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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故乡问题，是我国文学史上非常令人遗憾的悬案。《史记·屈原列传》对屈原的籍贯避而不谈，这说明西汉初年司马迁时代，对屈原的故乡问题，就感到棘手了。原因是多方面的。秦国灭楚国，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残酷战争，加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对楚文化破坏十分严重是可想而知的。再有，刘邦夺取政权之后，害怕楚国贵族造反，将楚国大家族，其中包括屈氏家族，从南方迁到长安附近看管起来。这使得屈氏家族的历史更模糊不清了。还有，后人对屈原的敬仰和怀念，创造了许多有关传说，也将研究者们弄得莫衷一是。这样，屈原的故乡问题便成了二千多年来的一个谜。笔者通过多年钻研屈原本人作品，参阅有关史料和学术界近年考古研究的成果，发现屈原的故乡，就是在他长期“放流”的沅湘地区，屈原的出生地就是在湖南汉寿。
一、屈原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江南沅湘地区度过的
屈原在作品中，多次描写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我们可以从诗人笔下描写有关风土人情、文化氛围等方面的特点，发现和找到诗人青少年生活的地方。
1.从屈原的“初服”，看诗人青少年生活的地方
屈原在《离骚》中说：“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得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诗人这里说的“初服”，王逸在《楚辞章句》（下同）注：“修吾初始清洁之服也”。可见，“初服”就是诗人青少年时代的服饰，这里的“芰荷”、“芙蓉”是诗人用来象征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清洁”的。这种特殊审美观念，正是当时沅湘地区特有的审美风尚。屈原作品中多次写到这点。如《九歌》中有：“筑室兮水中，茸之兮荷盖”；“芷茸兮荷屋”；“乘水车兮荷盖”；“荷衣兮蕙带”等。在《招魂》诗中有：“坐堂伏槛，临曲池些，芙蓉始发，杂芰荷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芙》，发《扬荷》些”等描写。《九歌》、《招魂》都是屈原在沅湘地区创作的作品。从上述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沅湘地区人民对“芰荷”、“芙蓉”的特有的审美情趣，甚至作为服饰、房屋、交通工具、环境等生活各方面美化的内容和根据，特别是从《采芙》、《扬荷》等所“造新歌”的名称来看，“芰荷”、“芙蓉”成为该地区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可见，诗人“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的“初服”，正是沅湘地区特有的文化氛围的表现。因此，我们从诗人的“初服”，可以发现诗人青少年时代是在沅湘地区度过的。
2.从屈原的“修能”，看诗人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
屈原在《离骚》中，开头写了自己“谱属”和“内美”之后，紧接着又写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诗人这里说的“修能”，更是写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王逸注：“言己修身清洁，乃取江离、辟芷为衣被；纫索秋兰以为佩饰，博采众善，以自约束也”。王逸这种说法是有见地的。沅湘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正适合江离、辟芷、秋兰、木兰、宿莽等亚热带植物的生长。诗人用这些香木芳草象征高洁，这也正是沅湘地区人民特有的审美情趣。屈原这种特有的审美情趣，正是沅湘地区特有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结晶。宋代刘次庄《乐府集》中说：“《离骚》曰：纫秋兰以为佩，又曰：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则黄，在秋则紫，然而春黄不若秋紫之芳馥也。由是知屈原真所谓多识草木鸟兽，而能尽究所以情状者欤。”刘次庄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据《直隶澧州志》等记载，澧州人民根据“澧有兰”诗句，别称澧水为“兰江”。又，现在沅水上游的芷江县，也以“芷”命名。可见，屈原青少年时代的“修能”是在沅湘地区。同时，诗人这里描写的香木花草，还交待各自生长地的特点，如“江离”的“江”，“阰之木兰”的“阰”，“洲之宿莽”的“洲”。这也告诉我们，诗人“修能”的地区，有“江”，有“阰”，还有“洲”。这一地貌特点，也正是沅湘地区洞庭湖一带广阔冲积平原上，江河纵横，中间杂夹一些长洲、小山的地貌特点。因此，我们从诗人的“修能”也发现屈原青少年时代是在沅湘地区度过的。
3、从《桔颂》，看屈原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
这首诗的开头是：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在这里，诗人称桔树是皇天后土赋予的美好树木。“生南国”，王逸注：“南国，谓江南也。……言桔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移徙。种于北地，则化而为枳也。屈原自比志节如桔，迹不可移迁也。”王逸是江北宣城人，应该很熟悉桔树的这种习性，此话是可信的。同时，先秦所说的“国”，一般是指国都。这里的“南国”，应是指当时楚国国都郢的南面，同《怀沙》中说的“汨徂南土”的“南土”一样，是同指沅湘地区。因此，我们从《桔颂》中表达的以生长江南为荣的乡情，也可以看出屈原青少年时代是在江南沅湘地区度过的。
二、楚国的“屈”地是在沅湘地区
屈原青少年时代是在沅湘地区度过的，其原因是什么呢？
王逸《楚辞章句》中说：屈原的祖先屈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这也就是说，屈原的屈氏家族是以屈瑕受封屈地区为氏。我们要深入了解这个问题，还得了解楚国屈地的方位。
《左传》中记载了两处“屈”地：一是晋国以产名马著称的屈地，二是楚国的屈地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楚子使远射城州屈，复茄人焉”。这里的“楚子”，是指楚平王，“州屈”显然是指楚国的“屈”地区，即洞庭地区。
乾隆《岳阳府志》载：“临湘县，古如城，按县志，楚子城州屈以居如人，即此。”这里提到的“如人”，就是《左传》中说的“茄人”〔1〕。这一有关楚国“州屈”方位的记载，是可信的。 据《楚世家》载：楚平王在“城州屈”的前两年，受到吴国大举进攻，“楚恐，城郢”。所以，“城州屈”就应在“城郢”不远的防止吴军进攻的战略要地。这里说的“临湘”，正在洞庭地区，也就是屈原说的“州土”地区。这一带，是楚国春秋时代重点移民开发的战略地区，已载入史册的就有，楚文王迁罗人于汨罗，楚庄王迁糜人于梅市。〔2 〕楚平王“城州屈”，就是这种移民开发战略方针的继续，当然也应在这一带。还有，屈原晚年“飞鸟反故乡，狐死必首丘”，“托彭咸之所居”而“自沉汨渊”，就在楚文王迁罗的地区，与楚庄王迁糜的梅市不到50公里，与楚平王“城州屈”的临湘不到100公里。诗人称这一带为“故乡”、 “首丘”之地，并在此以身殉国，充分说明这一带是屈原的故乡，是屈氏家族封地“屈”地区。这也就是说，楚国的“州屈”，就在洞庭地区，就是《远游》说的“南州”，王逸说的沅湘地区。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证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这是当时齐国使者挑起越王进攻楚所说的一段话。这里提到长沙，所以历来公认《史记》这里说的“四邑”，是在湖南境内。其中，将“雠”摆在“楚之粟”的首位，说明“雠”就是指墨子说的“天下富”，历来誉为“湖广熟，天下足”的洞庭地区。还有，先秦越语中，ou与u是读一个音，可以叠韵通假。如， 史书上的越王朱句，在《越王州句剑》的金文中写成“州句”。这里“朱”与“州”通，可证。可见，“雠”与“屈”，在古越语中，不仅声母、声调相同，而且韵母也相同。所以，这里的“雠”是“屈”的通假，实际上就是指“屈”。这也说明。楚国的“屈”就是洞庭地区。再有，这一记载中，提到能使“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的“无假之关”，应是指楚国四邑与首都郢联结的咽喉地区。因为，当时湖南一带与郢联系的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屈原作品中，记载诗人来往其间，都是坐船为主，就是证据。因此，这里的“无假之关”，就是指洞庭湖与长江的交汇处一带。这一带正是《鄂君启节》中说的“廷江内湘”的地带，正是楚国郢都的粮食、材用供应线的战略要地。如果失守，郢都就可能不战自乱。所以，“吴师居糜”，在此与楚军激战；越王企图进攻楚国，“窥兵通无假之关”，也是指这一带，其原因就在于此。同样，楚武王“开濮而有之”，封屈瑕在该地区；楚文王迁罗，楚庄王迁糜，楚昭王“城糜”也在这一带，其原因也是如此。当然，“恐吴而城郢”的楚平王迁茄人，“城州屈”的原因更应是如此。这就进一步说明楚平王“城州屈”，就在这一带，楚国的屈地就在洞庭地区。有关这点，屈原创作的诗歌中，还为我们提供很多证据。如《招魂》诗，笔者考证该诗是屈原为屈匄招魂〔3〕。诗中称屈匄为“掌楚”，呼唤屈匄“魂兮归来哀江南”。 这里的“楚”和“江南”，楚国历来都是指洞庭地区〔4〕。 屈匄是楚怀王的大将军，是屈氏家族的宗子。诗中称他为“掌楚”，就是职掌楚泽地区，也就是洞庭地区的领主。这就更确切地说明屈氏家族的封地“屈”，或者说“屈州”，就是指洞庭地区。
三、屈原本人谈自己的故乡
在《哀郢》中4次谈到自己的故乡
王夫之考证，《哀郢》是诗人在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国攻破楚国郢都后写的〔3〕。诗中记述了诗人同郢都人民一起逃难， “上洞庭而下江”，返归沅湘地区的情景。
1.“去故乡而就远”
这句诗，过去几乎所有注释家都将其中的“去故乡”，注释为“离开郢都”。按此说，诗人的故乡就是郢都。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说法。先秦的贵族主要是以封地采邑为生，以祖先的宗庙为中心，在封地群居。众所周知，郢都是楚国的国都，决不可能封给任何人作为封地，当然不可能是屈氏家族的封地，也就更不可能是屈原的故乡。如前所述，屈原青少年时代是在沅湘地区度过的，而不是在郢都度过的，也说明了这一点。“去故乡”这句诗的关键是对“去”的理解。在战国时代，“去”的基本义确是“离开”的意思。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词义变迁，它在当时已是一个多义词。《战国策》：“去柳下季垄五十步采樵者，死无赦。”这里的“去”，就是到、往的意思。《左传》中“纺焉以度而去之。”孔颖达疏：“去，即藏也。”因此，“去故乡”可以而且应该理解为到故乡去，或隐匿于故乡。
2.“发郢都而去闾”
这里的“去闾”，王逸注：“去我闾里”。以后，几乎所有注释家都沿袭着王逸的说法，解释为离开家乡（郢都）。这是不妥的。“闾”也是多义词。屈原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之职。王逸说：“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可见，这里“三闾”中的“闾”是指大家庭，包括屈原的屈氏家族。郢都，如前所说，作为楚国的国都，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家族的封地。所以，“发郢都而去闾”中的“闾”，不可能指郢都，只能理解为家族居住的地方，也就是指故乡，其中的“去”，更不能解释为离开，只有解释为往、到或隐匿的意思。因此，“去闾”也就是回到或“隐伏”故乡，同前面说的“去故乡”是一个意思。
3.“去终古之所居”
王逸注：“远离先祖之宅舍也。”以后，也是几乎所有注释家一直沿袭这种说法，有的干脆翻译为“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这一说法，将“终古”理解为“先祖”，大体是对的；但是，将“去”解释为“远离”，便不妥了。因为先秦人所说的“先祖”，一般是指家族宗庙的列祖列宗。这里，屈原的屈氏家族的“先祖”，首先应是指其始祖屈瑕。屈瑕的封地，正如王逸所说，不是在郢都，而是在“屈”。从屈瑕到屈原，屈氏家族已历时三百来年了。所以，郢都就更不可能是屈原的“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更不可能是屈原的故乡。因此，“去终古之所居”，只能理解为到家族世世代代所居住的先祖封地去。
4.“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这两句诗，是诗人用比喻和象征手法，表达了不忍眼看祖国即将灭亡，誓不作亡国奴，毅然返归故乡的悲痛心情。最能说明这点的是诗人这次回到沅湘地区后，不久在汨罗江以身殉国。所以，《山带阁注楚辞》在这两句后注：屈原“归死先王故居，则亦首丘之意”（作者认为楚“先王”始封于长沙一带，笔者按）。这种说法是很中肯的。因此，这里“反故乡”与“必首丘”，就是比喻自己“上洞庭而下江”，回归沅湘地区的故乡。
四、考古新成果的启迪
屈原出生地是在沅湘地区洞庭湖平原沅水下游，应该说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具体在什么地方还得深入研究。
在湖南沅水下流的洞庭湖平原上，也就是现在常德汉寿一带，发现和发掘出大量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物，仅发现或发掘出春秋战国的楚城就有7座，楚墓达5000多座〔6〕，其中沅水汇集洞庭湖入口处的汉寿，就发现楚墓1800多座，还出土一把旷世罕见的“武王之督”的青铜戈〔7〕，这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迪。
这把从楚墓中出土的铭有“武王之督”的青铜戈。上面的“武王”，肯定是楚武王；“督”，是统督、统帅的意思。可见，“武王之督”是楚武王授予自己军队统帅的“尚方宝剑”，是代表武王在这一带行使至高无上权力的权柄。楚武王是楚国第一位正式称王的人物，又是将楚国带进春秋时代的国王。我们将这把青铜戈同它周围1800座楚墓，进行综合考察，就发现，汉寿一带被封为“武王之督”的人物，一定是武王的王族重要成员，是武王军队统帅，是武王开疆略地的功臣。春秋战国时代的汉寿一带，就是这位“武王之督”的封地，居住这里一带的家族，其始祖就是这位“武王之督”。
我们再考察有关史籍，就会发现，这位被封为“武王之督”的人物，就是屈原的祖先屈瑕。春秋战国时代，居住汉寿一带的家族，就是屈瑕子孙的屈氏大家族，屈原出生地就在汉寿。
1.“武王之督”就是屈瑕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楚武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王逸说屈瑕是楚武王的儿子，十分肯定，一定有其根据。现在，我们仍可以从《左传》、《史记》等史籍中得到实证。据先秦史料记载，楚武王本人能攻善战，视军队如命，除了他自己带兵之外，在大臣当中，只有屈瑕可以统帅军队。《左传》中就有三次专门记载屈瑕以“莫敖”身份统帅楚国军队的征战，其中《桓公十一年》记载屈瑕“败郧师于蒲骚”，威摄贰、轸、随、绞、州、蓼等六国，“卒盟”。《桓公十二年》记载屈瑕“伐绞”大败之，“楚师分涉于彭”等，可见屈瑕是武王的一名能攻善战的战功赫赫的军事统帅。同时，《左传》还记载了屈瑕与武王夫妇的特殊关系，特别是《桓公十三年》，在记述屈瑕伐罗败北而“缢于荒谷”的过程中，着重记述武王夫人邓曼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邓曼深居内宫，本不管国事，却对屈瑕的一举一动十分关注，甚至对屈瑕个性也了如指掌，而且屈瑕出征之后，她“心有灵犀一点通”，就敏感地意识到屈瑕必败北。因此，建议武王教育屈瑕“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并要求追回屈瑕，“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这充分地表现了邓曼对屈瑕的期望，培养和所倾注的母爱。还有，屈瑕兵败而“缢于荒谷”，武王却明确表示：“孤之罪也”，承担教子不严的责任，接着又封屈瑕儿子屈重为莫敖，这也充分表现武王对屈瑕的父子情意。而且，后来武王伐随，死在军中、屈重代表武王，同随“盟”，说明屈重与武王的骨肉关系。关于这点，《史记》也有记载：“屈原者，楚之同姓也”。这里所说的“同姓”，就是说屈原同楚王共一祖宗，也就是说屈原的祖先屈瑕是武王的儿子，屈原是武王的后代。因此，屈瑕是武王最为器重的儿子，是可以肯定的，屈瑕是“武王之督”，也是无可争议的。
2.屈瑕“受屈”与楚武王“开濮”
“武王之督”青铜戈在汉寿出土，不是偶然的。这与楚武王“开濮地”有关。《史记·楚世家》载：武王三十七年，“自立为武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刘伯庄注：“濮在楚西南”，洞庭湖地区正处楚的南部偏西的地区。据《湖南通史》等史书的考证，这一带是古代舜服“三苗”的地区，是当时濮、苗、巴等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盛产粮食和水产，所以墨子誉为“天下富”，是历来传为“湖广熟，天下足”的宝地，楚武王称王，意味着公开宣布与中原周王朝及其所代表的诸夏各国分庭抗礼，争夺中原。他迁都于郢，洞庭湖地区就成了郢都的直接后院，特别是汉寿，雄扼沅水流入洞庭湖的咽喉，虎卧洞庭湖平原的中心，与郢都形成南北呼应之势。楚武王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楚王，加强这一带的开发，就是建立他争夺中原的巩固后方和粮食兵源的战略基地。所以，武王称王之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开濮地而有之”。屈瑕作为武王器重的儿子和“武王之督”，无疑是制定和实施这一战略的主角。屈瑕是在武王“开濮地”之后，以“莫敖”的身分进入《春秋左传》史册的，说明屈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就是“开濮地”的时候。按楚国的惯例，武王将屈瑕所“开濮地”，封给屈瑕，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同时，“屈”与“濮”同韵，也可以视为“屈”是“濮”的叠韵通假，也就是说屈瑕所“受屈”地，就是楚武王所“开濮地”。汉寿是屈氏家族封地“屈”地区的中心，“武王之督”的青铜戈在汉寿出土，就是有力证据。这也进一步说明，楚国的屈地就是指当时的洞庭地区。
3.屈氏家族的历史“著封”
屈氏家族从春秋初年到战国末期，一直是活跃在楚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大家族。据《左传》载，仅在春秋时期，就有屈瑕、屈重、屈到、屈建、屈荡、屈申、屈生等七人先后被封为“莫敖”。其中可考的，屈瑕与屈重，屈到与屈建，屈建与屈荡等都是父子相承。与此同时，别的家族未见一人被封为“莫敖”。此外，《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籍，还记载了屈氏家族先后涌现出的一大批楚国的军政大臣、其中对楚国政局产生过影响的人物，就有屈完、屈御寇、屈荡、屈朱、屈巫、屈固、屈罢、屈春、屈庐、屈宜臼、屈匄、屈盖、屈原、屈署等。这样，屈氏家族就成为楚国的一个最为古老的又最为稳定的大旺族。一直到战国末期，仍是楚国“三闾”中的一个大家族。总之，屈氏家族的历史之长和势力之大，是春秋战国时代极为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独此一家。这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条是可以肯定，那就是《庄子·庚桑楚》在评述楚国昭、屈、景三大家族特点时说：“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这里的“甲氏”，马叙伦考证为屈氏〔8〕。 庄子将屈氏称为甲氏，多少有称第一家族的意思。这里“著封”，就是以受封著称，当然首先是指受封土地，因为先秦贵族受封土地越广阔富饶，其统治的人民就越多，财富就越多，能供养家族军队就越多，势力也就越大。所以，屈氏家族的历史和势力，说明其受封土地，决不可能是块小地区，至少比后来的昭、景两大家族大得多，比春申君受封“淮北十二县”不会小〔9〕。现在我们发现， 屈瑕“受屈”是在洞庭地区，其广阔和富饶，的确如庄子说的“著封”。同时，这里的“著封”，当然还包括受封“武王之督”。按照先秦王族制度，“武王之督”的铜戈，是名副其实的“尚方宝剑”，对屈瑕来说，无疑是权力和功勋的凭证和象征：对屈瑕子孙来说，这一“先王之器”，供在祖库，无疑是家族的护身符，是家庭在楚国王族中地位的根基，在王族不断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过程中，无疑具有稳定和保证作用。因此，“武王之督”青铜戈在汉寿出土，既是庄子说的“著封”的又一证据，更是证明春秋战国时期的汉寿一带，是屈氏家庭“受屈”的屈地区中心，是屈原的出生地的有力证据。
五、汉寿有关纪念屈原的文物
屈原以身殉国后，汉寿人民开展广泛的悼念活动，并按当时风俗修建很多有关纪念性的建筑物。但是，楚襄王二十一年，秦军攻破楚国郢都，汉寿一带可能不久也沦陷，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10余万，复西取秦所拨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10〕。这说明江南一带，当时成为秦楚争夺的战场，这自然对纪念古迹破坏很大。可喜的是，晋代《义陵记》载：“项羽杀义帝、武陵人缟素，哭于‘招屈亭’”。这里“武陵人”是指常德一带（包括汉寿）的人民，“招屈亭”是指招唤屈原的纪念亭。这充分说明，屈原逝世之后，楚国时代常德汉寿一带人民已经建有“招屈亭”等纪念性建筑物。因此，汉寿建有纪念屈原有关的建筑，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这些古迹，一直到明清时代，仍然保存着很多。例如：
嘉庆《常德府志·山川考》载：“沧浪水，县西十五里，一名沧港，上有沧溪寺，三闾大夫祠”。
《龙阳县志·庙坛》载：“三闾大夫祠，在县西沧港，屈原遇渔父行吟于此，后人立祠祀之，侧有钓鱼台，为三闾遗迹”。
清代学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云：“观楚省全志载原与渔父问答者多有，皆影响不足凭。惟武陵龙阳（即今常德汉寿），有沧山浪山及沧浪之水，又有沧港市、沧港乡、三闾巷……”。
此外，《明一统志》、《清一统志》、《元丰九域志》、《襄阳府志》等都有类似记载。可见，汉寿沧港一带，直到明清时代仍保存着很多纪念屈原的古迹。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三闾大夫祠”。我们从命名等方面分析，它是始建于屈原逝世后的战国时代。
古代的祠庙，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因此，“三闾大夫祠”只能始建于“自天子至官师皆有庙”战国时代，为楚人所建，不可能始建于“无敢营宗庙者”的秦代，也不大可能始建于汉朝及以后的时代。因为，刘邦夺取政权后，将屈氏家族迁往北方，在此为屈原建庙祠可能性很小。同时，汉代人称屈原，一律直呼其名字，包括司马迁、刘向、王逸等堪称屈原的崇拜者和杰出研究者，也无一例外。这种直呼姓名之风，一直沿袭到明清时代。所以，始建于汉代的汨罗“屈子祠”，完全是按照汉代的时尚，“建于墓所”不称“三闾大夫祠”，而称“屈子祠”。
汉寿的“三闾大夫祠”就不同了。“三闾大夫”的称呼，始见于屈原在汉寿所写的《渔父》，其中有渔父问屈原“子非三闾大夫乎”的记载。渔父是一位隐士。隐士的特点，是对社会的黑暗，官僚的腐败，十分不满和憎恶。可是，这里的渔父同屈原本来只是邂逅相遇，他却一反常态，主动亲近关心屈原，不直呼其名，也不称“屈子”，而是称官职“三闾大夫”。这就充分说明，屈原当时在汉寿一带，深受民众爱戴和尊敬。“三闾大夫”在民众心目中，已经不是官衔了，而变成了表示尊敬的专有名词，从而老幼皆知，有口皆碑，连隐士们也不例外。所以，屈原住过的地方叫“三闾巷”，传说屈原修造的石桥叫“三闾桥”等，凡是纪念屈原的建筑，均用“三闾”或“三闾大夫”命名。因此，汉寿的“三闾大夫祠”的命名鲜明地打了“自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的战国时代屈原家乡的烙印，这一点也进一步说明汉寿是屈原的出生地。
综上所述，屈原出生于湖南汉寿是可以肯定的。首先，这一带是属于楚国的屈地区，屈原“无罪弃逐”（司马迁就是“放流”）在湖南沅湘地区达几十年之久，屈原的光辉作品绝大多数是在沅湘地区创作的，屈原以身殉国也是沅湘地区，这充分证明屈原的“放流”，实际上是被楚王罢了朝廷官职，被迫离开国都，回到沅湘地区的故乡。这一发现，对屈原的研究无疑是拾起了一把新钥匙。
注释：
〔1〕〔2〕《湖南通史》（古代卷）。
〔3〕《第一师范》，1996年，第2期
〔4〕《楚辞补注》。
〔5〕《楚辞通释》。
〔6〕《武陵学刊》，1993年2月。
〔7〕《常德地区文物志》，第75页。
〔8〕《庄子浅释》。
〔9〕《春申君列传》。
〔10〕《史记·楚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