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领导集体论文,民族论文,之二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3)01-0041-07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实践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一、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1.民族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民族问题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包括帝国主义阶段），民族问题在新的基础上扩大和加剧，民族殖民地问题成为当时主要的民族问题；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成为时代的潮流。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或者是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民族问题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都密切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稳定、民族自身发展和国际政治秩序。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民族问题对多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具有极其深刻而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一贯重视民族问题及其理论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马克思主义时也提出了科学的民族问题理论。他们第一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和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揭示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揭示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社会问题、社会革命问题的关系，阐明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原则，从而为实际解决民族问题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和涉及民族问题、殖民地问题的各类文稿360多篇，足以证明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及相关理论问题。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非常重视民族问题，提出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学说，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的基本原则。正如江泽民同志精辟概括的那样：“民族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
2.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江泽民同志指出：“民族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中一个重大问题。”[2]这是对民族问题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占有的重要地位的正确阐述，也是对民族问题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第三代领导集体党建和治国论述中占有的重要地位的正确的阐述。
我国自古以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历来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确对待少数民族和正确解决民族问题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争取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民族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边防巩固、建设成功的大问题”，“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3]“是涉及全局的大问题”。[4]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开始一贯重视民族问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成功地指导和推动了我国新时期的民族工作，在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民族理论观点和民族工作思想。
3.民族问题是一种普遍存在、内容宽泛的社会问题
民族问题的存在是与民族的存在同始终的。民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现象，它具有不同于其他人们共同体的某些特征要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5]民族的这四个特征，当属民族的自然特征或自然（族体）属性，是民族与其他人们共同体（如种族等）的天然差别。
民族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任何民族都无一例外地生活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中，都无法超越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民族的这种社会性质，当属民族的社会属性。自民族产生后，一定的社会皆由一定的民族所构成，若干特定的民族是特定的社会存在的实体。一般说来，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民族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民族是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体，因而民族发展必然是民族的自身发展与民族的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民族发展过程必然是民族自身发展过程与民族社会发展过程的有机统一。
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存在，与民族属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自然因素，即由民族本身的特征、特点所引起的民族差别，这是民族问题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最基本的前提；二是社会因素，即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因阶级矛盾和剥削制度而引发的种种民族问题，这是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得以存在的最重要的条件。在存在着民族的社会中，这两种因素是交互作用的，区别只在于其作用的强弱程度和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总之，无论是在何种社会制度下，民族问题都与民族自身的特点（因而构成民族之间的差别）有直接的联系，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民族问题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消失。民族问题贯穿于民族存在的始终。
民族问题的涵义与民族实体的涵义主要与民族属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自然属性表明，民族是涉及到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的社会属性表明，民族是涉及到阶级、国家、社会、政治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民族的产生和发展与阶级、国家的产生和存在密切相关。
民族问题是一个内容宽泛的社会现象。只有正确认识和科学阐明民族问题的涵义，才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民族问题。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1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正确理解民族问题涵义指明了方向。他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6]这就是说，民族问题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看，它不仅涉及到民族自身的发展，还涉及到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问题。
民族产生以后，在其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和其他民族发生联系和交往，各民族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的特点和差别，在一定条件下会引起民族交往中的矛盾。民族自身的特点所引起的民族之间的矛盾，又通过民族的诸特征及其具体形式，即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反映出来。因此，民族自身的发展状况决定着民族之间交往的程度，因而也决定着民族之间矛盾的状况，即民族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问题涉及到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
民族的产生和存在与阶级的产生和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从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历史上最初形成民族的基本规律。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使原来平等的社会人们共同体氏族、部落开始解体，包括着不同利益的阶级的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开始出现。在私有制社会里，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民族问题的存在和发展，都和阶级的存在密切联系在一起。民族由不同的阶级组成，民族内部的阶级不平等、阶级压迫和剥削扩展到民族之间，便造成了民族之间的不平等，表现为民族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存在了，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也已消失了，但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阶级斗争还会反映到民族问题上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差别，与社会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存在也有联系。只有人类社会发展到社会三大差别消失的时候，阶级差别消失了，民族差别也消失了，阶级消亡了，国家消亡了，民族也消亡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如此。”[7]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问题涉及到民族与阶级的关系。
民族的产生和存在与国家的产生和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社会发展中最早形成的民族与最早出现的国家大体上是同时产生的，而且国家起了型铸民族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8]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是同时进行的。在这个时期，国家的形成对民族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形成了西欧的民族国家。在民族形成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与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密切联系着的。现今世界上共有3000多个民族，居住在200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严格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正在消失。在多民族国家中，由各民族共同利益而构成的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任何单个民族的利益，都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同一民族居住在不同的国家，特别是邻近国家，如果不处理好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而把民族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不仅会导致国家的混乱、民族间的冲突，甚至会引发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这方面的事例和教训，古今屡见不鲜。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问题涉及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总之，江泽民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科学阐述，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的标志。
二、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
江泽民同志指出：“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9]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任何社会里，民族问题都是社会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1.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
民族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民族问题总是与社会总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总问题是指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民族、种族、宗教等所有方面问题的总和；而民族问题是构成社会的民族这个特定群体自身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问题，因而在任何时候或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只能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因而如何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何变革上层建筑以适应和增强经济基础，便成为社会总问题的基本内容。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领域的表现便是主要的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是随着这些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着的社会问题之一。
马克思首先指明了民族问题是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指出：“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胜利的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10]列宁指出：“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11]斯大林指出：“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12]“民族权利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它服从整体，要求从整体的观点来观察。”[13]斯大林还特别强调：“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一般地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14]
这就说明，尽管社会环境条件不同，国家政权性质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同，但是它们所提出的民族问题，总是和社会总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是从属于社会总问题；离开了社会总问题，就无法提出民族问题，更谈不上协调和解决民族问题。因此，民族问题与社会总问题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历史条件下，社会总问题都大于和高于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只能从属或服从于社会总问题。
2.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
江泽民同志指出：“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15]新中国成立后，民族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重要内容。5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从中国民族的实际出发，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主要进行了两大历史任务。一是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废除了各民族历史上的落后制度，引导翻身解放的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各族人民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二是通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前一项任务早已经胜利完成，后一项任务也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突出地集中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上。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问题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民族问题从历史到现在，从外国到中国，都始终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
3.民族问题与社会总问题的辩证关系
民族问题的发展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民族问题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也会影响社会发展的趋势。在任何社会里，民族问题都是社会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总问题的解决；同时，解决民族问题又有利于解决社会总问题。因此，民族问题与社会总问题之间是辩证关系。
我们党成功地处理民族问题，保证了我们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正如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所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在前进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风险，有政治领域的也有经济领域和自然界的，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外的，但我们都顶住了，保持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始终同心同德、紧密团结。”[16]
三、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
江泽民同志在1993年11月7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全党都要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17]这是江泽民同志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特点的精辟概括，指明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方向。
1.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民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民族的消亡是在阶级消亡、国家消亡之后才能实现的一个长期的过程。江泽民同志指出：“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18]民族和民族问题是同始终的。江泽民同志还指出：“民族差别、民族问题将存在很长很长时间。”[19]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2.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民族问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问题，它既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内容，又包含着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民族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涉及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民族问题具有复杂性的特点。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的民族矛盾、种族纠纷、宗教纷争明显加剧，甚至酿成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民族问题已成为世界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对我国的民族、宗教问题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我们还要看到，西方敌对势力以民族、人权为突破口，对我进行“西化”和“分化”的图谋没有改变。这些更增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利用民族问题打开缺口，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20]
3.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民族问题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都具有重大的影响。”[21]这是江泽民同志对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的历史、现实和发展趋势的科学论断。“历史发展表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江泽民）[22]这说明了历史发展中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此外，民族问题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决定了民族问题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性。多民族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我国55个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在边疆或靠近边疆的地区，民族地区边境线长达1.9万公里，有30多个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解决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关系到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安定、边防巩固和祖国统一。
4.要高度重视民族问题
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和优良传统。这既是民族问题的本身特点决定的，也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又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决定的。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1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23]在1999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又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意义更为重要。全党同志都要高度重视民族问题。”[24]“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5]而且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认真妥善地解决民族问题。
四、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
1.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
社会主义时期不是民族消亡的时期，“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江泽民），[26]民族问题将伴随社会主义的始终。“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各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固有特点和差异仍然存在，特别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差距仍然存在，因而民族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李鹏）[27]也就是说，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在发展上的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随着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有时还会反映到民族问题上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偏见、民族隔阂的残余，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也将长期存在。这些都决定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2.社会主义时期，正确解决民族问题是带根本性的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1993年11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纷争十分突出，频频引发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动乱不断。国际敌对势力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西化’和‘分化’的突破口。”[28]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中又指出：“纵观全球一些热点地区发生的冲突和战争，大都与民族问题处理不当或外国势力插手民族纠纷有关系。凡是民族问题处理不好的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和乱子。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无从谈起。”[29]江泽民同志总结国内国际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民族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边防巩固、建设成功的大问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再一次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30]
五、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
1.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集中表现
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1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中精辟地概括了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他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31]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民族问题上的客观反映。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权利、地位平等的各民族，有着共同的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及实现共同繁荣的愿望和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各民族发展基础不同，发展进程不平衡，又造成了各民族间存在着先进与后进、先富与后富的差别，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较低。少数民族的发展愿望与现实状况是矛盾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当前迫切要求加快发展经济文化，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合理要求，同我国现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完全一致的。
2.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解决
江泽民同志指出：“民族问题只有在解决整个社会总问题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解决”。[32]
这是江泽民同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和基础上才能逐步解决。
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33]
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突出和集中地表现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社会的发展。因此，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必须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局，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抓住历史的机遇，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使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赶上先进的汉族地区的发展水平。建国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族地区的发展步伐大大加快了，但与沿海地区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逐步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共同繁荣，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继续处理好民族问题的最根本任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国家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要求，也是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要求。因此，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3.我国的民族问题是我国的内政问题，决不允许外国势力干涉
我国的民族问题主要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等方面反映出来，这些都是属于我国内部的问题，是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问题。但是，近代以来外国敌对势力一直在插手我国的民族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外国敌对势力插手和干涉我国内部的民族问题企图达到他们“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他们明目张胆地支持我国内部的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国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又是外国敌对势力干涉我国民族问题的内应力量。我们要依靠各民族人民群众，坚决反对和揭露外国敌对势力插手和干涉我国民族问题的各种阴谋活动，坚决反对和打击国内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江泽民同志在1990年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民族问题是中华民族内部的问题，决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一定要切断内外分裂势力的联系。”[34]
〔收稿日期〕2002-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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