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生育与西方节制生育的文化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差异论文,计划生育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西方十七至十九世纪二百年工业化时期造就了空前的生产力，也带来了人口的急速增长。而英国及欧洲工业化国家是以向海外移民和资本扩张以缓解人口压力。而中国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在工业化初期同样出现人口激增。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只能走边发展经济边控制人口增长之路。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的计划生育道路。并将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 计划生育 节制生育 文化 差异
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中国计划生育所走过的道路与取得的经验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成为发展中国家妇女关注的热点。发展中国家在寻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已无法回避人口激增的社会后果。而由于生产力水平差异和国情特点，发展中国家必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控制人口与发展经济之路，这是世界各地生育文化差异所决定的。这是一个历史命题。西方人口发展与中国人口控制历程的文化背景不同，解决的途径亦不同。这又是一个现实命题，处在不同人口发展阶段的世界各国有机会选择适合本国的人口发展道路。本文拟就中国计划生育与西方节制生育文化发展轨迹作一比较，以便揭示中国计划生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以及世界人口有计划发展的必然性。
一、历史与现实的选择
（一）西方工业时期人口增长的国际调节
自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揭开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至十九世纪末的200年间，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竞争、 垄断到帝国主义的发展时期，造就了空前的生产力，也带来了人口的急速增长。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中，世界人口增长47、5%和80、6%。英国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1780至1790年期间，英国人口年均增长率1%，比十八世纪和增长4倍，亚洲同期增长2、7倍，北美为166、0，拉美为14、7，非洲为2、1，美国在1839至1980年期间，人口增长率年平均为2、2%，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4、3%；澳大利亚1861至1962年一百年间人口平均增长率高达2、4%，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亦高达3、4%，反之，法国1841至1962期间人口平均增长率为0、3%，国民生产总值平均为2、1%；意大利1861至1962年人口平均增长率为0、7%，国民生产总值平均为2%，由此可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成正比关系，即人口增长快，经济增长也快；这一方面说明工业化劳动力需求刺激人口出生率，另一方面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工业化初期必然是以资本积累和增加劳动岗位同步发展为特征。
值得研究的是，英国乃至欧洲工业化国家是以向海外移民来解决快速增长的人口压力的。据估计，英国在1876年以前的50多年间， 有828万人移居欧洲以外地区，1876至1956 年期间净移民600 万人， 合计达1300万多人。十九世纪欧洲移民潮中，欧洲计迁出约5200万人。与此同时，作为欧洲移民主要接纳国的美国，1820至1940年间共接纳欧洲移民3260多万人，1851至1941移入加拿大约660万人，1821至1940 年移入巴西约420万人，1801至1935移入澳大利亚新西兰约230多万人。这些欧洲移民既减轻了欧洲工业化时期的人口压力，或者说把人口压力转嫁给正待开发的美、澳大陆，把先进的欧洲生产力传播开来，促进了新开发大陆的工业化进程。因此，向海外移民曾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缓解激增人口压力的良方妙药。造就了美国，加拿大及南美一批以移发为主的国家，同时还从非洲及部分东南亚国家以贩卖“奴隶”移入美洲一批劳动人口，而对具有古老文化的东方古国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西方国家又采取殖民政策与经济扩张手段，为资本主义发展掠夺了空前的财富。对内垄断和对外的人口与经济扩张反映了西方工业化时期两种生产的突出特征，二次大战的爆发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口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二）发展中国家“人口压迫生产力”的出路何在
二次大战后，一批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相继独立，而长期的殖民主义经济造成的民族经济萎缩，农业水平低下，使其长期摆脱不了经济落后带来的人口压力，与战后“婴儿激增期”对应的战后恢复期人口高出生率持续几十年，加上死亡率的锐减，人口再生产处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阶段。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几乎全部用于新增人口基本消费需要，很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后既要补上“发展生产力”这一课，又由于缺少工业化的基础财力而起动不足。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小家生产仍占优势，文盲充斥，妇女地位低下，婴儿死亡率很高，早婚盛行，传统风习根深蒂固，封闭型生产方式使迁移率低，不要说工业化过程可能刺激人口增长压力，即使战后恢复时期自然生育的蔓延已使这些国家仁人志士乃至国家当局认识到了人口控制的必要性，除了使国民经济发展保持一定增长速度外，不得不寻求控制人口增长的可效途径。
早在50年代，即二次大战后的婴儿激增时期，印度就提出“降低出生率，把人口稳定在与国民经济的需要相一致的水平上”。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先后实行了人口控制政策。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行动规划会议正式号召各国开展节制生育运动，使普雷斯提出的节制生育的主张成为一个世纪后的世界行动。60—80年代期间。很多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下降三分之一。中国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9降至1984年的2.1，为减缓世界人口增速起到巨大作用。尽管印度等国在实行有关生育政策方面出现反复，但人口控制从理想变成了现实。亚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了通过节制生育降低人口增速不仅可行，而且是发展中国家振兴民族经济的必由之路。因此尽管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人口激增可能来势更猛，又不可能重蹈西方资本扩张与人口国际大迁移之老路。尽管各国的政治制度并不相同，通过政府倡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途径，来降低人口增速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这就为生产力滞后的广大发展中地区人口经济协调发展闯出一条新路——边发展经济边控制人口，或边工业化边控制人口之路。随着各国政府的介入和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这条道路将成为今后一个世纪中世界人口经济发展的唯一正确的出路。
二、中国计划生育与西方节制生育文化发展的本质差别
将中国计划生育的理论及组织实施过程与西方，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节制生育的宣传及管理模式加以比较，即可判断两种生育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国家倡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的人口控制模式反映了中国政体和经济发展的国情，即在国家宏观人口控制规划前提下确定家庭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中国的宪法在保证公民生育、生存、发展基本权利的前提下，运用宣传、法律、技术、行政措施在改造人们传统生育观的过程中完成近期和宏观的人口规划，使之成为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模式已为中国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西方一些人却以西方流行的节制生育文化标准评判中国计划生育功过，甚至将根据人口计划实施人工流产等技术冠之以“违反人权”来混淆视听，实际上这种错误观点从根本上忽视了两种生育文化间的本质差异。
（一）西方节制生育是女权运动的社会产物
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中，把流产作为预防性抑制手段，但却称之为“不适当之技术”，所以在1803年版本中，他引入“道德抑制”一词，极力主张贫民“推迟到能够供养一家庭时再结婚。”1822年，英国学者F.普雷斯则不同意晚婚，主张不限制性生活而采取避孕措施，指责“道德抑制”是神学禁欲主义。随后，西方一些社会改良主义者和自由思想家先后撰书推崇宣传节制生育。提倡使用最新避孕手段。并把这一主张冠之以“新马尔萨斯主义运动”。尽管在半个世纪中这一运动曾遭到各国政府的阻扰、查禁和反对，但最终以争取女权运动为特点的自由运动发展成为以争取自身享有避孕权利的一种节制生育运动，而且首先在西方中产阶级及文化妇女阶层中推广且形成规模，特别是美国保健护士M.桑格夫人，从所谓个人幸福，特别是妇女幸福出发，主张把普及避孕活动作为“妇女解放”的手段。在她的发起下，印度的L.劳尔、日本的加藤静女士的倡导，在世界各国马尔萨斯协会的支持下，于1952年成立了国际家庭计划联合会，成为指导世界节制生育运动的专业组织。其宗旨以推行家庭计划为主，强调夫妻在计划其家庭规模、子女数目及胎次间隔方面的自主权，以及为达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措施的权利。综上所述，西方节制生育运动从理论争鸣、避孕器具研制与推广，到发展为跨国的世界性节制生育运动并非政府的倡导，完全是志愿者自发组织最终形成的一种民间运动。尽管到本世纪七十年代，节制生育被联合国公认为各国政府应与倡导的一种规划性运动，但由于各国体制不同，政策不同。这一运动仍很大程度保持着民间色彩，它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并无本质联系，二次大战后，尽管世界各国纷纷采取鼓励生育或限制生育政策，由于文化传统相异所取得的成效相差甚远，为此，西方国家无法制定年度的人口规划，以及为实现人口目标的狭义的人口政策。
（二）中国计划生育并非计划经济之必然
作为深受二次大战和国内战争之苦的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同样经历了战后“婴儿激增期”补偿生育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到70年代补偿期结束。原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虽实行计划经济，但多数与原苏联一致采取鼓励生育政策以补偿二战造成的人口结构的失调。亚洲和拉美部分发展中国家虽实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但自70年代先后采取了民间为主的节制生育政策，中国自1950—1958年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2.5%。增势虽被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所中断，但1962—1972年仍以更强的增势发展。年度平均自然增长率在2.2—2.8%（1963年达3.3%）。这一增势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样严峻，所以并非实行计划经济就与原苏联、东欧国家一至必然实行鼓励生育政策。几经曲折，中国终于走上全面计划生育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群众自发的节育要求得到政府支持
翻开新中国卫生史料可知，早在1950年4月， 中央政府卫生部即对军队妇女干部要求人工流产作明确规定。当时全国经济已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劳动妇女投入社会劳动迫切要求节制生育。全国妇联主席邓颖超写信给当时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反映干部群众节育要求。1954年邓小平同志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应采取一些有效措施。“1954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代表中央表示“党是赞成节育的”。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共八大会议报告中提出，“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措施。”第一次在公开文献上阐述党对节育问题的主张，由此，中国从民间自发的节制生育到政府倡导的节制生育逐步发展起来。
2.“计划生育”概念的提出
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在八届三中扩大会议上，他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计划。”逐步要做到完全的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思想写进1956年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计划生育即成为这一事业的代名词，成为全党全民在节制生育上的一个共识至今。
3.排除“左”、“右”干扰走中国计划生育之路
中国由节制生育起步发展为全国的计划生育经历了排除“左”“右”干扰的斗争。节制生育在试行之初，旨在为保障妇女生育的安全，保护母婴健康为目标，对妇女因患病不适宜生育或继续生育者，经限定医疗机构认定，所在工作机关批准，亲属签字方可实施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否则手术者和施术者均需追究刑事责任，当时基本不予提倡，包括在进口避孕药具等方面加以限制，为此，身为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曾指示应改变限制节育的态度和作法，帮助群众节育。针对“马尔萨斯”和“母亲英雄”的讨论。1954年9月， 邵立子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发表“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讲话和文章，引发了要不要实行节制生育的讨论。讨论节育与新马尔萨斯主义，主要从人口多给国家和家庭两方面带来困难出发，认识到在中国当时历史条件下应当适当节制生育，将来也不应反对群众自愿的节育要求，不应给节制生育主张者贴上马尔萨斯主义标签而予以反对，另一方面，苏联当时意识形态对我国影响颇深，苏联提倡“母亲英雄”，旨在鼓励生育，以弥补二战中损失的人口。这项政策符合苏联等国国情，通过讨论推动了节育的开展，直至1957年马寅初《新人口论》被批判前，河北等地区已开展了节育群众运动，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冲击，节育运动基本上停了下来。
4.计划生育从纳入计划到写入宪法
1963年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是全国计划生育的转折点，第一次制定了在“三五”、“四五”期间全国城市自然增长率下降规划，全国城市及部分人口稠密的农村开始规模性工作，顶住“文革”中四人帮的干扰，周恩来总理终于在1973年在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省、地、县成立专门机构并投入运转。1973年6 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第一次把年度人口增长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1978年“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写入新宪法，自此完成了由自由节制生育到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过渡，奠定了中国计划生育的文化特点。
三、走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中国计划生育与西方生育文化形成的社会背景不同，所处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阶段不同，相关社会文化背景及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也不相同。因此，中西方生育文化发展模式各异，具有国情的本质差异，既不可互相替代，也不能以一种文化习俗去武断评议其它生育文化及道路是否合情、合理与合法。而只能以是否促进该国人口经济协调发展为评估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
中国计划生育并非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政体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把国家兴亡与个人、家庭发展紧密结合，把个人要求节育意愿通过国家政策体现出来，实行符合中国人民民主专政体制的计划生育。诚然，中国计划生育在长期处在外部相对封闭式的计划经济基础上起步的，考虑中国国情，为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刹隹急速增长的人口快车，逐步将人口生产纳入宏观计划管理。经过从城市和人口稠密农村地区的示范到全国推广；从汉族地区先行到对少数民族地区放宽政策实行分类指导，无不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民权利和根本利益的一至性，无不体现中华民族特有的凝聚力。经过近20年的奋斗，终于使人口从高增长型转变为较稳定低增长型，为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赶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开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可以说，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创造出中国这样的人口奇迹，所以计划生育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计划经济环境下创造的一种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生育将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推进管理改革，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生育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