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和小说的写作技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写作技巧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台湾新文学“打下第一锄、撒下第一粒种子”的赖和，是台湾最早以白话文写小说的作家，其创作带动了台湾新文学运动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他的小说的思想涵蕴，包括殖民统治下的反抗精神，对封建社会的陋习提出改革的期许，在法律不公背景下小民的自觉，以及同情、关怀劳苦大众的悲天悯人的胸襟等，成为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重要母题；而他辛辣的嘲讽笔调、写实的方式也深远地影响了后起的作家。本文着重论述赖和小说的写作技巧，针对其叙事的观点、人物的刻划、写实的风格、艺术的特色等，分别加以论析。
一、叙事的观点
所谓叙事观点即小说作者选择该由什么人、用什么口吻来叙述故事。其主要的目的有三：一是使小说的内容可信度增加。二是使焦点集中，提高文学的表达力量。三是便于刻划人物。因此叙事观点的选择与运用，是小说的最大特色，也是最高层次的技巧。[①]
一般小说的叙事观点。约可分为1.第三人称全知观点（全知观点）、2.第三人称主角观点（主角第三身观点）、3.第一人称旁知观点（旁观叙述者第一身观点）、4.第三人称有限全知观点（客观观点）、5.第一人称自知观点（主角第一身观点）、6.混合式观点等六种。
20世纪初期西方小说涌入日本、台湾之前，台湾的一些小说家，尚未有西方对小说中叙事观点的运用观念，而赖和的小说在形式技巧上自1931年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与进步，尤其在叙事观点上，虽未必多方运用，但似乎已注意到一些技巧，如1926年发表的《斗闹热》，即以第三人称全知观点的叙述方法，从场景开始：“清冷冷的……包围住这人间、市街。店铺前的天灯和电柱上的路灯，通溶在月光里。”叙述者像全知全能的上帝，居高临下，小说中每一个人的思想、活动，他都了如指掌。作者在小说中将个人的感情评断从人物中抽离，改以冷眼旁观的角度去叙述：“这时候街上的男人们，似皆出门去了，只些妇女们，这边门口几人，那边亭仔脚几人，团团地坐着，不知谈论些什么，各个儿指手划脚，说得很高兴似的。”
在日本统治下的小镇，贫苦的大众早已让生活失去了生气，一次偶发的事件便“囝仔事惹起大人代”，而一边有些气愤不过的人，就不能再忍受下去了，“约同不平者的声援，所谓雪耻的竞争，就再开始。……一边是……遗传着有好胜的气质”。这种逞勇斗狠的性格，也正是赖和忧心的岛人性格。愚昧的人民被封建奴化的势力牵引着，使得“科派捐募，是不容有异议……”一位看似有学识的人说：“也是生活上一种余兴，像某人那样出气力的反对，本该挨骂，……不晓得顺这机会，正可养成竞争心，和锻炼团结力”，似乎只要“合官厅的意思”那就仿佛是无上光荣。而那些奔走其间的人“不是皆有学士有委员，中等学校卒业生和保正，不是皆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士？”一些迷信、封建的风俗习惯真是处处弥漫，无处不有。
《丰作》也是以相同观点叙述的小说，主角自信自己的甘蔗收成好，其他人也公认会有好收入，但卖给蔗糖会社时，却被剥削榨取，反应了无理制度的荒谬，殖民地经济掠夺的真相。《一杆秤子》中一个卖菜人的秤子本是正常，但偏被有权力的警察诬为造假而打断弃掷。《惹事》中借母鸡和小鸡惹的事，来嘲讽“大人”的愚蠢可笑，用母鸡的具象化来揭发现实。赖和以旁观者立场叙述事件的始末，不但客观且运笔自由，面面俱到，表现出作者的高度组织能力。
赖和的《蛇先生》、《善讼的人的故事》、《可怜她死了》、《不如意的过年》则属于第三人称主角观点，叙述者以客体身分作主观判断，引导读者进入小说世界，以了解小说中的人物而叙述者却置身事外，像观察员一样审视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交代人物之间的经纬。[②]《可怜她死了》的阿金因为税金沉重和生活的逼迫一再被卖又被包养，却因怀孕被同居人阿力哥遗弃，最后在河旁洗衣时被水淹死。小说细腻地描写了阿金迫于环境而屈服的心理活动，借着阿金的观点，领导读者进入其心灵世界，使读者能设身处地了解其境遇的悲凉可叹！《善讼的人的故事》以一个被雇在强占山地的富户志舍家的林先生为小说的主角。林为了一股正义感不惜和志舍反目，甚至具状告官，却因着“钱的能力大”被扣上谋反的大罪而坐监，却也引起了大多数穷人的激愤，喊声一起，县衙大门便被撞开了，“地方有了反乱，是关碍地方官的前程，这时候要保住做官的顶戴，只有对百姓让步，别无他法了。”林先生虽恢复了自由身，却对志舍宁可花钱供流氓巡山也不肯对穷人略施同情深感不满，又因受到众人的激励，遂有“不惜牺牲，要舍身干下去的觉悟”，后赴省城打赢了官司，解除了百姓的困苦。作者借由林先生个人的遭遇，描出当时社会“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人无埔、耕牛无草”的悲惨面貌。在《不如意的过年》中，赖和以一个反面人物——日本警察查大人为小说的主角，透过其内心的思想与外在的行为，使读者能清楚地看到统治者的那副丑陋的嘴脸。
属于第一人称自知观点（即第一身主角叙述观点）的则有《赴会》一文。小说主角以“我”来叙述，“我”即是主角，除了叙述“我”所目见耳闻的人、事、物之外，更把“我”的情思感受、心理活动，直接且细腻地告诉读者，从而产生读者与“当事人”的亲切感。文中的“我”是一个准备去参加文化协会开会的知识分子，在车站搭车时，观察着一群各背着斗简的烧金客：
他们被风日所锻炼成的铅褐色的皮肤，虽缺少脂肪分的光泽，却见得异常强韧而富有抵抗性，这是为人类服务的忠诚的奴隶，支持社会的强固基础。他们尝尽现实生活的苦痛，乃不得不向无知的木偶祈求不可知的幸福，取得空虚的慰安，社会只有加重他们生活苦的担负，使他们失望于现实，这样想来，使我对社会生了极度厌恶痛恨咒诅的心情，同时加强了我这次赴会的勇气。透过了这一层描写，使以文化演讲为方法，以启蒙民众为己任的“我”，与烧金客产生了矛盾，去开会就是要讨论如何破除迷信，引进文明，而车站里的大部分旅客却是“斗简中满盛着金纸线香，还插有几杆小旗子，每面旗子各有几个小铃，行路时当当地发出了神的福音”。在作者看来，“他们是因为尝尽现实生活的苦痛，乃不得不向无知的木偶祈求不可知的幸福，取得空虚的慰安”，是不公不义的社会“加重他们生活苦的担负，使他们失望于现实……”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使“我”对社会“生了极度厌恶痛恨咒诅的心情，同时加强了这次赴会的勇气。”然而一般人却对参加开会的人存在些误解，甚至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只不过“三不五时开一个讲演会而已”。小说中的“我”所积极参与的文化会议也因有二派的争执，不相妥协而难有共识，最后不了了之。“我”也只有无奈地游名园，即景随兴，题诗作结。赖和通过似乎是自传体式的叙事观点，具体而微地说出了自己的思想题旨。
二、人物的刻画
赖和小说作品连同遗稿，总共二十篇，其小说中人物大约可分为三类：即日本统治者、新旧知识分子与台湾平民。这主要与其创作的主题——台湾同胞抗日爱国的民族反抗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连。赖和爱恨分明地刻画了多样人物的形象。
1.卑劣的统治者形象：
在日据时代，直接迫害人民，吸食人民血汗的，除了警察，便是税官和作物收购者。他们为了日本殖民政府和本身的利益公然行使法定的暴力，直接鱼肉百姓，横逆乡里，令人痛恨。《一杆秤子》中的下级巡警“专在搜索小民的细故，来做他们的成绩，犯罪的事件，发见得多，他们的高升就快”。一天，这位巡警在秦得参的菜摊前巡视，老实的得参因没有看透“大人”想揩油的贼心而惹恼了他，巡警先是变色地说：“秤仔不好罢，两斤就两斤，何须打扣？”又因得参的不识时务转而怒喝：“拿过来！”得参的抗议反而引起巡警的怒叱，最后干脆“打断掷弃”，并因无钱缴罚金无理地被判坐监三天。《不如意的过年》中的查大人更是被赖和描写成另一个蛮横无理、贪婪狡诈的压迫者，只因年礼“意外减少，而且又是意外轻薄”，就认为“这是管辖内的人民不怕他，看不起他的结果……做官而使人民不怕，已经是了不得，那堪又被看不起？简直做不成官了！”于是对于行商人取缔就更见峻严，不是一动手便人倒担头翻，便是任意开罚单，借着度量衡规矩的保障，任意折断几家店铺的秤仔，只因“做官的不会错，现在已经成为定理，所以就不让错事发生在做官的身上”。为了施展做官的威严，便在年节到民间寻事问罪了，聚赌的人听到查大人“喂”的一喝便一哄而散，查大人捉不到犯人，随便拉一个儿童，心中的怒火竟向一个不明究理的儿童喷来，一巴掌打出“印有指痕红肿的嘴巴”。本应欢庆的年节，儿童却被带进了衙门，查大人自己也觉得这儿童有些冤枉，“虽是冤屈，做官的还是官的威严要紧，冤屈只好让他怨恨他自己的命运”。小说借由查大人在年节时的心理和行为的描写，使此一统治者形象显得格外卑劣和野蛮。《惹事》则借由一群因查大人豢养而仗势欺人的鸡仔，在菜圃觅食“脚抓嘴啄”任意践踏，而种菜的人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咒骂“娘的，畜生也会傍着势头来糟蹋人”，不敢用土块掷打，唯恐伤了鸡仔得罪了查大人。鸡母带领着这群鸡仔威风凛凛地走向一间给人洗衣及做针线养活一对幼小男女的中年寡妇的家，鸡仔跳上跳下，一只鸡仔走不及被罩在弄翻的篮内，一只鸡仔本无紧要，只因那是“特别受到人家的敬畏”的鸡，才惹出一场大祸。查大人趁机诬陷，因为他“想到有一晚，自己提出几块钱给她，竟被拒绝，险些弄出事来，那未消的余愤，一时又涌上心头”，于是正在沟边替人洗衫裤的寡妇，被喊到查大人面前，不容申辩被诬为小偷，被怒斥，打嘴巴，被带进衙门……。《浪漫外纪》里的补大人亦是随意凌虐人的嘴脸，两个警察被“鲈鳗”所杀，警察队搜不出一人，还受到侮弄，心有不甘，遂布下警戒线，警戒、搜索、检查，到翌日只拿几个无辜的行人，去拷打一番，稍稍出气而已。此外，《丰作》中的会社苛扣吃人的恶形恶状，也深刻又真实地暴露出日据时代统治阶层的强横、残暴、卑劣的本质。
2.新旧知识份子的形象：
赖和笔下的知识分子，多是生活宽裕、无所事事者，虽未见有与“大人”勾结的情事，却也未直接受到迫害，不过却是向环境妥协，得过且过的一群。《棋盘边》的知识分子整日聚在某主人的客厅“备有消遣工具的棋盘，文武皆备，人们到了便各随所好开始战争”，不然就是打雀烧鸦。《赴了春宴回来》描写一个精神颓废的“圣人之徒”一被邀进咖啡馆，在肉香、酒香，还有女人的柔情、媚态的包围中，“一次、二次……心也活了”。《一个同志的批信》中的施灰有钱有闲，“食饱就困，这是最幸福的事”，“日间有工作还不感到怎样，瞑时这厝内就使我安坐不来，还是外面好，来去来去围棋盘边”，否则便去醉乡、乐园寻花问柳，只因稍受挫折，便感失望，他的朋友有难向其求救，他却去喝酒作乐，把钱花个殆尽，过了几日有些收入，却又莫名其妙地“寄附”给大人，最后还自我解嘲地说：“啊！同志！这是你的运命啊！”一语道尽了知识分子的虚伪和悲哀。不过，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勇于揭露殖民统治者的“劣迹与横暴”。《惹事》中的“我”，充满正义感，对强者的无理，适时予以痛击。《善讼人的故事》中的林先生为反抗强权霸道为民请命，不惜与主人对薄公堂，甚至隔岸打起了官司。他们都是相信公理正义、勇敢反抗的知识分子，形象生动令人难忘。
3.被迫害的平民形象：
赖和小说中的平民多是在殖民统治下被欺凌而无辜的一群，他们多是勤劳善良的，一旦受到压迫却又含冤无告，无力抵抗。如《一杆秤子》的秦得参原是佃农一生悲苦，才三十多岁便尝尽了人生艰辛，最后被逼以死相拼，也是不得不然的结局。《丰作》中的蔗农添福辛苦一年，本以为收获颇丰，到头来却被欺骗，以秤三个人才二十七斤的秤收购甘蔗，“警察大人看到所量的结果，自己也好笑起来。”最后当然是血本无归。《可怜她死了》的阿金，在她临死前作者有十分细腻的描写：
是一个月明幽静的夜里，阿金因为早上腹部有些痛，衣服不曾洗，晚来少觉轻快，要去把它洗完，便自己一个人从后门出去，走向荒僻的河岸来，不一刻已看见前面有一条小河、河水潺潺作响，被风吹动，织成许多绉纹，明月照落水面，闪闪成光，空气很是清新，没有街上尘埃的气息，胸中觉得清爽许多，便蹲下去把往常洗衣时坐的石头拭干净，移好了砧石，把衣服浸入水里，洗不多久腹里忽一阵剧痛，痛得忍不住，想回家去，立了起来，不觉一阵眩晕，身体一颠竟跌下河去，受到水的冷气，阿金意识有些恢复，但是近岸的水虽不甚深，阿金带了一个大腹，分外累赘，要爬竟爬不起来，愈爬愈坠入深处去，好容易把头伸出，想开口喊救，口才开便被水冲了进去，气喘不出，喊亦不成声，被波一涌，又再沉下去了，那个瞬间阿金已晓得自己是会被淹死的，很记挂着她的阿母，记挂着将要出世的孩子。
此段文字清楚地刻划出一个善良、温顺，内心却充满痛苦的妇女形象。其他如阿金的未婚夫、《辱》中的一群小贩、《归家》中的老头、《浪漫外记》的赌徒流氓等都是社会结构中最底层的人民，他们知识程度不高，只能听人摆布，遇事能忍则忍，似乎是他们性格上的共同弱点。
三、写实的风格
叶石涛先生曾指出：“日据时期一九二○年代到一九四○年代，大约二十五年的台湾新文学，以其作品的时代性意义而言，大约有下面的几个特色可以指出来：其一……是抗议和抵抗的文学。……其三，它采用写实主义的方式，排除浪漫的无病呻吟，言之有物。……”[③]
赖和先生在小说写作的手法上最突出的便是客观的描述，力求做到事件真貌的展现，使读者有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感觉，文章平铺直叙，顺着结构脉络作合理的推演，使一切的叙事开展能合乎逻辑，没有煽动的情节。如《惹事》中的“我”二十岁左右，因“无事给他做”跑去他人的鱼池钓鱼而惹了事，被推下水的囝仔家长兴师问罪找上了门，理本在他，却因对手只有十三岁而被指为横逆，作者为反衬看热闹的人心理，文中有一段评论：
“武剧终于扮演下去，等到闭幕观客还不散去，随后便有评戏的议论，有的讲那囝仔演得不错，这就是在讥诮我演了有些不应该，有的却直接在讲我的横逆，这也难怪，人的心本来是对于弱者劣败者表示同情，对于强胜者怀抱嫉妒和憎恶，对于理的曲直是无暇去考察，可是在这‘力即是理’的天下。”我看是受了不少冤枉，……[④]此番议论实际为了下段事件预作反衬：巡查大人所养的一群受到人家畏敬的鸡，竟擅自闯入寡妇家中，踏上桌寻吃的，自个儿踏翻篮子，致一只小鸡被罩在蓝下，大人因曾想调戏寡妇不成，如今天赐良机，便硬栽寡妇为贼，抓进衙门，此青年——丰，幸有正义感，岂能坐视不管？遂挺身而出，搜集劣迹奔走保正伯等众人之间，欲在甲长会议中揭发查大人的丑事，将其赶走，谁知结局却是巴结卑屈的保正伯等在会议上热烈讨论怎样给大人修理浴室及床铺的费用分担，自觉受骗的青年气极，便立在门限上发泄怒气，“把大人的劣迹横暴一一暴露出来，连及这些人的不近人情、卑怯骗人也一并骂到”。故事结局也是保正伯找上门来，父亲极其不安地要喝骂时，“我”一声也不应，走出门来，直向驿头，这个表现正好显示了青年争是非讲公理的个性。以及乱世之中统治人物苛暴横虐的丑态。在《归家》中描写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所面对生活的种种问题以及心理调适的困窘，对当时的生活习惯，思想概况与社会现象均有忠实的描绘。
“历史展现了社会发展的架构，小说则是历史架构的血肉，透过小说，我们更深刻感到社会生命的脉搏跳动。”[⑤]小说虽多虚构，但作者多以写实手法将事实现象透过文学、艺术的表现，使其更具历史的价值。赖和的小说取材亦多能基于此原则，深切体会现实生活之余而形诸笔墨。在《寄郭秋生书》文中，赖和说：“对于创作，是利用空闲的时间，把日常所接受的题材，随宜把它文学化，要须刻苦深思，他（赖和）是做不来的。”[⑥]由此可知赖和在文学创作上所取之题材不事虚构，率皆真有其事，《一杆秤子》后便记述了其写作的依据：
这一幕悲剧，看过好久，每欲描写出来，但一经回忆，总被悲哀填满了脑袋，不能着笔。近日看到法朗士的克拉格比，才觉这样事，不一定在未开的国里，凡强权行使的地上，总会发生，遂不顾文字的陋劣，就写出给文家批判。
《善讼的人的故事》末段亦说出叙述本事之依据：“这故事的大概，听讲刻在一座石碑上，这石碑是立在东门外，现在城已经拆去了，石碑不知移到什么所在，惹起问题的山场，还留有一部分做公冢。”此段文字正说明了此虽非当时当日之事却可知赖和的小说是深具社会写实精神的。他的作品不但简单易读，更带几分历史意味，王诗琅先生曾称誉他是一个“无畏无惧，不欺诈地，正确表现了台湾现实的作家”[⑦]。
四、艺术的特色
1.嘲讽
在《一杆秤子》后记中，赖和明确指出受到法国作家阿拿多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的影响，而《不如意的过年》似乎受到俄国作家果戈里（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i,1809-1852）的影响[⑧]。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时代，嘲讽的、诙谐的表现方式，正是弱小民族文学表现的最佳方法。为了评击日据下台湾的黑暗，赖和在小说中一再表现了其善用嘲讽的技巧，如《不如意的过年》。过年本是中国人极为重视的年节，在日人占领下的年却是不如意的，光是题目的设定便有强烈的讽剌的意味。“查大人捉不到犯人，随便拉一个儿童，玩笑似地问：‘喂！囝仔，什么人赌钱的？’查大人的威声，本可喝止夜啼的孩子……吃惊的儿童，总有他一定的表现方式……不幸……竟遇到这厌恶哭声的查大人而招了一巴掌……现在这儿童大约不感觉着是挨过打，在他的神经末梢，一定感到一种爱的抚摩。所以对着查大人，只微微漏出感恩的抽咽，忘却回答他的所问。”此段描写查大人的问话神情，虽刻意堆出一副笑脸，却依旧把孩童吓得啼哭不止，若非如此，岂不把人活活吓死！如此夸张的嘲讽，十足显示了查大人的丑态与无理。再如《惹事》中菜圃主人看到“鸡母鸡仔在菜圃里觅食，脚抓嘴啄，把蔬菜毁坏去不少”。主人也只能用拍手跺脚来赶鸡，当这群鸡仔走出了菜圃，赖和是这样描绘的：
“这一群鸡走出菜圃，一路吱吱叫叫，像是受着很大的侮辱，抱着愤愤的不平，要去诉讼主人一样。
大家要知道，这群鸡是维持这一部落的安宁秩序，保护这区域里的人民幸福，那衙门里的大人所饲的，‘拍（打）狗也须看着主人’，因为有这样的关系，这群鸡也特别受到人家的畏敬。”
一群闯了祸的鸡仔也因着“维持这一部落的安宁秩序，保护这区域里的人民幸福”大人所饲而趾高气昂，威风凛凛，而此位不过是普通警察的“大人”不也正是依附着侵略者的权威而作威作福吗？赖和借着鸡仔夸张地讥讽也挖苦了日据时代警察的淫威。
其他如《辱》中透过围观的二人对话挖苦了劣绅黄议员是“官厅的屎，也是香的”。《棋盘边》描写有钱人家的“精致的客厅”却挂了一幅不伦不类的对联：“第一等人乌龟老鸨，唯两件事打雀烧鸦”，挖苦那些腐败颓废的知识分子。《可怜她死了》中包养阿金的阿力哥，外貌甚是不扬：“约略四十余岁的中年人，胖胖的具有一身肉，头发微秃，面团团一脸儿的肉肥到几欲坠下，眼睛很小，笑的时候只剩得一缝。”如此德性却因有两文钱而一再扮演着蹂躏可怜妇女的性压迫角色，当阿金被遗弃不久，“阿力哥又再托阿狗嫂替他物色个可以供他蹂躏的小女人时，阿狗嫂有些伤感似的向他说：‘唉！阿力哥！你可晓得吗？可怜阿金死了！”真是讽刺得入木三分。
在台湾现代文学运动史上，赖和有“台湾的鲁迅”之称，当指其二人文学风格相近特别是辛辣的嘲讽手法。
2.对比
赖和的小说除了注重写实的精神，在我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方法上也有很好的继承，对比是其中一项。在他的笔下多是一善一恶，一正一反，一强一弱的对比，如平民、小贩、农人、新知识分子多是勤劳、善良、朴实的性格，而那些统治阶层的巡警、大人、巡查等则是一副贪婪、暴虐、欺人的形象，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而在情节的发展上，也常利用强烈的差距对比，使事件的演变更具尖锐性，如《不如意的过年》故事的背景选在过新年前夕，“人民们一点也没有欢祝的表示”，虽日人统治下，有几家同化的人家也结草绳树门松，可是市上做生意的人，还依旧维持着过旧历年的风俗，所以一点也没有新年的气味。查大人想利用年节得到好处的心理受到妨碍，想借机泄愤而造成了事件冲突的导火线，这是查大人和囝仔的强与弱的对比。而《一杆秤子》中的菜贩秦得参用的秤子本是正常的，偏被卑劣的警察诬为造假，而小民们长期受辱的心理终有爆发的一天，于是“一个夜巡的警察，被杀在道上”。看似突兀却极合理，这是查大人和秦得参的强与弱的对比。《蛇先生》中描写蛇先生因医术出名，引来了西医的好奇，希望蛇先生能告知秘方，最后经过化验，蛇先生所用的药物竟然“没有特别有效力的成分”。这是借由新旧医师的对比批判了在农业经济社会人民知识性的不足。《可怜她死了》中阿金死在有强大经济力的阿力哥手中，这正是典型强与弱的对比。呈现出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丰作》中的添福自信甘蔗收成好，其他人也公认会有好收入，但卖给会社时却恰得其反，连成本都拿不回来，这种期望与事实相反的对比，正凸显出其时制度的荒谬。又如《辱》中描写的是村里为庆祝注生娘妈生（注生娘娘生日）以及太阳公生日，戏已经连做三天，却依旧气氛热烈，作者从演戏缘由说起，日戏结束，夜戏未开锣之际，触角又伸向了街头，透过人们的议论讥讽了法律的正当性，“快快快！锣声响了。”戏棚上已经整火开演了，欲插入了这么一段：
戏是做侠义英雄传，全本戏，日夜连台，看的人破例也众多。我想是因在这时代，每个人都感觉着：一种讲不出的悲哀，被压缩似的苦痛，不明了的不平，没有对象的怨恨，空漠的憎恶；不断地希望着悲哀会消释，苦痛会解除，不平会平复，怨恨会报复，憎恶会灭亡。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这样力量，只茫然地期待奇迹的显现，就是在期望超人的出世，来替他们做那所愿望而做不到的事情。这在每个人也都晓得是事所必无，可是也禁不绝心里不这样想。所以看到这种戏，就真像强横的凶恶的被锄灭，而善良的弱小的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似的，心中就觉有无上的轻快。
台上、台下一线之隔，却明显地有着强烈的对比。台上铺演的是全本的侠义英雄传，戏里情节多是公理得以伸张，正义战胜邪恶的内容，然而生在日据时代的百姓却在真实的社会中备受欺压与凌辱，使每一个人心理都有一种讲不出的悲哀、痛苦与愤恨不平，透过戏剧多少可以抒解压抑已久的悲愤，所以难怪看戏的人就特别众多了。
赖和利用对比的技巧，与嘲讽、寓意的手法交叉运用，使得人物的形象益形逼真而予人深刻印象。
3.夹叙夹议
前曾提及，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并未受西方小说的写作技巧影响但却已经有“夹叙夹议”的写作习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加入了作者的主观评价，这在赖和的小说中不乏其例，而议论的部分，常常出现在故事发展的紧要处，如对于“法”的见解便多次发为议论出现在其作品中。《蛇先生》文中蛇先生隔壁庄一位受了蛇伤的农民，虽受西医的医治，未见药到病除，便由邻人好意的指示，找蛇先生去，“经他的手，伤处渐渐地红褪肿消了”。在蛇先生的立场，不过替他减轻些疼痛，纵然算不上行善，也不能说是作恶，谁知却犯了神圣的法律，文中便有一段对法律的议论：
法律！啊！这是一句真可珍重的话，不知在什么时候，是谁个人创造出来？实在是很有益的发明，所以直到现在还保有专卖的特权。世间总算有了它，人们才不敢非为，有钱人始免被盗的危险，贫穷的人也才能安分地忍着饿待死。因为法律是不可侵犯，凡它所规定的条例，它权威的所及，一切人类皆要遵守奉行，不然就是犯法，应受相当的刑罚，轻者监禁，重则死刑，这是保持法的尊严所必须的手段，恐法律一旦失去权威，它的特权所有者——就是靠它吃饭的人，准会饿死，所以不曾放松过。像这样法律对于它的特权所有者，是很有利益，若让一般人民于法律之外有自由，或者对于法律本身有疑问，于他们的利益上便觉有不十分完全，所以把人类的一切行为，甚至不可见面的思想，也用神圣的法律来干涉取缔，人类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也须在法律容许中，才保无事。
“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社会行为的规范，勿论谁都要遵守的，但“法”若被人滥用，只为了消遣时光，表示尽职而故意制造人民犯罪事实，则“法”就失去了其尊严。这种夹叙夹议的写法，有时是整段议论，有时借由文中人物的对话表达思想，如在《不如意的过年》中，查大人因红包收入不满意而检讨他威严扫地的原因时说：
不错！这完全由那班自称社会运动家，不，实在是不良分子煽动的，他们在讲台上说什么“官尊民卑，乃封建时代的思想，在法宪政治下的现社会，容不得它存留”，又讲什么……“法律是管社会生活的人，勿论谁都要遵守，不以为做官就可除外，像巡警的乱暴打人，也该受法的制裁”。有了这样的煽惑，所以人民的胆子就大起来，致使今年御岁暮，才有这样结果。
《蛇先生》中论到“法律的营业者们，所以忠实于职务者，也因为法律于他们有实益。”这样的写作方法往往因为甲的视角人物，忽而又跳脱出来分析乙的内心活动，常易破坏视角的统一性，使文字未能纯一，但在揭露黑暗社会里被压迫的弱者形象，自有其不得不然的因素，此也构成了赖和小说中反抗色彩最光辉的一面。
4.乡土气息浓厚且方言、俗语使用贴切自然
赖和的作品是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的，他虽身为医生却没有高人一等的贵族心态，他关怀社会、同情弱者，尤其对于他所生长的土地，更有着无限的眷恋，赖和有一篇散文《城》，便是在详述彰化古城门的东门——乐耕门的兴衰，以及城门与彰化市民生活的关系。由于对土地的眷恋而产生了对乡土故园的热爱，在他的作品中一些依附土地为生的小民，如佃农、蔗农，或借土地欺压迫害的统治者，成为他主要的写作题材。在《善讼的人的故事》中，赖和提出了他对土地的看法：
……人是不能离开土地，离去地人就不能生存，人生的幸福，全是出自土地的恩惠，土地尽属王的所有，人民皆是王的百姓，所以不论什么人，应该享有一份土地的权利，来做他个人开拓人生幸福的基础。……而在《阿四》一文中亦可看见他从土地家园寻到的慰藉与希望：
他打开车窗，向车外了望，他看见田畴中青青的禾稻，竹围里翻翻的芭蕉，苍翠的山光，涟漪的水色，什么都觉得生意饱满，生机活泼，他便感到他自己的生活很丰富，前途很受祝福，不觉满意地独自发出微笑来。
台湾文学可说是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交流，一般的台湾作家皆受到双方面文学的影响，而赖和则是受到中国文学影响较大的作家，叶石涛先生在其作家论集中曾说：
赖和刚好活在旧文学和新文学更替的时代，吸收了五四运动澎湃的文艺思潮，以白话文写出了《善讼的人的故事》，委实是一个颇富天才的作家。他的作品虽然不多，但这一篇小说却给乡土文学雕塑出一个典型。他以果戈理般的讽刺描写了殖民地统治下本省农民的悲惨的生活情况，揭示了日本统治下本省人苦难的诸样相。他替本省乡土文学竖起了第一面旗帜，并且决定了以后本省籍作家应走的方向。在他以后出现的作家中虽然每个人都有别出心裁的风格、思想和手法，但还是依循着他的这一条路走着。[⑨]
除了对家园眷恋，赖和在经历过台湾话文论战之后，坚持“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做诗，用台湾话做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⑩]王诗琅先生在《赖懒云论》中说：“他是一个极为认真的作家，每写一篇作品，他总是先用文言文写好，然后按照文言稿改写成白话文，再改成接近台湾话的文章。”[(11)]经过改写修饰过的台湾话文极易让人明了，即使方言、俗语、谐音随手拈来，亦不觉牵强，如《斗闹热》中之斗闹热（凑热闹）；亭仔脚（骑楼下）；囝仔事惹起大人代（谚语，代或为“代志”，指因小孩的事竟惹起大人们间的不和睦）；俭肠捏肚也要压倒四福户（谚语：指再怎样节衣缩食，也要赢过那些富贵人家）；非同小狗（谐音读为“非同疯狗”意指发狂）；狗屎埔变状元地（指像狗拉屎，无人烟的荒地，顿时都变成了黄金地皮）。又如《一杆秤子》中之瞨（指租耕）；受刻亏（指吃亏，剥夺）；尾衙（即今称之尾牙，腊月十六日）；称花（指称的度目）；又如《不如意的过年》中之罹置（捉到、罹织之意）；反转（指反而）；缄点著（指安静些）。《惹事》中之麻雀（指麻将）；臭耳人甚（耳聋是不是）；戽水（泼水）；死鲈鳗（死流氓）；几摆（几次？）；孝公妈（祭拜祖先）；吃
迌（吃着好玩）；屈天慢理（伤天害理）；细汉（幼年）……运用一般习惯的口语入文除了可以保留语言原貌增强小说的幽默、挖苦和亲切的效果外，更可启发民族意识，传播民族精神，因此赖和被誉为“树起乡土文学旗帜的第一人”，诚非过誉。
注释：
① 台湾“幼狮文艺”三二九期，1981年5月。《台湾文学造型》，李乔，台湾派色出版社，第281页。
(25) 《日据时代台湾小说研究》，许俊雅，台湾师大国研博士论文，1992年5月。
(38) 见《赖和研究资料汇编》（下），第336页、341页，叶石涛先生：《为什么赖和先生是台湾新文学之父》。
④ 见《赖和先生全集》，第95页，台湾明潭出版社。
⑥ 见《台湾文艺》第二卷第一期36页，毓文：《诸同好者的面影（一）——谈甫三先生》。
⑦ 见《赖和研究资料汇编》（上）第6页，王诗琅先生：《赖懒云论——台湾文坛人物论（四）》。
⑨ 见《台湾乡土作家论集》，叶石涛著，第2页，台湾三信出版社，1973年3月29日。
⑩ 见《台湾文学改革运动史略》，廖毓文著，台湾《台北文物》，第四卷第一期。
(11) 见《赖和研究资料汇编》（上）第13页，王诗琅先生：《赖懒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