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度与我国农村贫困的联系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农村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我国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从Ian Little（1970），Bhagwati与Srinivasan（1975）等人将贸易与贫困的联系引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以来，学者们对贸易与贫困的联系一直有广泛的争论。很多学者通过研究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静态与动态效应来研究贫困。传统贸易理论强调外贸的静态效应，认为它能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通过提升不熟练工人的工资而减少贫困（Bhagwati与Srinivasan，2002）。Anne Krueger（1983）指出，发展中国家利用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将会帮助减少贫困，这是与Stolper-Samuelson定理相符的。另一些强调静态效应的学者认为，如果一国倾向贸易开放，就会积极推行出口促进与进口替代策略，国家就不得不采取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减少通胀，因为通胀是使众多穷人不能脱贫的重要原因（Bhagwati，1978）。内生增长理论则强调外贸的动态正效应，认为它有利于获得新投入品和先进技术，提升整体经济的生产力，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Klenow和Rodriguez-Clare（1997）运用CGE模型对外贸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外贸的动态正效应是纯贸易利益的四倍。
无论采取哪种研究角度，最后得出的结论分为两种。一种认为贸易有利于减少贫困，贸易开放对穷人有利。Irwin和Tervio（2002）的研究表明，贸易开放能提高人均收入，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人均收入也较高。很多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如Berg和Krueger（2002）、Henry（2002）等的研究也力图证实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有利用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他们认为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提升穷人收入（Dollar和Kraay；2000）和生活水平，缩减贫富之间的差距。因此，他们提出取消贸易保护，融入全球一体化来促进经济增长。世界银行（2002）的研究支持了该结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最开放的国家（其进口关税平均降低了34％）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最快；而人均收入基本上没有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只降低了11％的进口关税。
另一种结论认为贸易自由化加速贫富差距，让富人更富，并不能减少贫困，甚至增加了贫困。Michael W.Doyle（2000）认为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减少贫困，全世界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的人口从1977年的10亿上升到1998年的13亿。Findlay和Kierzkowski（1983）的完善资本市场模型显示，贸易自由化将会扩大工资差距，从而降低教育报酬率，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使贫困进一步恶化。Rodrik and Rodriguez（2000）则对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观点提出质疑。Agénor和Aizenman（1996）认为，短期内外贸会降低国内厂商竞争力，劳动市场存在刚性将阻止劳动在非贸易部门和贸易部门间的合理流动，从而增加失业和贫困。世界银行（2001）的研究也显示，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从1987年的28.3％下降到了1998年的24％，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所得并没有增长。
在我国，贸易发展、经济增长和减少农村贫困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国对贸易迅速增长，海关统计显示，2002年以来我国外贸已经持续4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率，在2003和2004年分别达到了37.1％和35.7％。2004年我国对外贸易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后，2005年对外贸易额达到了14221.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2％，相当于2001年的2.8倍，继续保持了我国对外贸易全球第三的地位。同时，农业产值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978年我国牧渔业总产值为1397.0亿元，2004年农林为36239.0亿元，2005年则达到了75840亿元。从1990年到2005年国内农业生产总值以年均6.5％的速度增长。农村贫困也得到了显著改善，按中国官方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5年的2365万，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了2005年的2.5％。2005年全国农村居民纯收入已达到3254.9元/人。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增长和农业结构调整的关系上（林毅夫，蔡昉，李周，1998），而针对贸易开放度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甚少。在国内，有黄季焜，徐志刚，李宁辉（2005）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业及不同地区农民的农业生产的影响。该研究利用CAPSiM模型分析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业的总体影响利大于弊，但是对贫困农户的不利影响要大得多，贸易自由化可能有助于一些地区缓解贫困，但会恶化另一些地区的收入分配，同时会加剧地区内部农户的收入不均现象。李石新，邹新月，郭新华（2005）建立了一个简单模型证明了外贸的贫困效应具有不确定性，认为中国的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一些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使其生产者的福利水平下降，但农产品外贸的扩大则迅速减少了农村贫困。
本文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开放度与中国农村贫困的联系，以分析贸易自由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二、我国贸易开放与农村贫困的描述性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市场扭曲程度明显下降，中国对外公布的农业关税平均税率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40％多下降到了2005年的17％左右，而且事实上下降的还要多。我国农业保护水平不断下降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过去20多年来在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方面做出了持续的努力。包括降低关税、削减或取消进口配额、放开政府对外贸的控制、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等。这些贸易自由化政策不仅推动了整个经济的迅速增长，而且对农村贫困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我国贸易开放程度的加深，进出口迅速增加，不断扩大的贸易带动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从而推动了农业总产值的增长，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村贫困。2001年中国加入WTO，随着农业关税的降低，我国主要农产品的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214.64亿美元到2004年的299.69亿美元，农业总产值从2000年24915.8亿元增长到了2004年的36239.0亿元。农业产值的增长带来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从表1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05年，我国年收入在2500元以下的低收入农村居民比例在显著下降，而高于2500元的农村居民的比例在显著上升。1995年，30％农村居民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2000年该比例为14.17％，到2005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的7％。另外，年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农村居民比例有很大提高，1995年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占2.26％，而在2005年该比例上升到了19％。
表1 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比例情况
（单位：％）
资料来源：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其次，根据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H-O-S）定理，自由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会使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这样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会促进中国农民报酬率的升高。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而农业生产资本相对缺乏，而主要贸易伙伴的要素禀赋则刚好相反。中国生产的农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会导致劳动力需求上升，报酬率提高，而其贸易伙伴生产的农产品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会导致劳动力需求降低，报酬率下降。这样，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贸易障碍的消除，中国和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的报酬率理论上将趋向一致。例如，在2005年12月WTO多哈回合的香港会议上，各国签署了《香港部长宣言》，发达国家承诺在2006年取消棉花出口补贴，在2008年末对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实行免关税、免配额的双免待遇，在2013年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这将极大提高中国农民的要素报酬率，减少中国农村贫困。
再次，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促进现有农业结构的优化，对中国农村贫困将产生重大影响。贸易自由化会促使中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使农业生产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转移的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上去。我国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在于有丰富的劳动力，因此我国会减少土地密集型产品（例如谷类、油菜籽和糖类作物）的出口而增加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例如园艺品和畜产品）的出口。从表2可以看出，谷类、油菜籽和糖类作物的净出口为负且一直在下降，而像活动物和肉类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进出口一直在上升。贸易开放引起的这种结构变化对农村贫困产生很大影响。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它将改变国内拥有不同生产资料的农民的收入分配，使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者的收入增加，土地密集型产品生产者的收入减少。另外，贸易开放带来的结构变化使不同地区间农民受益不均。我国西部、北部和东北等地区的大部分农民是以生产玉米、小麦、棉花、食用油、糖和大豆等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为主的，这类商品在自由化过程中将受到负面冲击，所以这些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可能恶化；相反，那些生产比较优势产品比较多的省份如广东、福建等省的农民则可能受益。
表2 中国主要农产品的贸易结构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虽然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的总体影响是有利的，但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不同地区的农户影响差异很大。这可以从表3的数据看出。首先，贸易开放对沿海地区的农民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对内地农民收入影响。上海，浙江，以及福建等地在2000年以后，随着贸易开放程度加深，农村居民纯收入增加的速度明显要快于其它地方。而在陕西，甘肃等内陆省份，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很慢，且纯收入绝对数目低。其次，富裕省份农村居民纯收入增加要快于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增加。北京、天津等地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要大于宁夏、甘肃、贵州等较贫穷省份。
表3 各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最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影响农产品价格，总体上会提高农产品生产价格水平，从而有利于农村贫困的减少。首先，贸易开放会提高我国大米、蔬菜、水果、肉类和水产品等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其次，尽管大多数农作物产品价格会因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下降，但那些名义保护率较低的产品（如大米、小麦、粗粮、大豆和棉花）受到的影响要比名义保护率较高的产品（如玉米、油料和糖类作物）小得多。同理，这会对种植不同农产品的农户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总体上会提升农产品的物价水平，故有利于减少中国农村贫困。
展望未来，近期内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贫困的影响仍应是双方面的，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进一步履行，名义保护率将不断下降，农产品进口关税将逐步降低，故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进口会增加，从而对农村贫困产生负面影响。而另一方面，贸易开放与贸易自由化会促使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加，从而对农村贫困产生正面影响。
三、我国贸易开放度与农村贫困的计量经济学实证检验
以上只是对贸易开放度与中国农村贫困之间的联系作了描述性的实证分析，得出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农村贫困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因此，应通过计量回归对其从总量上进行更精确的估计与检验。为此首先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即贸易开放度测度指标的选择问题和贸易-贫困联系计量模型的设定问题。
衡量贸易开放度的常用指标是外贸依存度，但外贸依存度等于一国对外贸易额占该国GDP的比重，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受到各种经济因素的影响，无法真实地反映该国实际的贸易开放度。Dollars（1992）构造了衡量贸易开放度的两大指数，实际汇率扭曲指数和实际汇率可变性指数，即用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来体现贸易开放度。Levine和Renelt（1992）采用外汇黑市交易费用作为一国外部扭曲程度的衡量指标。Anderson和Neary（1994）提出，如果关税是贸易保护的唯一形式，则唯一的开放度指标可以采用“福利均衡的平均关税”。针对关税与非关税限制同时存在的情况，Leamer（1988）利用回归分析来构造开放度指数。Wolf（1993）年扩展了Leamer的方法，采用了更多的生产要素，更细分的商品类别以及三个不同的基期，构造了一个贸易倾向指数。Sachs和Warner（1995）利用五个具体贸易政策虚拟变量构造了一个开放度的“二进制”变量（简称SW法）。Wacziarg和Welch（2003）采用扩展的SW方法对各国的贸易开放度进行了估计。
综合上述研究贸易开放度的文献可以得出结论，一国的贸易开放度受到该国的交易费用、相对经济规模（人口和国民收入）和三次产业结构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交易费用的影响。本文采用刘似臣（2005）的修正方法先对各年外贸依存度进行调整，即计算我国的实际外贸依存度（TI）[（货物贸易总额+服务贸易总额）/GDP]，根据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总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以及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对外贸依存度进行调整得到调整后的外贸依存度（ADTI）；采用Leamer的回归分析方法，以TI和ADTI为被解释变量，以实际关税率、外汇黑市交易费用、固定议价费用、GDP和人均收入为解释变量进行OLS线性回归，得出外贸依存度理论值的回归公式。再将各项数据代入回归公式得出TI和ADTI的理论值数据。本文使用的是省级数据，故在进行OLS回归估计对外开放度指标值时，各年外汇黑市交易费用、固定议价费用分摊至当年各省，由于该项费用年变化不大，此做法是在现有数据可得性情况下的一种合理方法。
现实中至少有两类贸易自由化效应可能引起贸易-贫困联系的非线性。一是增长效应，而增长主要通过产出和就业两个渠道与贫困联系。由于贸易开放，使国内缺乏竞争力产业和企业产出和就业减少，从而贫困增加，但由于优胜劣汰作用和机制的完善，企业竞争力增强，产出和就业增加，Greenaway等（2002）由此提出了倒J型假说。二是相对工资效应。Harrison和Hanson（1999）认为，因进口成本降低而增加使用量的资本品最初会替代非熟练劳动而扩大工资差异；其后工资差异的扩大将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熟练劳动供给而降低相对工资，因而它是倒U形的。假定产出和贫困间存在反向的一一对应关系，而相对工资与贫困间存在正向的一一对应关系，那么贸易-贫困联系是下凹的，其最大可能是倒J型的。由此可知，贸易-贫困联系在不同情形下会存在符号差异。因此为了确定其符号（假定其联系是二次的），在使用指标ADTI的同时，还必须使用指标ADTI[2]，后者是前者的平方。
本文的计量模型中，因变量是贫困发生率（PI），即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自变量除了贸易自由化指标外，还包括了以下“控制”变量：（1）人均收入（PGDP）及其平方项（PGDP[2]），用来考察经济增长对农村贫困的影响；（2）收入分配（INE），用来考察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这里用城乡收入差距来替代它，这种替代的合理性在理论上已为学者们（林毅夫，1998）所证实；（3）农业产出占GDP的比例（AGR），用来考察农业增长对农村贫困的影响；（4）乡镇企业就业人员占农村人口比例（TVE），用来考察乡镇企业对扩大大农村就业和减少贫困的影响；（5）按CPI计算的年度通货膨胀率（INFL），用来考察宏观经济环境的波动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1996-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限于数据的可得性，除去了港澳台、重庆等地，面板共有30个体10个年度的数据。计算对外依存度的贸易总额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第十八章，各地区人口数来自第四章，PI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统计公报》公布的计算贫困人口的贫困线和《中国农村贫困检测报告》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数据，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第十章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综合计算，PGDP数据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第十章，INE数据来自第十章，AGR数据采自第三章，TVE数据来自第五章和第十三章，INFL来自数据来自第九章。本文采用如下的函数形式：
基于本文使用面板数据，且可能忽略相关变量而引起异方差和自相关，故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截面数据建模方法，讨论个体影响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为减少仍然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除年度通货膨胀率（INFL）外都取自然对数；对PGDP和ADTI同时采用了线性和二次对数形式。表4给出了OLS、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估计的结果。三种设定情况所得结果大体相似。但是通过原假设为截距项相同的F检验，我们发现F值为64.43，拒绝原假设，接受截距项系数随截面变化。另外，由于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及残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固定效应设定更合适。豪斯曼（Hausman）检验的结果也支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Chi-Sq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实际上，本文个体已包括大部分所观察的所有成员（除去了少数几个数据不可得省市），主要讨论各截面特征，故应用固定效应模型。但为作比较，还是给出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并用的简单OLS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
表4 贸易贫困联系模型估计结果
注：*、**、***分别代表在10％、5％、1％水平下是显著的，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表4的结果显示，贫困方程各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基本符合预期。首先看贸易开放度指标系数，在显著为正，而LnADTI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国的贸易与贫困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联系：初期贸易开放使贫困，但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贫困发生率在超过某一临界点后反而下降。中国的贸易贫困联系存在倒J型特征。
对贸易贫困倒J型非线性联系的可能解释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市场体制不完善、政府职能发挥不合理不充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薄弱，在贸易自由化的冲击下，企业大量破产，大量工人失业。另外，价格机制不完善使贫困人口特别是农民处于不利地位，拉大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同时大量机器设备进口替代了非熟练劳动，加重了失业，这些因素的交织或结合导致贸易加剧贫困。但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市场机制、价格机制不断完善，企业竞争力加强，同时大量乡镇企业和出口导向型的外资企业的建立使就业增加，使贸易贫困呈现负向联系，贸易开放加深使贫困减少。根据本文假设和实证结果，贸易-贫困存在是二次函数关系，以固定效应估计结果为准，则线性项系数为-0.1673，而平方项系数为-0.0310，则该对数二次函数的临界值为-（0.1673）/2（-0.031）=2.67。运用各时期的实际关税率、外汇黑市交易费用、固定议价费用、GDP和人口数为解释变量对TI进行OLS线性回归计算出TI理论值，可知该临界值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达到。这就是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前贸易开放恶化农村贫困，而此后则是有利于减少农村贫困。
在反映宏观济变化的变量中，PGDP的估计系数在OLS和随机效应两种设定情况下都显著为负，说明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贫困发生率会明显下降。LnPGDP[2]的估计系数在三种设定中在1％水平显著为正，说明人均GDP增长到一定程度后，贫困发生率的下降速度会有所减慢，可能是增长带来的分配不公平所致，该问题已引起国家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TAIR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贫困发生率就越高，这再次反映了收入分配公平问题，也表明在其它条件相同时收入分配向农民倾斜会进一步降低贫困发生率。INFLA的估计系数在固定效应下10％水平显著，符号为正，表明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波动对贫困存在一定的正向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贸易自由化政策迅速地扩大了农产品的对外贸易，促进农民总体收入大幅度上升，因而有利于农村贫困的迅速减少；同时由于贸易开放对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农业生产者的福利水平和贫困状况影响不同，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者和沿海地区农民成为最大受益群体，从而拉大了地区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贫困的持续稳定减少。省际面板数据回归估计显示，我国贸易开放对贫困的影响具有倒J型特征：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前，我国的贸易自由化恶化了农村贫困状况，而其后则是有利于减少农村贫困。同时，回归结果多次表明注重收入分配公平对减少农村贫困的重要作用。
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涵义广泛而深刻。尽管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的总体影响是正面的，但贸易自由化导致的分配差异扩大问题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倒J型的外贸-贫困联系表明，贸易越开放，它对贫困减少的正向作用就越强。所以，我国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和贸易的自由化，积极推动和参与新一轮的多哈谈判，促进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政策制订者有必要采取多方面措施，积极应对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首先，鼓励贫困和内陆地区的农民调整生产结构，因地制宜地更多转向生产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其次，对农业生产没有比较优势的地区，政府有必要通过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加强职业教育和非农技能培训、改善交通条件等政策措施帮助农民转向非农部门，改善这些地区农民的生计；第三，对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受负面冲击的地区和农户通过投资农业基础设施或者直接收入补偿等适当措施予以补偿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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