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黎族社会流动状况的初步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黎族论文,海南论文,状况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2)03－0001－06
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同类社会现象所做的两种视角的分析和描述。社会阶层是从静态的角度，分析描述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内容、形式、形成的层次和分布形态；社会流动则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描述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中各层次间的互动、动力机制、时空范围、方向和速度。二者互为表里，不可或缺[1]。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研究在社会学体系中占有核心位置。把握了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的过程，也就把握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过程。为此，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日本自1955年以来每10年开展一次的SSM调查(“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全国调查”的简称)，其调查结果成为日本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计划经济时代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格局被打破，新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形成。这种变化引起了社会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主要观点有陆学艺的层化论[2]、李强的碎片论[3]、孙立平的断裂论[4]等。研究者多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从宏观层面把握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趋势，因切入角度以及研究者所采取的方法不同而结果迥异，使得已经硕果累累的社会阶层结构研究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局面。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社会转型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更为深远。然而，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阶层研究是个薄弱点，关于海南黎族地区的社会阶层结构及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更是几近空白。本文以海南黎族为研究对象，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方法，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将黎族社会群体划由高到低依次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阶层等10个阶层，对黎族的社会流动状况进行初步考察。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的调查地点为海南省的6个民族自治县(乐东、琼中、保亭、白沙、昌江、陵水)以及3个享受少数民族政策的市(三亚市、五指山市、东方市)。调查实施时间为2008年的7月—8月。作者从海南大学在读的黎族学生中挑选出50位来自9个县市不同乡镇的同学作为调查人，要求每位调查人对自己所居住的村或街道办事处的10个黎族家庭进行调查。对于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项目组通过电话采访的形式进行了抽查。对于抽查中有问题的调查人的其他问卷，项目组逐一进行了核实。
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500份，回收262份，其中有效样本数为245份，来自除昌江县外的8个市县。其中有效样本依次为：三亚88份、陵水73份、白沙43份、五指山28份、琼中10份，其余的乐东、保亭和东方各1份。
如表1所示，在245位户主中，农业户籍者为199人，占总数的81.2％①；户主中，男性比例为86.1％，女性比例为13.9％；户主平均年龄46.96岁，最年长者为90岁，最年少者为22岁。
由表2可知，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分布态势，即初中毕业者最多，占总数的49.8％，文盲及中专、大专以上者比例较小，分别为4.1％、2.0％和9.4％。从社会阶层分布状况看，本次受访家庭的户主中没有私营企业主，人数最多的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占总数的70.2％，社会阶层分布呈明显的倒丁字形结构。
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是一个比较恒定地对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起干预作用的变量。尽管在不同时期，它的作用幅度有所变化，但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推断，却始终成立[1]195－197。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户主所处的社会阶层与受教育程度之间明显相关，Gamma值为－0.609(见表2)。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者所处社会阶层也越高。
那么，受访者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目前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如何呢？
从社会阶层满意度调查结果来看，对自身社会阶层不满意者为126人，占总数的51.4％，多于满意者。社会阶层与社会阶层满意度交叉联表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低度正相关关系，Gamma值为0.491(见表3)。这一结果表明社会阶层越高者，对自身所处社会阶层的满意度也越高。反之，社会阶层越低者，对自己所处社会阶层的满意度也越低。
从受访者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满意度来看，对目前的生活不满意的为133人，占总数的54.3％，超过了满意者。社会阶层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列表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呈低度正相关关系，Gamma值为0.430(见表4)。这说明受访者所处的社会阶层越高，对生活的满意度也越高。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的结果表明，一半以上的受访家庭的户主对自身的现状不满，受访者的社会阶层与受教育程度明显相关，社会阶层越高者，对生活的满意度也越高。
二、户主的社会流动状况
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通俗地讲“社会流动就是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地位的人或群体，通过一定的渠道、方法，改变其地位的社会学现象。”[5]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层结构里，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由较低的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可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这两种流动统称为垂直流动。有些社会成员虽然从一种职业转移到了另一种职业，但其收入、声望、社会地位却基本相同，是在同一水平线上流动，则称之为水平流动[1]2。
如前所述，本次调查的结果表明，多数受访家庭的户主对自身的生活状态以及所处的社会阶层并不满意。然而，如表5所示，在受访者中具有更换职业经历者只有39人，流动率仅为15.9％。笔者以为，这一结果一方面反映了部分黎族群众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不愿意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6]的现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黎族群众的社会流动渠道不够畅通的社会现实。
在有流动经历者中，职业性质没有发生变化，即属水平流动的有7人，占流动者总数的17.9％；职业性质发生变化，即属垂直流动者为32人，占流动者总数的82.1％。可见，受访者的社会流动以垂直流动为主(见表6)。
在陆学艺的中国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方式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被视作最高社会阶层，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则被视为最低社会阶层。根据该划分方式，在本调查的垂直流动者中，社会阶层上升者为10人，只占流动者总数的25.6％，在所有受访者中所占的比例仅为4.1％。在阶层上升者中，最多的是由农民转变成为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员工，三者之和为5人，占到了阶层上升者总数的50.0％。由此可见，农民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职业，是受访者社会阶层上升的最主要方式。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在垂直流动者中，有22人的社会阶层有所下降，占流动者总数的56.4％，远高于社会阶层上升者的比例。这表明，在受访者人群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社会阶层不升反降的现象。在社会阶层下降者中，由产业工人变成农民者最多，为6人，其次为个体工商户变成农民的有4人。可见，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主要原因是产业工人的失业与个体工商户的破产。这表明，企业改革与经营环境的恶化，是受访者社会阶层不升反降的主要原因。此外，与前述5名农民上升成为其他社会阶层的情况相反，有15名被调查者从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下降为农民阶层，其数字远远超过前者。这说明，在少部分农民离开农村、农业的同时，更多的人重新返回到农村成为了农民。这一现象同样值得重视。
那么，什么样的人流动比例更高，更容易流动呢？从表5的结果来看，更换职业经历与所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弱负相关关系，Gamma值为0.205。这表明社会阶层越低者，流动比例越高，体现了穷则思变的思想。
另外，受教育程度与更换职业经历之间存在着低度负相关关系，Gamma值为－0.401(见表7)。这一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低者流动比例越高。结合前面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所处社会阶层越高”的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受教育程度越高者，所处社会阶层越高、越稳定，流动的比例也越低。相反，受教育程度越低者，社会阶层越低，流动的比例也越高。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受访者群体的向上流动渠道不畅，社会封闭现象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当前的社会中，中低阶层的社会成员仍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流动到了更低的社会阶层中。这一现象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及学界的高度重视。
三、代际流动状况
所谓的代际流动，是指两代人之间的社会流动，即子女从父亲所在的阶级、阶层向别的阶级、阶层流动，或子女从父亲所从事的职业向别的职业流动[7]。代际流动的状况，反映的是社会进步的程度和分层体系的变化和发展状况。在封闭的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一出生就注定要在他父辈所属的阶级和阶层里终其一生，子继父业，代际流动很少。在开放的现代社会，每个阶层的大门都应是敞开的，代际流动增多也是理所当然的。
本次调查的受访家庭子女数共计542人，其中307人为学龄前儿童或正在各级学校就读的学生。在已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的235人中，经理阶层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人数为0。在其他的阶层中，数量最多的是农业劳动者，共94人，占总数的40％，接下来依次是商业服务业员工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见表8)。
由表8可知，户主子女与户主社会阶层分布状况已有较大不同，其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等社会中上阶层比例小幅减少。
第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比例增加了22.2％。
第三，农业劳动者阶层比例减少了30.2％。
第四，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比例增加了16.7％。
从整体上看，受访群体的代际流动渠道狭窄，上升渠道单一。受访家庭的代际流动同样以较低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为主，从事商业服务业几乎是农家子弟的惟一上升途径。另外，还有近2成的农家子女虽然离开了农业，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沦落成为城乡无业、失业或半失业者。
那么，造成这种代际流动渠道狭窄，上升渠道单一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一般而言，社会阶层的划分主要以社会成员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对于处于社会底层、商品经济意识尚不发达的黎族群众而言，组织资源与经济资源的获得，显然较之文化资源的获得更为艰难，而在文化资源的获得过程当中，教育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教育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即发展受教育者的知识技能，陶冶其思想品德、发展其智力和体力的功能及其所拥有的选拔功能，都成为决定人的社会地位最重要的手段。通过教育，社会底层成员可以实现向社会上层的流动。改革开放后，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得黎族中的优秀青年走进了大学的课堂，从而改变了自身的命运。然而，本次调查的结果表明，户主子女们的受教育程度与户主们相比，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由表9可见，与户主相比，户主子女中只有中专毕业生的比例有所提高，其余的高中、大专及以上人员所占的比例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减少。在国家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时代，父辈与子辈的教育程度几乎没有改变的现实，令人深省。尽管影响代际流动的因素很多，但此次调查中所反映出的教育问题，无疑是受访者群体代际流动渠道狭窄、社会中上阶层比例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
四、结论
本研究对245户黎族家庭的调查结果表明，受访家庭户主的社会流动率较低，向上流动渠道不畅，社会封闭现象严重，部分受访者的社会阶层不升反降。受教育程度越高者，所处社会阶层越高、越稳定，流动的比例也越低。受访群体的代际流动渠道狭窄，上升渠道单一，从事商业服务业几乎是农家子弟的惟一上升途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户主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父辈相比并没有明显的提高。
［收稿日期］2012－02－20
注释：
①根据2009年海南统计年鉴计算，截至2008年底，三亚、陵水、白沙、五指山、琼中、乐东、保亭、东方8市县总人口数为2539834人，其中农业人口数为1597188人，占总数的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