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我国高职教育就业的“缺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镇化论文,我国论文,高职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这样一个由精英教育刚刚进入到大众化教育初期阶段的国家，为什么那么快就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我们的就业本身就是城市指向的国家保障体系，目前国家不可能再大规模投资兴办国有事业，膨胀党政军机构，给新增和下岗的劳动力安排工作。目前年度就业岗位的缺口就有1400-1500万个左右。普通高校扩招以来，虽然专业设置发生变化，但是一些市场性强的应用性专业不能与国家事业岗位对口就业，也分流出一些大学毕业生走向企业。总的说来，现有的教育体系还无法培养与产业需求相适应的技师、技工，社会发展与产业进步带来的岗位分化加大了就业困惑。无论国家劳动力管理还是劳动力市场，本都存在着自身的混乱，尤其是广大的城乡之间的就业，缺乏就业保障。这样，大学生就不可能发现就业市场供求关系，找不到自己在中、高技术产业劳动力的需求模式变化中的位置，陷入了求职的盲目竞争或者“考研热”；高职高专学生就业更是被“屏蔽”在国家主导就业之外。这就是我国高职教育的“缺位”。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1980—1989年，城镇化水平提高幅度为19.4％—26.2％，提高6.8个百分点，1990—1999年，城镇化水平提高幅度为26.4％—30.9％，提高4.5个百分点，2000年提高到36.2％，但是，我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全球最高，城镇化水平按照国际上研究的结果，比较相应的工业化进程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我国2001年的城镇化水平就应当在60％—63％，根据我国学者的估计，即使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才能推进到55％左右，2.2—2.3亿人口完成城镇化转移。目前，我国农村现有富余劳动力1.5亿人，大量涌入城市，在城乡结合部就业。我国城镇化就业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真空。
因此，我们应当思考的是，教育总量放大，放大的层次、结构、周期是否符合城镇化需要。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遵循了这样一条规律。在第一次技术革命时期，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产业结构对从业人口的要求由初等教育层次就可以满足就业；在第二次技术革命时期，处于工业化加速期的产业结构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中等层次的教育就可以满足就业；到第三次技术革命到来时，高等教育就业更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近现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对中国城镇化发展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职业技术教育是解决城镇化人力瓶颈的唯一渠道，已经成为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战略和共识，但是，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的“瓶口”，也就是我国城镇化的缓慢进程无法一下子培育出一个广阔、成熟的就业市场。我们的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从西方“嵌入”来的城市文明体系，但是，却没有形成教育及就业的“洋超市”；原来的科举选拔制度也根本忽略了乡村经济形态的“本埠超市”，所以，教育与就业的“洋化”还是“土化”，两者一直都没有自己的规模与体系。这就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缺乏发展基础和传统，大众化就业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瓶颈”也就不难理解了。陶行知先生的“乡村教育”以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实践，都是以乡村启蒙运动为宗旨，发展到今天就是乡村扫盲和乡村自治，政府还没有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完整社会体系，因此，大学生就业的城镇化并没有纳入高校就业的目标。
说到“造血”，我国高等教育就业大众化脱胎于穷国办大教育，所以，缺乏产业支撑。缺乏产业支撑最为突出的是城镇教育经费投入缺乏动力。“从世界趋势看，20世纪90年代，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普遍提高。1994年，世界平均水平已从80年代的4.9％上升到5.2％，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5.4％，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也呈上升趋势”。我国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始终在3％—3.6％之间波动。近年来高校每年培养一名大学生的生均教育费不断攀升。“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7201.24元，比去年的6775.19元增长了6.29％；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2962.37元，比去年的2892.65元增长2.41％”。如何使高额的投入获得相应的回报，关键在于构建“大众化就业保障”，给予学校和学生双方充分的选择权。
因此，“造血”的立论者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建立在地方投入机制上的。”在地方教育经费来源构成中，我国1987年列在第一位的是教育税费(8.75％)，其次是社会捐集资(6.95％)，其他的如企业办学经费、勤工俭学及社会服务收入，学杂费等所占的比例都在3％-4％之间，差别不大。但是在1996年，教育税费为11.88％，学杂费为11.84％，两者基本是并列第一；社会捐集资9.21％，排在第三位；企业办学经费和勤工俭学及社会服务收入等，同处于末位均为3.36％。2001年高校非财政教育经费投入与学杂费分别占总收入的47.25％和25.75％，并且学杂费收入的上升趋势不减。这说明，随着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个人教育投资在教育经费总额中将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据200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储户问卷调查显示，教育储蓄在各项储蓄目的选择中占第一位，高达19.8％。也就是说，城镇化具有巨大的教育需求、就业需求，教育投入的大众化成了高等教育的强大动力，目前大学生人口，城镇是农村的18倍，高中生人口，城镇是农村的4倍，初中生人口比较接近，城镇教育需求增长的空间还很大。
城镇产业结构的变化发展要求高等教育为其服务。产业结构的变化发展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原动力，社会发展需要与岗位群变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办学和人才培养定位的基础。国际劳工组织在《世界就业报告》中指出：一个国家的运行状况主要取决于对新技术和劳动力的技能获得和运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新技术的掌握和劳动力的素质。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成果显示，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工人构成中，高级技工占35％以上，中级占50％，初级占15％；而中国的现状是高级技工仅为4％，中级为36％，初级为60％。
近20年来，中国制造业发展十分迅猛，大都分布在我国劳动力密集、市场较发达的城市外围与城镇地区。对国计民生的贡献有目共睹，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2000年中国制造业提供了90％的工业就业岗位，是提供就业岗位的重要行业，特别对高校毕业生而言是就业潜力最大的行业。中国“十五”计划提出，要在5年内将职工中的高级技工的比例提高到20％，“高级蓝领”可望成为就业市场的抢手人才。没有高素质的劳动大军，知识经济就丧失了最宽厚的基础，技术产业就丧失了提升的支撑。战略技术、核心技术和高素质人才是引不进来的，因此要立足于自立创新，特别是要培养大量高素质的“高级蓝领”。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已发展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远不是制造业的强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仅是制造业强国的5％；从生产和出口结构来看，我们是以低技术产业为主，高技术产业和中技术产业还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的统计数据，我国工业技术成果和创新成果居世界第48位，而劳动技能指数仅居世界第59位，均处于世界较低水平。技术人才，特别是高级技能人才的短缺，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现在高级技工的短缺既集中在建筑、机械制造等传统行业，也体现在新兴产业中，仅软件行业高级技工缺口就达42万人。中国制造企业已开始广泛使用先进的数控技术，而掌握数控技术的机电复合人才奇缺，仅数控机床的操作工人就短缺60多万人，而维修高级技工和管理人才短缺的就更多了。
技术的高度密集和产品更新周期的缩短是现代工业生产的重要标志。进入20世纪的后期，市场的竞争演变成了质量和品种的竞争。新产品的开发和产品更新换代加快，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日益增多，产品复杂程度也相应增加。在扁平化生产管理模式中，水平岗位分工被灵活的、整体性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职业工作”所代替。如丰田的单件汽车生产和海尔的“三工并存、动态转换”制度就是典型的例子。企业对员工的能力要求有了明显的拓宽，要具备跨专业、多专业的知识，在工作中具有一定安排计划、判断决策、分析复杂系统的能力，以及不断学习新技术的能力和具备相互合作的职业道德等。
在能够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扁平化生产管理模式中，劳动的垂直分工——指技术科室的工程师(白领)与操作数控机床的工人(蓝领)之间——也呈现逐渐弱化的趋势。工程师与技术工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他们的知识、技术的差距缩小了，他们的知识来源的差别也缩小了。对人力开发的直接影响是“蓝领”与“白领”阶层差异在弱化，产生了准学术化的“灰领阶层”(又称“高级蓝领”、“高级技术工人”)。
一个国家的高校层次应该是金字塔式的，即处在顶端的一流高校(研究型)只是其中的极少数，应该坚持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的创新型人才。人才高消费只是暂时的社会现象，我国企业逐渐加入国际市场竞争的行列，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人力资源利用率，降低人力成本，将成为主流。2003年浙江人才市场上，部分企业打出了“北大、清华的学生免谈”的招聘广告，虽然有些偏激，但也反映了人才市场需求类型变化的信息。大量的普通高等院校必须高度重视对学生实用技术的培养，要培养具有较高理论素养、技术水平出众的“高级蓝领”，即城乡建设的普通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