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精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魂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分为现代和当代两部分，这两部分既相连属，又各自成单元。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因为它虽然只有短短的30年的历史，但文学的份量却不轻。在其间，产生了那么多杰出的作家和作品，象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那样的文学大师，像叶圣陶、冰心、老舍、曹禺、丁玲、沈从文、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冯至、艾青、卞之琳、戴望舒、洪深、张天翼、张爱玲、艾芜、沙汀、李劼人、钱钟书、孙犁、赵树理等一大批著名作家，在世界文坛上都是颇有影响的。作为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开始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第一代作家，他们的建树是巨大的，他们的文学精品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解放后的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的文学历史，时间长度并不比现代短，但它到底能在文学史上留下多少杰作呢？发展中的新时期文学，成就的确不小，但我认为它还没有从总体上超越现代文学的历史高度。因此，我认为现代30年间的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期。
中国现代文学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一是社会现实的需求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二是西方文学的大量引进为现代文学的成长提供了有益的养分；三是现代作家融贯中西的文化素养为现代文学的艺术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四是现代作家的危机意识为现代文学的繁荣与勃兴提供了内在的动力，这些多种因素的合力，造就了现代文学辉煌的历史。
我在这里想着重谈一谈现代作家的危机意识。这尽管是一个陈旧的话题，但我仍然带着浓厚的兴趣来探讨它，因为它对于中国新文学来说，实在是最可宝贵的东西。
中国近代以前，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一直较为淡薄。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危机意识淡薄的原因，除了封建时代的纲常伦理，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日用”之学外，另一重则是和谐文化，它体现于文化心理的知、情、意等子结构中，其认知方法为实用理性，情感态度为乐感文化，行为模式为中庸之道，而其最高理想境界为天人合一。如果说纲常伦理仅是外在的人际规范，那么和谐文化则已内化为自觉的价值规范，它几乎为儒道玄佛诸家所共有。所有这些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凝重的“内向心态”，和万劫依在的“惰性”。正是这些文化心理因素的长久积淀，阻滞着民族活力的喷发，使我们的民族每前进一步，都显得步履维艰，负荷过重。五四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自我认识的增强，中国知识分子一反“中庸自足”、“安贫乐道”、“随遇而安”、“因循守旧”、“居安而不思危”、“逆来顺受”等传统文化心理，滋生起深沉而又紧迫的危机意识。
这种危机意识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民族生存危机意识。近代以来，外国列强的入侵以及中国在列强面前的无能，给予民族心理以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出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生存危机感。五四以后，内忧外患，战乱频繁，特别是抗战以后，浓重的战争阴影的笼罩，民族生存危机更加深重。外部侵略的加剧，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反帝抗暴的民族自卫意识和民族自尊的心理防御机制；屡遭耻辱的现实与中国文化耻感传统相结合，唤起了他们救亡图存的民族复仇意识。五四以后，由知识分子掀起的反侵略、反压迫的爱国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爱国主义一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旋律，这都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民族生存危机意识的强烈表现。
二是民族文化危机意识。中国近现代文化变革的历史表明，每一次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和反侵略战争的惨败，都极其强烈地刺激着无数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由此决定着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主要文化取向，并促进着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和再发现。强化着中西文化冲突、交汇的深度和广度。近现代反帝救国的核心命题，既推动着近现代文化变革的不断前进，又制约着它的发展方向。例如较早觉醒的一代五四知识分子，为了改造这个千年古国陈旧了的文化体系，使中华民族摆脱精神的束缚，恢复活泼的青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他们反传统的思想，其实正是依据传统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出现的，并为了从根本上挽救传统，使之适合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是按照民族生存发展的主体需求对外来文化进行取舍和选择的。外国文学的传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出自己历史作用的。当中国单一的文学传统同世界现代文学发生隔阂并显示出危机之时，外国文学作为一种思想中介，沟通了中国文学传统和世界现代文学的直接交流，大大加速了中国文学传统内部的分裂，并通过实践的调整，加速了中国现代新的文学形态的形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把文化与文学问题和民族命运如此紧密、深刻地联系起来，使现代文化与文学变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三是指在现实危机面前，知识分子反顾自身所产生的个人命运危机感。它不只是个人囿于自身命运所产生的个体危机意识，而是包含着对民族生存价值的深刻反省，包含着对民族命运、前途的艰难选择。它不是西方现代主义者所体会的那种自我丧失、自我分裂、自我异化的精神危机，而是把个人的生存处境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焊到一块的危机。这种危机感不是导向西方现代主义者流行的神秘主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以及作为这些思想的自然结果的消极遁世、离群索居，而是导向对民族苦难的社会与历史根源的紧张思考和挽救这种危机的具体的现实的努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的危机感总是很快上升到民族的危机感，一种感时忧国的焦灼感。他们始终把民族的危机和落后看作是世界文明进程中一个触目惊心的特例，而不得安宁。
民族生存危机、民族文化危机、个人命运危机凝聚为深沉的紧迫的危机感，一种自觉的民族意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危机感，是他们面对中国近现代的特定环境，在有了一种新的世界图景，达到了对相互联系的世界整体性的把握之后所生长出来的一种积极的意识。危机感是相对那种自满自足的安定感而言的。自满自足的安定感是一种封闭的消极的文化心态。鲁迅所说的“不敢正视各个方面”，首先是不敢正视世界，缺乏突破国境线的世界眼光，这就在封闭的狭隘的天地里形成了自满自足的安定感。因眼观世界而激起的强烈的危机感，对民族的发展来说，是一种思想解放。这种真正的思想的心灵的解放，必须摆脱马克思所说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页），而放眼世界，正视各方面。鲁迅认为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正视世界，激发民族危机感，求得中华民族“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热风·随感录三十六》）。在近现代各民族多元并存和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对每个民族特别是后进民族来说，需要的是知耻知病，发奋自励的危机感，而不是文饰护短，虚骄自傲的优越感，否则就会给本民族招致屈辱和灾难，面临落后挨打甚至被淘汰的危险。因为强存弱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是无情的，任何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体系都无法逃脱它的考验和选择。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除极少数顽固派还自欺欺人，抱着固有的文明不放外，普遍地有一种危机感。他们震于内忧外患，感到必须尽快打破过去的沉睡状态，砸开“铁屋子”，唤醒全国人民，急起直追世界进步潮流。这种焦虑紧迫的情绪在鲁迅那里随处可见，他说他有“大恐惧”，便是怕“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热风·随感录三十六》）。因此，茅盾也深感如果不推倒旧文化，建设新文化，“二十世纪文明史上，将无吾人之一席。”（《一九一八年之学生》）这种中国将被世界挤出的“恐惧”，正是一种宏阔的世界眼光，一种拯救民族文化的内在动机。正是这种真切而深长的危机意识，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敢于坚持斗争，冲决樊篱，打破现状，既放眼世界，又回顾自身，始终处于争生存、求进步的精神状态。
如果没有这种深沉、紧迫的危机感，从比较广的意义上说，就不会有接受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从而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就不会使中华民族从漫长的昏睡状态中苏醒过来。从比较窄的意义上说，中国现代作家就不可能以兼容并包的气魄和“拿来主义”的勇气，从外部吸取足够的信息量，对新文学进行满怀自信的崭新创造，从而就不可能有中国文学的历史巨变的发生。没有危机感便不可能有发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这亲，一个人也是这样。危机导致衰败或毁灭，危机也是导致复兴与振兴、发展与崛起的动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打破了个人求稳的心态，使之把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匹夫的责任，时时萦系在他们心中，始终保持着朝气蓬勃的进取状态。危机感也是作家动力的源泉。作家如果处于一种心满意足、自我陶醉、高枕无忧的精神状态，这无异于宣判其作为一个作家的末日。现代作家深沉的危机感造成了充满压力、活力和动力的心理环境，鞭策他们激奋进取，勇敢地参与社会变革。他们摆脱了自满自足的安定感和惰性力，增强了以社稷国家为重，以民生民瘼为怀的抱负，以及面向现实，面向人生的入世精神，获得了向人民大众靠扰，向革命队伍迈进的归属感，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思想障碍，表现了清醒的、不屈不挠的、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和刚健有为的人格精神。
一般来说，在现代作家多种多样的心理意识构成中，危机意识曾经是左右中国现代作家及其中国现代文学最一般方向的主体因素，它是流淌于现代作家笔下的“活水”，是游荡于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精灵”。
现代作家的危机意识，是一代作家对自身所处环境、使命和目的有了深刻警醒之后，从情感上升到理性的一种自觉的群体意识，是作家图强意识、奋起意识的对应物。它不是单纯的文学危机，而是人的生存危机、价值危机、精神危机的一种文化表现。中国人所面临的一系列生存选择、文化选择渗透到文学活动中，必然使作家的创造活动获得新的动力，找到反映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新的语言形式。他们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处境、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和方向，他们又怎么可能创造出充满信心的文学呢？文学是文化的镜子，是人类精神的自画像，也是人对自己存在价值的一种肯定。因此，处在民族生存危机、民族文化危机、个人命运危机交合状况下的中国现代作家，一定会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学的变革，最有力地推动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从而创造出不负于那个时代的文学。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人认为现代作家在危机感和使命感等主体因素的驱动下，不能超越政治实用理性的规定与束缚，从而给现代文学的艺术创造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相反，正是现代作家紧迫的危机意识，才推动着他们对真理、对民族、对人类、对人生、对文学的始终不渝的探寻，推动着他们自觉担当起历史的责任，矢志不移地献身于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事业。正是在危机意识支配下，他们才最早“开眼看世界”，最早跻身于世界文化交汇的潮流；最早冲破中国数千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话，张开双臂拥抱一切新鲜的东西，以吐故纳新的气魄，进行思想意识的更新和新文学的重建。正是他们对历史使命的主动承诺和民族忧患的自觉担当，现代文学才具备了那样恢宏的文学格局、那样丰厚的历史容量、那样凝重的艺术风格和那样感人的艺术魅力。所以，我认为，危机意识正是现代文学最有价值的精神内核，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精魂。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作家负载着历史与现实的重荷，在极其艰难与复杂的背景条件下，左奔右突地探索，为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建设付出了心血，也为当代文化与文学重构留下了有着巨大价值的经验和教训。历史告别了我们，把现实和未来交给了我们，但我们却无法告别历史；历史不会死亡，它永远把它的开端和结尾联结起来，因而现代作家所曾面临的历史的提问仍然摆在了我们面前；中国新文学在将来的发展，不可能回避过去的存在，相反，还要把它作为继续创造和追求的坚实的起点，作为中国作家精神素质再塑的可靠依据。“我们如果不珍视这些过去的经验而把它作为继续发展的基础，那便是不可恕的愚蠢和不可恕的错误”（茅盾《为诗人们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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