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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国家行政化和企业资本化
政府和企业对科学技术的存在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没有能量、信息和物质，系统就无法运行，在现代社会，“国家－政府”系统和“产业－企业”系统支配着社会系统的绝大多数信息、物质和能量。如果说科学技术系统在获得和处理信息方面占有优势的话，那么它不和国家或产业结合，就还不足以形成足够的物质力量。而且，经过战争和争夺市场的竞争，科学技术与国家或企业形成了命运共同体。科学技术与政府、企业的结合方式形成了各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体制。在有些方面科学技术变成了政府的事业，在有些方面科学技术变成了企业的一部分，在有些方面则两者兼而有之，存在于大学和学会的科学技术也受到了国家和企业的强烈影响。
科学技术对国家在经济、军事、外交甚至社会理想的实现等方面的重要贡献是国家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理由所在。国家与科学技术联系密切的另一个表现是，一部分科学家进入国家政府担任行政官员指导国家的科技工作；另一部分科学家在各种委员会里担任职务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出谋划策，直接地为国家贡献力量。企业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由来已久，二战以后的趋势是企业不再偶尔地利用外部的科技成果，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开发，积极地把科学技术内部化、资本化。
科学技术的国家行政化，首先是预算，现在世界各主要国家每年都在正式的财政预算中列有科学技术投资的项目甚至专门拨款；其次是行政组织，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科技行政机构已经在1970年以前基本健全，分支机构的调整还在不断进行。所谓科技行政机构包括科技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价机构，执行机构又包括科技信息机构、研究开发机构和组织管理机构等。科学技术在企业内部也有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如企业研究所和研究开发部等。
市场原理与国家原理
科学技术活动有着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的外部性，无论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活动是否成功都无法用市场价值规律给与适当的衡量。把科学技术完全交给市场显然只会发展起一种市场的科学技术或企业的科学技术。事实上，市场或企业的科学技术只是科学技术存在和发展的一种形式，另一种形式是国家或政府的科学技术。对于这样两种不同形式的科学技术，国家所使用的政策自然也不会完全相同。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技术革命使得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等超越国境的经济活动更容易、更方便，企业也就不再把商业活动停留于某一个国家的内部，而是把世界看作一个大市场，在世界范围内开发技术、生产和销售产品。国家与企业围绕现代科学技术发生了分裂。也就是说受国家和企业互相干涉的影响，科学技术的体制发生了分化，即国家体制化或企业体制化的特征变得更明显，科学技术在组织形式上或者更国家行政化，或者更企业资本化。其实无论在国家化还是企业化的科学技术体制中，科学技术人员或者以政府公务员或者以企业职员的身份从事研究开发活动，这些组织的工作规范都已经成为其必须遵守的准则，如国家的安全优先原则和企业的商业利益原则。
如果说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开始加深和扩大，国家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的科学技术也显示出较大的差别。那么高技术的出现则使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又变得密切。高技术使科学技术、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高技术的意义上，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又一次得到统一。高技术把国家和企业关系密切、统一起来的原因是高技术的发展战略意义和高技术的安全战略意义。
其实世界市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的本质含意是指在世界范围内用经济原理开拓市场的可能性，而一旦去追求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时，无论什么样的企业，它所必须面对的就是一个个具体国家或地区的市场，这意味着抱着经济目的到来的企业所涉及的对象不只存在于经济领域。在世界市场竞争的企业与其说是单纯的作为经济单位活动着的企业，不如说是带着某一国家、民族的特点和背景的企业，比如无论谁在谈到IBM时都不会忘记它是美国型企业，提起NEC时都不会忽视它是日本型企业。如果说在国内企业间竞争时政府是裁判员的话，在世界市场上企业竞争时，企业间冲突的解决往往求助于有关国家的政府和在各国政府协调下成立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国家政府就是本国企业的后盾。如果说在常规竞争中有成型的竞争规则和惯例可以遵循的话，那么在涉及建立规则的竞争时，企业和国家的联合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而现在规则和惯例尚未形成的竞争大多与高技术有关。
高技术与新技术
技术最初是区域性的产物。比如优质矿石、廉价劳动力、良好的运输条件、邻近的需要部门，这类的比较优势使得钢铁产业得以发展，相应地与钢铁有关的技术体系也就富有区域或国家特色地发展起来，即技术在具体的地区或国家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产生和发展着。但是现代高技术则突破了区域条件的限制，事实上对产品规格要求越高，加工技术在产品中的含量也就越大，原材料的特性在其中所占比重也就越小。在初级加工阶段，对原材料品格的依赖较多，同样在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它受区域特性的影响较大。而高技术主要是试验，设计和加工，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区域性的限制，在世界各地都表现出同样的性质，即技术的通用性。凭借高技术通用性的助力，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速，企业必须考虑如何利用世界范围内的人才、物力、资金和信息。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在欧洲进行基础研究、在美国进行应用研究、在日本进行开发研究、在中国进行生产的全球化企业。
由于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增加利润的一个重要手段，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技术。对于企业来说，技术的高低不是关注的重点，能否带来利益才是关键所在。而实际上，对某一个具体的市场来说，倒是新技术能给企业带来收益。我们虽然习惯上把高技术和新技术统一称为高新技术，但是高技术和新技术不是等同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韩国很普通、很普遍的地热取暖技术，和任何意义上的高技术定义都符合，但对我们国家的大多数地区来说，却是一项新技术。在内蒙古地区，引进这项技术的企业已经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不同的科学技术 不同的管理手段
管理手段只有符合了被管理的对象，才能取得期望的结果。对于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管理来说，对于国家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的科学技术、对于遵从国家规律的科学技术和遵从市场规律的科学技术、对于高技术和新技术，应该采取不同的管理手段和政策工具。一般而言，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追求新技术，而政府按照国家规律追求高技术。如果按照市场规律去要求国家的科学技术，或者按照国家规律去要求企业的科学技术，那将南辕北辙，不得其果。
1990年以来，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国家创新体系强调的是在一个国家界域内的各类主体对创新的积极参与。但是，企业的技术创新不同于国家的技术创新。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以具体的商业利益为目的的，而国家的技术创新则是以国家的长远利益为目的的。虽然微观的集合不能替代宏观，但是可以作为宏观的一个测度。宏观失去微观也会流于空泛，而且宏观应该为微观创造环境和条件，微观应该为宏观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因为在宏观和微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企业可以在国家的支持下成为新技术创新的主体，国家可以借助企业的力量在高技术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
和国家原理相比，市场原理发生作用的范围正在变得越来越大，新公共管理甚至主张在政府活动中引入市场原理中的“竞争－效率”原理。基于新公共管理理念的美国政府绩效评价法已经实施8年、取得一定的成绩，并引起发达国家的兴趣。但这不等于说掌管着美国高技术研发的美国能源部、海军部、航空航天局、联邦调查局等联邦政府机构都采用市场原理管理他们手中的资源和成果。事实上，这些成果和资源被国家利益的厚布紧紧遮盖着。
企业利用新技术的创新活动会遭遇到技术和市场的双重不确定性，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帮助企业克服这两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是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政府怎样帮助企业的问题，即政府怎样利用政府掌控的公共资源，通过支持特定的企业来达到增加公共利益的目的。招投标制度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而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政府可以在“公平、公开、公正、有效、有序”的原则下，通过制定招标标准和投标程序严格选择合适的企业予以支持，提高社会创新效率。
但是对于政府遵从国家利益原则发展高技术，招投标制度则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样的局限性在大投资、长周期、商业前景难以判断的高技术项目中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同样在“公平、公开、公正、有效、有序”的原则下，考虑另外的选拔制度。虽然招投标制度是实现“公平、公开、公正、有效、有序”原则的一个手段，但是显然并不是惟一的手段。比如，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中有不少国家任务指向型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项目就是政府指定的，而不是通过招投标争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