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理论问题解析（下）
陈文通
（中共中央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北京 海淀 100091）
【摘 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包含新内涵，具有新属性。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新时代不仅将进一步证明这种必然性，而且表明中国道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示范效应。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是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出发的，但主要矛盾的变化既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发生了变化，也不意味着基本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努力推进和实现“四个伟大”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其核心和关键是以伟大工程引领和保证伟大斗争。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要矛盾；四个伟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关于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的形成和基本内涵
十九大报告核心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一新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理论需求、重要内涵和重大意义。
本组患者采用二甲双胍(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H20059714,2010-09-30;生产单位:辽宁奇尔康药业有限公司)治疗,主要内容:用法用量为每日3次,每次500mg,治疗期间需根据患者血糖水平对用药剂量进行调整,但每日最大剂量不可>2g。
（一）十八大以来的成就和变革是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
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和重大变革，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所谓“极不平凡”，既是对“历史性成就”的概括，也是对应对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和挑战的概括。而“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是因为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适时实行了重大的历史性变革。他指出，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五年来，我们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1］2-7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逐渐形成的。没有党面临“重大风险考验”，没有党和国家内部的“严重隐患”，就谈不上“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从正面说，非凡成就包含了诸多成功经验；从反面说，从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中产生了新的战略对策和理论思想。
（二）习近平新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
习近平新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它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产物。
习近平新思想是为回答重大时代课题而形成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且要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做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以利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15简而言之，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的核心内容仍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问题是，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坚持和发展。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过去并没有完全解决，更何况，现在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就形式而言，和当年邓小平面对的问题有一定相似性，但内容有了很大变化。邓小平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总结传统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提出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好像生产资料公有就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大锅饭”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就是社会主义；只要生产关系在形式上像社会主义，普遍贫穷状态也可以认为是社会主义——“穷社会主义”。当传统社会主义受到质疑以后，当认识到中国必须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成了一个问题。那个时候，很多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清楚，或者若明若暗。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按照邓小平的看法，计划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不是问题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是，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一般地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我们究竟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者是“什么是”，后者是“怎么做”。从以往发展和改革的思路和结果来看，同样或多或少存在不完全清楚的问题。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它同资本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什么关系？对所有制结构和生产方式有没有一定的要求？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有没有质的区别？贫富悬殊和城乡差距过大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恶化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此等等。和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的问题相比，形式上相似的问题其内容已经时过境迁。对于这个重大问题，不仅必须给予回答，而且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地回答。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经过艰辛的理论探索，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重大时代课题的产生基于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各项事业发展。重大时代课题不是无缘无故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各项事业发展。而且，同以往相比，新情况、新变化和新发展都包含某些质的区别。从国际社会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可以断言，由某个超级大国独霸世界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自发生世界性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复苏乏力，经济低迷。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排外主义和逆全球化有所抬头，与此相联系的霸权主义又有了新花样。西方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政治右倾化明显，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发生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如果说，首先在经济领域发生的是资本的异化和畸变，紧接着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发生的是资本代理人行为的扭曲和极端化。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走下坡路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呼唤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变革。这些新情况和新变化对我国有利有弊，机会与挑战并存。就国内来说，一方面，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取得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如前所述，无论是成就还是变革，都成为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和我国外部贸易环境的恶化，传统发展方式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且难以为继，持续高速增长的旧常态迅速转变为中速增长的新常态。这本来是大势所趋和正常现象，但人们会很不适应，由此带来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五年来，党中央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与此同时，党和国家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这些问题，必须着力加以解决。［1］7-8正是上述这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促使我们认真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新的理论思想和发展战略。总之，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新的历史性成就，基于国内外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基于已经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需要总结新的经验，完善和修订已有的制度，制定新的战略方针，探索新的规律性认识，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便应运而生了。习近平新思想不仅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而且阐明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三）习近平新思想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
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集中体现在“八个明确”之中。十九大报告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括为“八个明确”。这八个方面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1）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4）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6）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7）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8）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对由“八个明确”构成的基本纲领，需要加深理解。［1］15-16由“八个明确”构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既包括理论认识和指导思想，也包括战略目标和战略方针，是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的基本内容。
此外，胡宏对“性”是人类整体都具备的自然本能意义未予以否认，他认为，“未发”时，众生和圣人是“同一性”。此处所说的“性”即人类整体都具备的自然本能，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所谓的恶和善的分别，不过是由于后天社会的环境和生活过程存在的复杂性，使得自然本能在现实中的践行情况存在差异，继而导致了凡人与圣人之间存在差别，也就是恶和善之间的差异。因此，从“性”自然本能层面来看，每个人皆没有差别。
把握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一定要纲举目张。“八个明确”最重要的是阐明了五个方面的思想：新时代的战略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施“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新时代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制度建设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重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最主要的内容，其他方面可视为目。我们要纲举而目张。其中的三个方面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这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现代的、科学的、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要形成这种发达的生产力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与之相适应；而同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关键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最核心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上述五个方面中，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是当前的突出问题，而这一问题的产生既同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有关，也同发展和改革中的某些偏差和失误有关。因此，转变发展方式和进一步端正改革思路便成为问题的关键。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十九大报告在着重阐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十四个坚持”。这是基本纲领借以实现的战略对策和根本保障。没有这些战略对策，基本纲领就会变成空谈。在一定意义上，“十四个坚持”是基本纲领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也是对基本纲领的解读。其中，前七个坚持是更加基本的内容。（1）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不仅处于领导地位，而且，党的领导是全覆盖的，毫无例外的。这就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为此，第一，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为一个走上特殊发展道路的大国大党来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非常重要，我们切不可受西方“民主自由”的蛊惑。同时，要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第二，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必须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第一个坚持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认识，具有决定意义。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权威性以党自身的正确、科学、能力为前提。一定要避免党本身犯倾向性错误，特别是要避免犯颠覆性错误。（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这里所说的“人民”，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的概念，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是人民民主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中的主力军。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始终以人民的利益和诉求为依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3）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如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么，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的实质是纠正照抄照搬和超阶段的错误，改变社会主义道路借以实现的形式；改革的核心是使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转向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原则和着眼点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其落脚点是，使生产关系（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分配方式）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道路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改革中，一方面，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在竞争性领域，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人民政府的双重属性和双重职能——市场经济中的一般属性和一般职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属性和特殊职能——统一起来。改革的“全面”性在于，改革不是局部的和个别方面的改革，而必须是全方位的、普遍的和协调联动的改革。改革绝不是单纯的“市场化”，而是全部经济关系的变革。改革绝不能只关注销售市场的扩大和资本增殖的利益，而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满足人们需要为准绳。改革的“深化”在于，改革不是停留在表面上（例如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而是变革同生产力发展（从而人民群众的利益）不相适应的经济关系——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不是单纯的形式变化，而是经济关系实质的变化。“深化改革”不等于“私有化”和“市场化”。公有经济民营化、公私经济混合化、计划经济市场化、商品货币资本化固然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但这些“化”不等于深化改革。片面的市场化和资本化是对深化改革的误解。是“深化”还是“浅化”，只能由人民大众的满意度做出判断。（4）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必须明确发展的本质和时代内涵。发展的本质和核心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展的最低要求是消除贫困，发展的时代内涵是现代化。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是投入产出率更高、劳动生产率更高、比例关系更协调、经济结构更合理、人与自然更和谐、人民群众受益更多的发展。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GDP总量和人均GDP可以成为发展的指数，但这些指标本身不等于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根本转变发展方式。在此基础上，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5）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讲的是政权属于谁，后者讲的是党为谁而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主要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民主最重要的不是表面形式，而是内涵和本质——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需要有一定的实现形式，需要中介机制和代理人（代言人），包括党领导下的代表大会、政府机构和人民团体，以及这些组织和机构的人格化（公仆）。要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主人，这些中介机制和代理人必须切实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中介和公仆本身不能独立于人民群众，更不能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需要明确的是，民主是一个历史范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绝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形式。（6）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但必须搞清楚依法治国和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关系。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为此，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同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必须明确，坚持党的领导既是依法治国的政治前提，也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党必须领导立法，领导依法治国。党不是处在“公民（选民）和政府之间”的中间环节，而是处在引领者、主导者的地位。但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党又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受法律约束，并坚持依规治党。我们绝不可陷入所谓“党大还是法大”的陷阱！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书生气十足或政治上糊涂，就是别有用心。（7）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想和最高精神境界，而是建立在可以预见的现实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其立足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包含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和现阶段的价值取向，又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髓；既重在当前，又展望未来，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在这个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命之本，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以上所说的前七个坚持是基本方略的基本内容。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是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方面，孙中山领导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封建帝制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但既没有完全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更未能完成民族复兴的重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相继犯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错误，中国何去何从，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解决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两步走，使中国走上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推翻“三座大山”不是要根本消灭资本主义，而是首先进行土地革命，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同时消灭有害于民族资本发展的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开辟道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开创性地解决了后发展国家的特殊发展道路问题，把中国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按照这一理论，中国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采取新的形式，必须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胜利以后，必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从而新民主主义社会）既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是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以新的方式和途径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过渡形态。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相对于前两条道路，中国走的是“第三条道路”，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亦此亦彼的形式。这第三条道路必须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必须以处于领导地位的国营经济作为自己的主要经济基础，而且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因此，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后发展国家以新民主主义制度为起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等于直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意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首先要建设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同时，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使社会主义的因素不断发展壮大。如果一般地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是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之点”，那么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形式，从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则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在一定意义上，新民主主义是后发展国家现代资本主义的替代形式或变异形式。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关重要。没有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就无从谈起；没有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就不可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无从谈起。这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摈弃了教条主义；既坚持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又和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划清界限；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这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化”的马克思主义，几乎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全部内容——“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灵活运用。首先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为前提。其次是从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出发，认识到，当时的中国不仅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还必须有节制地但又是积极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先进生产力的承担者。再次是认识到，中国绝不能走一般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必须走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但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其任务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第二步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其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五、关于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地位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深刻领会其重要内涵和精神实质，而且一定要搞清楚这一新思想的质的规定性和历史地位。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这里所说的“五个是”就是对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社会性质和历史地位的概括。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的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历史地位。
设计完成后，对硬件和软件整体调试，对出现故障逐一排查，增强系统稳定性和实用性。硬件测试保证硬件设备正常运行，为软件调试提供了基础条件，验证系统软件的安全性，必须在硬件搭建基础上对系统进行实时运行。冷调库测试结果进行反复调试，直到符合设计要求，保证整个系统软件设计的可靠性和稳定程度，为将来的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有利的条件。系统[14-15]能够实时的监测环境温湿度以及气体浓度，测试结果如图8所示。
（一）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新时代必须解决前一时代产生和遗留的种种问题。最为紧迫的是，新时代必须纠正前一时代改革和发展中发生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系统性的偏差和失误。一方面是片面的“市场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误。例如：国企改革中盲目的大规模的“减员增效”，使大量老职工的劳动权益、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受到很大影响。改革家们曾经提出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产业化，也就是市场化、商品化，其本质是资本化，导致这些领域的改革误入歧途，后患无穷。改革家们力图通过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违背了居民住房的基本属性；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容忍和纵容巨额资金投机炒房，导致严重的房地产价值泡沫。这不仅不能实现“居者有其屋”，而且全方位和大幅度提高了所有生产和生活成本，社会再生产难以正常进行。由于居民住房成为投资和投机的对象，加剧了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是以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方式的偏差和失误。发展方式问题涉及多种因素，但最主要的是指导思想问题。问题不在于力争实现更高的增长速度，而在于，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保护落后、经济失衡、损及民生为代价所取得的只是名义上的高增长，往往得不偿失。这种发展方式的动力主要来自资本和政府机构，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在新时代，转变发展方式不仅要痛下决心，而且要有根本性的有效对策，必须从变革和完善经济关系入手。
后七个坚持同样重要，但基本属于前面七个坚持的延伸和扩展。其中：（8）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这里强调的是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公平正义，各得其所，共建共享，全面发展，共同富裕）和建设平安中国（实现和谐稳定，长治久安，安居乐业）。民生问题既可以看作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延伸，也可以看作是“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延伸。（9）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里强调的是建设生态文明（主要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绿色发展，文明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全球生态安全）。生态文明也可以视为“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延伸。（10）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里强调的是，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统筹兼顾发展和安全。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各个方面的安全关系，维护和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安全问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重大问题，但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延伸。（11）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这里强调的是人民军队无比重要的战略支撑地位，必须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但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延伸。（12）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这里强调的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政治标志，而“一国两制”、和平发展和反对分裂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方针。坚持推进祖国统一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但它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13）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里强调的是，在新时代如何处理好中国同国际社会的关系，如何为实现新时代的战略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紧密和谐的国际关系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坚持新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14）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里强调的是，党要领导一切，必须首先把党自身建设好、治理好。具体地说，必须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全面”和“从严”，包含着对严格性、纯洁性和彻底性的要求。为此，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同时加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抓住“关键少数”，坚持“三严三实”，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惩治腐败和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延伸出来的，是实现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障。“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互为前提和相辅相成的。
采用与上述相同的步骤可以从图6中得到公式（6）。图中存在两条从SeiSf0到De0Dfi的不相交双向因果路径，因此该模型是可逆的，由此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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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和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否定和扬弃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改革开放又否定和扬弃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已经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经过修正和变革而形成的，同时也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解决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通过“第二次革命”，使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走上新型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可持续问题。这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迂回前进中的第二次选择。这次革命不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而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实现形式的否定，是对超阶段的经济关系、经济制度和经济形式的否定。这次革命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而是对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自我完善和修正。在这一点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和理论勇气。党的十三大报告充分说明，我们党在实际上已经把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同作为资本主义直接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区别开来了。中国道路的现阶段所要完成的，还不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要完成的任务，即人类社会第三阶段的任务，而是要完成通常是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的“四个化”的任务，即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任务。因此，改革的大方向完全正确，也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其历史前提和历史任务不同于作为资本主义直接对立物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经济形式和社会形态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后发展国家所走的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是一种同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历史任务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关系。它包含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但还不是一种已经定型的完成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我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但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但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实践，也不是对这一理论的修改和否定。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当然包含中国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的特色，但主要不是这种意义的特色，而是基于不同经济条件和历史前提的特色。既不是相对于社会主义一般理论而言的具体实践的特色，也不是相对于别国社会主义而言的具体国情的特色，而是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一部分后发展国家发展道路的特色。在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又相继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所有这些理论思想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理论成果。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划时代理论成果和第一个里程碑，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划时代理论成果和第二个里程碑。之所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两大理论都以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为指导，都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都把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看作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都遵循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在《资本论》中揭示的经济运动规律，都通过发展“资本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都把共产主义作为最终奋斗目标。如果说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没有在实践中坚持到底，那么，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将是在新的条件下并以新的形式完成前者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自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进一步发展，但又不仅仅是一般量的积累和发展，而是包含了一定质的飞跃。这种质的飞跃是同时代的变迁、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相联系的；是同前一时代的理论认识及其结果相联系的。前一时代的理论认识仍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定位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被局限在资源配置方式或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而不是所有制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尽管事实上已经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改革家和理论家也没有以“至今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说明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经济关系。这就说明，我们的改革家和理论家在理论上还是不够彻底的，在继续进行的“第二次革命”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许多文章要做。改革起初是“摸着石头过河”和“跟着感觉走”的，走一步看一步。这就是说，无论是改革的目标还是路径，都不是完全心中有数的。开始，我们力图在不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从调整分配关系和增加市场调节入手，进而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但在改革中我们发现，原有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方式同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必须从所有制结构、生产方式、企业制度以及企业和国家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改革在步步深入，开放也在不断扩大。但是，许多改革是在没有根本解决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职能定位的情况下进行的，政企不分和官商结合成为普遍现象。与此同时，我们并没有放弃以速度为中心的传统发展方式，在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同时，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保护落后、效益低下的问题比比皆是。由市场经济关系、政企不分和传统发展方式形成的合力，带来一系列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比例失调、结构扭曲、产能过剩、贫富悬殊、腐败丛生。在对外关系方面，随着中国产品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特别是在百年一遇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的外部环境显著恶化。在存在前所未有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进一步激化。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向何处去，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如何发展，什么叫“把改革进行到底”？都成了人们关注的新问题。这时候中国面对的问题，不是一般地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一般地说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必须回答：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中国究竟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这些问题，并已经开始有步骤地解决这些问题。习近平新思想不仅“新”在新时代和新矛盾上，而且“新”在这一思想的理论内涵（即前面所说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方略）上。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前一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理论成果的话，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诚然，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和前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存在密切的历史联系，但并不妨碍它拥有独立的理论价值和理论地位。新民主主义理论改变了中国的一般发展道路，中国没有顺其自然地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向前发展（像印度那样），从而把中国引向了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变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途径和实现形式，中国既不再沿着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艰难前进，也没有回归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像俄罗斯和东欧等国家那样），从而把中国引向了新型的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理论体系本身，但使这一理论体系得到充实、完善和修正。最为显著的是，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大大强化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把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形式结合起来，把现阶段的任务和未来的目标结合起来，把中国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结合起来，把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协调起来，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改革和发展乃至治国理政的理论纲领和指导方针，使之更加适合新时代和新潮流的要求。在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被“化”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但和前两个理论成果相比，又有很大不同。“不同”主要是五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的时代，现代化任务和社会矛盾都不同于以往，处在不同的层次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升级”，必须以新的面貌出现。二是在新的时代，必须对先前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在充分肯定巨大成就的同时，必须从前一时代的局限性中超脱出来，必须纠正前一时代发展和改革中发生的某些偏差和失误，尤其是对“以速度为中心”和全面“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问题及其根源的反省。三是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和“解决深层次的问题”的性质和任务做出准确的判断。改革的核心是解决经济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问题。但其中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形式的关系，必须对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做出准确的定性和定位。四是在进一步的改革中理论家不能不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社会形态，和作为共产党人的初心的共产主义社会（首先是第一阶段）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将通过何种形式和具备何种条件，才能够实现这种过渡。五是当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崛起之后，如何处理好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好同处于霸主地位的国家和相对落后的“穷哥们”之间的关系。上述理论思维的成果对于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都至关重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大理论成果。继新民主主义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等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这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第一次有着十分紧密的历史的联系——不仅就思想内容来说是如此，而且就历史的必然性来说也是如此。本来，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首先应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如果坚持这样走下去，社会主义道路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特色。然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并没有完全付诸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就急急忙忙开展了旨在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导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没有完成，从而走上了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这无疑是对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成果的偏离。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在主观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所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在表面形式上很像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经济关系，但由于跨越了必要的发展阶段，其内涵必然是扭曲的和变异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恩格斯批判过的农民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混合物。前者把土地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后者把国家和国家经营等同于社会主义。不过，这并不单纯是中国一个国家独有的问题，几乎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展国家的领袖们，都囿于后发展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没有真正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真谛（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没有真正理解“两个绝不会”和“两个必然”的辩证关系，也没有真正理解恩格斯晚年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和发出的警告。他们大都急于求成，都力图在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基础上直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意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虽然把中国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终归是难以持续的。这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教训，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教训。新中国建立后30年的实践证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超越了发展阶段，而且没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束缚、阻碍乃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名为“计划经济”实为“统制经济”或“命令经济”的潜力发挥殆尽以后，已经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有新的形式和新的理论。把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转向新型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等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于是，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运而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反省和扬弃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一理论的正确指导下，中国进行了“第二次革命”意义的改革开放，革命的对象是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即以“一大二公”、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大锅饭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核心是纠正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和体制超阶段的问题。就经过已有的变革形成的经济关系（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生产方式并存）和经济形式（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类似的；或者说，是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回归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在一定意义上和某种程度上，“第二次革命”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关系的“否定之否定”。
（二）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历史地位，应当从下述事实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既要完成前一时代提出而没有最终完成的任务，又要纠正前一时代改革和发展中发生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系统性的偏差和失误，还要应对新时代面临的具有时代特点的困难和挑战，解决新时代产生的新的社会矛盾，完成新时代本身艰巨的历史任务。这些事实说明，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这一理论不断发展的一个阶段，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创新；既是前一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延续和发展，又是由新时代催生的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新时代必须完成前一时代提出而没有最终完成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一时代提出的任务涉及多个方面，其中主要是：第一是“全面小康”。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要持续到2020年。最艰巨的任务不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目标能否实现，而是消除贫困和老百姓普遍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第二是深化改革。“深化改革”讲了多年，但“深化”的内容和程度不断变化，新时代的“深化改革”有新内涵。深化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在明确竞争性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后，核心问题是处理好“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形式”的关系，为此，必须对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的社会属性和职能定位做出准确的判断。第三是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就其基本内容来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从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针和思想观念”、“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到提出“转变企业经营方式”；从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提出“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纠正以速度为中心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思路。在理论认识方面，从提出“科学发展观”，到提出“新发展理念”。我们虽然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但转变发展方式依然任重道远。第四是党的建设。在第三代领导人时期，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初步明确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但至少有两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一是以何种政治形式体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二是如何体现和保持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名副其实和兴衰成败，关系到共产党人的初心最终能否实现。
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一方面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我们一定要在历史的联系中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条件下的具体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具体实践的结合。自从马克思主义有组织地传入中国以来，特别是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这种“具体化”和“结合”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历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但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不同阶段，这种具体化和结合的历史任务、理论成果有所不同。在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形成以前，我们党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后者还在进一步完善、丰富和发展当中）。为了搞清楚“最新成果”和两大理论成果的历史联系，需要分别做一些简要的回顾。
其次，大学生的学习动机问题。大学生在经过了一番学习苦战后才通过了高考，进入大学后却无法找到一个奋斗的目标，对学习和理想存在茫然的状态，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业问题便会爆发。此外，部分大学生定的学习目标太大，但是自身的学习能力有限，在无法达到目标时常常产生焦虑和失落等心理，从而严重影响其认知能力，学习潜能也难以被发挥。[1]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里阐明的是新时代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按照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步骤，温饱问题和总体小康水平两个目标已经实现。进一步的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已经是任务过半。从十九大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新阶段，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又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第二阶段的目标已经超出了起初提出的“三步走”目标的第三步。无论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全党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新的杰出贡献。新时代要解决的三重任务，都在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中得到了说明，并将见诸于新的社会实践。“新时代”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也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变革的新时代，具有相对独立的历史地位。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相对于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整个进程的话，那么，“新时代新思想”同样是相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全部已有成果。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新的杰出贡献。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一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如果说，前一时代的理论思想主要解决了那个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习近平新思想则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从前面的一系列阐述可以看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背离至今仍然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一定是具有工人阶级属性和致力于工人阶级解放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一定是同中国现实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生搬硬套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其他社会主义模式的社会主义；一定是合乎世界潮流、同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孤立封闭的“穷社会主义”；一定是不忘共产主义初心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和共产主义目标毫无联系的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这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保障；必须把经济制度建立在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科学定位的基础上，它们必须具有双重属性和双重职能，这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十分重要的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必须在资本和劳动、政府和民众、城市和乡村之间建立起积极的动态的平衡，这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必须处理好同世界主要国家和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坚持和平共处，开展不可避免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外部条件。
（三）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不仅对以往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从而使前一时代的理论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升华，而且阐明了今后30余年发展和改革的新的理论思维、指导方针和战略部署，我们必须把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落实到今后的改革和发展之中，使之真正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以下是体现这一行动指南的多项指导方针和战略决策。
的注意。开普敦启程之时，来到火车站的专属候车室，迎接我们的是鲜花、香槟酒、现场乐队的奏鸣曲，还有工作人员的笑脸和罗斯先生彬彬有礼的握手……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我的目光被这位苍老的妇人夺去。她戴着一顶淡粉色大宽檐缀满花朵的帽子，身穿复古的高贵蓬蓬衣裙（不知道裙撑里有无鲸鱼骨？），显出不可一世的矜持，像刚喝罢下午茶从宫廷油画中走出来的老夫人。恕我直言，这略略带点儿戏剧性的滑稽。老妇人不看任何人，独自摇着长柄羽毛扇，款款而坐。要知道，天气可一点儿都不热。
新时代必须着重解决这一时代本身面临的新任务。新时代不仅要解决前一时代尚未完成的任务，不仅要纠正前一时代发展和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误，而且还要解决新时代本身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不过，这三重任务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过去应当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任务也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在新时代，必须应对新时代面临的具有时代特点的困难和挑战，解决新时代产生的新的社会矛盾，完成新时代本身艰巨的历史任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完成以后，接下来的历史任务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中国真正有能力有资格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这就要求，必须明确和牢牢抓住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好最突出的问题，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了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这是更加艰巨的任务。在新的任务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党的面貌焕然一新，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获得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可靠保障。其次就是，把按照新发展理念进行的科学发展真正建立在合理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使科学发展真正变成国家政府和人民大众的自觉行动。在新时代，我们必须解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和外国市场的问题，必须解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尤其是劳动者报酬比重偏低）的问题，必须解决收入分配（尤其是资本和劳动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差距过大的问题，必须解决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形式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将进一步阻挠中国的发展和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中国必须做好在各个领域同它们进行斗争的准备。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里阐明的主要是有关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涉及到两个重要概念——“新发展理念”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发展理念是指导思想，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经济社会结构。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里既包含生产力和发展方式的革命，也包含经济关系的革命。现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速度适中和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所谓“现代化经济体系”，首先是一个国际社会的一般概念，是同现代社会、现代生产力、现代生产方式、现代交往方式相联系的；其次又是一个包含社会主义道路和新发展理念因素的特殊性概念，是同我国传统的经济体系相对而言的。就是说，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是一个抽象一般的体系，它的制度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其物质技术基础不是小生产方式，而是现代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其经济纽带既不是行政联系，也不是简单商品生产，当然更不是社会共同体的内部联系，而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进一步说是资本关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根据有关专家的分析，主要包括下述内容：一是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二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配置资源的主要机制。三是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激励和平衡机制。四是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在空间布局方面的体现。五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生态环境基础。六是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机制。七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基础。［2］按照这种概括，现代化经济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涉及改革开放和发展，包括了社会产业的各个层次，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新发展理念的各个要素。无论如何理解，我们都应当明确，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里阐明的主要是政治建设的指导方针，所涉及的是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式。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展国家。这种国家仍然是本来意义的国家，而不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更不是失去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共同体。这里所说的人民，是国家形态下的人民，但既不是现代社会抽象的市民或公民概念，也不是和社会治理者管理者（官）相对而言的普通老百姓（民），而是具有时代性、阶级性和道路特征的概念，即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二者构成马克思所说的“劳动阶级”）。所谓“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以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中心。只有这样理解“人民”，人民才不仅仅是社会的主体，而且是“专政”的主体，“人民民主专政”才有意义。中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当家作主。
从调研了解的情况看，弱电“三线”治理是当前反映比较突出、矛盾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丁文萱委员对此非常关注：“请问行业主管部门，如何加强各方面的沟通协调，突破“三线”整治难题，让社区更安全美观、让人民群众更满意？”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这里阐明的主要是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文化”是精神生产和意识形态的同义语。这里所说的“文化”不是学科分类意义上的文化，也不是一个产业概念；不是一个狭义的概念，而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文化是人类社会相对于物质生产和物质产品而言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产品，包括思想、意识、观念、宗教、哲学乃至理论、科学等等，即唯物主义历史观范围内的全部意识形态。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现实的经济社会基础，又有民族的历史的渊源。这种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不拒绝一切外来优秀文化，但我们绝不能妄自菲薄；我们不贬低世界上的其他文化，但我们绝不盲目接受水土不服的甚至于对我有害的文化。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里阐明的主要是社会建设的指导方针。就其内容来说，不仅涉及社会生产的目的，而且涉及建党和治国的目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生产经营者的直接目的是交换价值和价值增殖。但共产党不是这样，共产党没有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以外的特殊利益。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持之以恒。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这里阐明的主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所讲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过去长期被忽略的关系。人不仅产生于大自然，生活在大自然，而且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可以通过不断发展的科学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力，但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在一切开发、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所有只顾追逐利润和追求短期效益的行为，都必须坚决反对。
用光学显微镜观察酿酒酵母产孢情况结果如图1，图中绿色的为子囊孢子，红色的为营养细胞。由图可看出细胞形成子囊孢子的数量并不都相同，其中形成2个和3个子囊孢子相对较多，能形成4个子囊孢子非常少。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里阐明的主要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这既是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所不可缺少的。在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更加紧迫和特殊的重要性，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这里阐明的主要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指导方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政治标志，是尚未完成但不能无限期拖延的民族大业。进入新时代，这项任务更加具有紧迫性。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既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一国两制”的成功也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经验和榜样。在新时代，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里阐明的主要是正确处理新时代国际关系的指导方针。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自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国际政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自从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加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开始了新的一页；自从发生百年一遇的国际经济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目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各国人民应当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里阐明的主要是新时代如何从严治党的指导方针。这是关系民族复兴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全面从严治党要从下述现状出发：第一，党面对内外两方面的腐蚀性因素。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空前复杂，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很复杂，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第二，党面临“四大考验”。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将存在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始终。第三，党面临“四大危险”。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一定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基于上述状况，我们必须要有十分清醒的头脑，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党中央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些，我们在新时代就可以无往而不胜。
以上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精神的初步理解，也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较为系统的体会，力求从单纯的字面解读转向深入的理论思考。但这只是抛砖引玉之作。最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学习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指出：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思想理论界的首要任务。要在明经究理上下功夫，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深化学理阐释，推动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融通转化，深刻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3］显然，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任务。党的理论工作者应当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刘志彪．把握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和重点（人民观察）［N］．人民日报，2018-06-24．
［3］增强自觉自信 用心咨政育人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青年深入人心［N］．人民日报，2019-05-22．
An Interpretation of Certain Theoretical Issue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HEN Wentong
(College of Economics,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Haidian,Beijing 100091)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represent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a guide to action for achiev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The“new era”is a brand-new stage i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ith new implications and attributes.It is a logical outcome of history for China,a late developing country to embark on socialist path.The new era will further prove its inevitability,display its stronger vitality and exemplary effect.Xi Jinping Thought is shaped on the ba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but this evolution does not represent a change in the basic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context—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nor does it mean a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To promote and realize the great struggle,great project,great cause,and great dream are the historic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with the great project playing the decisive role in leading and ensuring the great struggle.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fundamental social contradiction;“Four Greats”;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码 号】 1674-0351（2019）05-0005-08
【收稿日期】 2019-06-10
【作者简介】 陈文通，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 曹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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