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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只讲按劳分配，以劳动为唯一的分配尺度，人们的收入就只能根据劳动贡献的大小取得报酬。不承认也不允许有按资分配。
深圳创办特区，引入外资就得允许赚钱。我方以土地与外商合作，也就得计价取得相应的产权与经济利益。资金、土地也就成为获取经济收入的源泉。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主体多元化，社会分配的方式与收入的来源也就得多元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按资产的社会分配分量越来越大。现今，深圳社会阶层个人收入水平的高低次序是：原特区农民、特区外农民、个体户与私营业主、企业固定员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外来临时工。这些收入的变化与差距主要不是来源于劳动的分配，而在于资产的收入。农民和个体户除了劳动，还有土地房产出租和资金利息，而外来临时工除了劳动就难得有其他较为固定的收入。按资分配部分实际已存在，不承认不研究已不现实。我们在这里就专门谈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按资分配问题。
一、按资分配的根据与积极意义
市场经济一定存在着按资分配。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一切稀有的不能随意共享的资源的获得与维护要付出一定经济代价，要有经济上的投入才可能有经济上的产出。土地的开发固然要花费人才物力，要有费用，就是自然资源如矿山水源也须有国家的管理，这就免不了要有政府的开支。总之，社会资产都存在一定的费用成本。要取得这些资产就只能通过交换，不能无偿占有，所有社会资源财产作为一定生产的要素就必然要商品化，允许流通，由市场来实现资源配置。这样，生产要素作为一种商品经过市场再投进生产过程，要有一定的费用成本。按资分配，就是承认和维护社会资产所有者的产权。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一切生产要素都成为商品，都价格化、货币化、实现资产所有者的产权和收益，按生产要素投入的价格与功能进行分配。这样以价格为导向，使资源向高效益方向流动，优化组合，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最显著的是土地的公开招标拍卖，贷款要利息和抵押，很快就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1992年深圳征收土地使用费5922万无，在房产转让中的土地增殖费6565万元人民币、港币7387万元。深圳金融交易所全年成交额突破1300亿元。如此以地生财，以房养路、以路养路、以桥养桥、以电养电等等，把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变成一种产业，把整个社会经济都纳入通过不断循环周转实现不断增殖的资金运动中去，改变实物消费的经济为价值滚动的经济，迅速增强经济实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同时迫使政府提高办事的效率和增加透明度，促进精简机构廉政建设和政府的职能转变。
承认按资分配，资产所有者按照资产投入的额度与所负的风险责任，取得相应经济利益，生产要素的投入额即出资额为取得经济收入的来源与标准，这并不否定按劳分配。市场经济是按生产要素的投入分配，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要素，劳动者必然依靠劳动取得相应的工资报酬，劳动力同样是商品，工资报酬必须以劳动力的价格以及劳动的实际贡献为根据。生产要素是多元的，居民的经济收入也就是多元化的，劳动不是唯一的标准。1992年深圳GDP是284.86亿，居民最终收入为183.01亿元，占GDP的64.2%，政府部门最终收入41.2亿元，占GDP的14.5%，企业最终收入60.88亿元，占GDP的21.3%，而居民收入中，生产三大要素的劳动力、资本与土地的分配中，按劳分配所得最大比重，达78.1%，但是从整个社会经济的分配来说，包括国有资产、企业的资产以及外商资产的分配收入，超过居民的劳动所得。
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劳资关系
过去，不只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是生产资料必须归国家所有，而且认为只能按劳分配，国家企业的积累是对劳动者的必要扣除，不承认资产的增值收益，不但不能使资产滚动发展，而且造成大量的资产流失。不少同志指出，国有的集体的公有资产产权不明晰，这是资产大量流失的根本的原因，这是对的。但我们认为产权不明晰不只是在原始产权的归属方面，更不明晰的是收益权。象深圳现今国有资产的流失仍很严重。主要原因是不明确谁是这些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这些国有资产的产值是多少，投进生产中应得到多少收益，具体说就是按劳与按资的分配应该怎样划分。现在的分配向个人倾斜，1992年比1990年深圳人均劳动报酬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幅度约10个百分点，就是个人的劳动所得多占了资产应得收益的份额。所以，社会分配的理论滞后，不明确社会主义公有企业中劳资的分配关系是不行的。
社会主义经济，劳动者是劳动力的主人也是占用资产的主人，但是企业的资产并不直接归职工所有与支配，资产的增益属于社会全体劳动者。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就是社会、企业与个人的差别与关系。必须划清三者收入分配的界限，不能说劳动者是主人，就要职工自主分配，随意发放奖金增多福利。这样就会多分多占，尤其乡镇企业，很容易分光吃光。
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的投入分配，企业的整个收益，就必然存在工资、资金和土地三方面的分割，客观存在矛盾，三者必须有确定的界限。劳动力是商品，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与价格。劳动力自由流动，自然也就形成一定的市场价格，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就可以根据劳动力的素质，市场的一般工资水平以及所要负担的工作性质繁重程度来确定，职工的工资应该在合同中双方签定。随着物价的升高与工龄的增长，每年工资的升幅多少，也应原则规定。职工个人的工资不能因企业没有效益或亏损就不发，也不能效益好就乱发狂长。工资一定要纳入成本，不能在成本之外发工资，减少企业利润。奖金应该改变现在的生活补贴性质，恢复原来的奖励作用，奖金只能发给特殊贡献者。奖金不应计入成本，应当在留成利润中开支。深圳1992年市属国有企业留利额占盈利的27.3%，而其中福利奖金与发展生产的比例是6：4。福利基金膨胀，劳动分配侵占了资产的收益，这就不合理。企业的资产不但要保值，要维修和折旧费用，还要谋求增值，这就要有利润。只有工资基本确定，才可能谋求资产更大的收益，才能不断增加社会主义经济的积累和扩大社会再生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不能随意压低工资，社会主义必须不断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三、如何看待私人的资产收入
深圳1993年6月统计，全市共有个体工商户102254户，注册资金66919.2万元，平均每户0.655万元。私营企业3797家，注册资金62392.3万元，平均每家16.43万元，其中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32家。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23.21万人。私营企业从业人员37695人。深圳的个体与私营经济发展很快，尤其是近一年多，翻了一番以上，其净增数分别比过去10余年增长的总和还要多。除了个人私有经济，还有大量的个人储蓄。1993年，深圳储蓄额达175.13亿元。现在私人的房产出租以及直接的产业投资也大为增加。如何看待私人的资产收人，也是个问题。
我们认为，至少要解决好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以“三有利”为标准。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这就要使社会分配关系适合生产力水平。让私人的资金和土地房子等等资产投入生产经营，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与效益，增加社会财富，增加就业机会和税收，繁荣经济。深圳1992年个体户上交税收就3.14亿元。可见，不能再抱住社会主义只能按劳分配的观点，把按资分配当作资本主义了，必须摆脱在社会分配上“姓社姓资”的干扰，把它看作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根据“三有利”办事。
第二，要有新的社会公平观。社会主义的公平要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以效率优先，同时要与社会的物质条件以及经济社会的进步要求相一致，不能超越现实。我国社会所有制的多种形式与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现阶段就不能只以劳动分配作为社会分配公正与公平的唯一标准，劳动致富是公正与公平的，而合法经营致富同样也是公正与公平的。深圳和全国一样，现在分配的不公正，主要是非法收入多，走私、偷税、贪污、挥霍公款等等。群众最不满的是贪污挥霍非法暴富，合法经营致富一般还是看得惯的，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
第三，要有正确的政策和严格的管理。社会只有劳动分配，当然简单方便，现在又加入资产的分配，就复杂得多了。社会收入上的不均等也来自资产的所有权的不均等，反过来收入不均等使资产所有权的不均等加大，私人的资产分配收入可能越来越大，私有经济也就越加发展。资产的不均等不只会造成生活水平上差别与不公，而且会造成社会生活的不公，还会产生社会权力上的不均等，甚至社会经济制度上发生变异。目前，深圳某些集团公司向外商出租营业执照和铺面，把原有职工扔给社会，这种做法值得考虑。所以，没有政策和管理上的约束是不行的。现在西方国家都在制定政策采取措施调控私人资产收入分配，社会主义如何掌握私人资产收入分配的“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市场的竞争与联合，促使经济成份相互渗透，我国混合经济发展迅猛，从深圳的情况看，人们的收入来自何种经济所有制，越来越不清晰。所有经济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的管理都是从着重收入来源的管理转为着重对收入规模的管理。不管是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和私产的收入，只要是合法便不追究，但要控制个人与家户收入的总量，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建立个人收入与财产的申报制度，增加遗产税。近来韩国与台湾的反贪清腐，都是从官员财产的申报与公开入手的，我们也应学习。要使个人的财产不能轻易转移，关键是改革金融体制，加强银行对社会收支存储的管理。如何把应纳的个人所得税收起来，这就要加强税收法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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