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教育的发轫、鼎盛与缩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鼎盛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四川的新闻教育起步较晚，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内地大批高等院校迁川，四川的新闻教育出现飞跃式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许多院校北迁，新闻教育又出现缩退。从发轫到缩退，跌宕起伏，有其发展特色。
一、四川新闻教育的发轫
四川新闻教育首先从成都开始。1926年，四川法政专门学校开设新闻学课程，由陈铭德主讲，每周授课两小时，成为政、经、法各科学生的必修课，一学期听讲者约五六十人。另外，成都宾萌公学也增设有新闻方面的课，每周两小时。两校还把授课内容编成讲义。1936年，成都民众教育馆及青年会特设新闻班，由《新新新闻》的黄绍颜主讲。这些新闻教学不具规模，且教学简单，但却是成都新闻教育的发端，显示社会对新闻教育已开始注意。
在重庆，1929年9月，重庆高级中学校附设重庆新闻研究所，招正生30人，附学10人，学制3个月，专门研究新闻学，聘请《新蜀报》总编辑王白与、吕翰初、傅圣希具体主持，由杨丙初讲采访，谢明霄讲标题制作，王鳌溪讲编辑，陈锦帆讲广告，还邀请汉口《湖北民国日报》总编辑周开庆作题为《中国新闻事业落后之原因及其出路》的演讲，这就是重庆最早的新闻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四川自此成为抗日的大后方。随着国家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单位、各类学校、社团、报馆等大批涌入，四川的文化和教育领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当时四川有“文化四坝”，即重庆的沙坪坝、北碚的夏坝、江津的白沙坝、成都的华西坝，都是内迁院校的聚集地。四川的新闻事业也出现了以成、渝为中心，全省遍地开花的格局。在成、渝两地，集中了全国各界一流的高校大师、名人、专家、教授、学者，此时是四川新闻教育发展的最好时期。
二、战时重庆的新闻教育
重庆在战前仅有3所高等学校，而且极不完善，科系设置也不齐全。抗战开始以后，39所高校内迁，新成立12所，再加上原有的3所，共计54所，是战前的17倍。在教学设备、师生数量，以及院系调整方面，也都有了长足进步。其中，有4所大学开设新闻科系或新闻班，新闻教育已大大发展了。
（一）中央政治学校
1927年7月，国民党在南京创办中央党务学校，1929年更名为中央政治学校。抗战爆发后，该校于1938年9月迁重庆南温泉，成立大学部、专修部、公务人员训练部，设有法政、经济、新闻、外交、地政五个系，马星野担任新闻系主任。新闻系的宗旨是“培养现代记者，笃信主义，服膺职业道德，以期提高我国新闻事业的水准”。抗战初期，新闻系没有招生，仅1939年招了一期8人，后停招三年，直到1943年才恢复招生。
新闻系教学方面很重视语文和英文，作为必修课。专业课有新闻学概论、新闻史、编辑学、采访学、新闻与社论写作、报业经营管理、摄影、速记、英文打字等。另外开设有政治、中外史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民法、刑法、国际法等课。学生实习分校内和校外，校内先后办有《中外月刊》、《南泉新闻》、《新闻学季刊》；校外实习单位主要是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时事新报》，实习结束多半留实习单位工作。
新闻系专任教师只有马星野和俞颂华两人，其他均为兼职教师。马星野讲授新闻学概论和新闻史，俞颂华讲授新闻写作，黄天鹏、陈固亭讲授报业经营管理，中央社英文部主任杨德臣讲授英文新闻，教育部电化教育司戴公亮讲授新闻摄影。基础课方面，有张彝鼎的国际公法，陈之迈的比较宪法。王芸生、赵敏恒、顾执中、成舍我、萧同兹等知名报人也经常邀请到校演讲或授课。
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成立有“新闻学研究会”，属学生社团性质，主要活动是组织新闻讲座，出版学生实习的报刊，举办报纸展览、组织新闻年会等。
1945年4月，美国报纸主笔协会的福勒斯特、亚格曼、麦杰尔曾到新闻系参观，并赞助一笔资金。亚格曼是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他称赞新闻系是“中国的密苏里”。[1]
1939年秋，中央政治学校设新闻事业专修班，由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主持。新闻专修班分甲乙两组，甲组系调训省党部科长以上，或县市党部主任以上，以及在党营新闻事业机构服务之编采人员；乙组则招收大学毕业或肄业三年以上之青年。两组共培养学生百余人，毕业后，有的回原单位，有的由学校分配到新闻机关。[2]
在课程方面，甲乙组基本相同，一般课程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中甲组多了英语课。专业课有董显光与曾虚白主讲之“舆论学”，潘公展之“评论写作”，刘光炎之“编辑学”，赵敏恒之“采访学”，刘振东之“国际现势”，王平陵之“报纸副刊”等，另外聘请新闻界人士作专题讲座。[3]
1940年，中央政治学校创办新闻专修科，由马星野主持。开设课程有共同课，即国文、英文、三民主义、中国通史等；社会学课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刑法、民法、宪法等；专业课有新闻学概论、采访学、编辑学、广播学、报业史、报业管理等。另外还经常有专题讲座，学生在自办的《南泉新闻》实习。[4]
1943年10月，应战时需要，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为培养国际宣传人才，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创立新闻学院，属中央政治学校系统下的独立学院，院长是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副院长是曾虚白，教务主任第一年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教授克罗斯，他讲授新闻史、新闻法、新闻伦理。克罗斯一年期满回国后，第二年改聘《纽约前锋论坛报》主笔吉尔伯特继任，另外有三个助教分别讲授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写作课，并参与创办实习报纸。他们讲课无教材，学生用英文记笔记，考试亦用英文。另外，聘请“国内党政先进，新闻界耆老，或开专课，或作讲演，以充实一二两项的素养。”
新闻学院教学的重点“在于应用技术的传习实践，并不专注重于纯理论之探讨。因为学院目前的使命，是培育担任国际宣传任务的高级新闻人才。”因此招生对象是“国内外大学毕业，擅长英文写作、会话，而于国内外大势有概要认识的青年。”具体要求：“一、明悉国策国情；二、了解国际情势；三、熟悉驻在国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背景；四、能纯粹运用驻在国的语言文字；五、具有采访新闻之敏感和处理新闻之技能。”规定学习时间一年，分为四个学期，每学期三个月。最后一学期的前两个月则完全实习，可作战地采访，旅游采访，以及长篇文章的撰写等，最后一个月总考。
新闻学院课程设置完全服从教学目的和要求，开设课程有“新闻之采访与撰写”、“新闻学基本理论”、“编报法”、“宣传新闻学”、“无线电新闻之撰写与广播”、“采访与编辑”、“社评写作之准备”、“特写撰述法”、“社评写作之技术”。这些课程安排偏重实用，所以在教学方法上重视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锻炼。新闻学院办有英文的实习报纸《Chung King Reporter》（《重庆记者》）周刊，每期4开1张4页，内容包括国际、国内及本市新闻、特写，还有学生赴前线采写的战地报道。学生的另外一项重要活动，是参加国民政府每周两次的外国记者招待会。还有的学生被派往滇缅边境采访，这些都是对学生很好的学用结合的锻炼。新闻学院共办两届，毕业52人。其中18人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进修。
中央政治学校1946年秋迁返南京后，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改名国立政治大学。
（二）复旦大学新闻系
复旦新闻教育始于1924年，当时国文部主任邵力子主持成立“新闻学讲座”，聘请报社主笔、记者讲授新闻学的知识。1926年秋，国文部改为中国文学部，并增设新闻学组，由谢六逸教授主持，同年即招收第一届大学本科生。
1929年5月，复旦成立新闻系，设在文学院内，谢六逸任系主任。此外，还成立了“复旦大学新闻学会”，继又组建新闻研究室，开办印刷所，创办复旦通讯社，作为学生实习地，向上海各报发稿。
1937年淞沪战起，复旦大学新闻系迁往重庆。在迁徙中，图书资料、教学设备等损失惨重。复旦迁到重庆后，聘《新蜀报》总经理周钦岳讲授评论写作课，《国民公报》采访部主任傅襄谟讲授新闻采访课，陈呙德讲授新闻摄影课，其余专业课无人担任，直至1938年2月学期草草结束。
1938年2月起，复旦大学在黄桷镇夏坝租用民房，条件简陋。1940年5月27日，日机轰炸北碚，复旦校园中弹，教务长、《文摘》主编孙寒冰遇难，同时遇难的还有职员1人，学生5人。学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得到磨炼。
新闻系到北碚后，于当年2月底便开始新学期招生，有新旧生40余人，并且恢复了“复旦通讯社”。1938年8月，谢六逸因病离职回贵阳老家，由复旦校友、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继任新闻系系主任，并讲授评论写作。他还聘请新闻界知名人士到系授课，《中央日报》的评论委员刘光炎、《时与潮》杂志主编金长佑、路透社中国分社主任赵敏恒、《自由西报》总编辑陈钦仁，以及邵力子、于右任、陈布雷、潘公展、黄天鹏等名家学者均曾到系讲课。
1941年9月起，陈望道接任新闻系系主任。陈望道认为，新闻系学生应有扎实广泛的各科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使学生具备记者工作的基本功；还应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树立进步的人生观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学生受到多方面的教育。他把“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作为办系方针，要求学生“好学力行”，并作为新闻系的座右铭。当时在新闻系的系徽上，有一个英文字母“J”，代表Journalism（新闻事业）或Journalist（新闻记者）。同年10月，新闻系在重庆百龄餐厅招待新闻界人士，征求办系意见，到宴的有潘梓年、周钦岳、陈铭德等20余人。
在陈望道的倡导下，新闻系学生是校内各项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主力。学生思想活跃，社团林立，以《中国学生导报》为主的进步刊物、壁报层出不穷，使校园充满活力。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校内有社团超过200个，壁报达50余种。新闻系学生还与其他社团经常组织活动，如为抗日募捐，慰问将士家属，参加《新华日报》义卖，进行抗日宣传等。
自1943年起，新闻系每周六晚举办新闻晚会，内容多为同学们所关心的时事问题、社会热点话题，多采取演说、辩论、讨论的方式，自由发言，不受约束，陈望道本人也经常参加。
1945年4月5日复旦新闻馆建成，这是陈望道为推进新闻教育，倡议募捐150万元筹建而成。馆舍设编辑室、资料室、图书室、阅览室、收音广播室、印刷房、实习教室、系办公室、新闻学会办公室等。新闻馆的建立，充实了教学设备与内容，并为解决学生学与用的脱节问题打下基础，也是新闻系进步学生活动的地方。
复旦大学在重庆八年多，新闻系为社会培养出一大批人才，也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准备了领导力量和骨干。抗战胜利，1945年5月学期提前结束，学校准备东下返沪，师生陆续回到上海。
（三）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成立于1941年，设有社会教育行政、社会事业行政、图书博物馆三个系。1945年秋新闻系成立，是该院第四个系，系主任俞颂华，招学生约30人。新闻系“以新闻事业为推行社会教育的重要工具”，办系宗旨是“为推动社会教育的新闻事业而培养新闻人才”，着重为各省区培养能采写编并具有管理能力的新闻工作者。俞颂华强调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是正义和公正精神，为文论政大公无私，淡泊名利，代表民众，忠于民众，忠于其事，专于其事，百折不挠。他特别注重对学生人格之修养，体魄之锻炼。
新闻系学制四年，课程多达63种。其中公共课多安排在一年级，包括三民主义、伦理学、国文、外语、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课有新闻学概论、采访与编辑、国语速记、无线电及广播、中国诗文选读、报业经营与管理、新闻写作、英文新闻选读与翻译、英文新闻写作与编辑等，另外还有社会心理学、法学通论、摄影电影与印刷等。选修课放在三四年级，有政治、法律、财经、文学、艺术等25门。
新闻系刚刚成立，师资缺乏，图书资料不全，困难很多，但一年级仍开出“新闻学概论”和“新闻采访”两门专业课，分别由新闻系办公室主任葛思恩与《大刚报》驻重庆办事处主任李凌飞担任。另外聘请郭沫若、梁漱溟、王云五、黄齐生等，以及本校教授顾颉刚、朱亦松、董渭川等举办讲座，要求学生积极参加。
新闻系学生课外组织社团，出版壁报《柳丝》、《绿洲》、《新时报》。壁报由学生筹措资金，自己写稿，自己编排、抄写，但却都是短命的。他们在壁报上写了《凄风苦雨话政协》、《较场口事件》、《马歇尔来了》、《重庆的反苏大游行》等，被校方勒令停刊。但学生却受到了正义的熏陶，也增长了学识，锻炼了才干。
（四）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28年创于上海，初名“民治新闻学院”，1932年改名，创办人是老报人、新闻教育家顾执中。该校以民主自治的原则作为办学方针。抗日战争爆发后，顾执中于1942年回到重庆，恢复民治补习学校，内设新闻班，只有十余人。当时办学极困难，顾执中在市区保安路基督教社交会堂的废墟上，与牧师毛吟槎共同募捐3万元法币，盖了三间平房作校舍，晚上供民治补习学校用。直到1943年春，才正式恢复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学校恢复后，开设课程有30门之多，除当局规定必修的“三民主义”外，还有国际关系概要，虞和瑞讲；军事学概论，冯玉祥讲；经济学概论，廖崇圣讲；历史，陈翰伯讲；新闻与宣传，陈尧圣、崔万秋讲；政治学概论，金祖懋讲；新闻学概论，顾执中讲；新闻写作，舒舍予（老舍）讲；编辑学，陈恩诚讲；采访学，陆诒讲；报业管理，朱全康讲；广播学，彭乐善讲；摄影，靳吉甫讲；俄文，塔斯社的普萨列夫讲；英文，赵里鹏讲；阿拉伯文，林仲明讲。另外还有历史、中外地理、心理学、社会学、速记、无线电学、报业史、广告、印刷术、新闻法令、交际礼节课。担任讲课的有吴清友、孙伏园、笪移今、孟秋江、谢爽秋、浦熙修、徐盈、高集、焦敏之等名作家和名记者。当时新闻专科学校复校时招新生50名，加上原补习学校新闻班旧生，共59名。
重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虽然办学条件简陋，但在教学上一丝不苟，全校洋溢着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学风。在教师中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学生中也有地下党员。当局经常给学校设置障碍，还派人到校检查。
抗战胜利后，顾执中于1946年2月回到上海，并在秋季恢复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重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只保留民治补习学校，在补习学校内设新闻班。名誉上校长仍是顾执中，实际由李维曦、周树之负责。新闻班是补习性质，但课程和时间安排，都继承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传统。当时聘请的教师多是社会名流，如邓初民、焦菊隐、艾芜、王文彬等。为配合形势而举办的座谈会，由邓初民主讲，听众达数百人。这种形式一直坚持到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后被迫停止。
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成立“民治通讯社”，作为高年级学生实习地；重庆民治新闻班便组织“民治通讯社重庆分社”，由李维曦任社长，项扬惠任总编辑，从1946年3月到6月为试发稿期，以后便正式发稿。由于得到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支持，通讯社取得很好的成绩，因此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内战爆发以后，民治通讯社被查封。
（五）上海法学院万县分院报业专修科
上海法学院内迁四川万县（今属重庆市），1940年在万县设立上海法学院万县分院。1943年春，分院设报业管理组，负责人章苍萍，并开始招收新生。1944年秋，改报业管理组为报业专修科，下设采访组、编辑组、管理组。抗战胜利后，1946年法学院迁回上海。
三、战时成都的新闻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北方的高校迁蓉，成都的新闻教育出现新气象。
（一）燕京大学新闻系
燕京大学1924年成立新闻系，由美籍教授布拉顿主持，1927年因经费问题新闻系停办，后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帮助下，于1929年秋恢复，聂士芬任系主任，新闻系课程与密大新闻学院相同。
“七·七”事变后，许多学校被迫向大后方迁移。当时燕京大学以校产、经费来自美国为由，对付日本侵略者而继续留在北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包围，强迫学校解散，并拘押师生30多人，学校停办。
1942年秋，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新闻系在燕大新闻学会重庆分会会长高向杲等人积极活动下，成立复系促进委员会，并得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的支持，由“张季鸾纪念奖学基金保管委员会”拨款十万元，得以恢复办学。1942年10月1日正式开学，有学生360余人。校长梅贻宝，新闻系主任蒋荫恩。
新闻系主修课由专职教师主讲，一年级修“新闻学概论”，二年级“新闻采访”，三年级“新闻编辑”，四年级“新闻社论”。一、二年级都是蒋荫恩讲授。他讲课强调新闻的真实性，新闻报道要用事实说话，记者采访要讲究艺术，力争得到第一手资料，写作要生动，能吸引读者，循循善诱。三、四年级课是张琴南主讲，他是《大公报》老报人，讲课认真，主张言论要公正，言简意赅，谑而不虐。
新闻系其他专业课还有“报业管理”，由成都《中央日报》总经理张明炜担任。南洋新闻界著名人士冯列山讲授“新闻时事”。其他课程有文学、政治、历史、法律、写作、英文等。新闻系还经常聘请报社人士开新闻讲座，《大公报》的王芸生，《大公晚报》的王文彬，《新民报》的陈铭德、赵超构、张恨水，生活书店的张友渔，《华西日报》、《华西晚报》的杨伯凯等，都到新闻系讲过学。新闻系对英语要求较高，除读大一英语外，还读大二英语，并交论文一篇，才能毕业。
燕大新闻系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加强对学生操作能力的训练，每个年级都安排实习两个月。另外，办有实习报纸《燕京新闻》，燕大在成都复校时，该刊1943年10月3日也复刊，在报名下印有“成都版”三个字。《燕京新闻》是周刊，四开一张的小报，并在次年3月6日还复刊了英文版“Yenching News”，八开一张。这在当时成都各大院校是独有的。《燕京新闻》是学生实习报纸，一切工作由学生负担。一、二年级学生做采访，学习当记者；三年级学生负责编辑、翻译外电；四年级学生两者都做，但主要负责报纸言论，包括社论、短评、时评、杂文等的撰写。还有报纸的经营管理，如广告、发行，也交学生去做，这是对学生全面的学习锻练。
《燕京新闻》主要报道学校新闻，尤以高校新闻为主。当时成都华西坝集中了五大学，[5]所要报道的新闻层出不穷。许多专家学者也都为刊物写稿，这与蒋荫恩有很大关系。他作风民主，尊重学生的思想和才能，强调新闻的真实性，要客观公正，竭力培育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
燕京大学在成都四年，于1946年暑期复员北平。
（二）四川大学新闻教育的积极与徘徊
四川大学于1939年5月11日成立新闻学研究会，1940年10月研究会出版《新闻学报》，为不定期刊。该刊在第1辑《发刊词》中说：“我国研究新闻学术的只有中央政治学校、复旦大学、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系，本会虽说不上是专门研究新闻学的机关，但我们集合了爱好新闻学的一群，从事新闻写作，以实地的经验，作为研究的基点，以时代的需要，作为立论的中心，以全国一致拥戴抗战建国最高原则的三民主义作为共同的信念。”在这一期的“编后记”中还说：“新闻学术在抗战洪流中，我们觉得实在有深切研讨的必要，尤其在国际宣传战中，新闻是一种最切实有效工具，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今日，我们更迫切需要发挥新闻宣传的威力。”这就是成立新闻学会的目的。在这一期里，发表有校长程天放的《抗战与新闻纸》，川大三青团支团主任任觉五的《几点愿望》，川大总务长傅况麟教授的《学校新闻之写法》，《新新新闻》主笔、川大政治系毕业生余戾林的《中国报纸之回顾与展望》，以及川大学生所写的《战时新闻纸之重要性》、《报纸下乡问题》、《理想中的新闻纸》、《读报与剪报》、《踏入新闻界的门限》、《新闻记者应具备的几种条件》、《开拓地方新闻事业之检讨》，显示了初步研究的成果。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可以看作川大新闻教育的发端。遗憾的是，四川大学当时并没有抓住时机成立新闻系，进行系统、正规的课堂教学。
1944年2月28日，国民党教育部以高字第9882号文，准予川大附设夜校。同年秋，夜校设立新闻选科（单科），一年制，但学生未行入学考试，造成学生水平悬殊，影响教学。1945年秋加以改进，选科也必须参加考试，录取后方可入学。当时正是抗战胜利，各大学开始复员，聘请教师困难，上课以讲座为主。由蒋荫恩讲新闻学概论，冯列山讲新闻写作。担任讲座的还有丁作韶、陈斯孝、陈国华等。1945年12月9日，新闻讲座班学生成立学府新闻社，出版《学府新闻》，作为实习园地。1946年在新闻讲座的基础上，招收新闻专修科学生。1946年度第一学期招36人，选科生6人，至第二期新闻专修科学生27人。曾聘孙伏园讲新闻与文学，及报刊各种文体研究。1946年11月4日，在新新新闻社文化会堂新闻专修科成立新闻学会，学生每周日上午8至10点举办专题研究，使课堂与报社很好结合。然而好景不长，川大夜校奉令于1949年秋停止招生，在校学生送毕业为止。
纵观川大的新闻教育，始终没有正规化，只在低级层面徘徊而失去机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对新闻教育重视不够。黄季陆担任川大校长以后，雄心勃勃，曾想把四川大学办成“万人大学”，增设院系，扩大招生，其中在文学院设新闻系，但却以“条件不成熟”，未得教育部批准而作罢。
四、战后四川新闻教育的缩退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原迁川的机关、学校等陆续复员原籍，四川一下冷清了许多。新闻教育虽未中断，但已不是原来一派繁荣景象，无论是学校数量、学生人数、教学规模都大大萎缩。只在重庆，新闻教育还在延续着。
（一）重庆建国新闻专科学校
许多报社及新闻从业人员战后大都南返北上，重庆新闻界出现青黄不接。为了促进重庆新闻事业的生存和发展，急需筹办一所新闻专科学校培养人才。《陪都中央日报》总编辑王抡楦首先提出办新闻专科学校，得到重庆各报支持，即组成校务委员会筹办，参加的有《大公报》、《国民公报》、《世界日报》、《陪都中央日报》、《和平日报》、重庆中央通讯社、重庆市新闻处等单位，由王抡楦负责主办。学校在1946年末开始招收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和大专同等学历青年，经考试入校，学习时间两年。两年后成绩合格者由重庆市教育局审定备案，并发给毕业文凭。
学校聘请有丰富经验的报人、学者、教授任课。《大公报》编辑主任顾建平，《世界日报》总编辑王国华讲新闻编辑，《国民公报》总编辑曾俊修和王抡楦讲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大众晚报》主笔施白芜讲评论写作，漫画家高龙生讲新闻漫画，美国新闻处翻译讲新闻英语，老报人杨中慎讲新闻史，《陪都中央日报》营业部主任解某某讲广告学和报业经营管理。每周还聘请新闻界名家《大公报》的王文彬、《世界日报》的陈云阁、《时事新报》的王研石等，到校讲时事评论、世界新闻思潮等，很受学生欢迎。学校办有“日日新闻通讯社”，作为学生实习阵地，后又增办“建国新闻通讯社”，历时三年多。
该校带有国民党办学的政治色彩，共办两期，毕业学生近百人，约1950年停止办学。
（二）重庆社会大学新闻系
这是一所与其他大学完全不同的大学。由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托请，经陶行知同意，出面组织创办的。学校创建于1946年1月，开设政经、文学、教育、新闻四系。
社会大学以职业青年为招收对象，不公开向社会招生，而是须由进步的关系人介绍方能报名入学。陶行知为校长，李公朴为副校长。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夜大学，经费拮据，因陋就简。学校经费主要是中共南方局拨给的开办费，陶行知生活教育社向社会的募捐，还有向学生收取不多的学杂费。陶行知说，社会大学的教育宗旨，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即“要使人民头脑觉悟，自己起来作主人，自己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要不让公仆造反，要公仆为老百姓服务，去谋求自己的解放，达到捣毁旧的、痛苦的地狱生活，创造新的世界，新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新的人民大学之道，就是社会大学的宗旨。”学校以人格教育、知识教育、组织教育、技术教育为方针，而人格教育为其核心。
根据教育方针，课程设置有公共必修课和专业课。公共必修课是全校各系一起上大课，翦伯赞讲授中国通史，华岗讲中国近百年史，邓初民讲时政问题。另外还开有专题讲座，每周六举行。周恩来曾到校讲过“形势与任务”，秦邦宪讲“辩证唯物论的法则”，邓发讲“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工业和劳工政策”、“欧洲职工运动”，于怀（乔冠华）讲“国内局势问题和国际局势的关系和影响”等。专业课新闻系第一学期开设新闻学概论、时事分析、社会研究、报馆管理、美国新闻事业、苏联新闻事业，分别由陈翰伯、张友渔、宣谛之、于刚、章汉夫、潘天觉讲授。第二学期开设新闻写读、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学概论与时事分析，分别由丁易、李光治、田伯萍、张友渔讲授。
学生除上课外，成立有互助学习小组，进行学习讨论。还有各种专题研究组，学生自由选择参加。各系都办有墙报，新闻系在第二学期还办了油印的《社大新闻》。更可珍贵的是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其中有一些学生原本就与地下党组织有联系，在党领导下开展地下斗争，而社会大学作为一个整体，也是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1946年重庆发生“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社会大学都组织同学参加组织和保卫工作。在1947年初的“抗暴运动”中，社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和宣传活动。
社会大学创办时未向当局办理登记注册手续，1947年3月1日被查封，仅存在一年零两个月，前后有学生二百多人。学校被封以后，地下社会大学仍存在一段时间，先后成立“社会大学革命行动委员会”、中共社大地下党支部，领导和组织社大学生开展革命活动，有的参加了第一、二、三代《挺进报》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下，惨酷的地下斗争，社大同学有14人牺牲，其中在新闻工作岗位上牺牲的有胡作霖（《新民报》记者）、单本善（《陪都晚报》编辑）、钟奇（《和平日报》记者）、张永昌（《国民公报》记者）。
（三）私立南泉新闻专科学校
该校创立于1947年，校董事长是辛亥革命元老但懋辛，校长马大刚，是政大法政系1942年毕业生，原政大子弟校立人中学的教务主任。立人中学随政大迁回南京后，马大刚便利用立人中学校址，呈请重庆市政府教育局立案，办起了南泉新专。学校教务工作由时任《中央日报》的总编辑王抡楦负责，任校主任。学生来源主要招收高中毕业或肄业生。专业课程设有新闻史、新闻学概论、逻辑学、编辑学、新闻评论、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报业管理等，所用教材是复旦、燕京、政大三校新闻专业教材的综合。任课教师有著名学者、报人穆济波、吴先忧，原政大的原景信，以及重庆新闻界的王国华等。学生在校期间，都不同程度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的教育，有的还加入了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人成为新闻战线的骨干力量。该校到1950年底结束，历时三年。
（四）私立重庆西南学院新闻系
私立重庆西南学院新闻系曾得到中共南方局的支持，参加办学的有民主党派人士。学院于1947年春季开学，文、史、新闻为一个系，统称文史新闻系，新闻系有学生近百人。到校任课的有马寅初、陈豹隐、潘天逵、罗克汀、马哲民、聂绀弩、甘祠森、孟超、邹绿芷等，张兆麟讲新闻学概论和采访学。
新闻系很重视实践，学生中办有大量壁报，如《清明》、《茶馆》、《文谈》、《十月》、《星火》、《评论》、《曙光》、《黎明》、《夜莺》、《旗杆》等，还有油印的《学习》。这些刊物评论时政，交流学习心得，揭露社会黑暗。通过办壁报一方面锻炼学生编采写能力；另一方面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斗争。1947年10月，新闻系还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开展读书、交友、讨论时事等活动。新闻学研究会出有《西南学报》，由学生会员轮流担任编辑、采访、印刷等工作。1948年6月研究会负责人之一周鸿钧被国民党逮捕，后牺牲。其他一些进步同学转移，研究会即停止活动，共出《西南学报》油印三期，铅印六期。另外新闻系还安排学生到《商务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实习，都使学生受益颇多。
五、四川新闻教育发展的特点
四川新闻教育从萌芽到发展再到缩退，这样的变化历程，外因起了很大作用。抗日战争期间，新闻教育必须适应非常时期的变化和一切服从抗战的需求。由于四川所处的战略地位，新闻教育具有自己的发展方式和特点。
一、四川的新闻教育自发韧以来，战前一直处于裹足不前状态，这与四川地域的封闭性、新闻事业的落后有关。
二、抗战时期四川新闻教育呈现飞跃发展的局面，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这种现象唯独四川。因为战时四川人员、物资、技术高度集中，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和机遇，新闻教育的发展就是如此。
三、抗战改变了原来按部就班的教学模式，快速培养人才，以适应战时特殊情况下的需要。在学习时间上长短结合，有四年制、二年制、一年制和短期训练班，因需施教。
四、教学内容增加了战时情况下，对特殊技能的培训，如速记、打字、广播、无线电技术等，还有英语，是对外宣传、交流的需要。总之，培养学生成为多面手，以适应独立解决各种问题的思维和能力。
五、在教学方法上，战时更加注重课堂知识与实际工作的结合。各校的新闻教育，特别重视安排学生实习，提供各种实践锻炼的条仵，鼓励学生在实践中摸索、体会、积累，经受磨砺，从而获得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丰富自己。这样，当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时，能立即进入工作状态。
六、请进来走出去的教学方法突出。媒体人或社会要人、学者等走进来到校兼课，或开讲座，谈他们实际工作经验和体会，发表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思考，对学生是最好的启发教育。同时加强了教学与新闻单位的联系，便于学生走出去实践和工作。
七、新闻教育重视对学生思想和品格的教育。要求学生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关心抗日战争，关心国际风云，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学生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对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八、四川的新闻教育呈现出大起大落的格局。当战争结束，四川失去战时中心和大后方地位以后，优越条件消失了。但是，经过八年抗战的洗礼，四川在各方面都有了跨越式的进步。战时带给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更是潜移默化。
综览四川新闻教育走过的历程，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积累了办学经验，其中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等，都值得今天学习、借鉴和研究。总之，战时、战后共12年，带给四川的是正能量，值得珍惜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