的经济学；第四，推倒漠视现实并以数学和分析工具为核心的经济学，建设以思想和问题意识为核心的经济学；第五，推倒形式主义和内容贫乏的经济学文风，建设通俗明了和内容充实的经济学文风；第六，推倒妄称世界性的和普遍主义的经济学，建设响应时代需要的中国崛起的经济学；第七，推倒自利的和物质主义的经济学，建设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具有深切人文关怀和生态主义的经济学；第八，推倒简化论和机械主义的经济学，建设以现代宇宙观为基础的中国有机主义经济学。
注释：
①笔者在这方面最早的论文请见贾根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②参见贾根良：《报酬递增经济学：回顾与展望》(Ⅰ、Ⅱ)，《南开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第29、34页和1999年第1期第14页。
③参见William K.Tabb,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Economy:the Great Divide in Economic Thought,Routledge,1999,第2章。
④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第7页。
⑤关于牛顿主义、达尔文主义与经济学的关系请见贾根良：《达尔文主义与演化经济学：文献述评》，《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年第1期。
⑥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激烈转向》，《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⑦2005年初，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崔学锋同学帮我整理了这个图表，他建议我增加“知识论”这个条目，特此致谢。
⑧赖纳特等：《另类教规：文艺复兴经济学史》，载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2006年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⑨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第2页。
⑩张维迎：《经济学：理性选择的科学》，《读书》2000年第6期。
(11)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3页，及网上流传的版本第2页。
(12)《主流非主流并没有太大分歧——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轼》，《社会科学报》2004年5月20日，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2004年第7期。
(13)参看贾根良、徐尚：《经济学怎样成了一门“数学科学”：经济思想史的一种简要考察》，《南开学报》2005年第5期。
(14)卢荻：有感于“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关于“中国经济学新规范”的某些观点。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www.cpeer.org)，2005年6月29日。
(15)埃里克·S·赖纳特：《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载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和第253页。
(16)(17)Erik S.Reinert,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Other Canon" :the Austrian between the Activistic-Idealistic and the Passivistic-Materialistic Traditions of Economics,in J.G.Backhaus,ed.Evolutionary Economic Thought:European Contributions and Concepts,Edward Elgar,2003,p.162.
(18)伯纳德·格瑞恩：《微观经济学中有值得保留的内容吗？》，载爱德华·富布鲁克编：《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19)约瑟夫·哈勒里：《法美新古典联盟》，载爱德华·富布鲁克编：《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20)欧文·拉兹洛：《微漪之塘：宇宙进化的新图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2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37页。
(22)参看贾根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23)参看[美]唐力权：《蕴徼论：场有经验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1、33页。
(24)参看贾根良：《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南开学报》2004年第4期(该文投稿日期应为2003年2月20日)。
(25)G.M.Hodgson,Thorstein Veblen' s Evolutionary Economic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2,No.4,1998,p.427.
(26)参看史华兹：《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7)这句话的英文原文为" [T] his preanalytic cognitive act will be called Vision" ，因此，还可以翻译为“这种分析前的认知行为称之为视野”。想像(力)这个词是Vision的通常用法，在宗教上Vision用作“显圣”。这个词还具有世界观、先验的信念和意识形态的含义，程刚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中翻译为“通见”也很有道理，但我理解熊彼特在该书意指世界观。此外，在认知经济学和认知科学中的“认知”就是cognitive这个英文术语。
(28)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一版，第74页。
(29)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
(30)参看Jason Potts,The New Evolutionary Economics:Complexity,Competence and Adoptive Behaviour,Edward Elgar,2000；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
(31)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2)Kanth,R.K.,Against Economics:Rethinking Political Economy,Avebury Publishers,1997,p.41.
(33)约翰·福斯特、J·斯坦利·梅特卡夫主编：《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170页。
(34)唐力权：《蕴缴论：场有经验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35)库尔特·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36)约翰·福斯特、J·斯坦利·梅特卡夫主编：《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37)同上，第199页。
(38)唐力权：《蕴缴论：场有经验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39)同上，第51、56页。
(40)参看贾根良：《理解演化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41)唐力权：《蕴缴论：场有经验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42)同上，第18页。
(43)关于层级因果论的初步探讨请参看贾根良：《复杂性科学革命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将发表；实用化方法主要是指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型态模型、回溯法和意义阐释等，请参看笔者的相关论述。
(44)笔者最初从比较经济学新的哲学基础这个视角探讨了中国经验的重大意义，参看贾根良：《批判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比较经济学的新视野》，载张仁德等著：《新比较经济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6页、第43页和第51页。
(45)参看贾根良：《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种境界——演化经济学假说并与杨小凯教授商榷》，《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
(46)汪丁丁：《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第57页。
(47)唐力权：《蕴缴论：场有经验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和第37页。
(48)埃里克·S·赖纳特：《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载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49)唐力权：《蕴缴论：场有经验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50)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81页。
(51)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279页。
(52)笔者提出一个由技术、经济、政治、生态地理系统和文化认知模式(包括科学)所组成的五个亚系统交互作用的系统论模型，而弗里曼和洛卡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的演化，则提出一个由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所组成的五个亚系统交互作用的系统论模型。两者具有明显的同构性质，见贾根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Freeman,C.and Louca,F.,As Time Goes B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o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53)作为自组织和耗散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普里高津写道，“我们正在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佐证：复杂系统演化原理具有中国传统的因素。见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54)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
(55)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8页。
(56)贾根良：《批判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比较经济学的新视野》，载张仁德等著：《新比较经济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57)实际上，我和我的学生梁正早在1998年出版的《金融骨牌：亚洲金融危机启示录》(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中就对“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提出批评；在2002年出版的《亚洲模式的新格局》中，我们提出我国“必须走向依赖内部市场和自主创新的阶段”(山西人民出版社，第388页)。
(58)所谓经济学只是科学分析工具而不是意识形态，这种说法通过把意识形态等同于偏见、主观价值判断和虚假的知识，其目的是为了标榜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客观中立的实证研究。但是，正如实际世界中的经济行为者会犯错误、会感情用事、会懊悔，而不是像虚构的经济人那样永远是理性最优的一样，科学研究也从来就不等于是客观的和正确的。
(59)贾根良：《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转向与演化经济学的综合》，《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60)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第2页。
(61)埃里克·S·赖纳特：《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载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
(62)殷鼎：《理解的命运——解释学初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页。
(63)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64)杨敬年：《人性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65)除了创造主义，中国经济学革命所代表的新文化还包括新人文主义(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生态主义(环境友好、节约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笔者是从近几年的新观念中观察到这些新文化迹象的。但由于文章篇幅的限制和论说的方便，笔者在本文中对后两者暂不涉及。
(66)我们可以用陈独秀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主义”与民初“科学主义”的共同观点：“社会科学是拿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见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但与民初“科学主义”信奉归纳法不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表现为演绎主义。参看林毓生：《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含意——对“科学与玄学”之争的研究》，载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值得指出的是，林毓生文章中所谈到的杰方思就是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鼻祖之一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其在经济学方面的名著。但杰文斯认为，他最大的成就是在科学哲学而非经济学方面，林毓生所谈到的《科学的原则》就是其代表作。林毓生先生同意杰文斯把假设、演绎方法看作是科学程序的本质，这是笔者不能同意的，因为这产生了科学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演绎主义，而科学研究的本质则是本文所谈到的回溯法。虽然没有读过杰文斯的这本著作，但笔者猜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演绎主义与之有关。这个问题如此繁复也说明了，就中国经济学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问题还需另文专门讨论。
(67)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载王中江、苑淑娅选编：《新青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68)转引自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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