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部族主义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吉尔吉斯斯坦论文,部族论文,因素论文,主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中亚新独立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以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政治转型真正开启。然而，近20年的政治转轨实践表明，吉至今非但没有建立起稳固有效的民主制度，反而自9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的中亚“民主岛”开始步地区别国后尘逐步回归权威主义政体，其政治转型陷入“民主—专制”的怪圈，并出现了诸如政权体系脆弱不堪、宪政危机不断、政府更迭频仍、政局动荡不安、政治运作非制度化等一系列劣质民主因素。尤其是，2005年“郁金香革命”和2010年4月上旬发生的政变可谓是吉10余年政治转型绩效的真实写照。
那么，为何西方民主制度在吉尔吉斯斯坦找不到支撑点？究竟哪些因素使吉民主化政治转型发生畸变并出现恶质因素？长期以来，学界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外部势力等方面对影响包括吉在内的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因素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解读。以政治文化为例，多数学者主要是从伊斯兰宗教文化和苏联政治文化等层面来分析总统集权制的成因及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忽视了最能体现吉游牧政治文化传统的部族主义这一深层动因。值得注意的是，在吉国内学界对此问题早有深刻的认识。诚如吉总统战略研究所前所长B·鲍加特列夫曾指出的那样：“很遗憾，只能说在独立的17年间，我们国家没有政治、也没有思想意识斗争，唯独有的就是部族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而吉驻马来西亚前大使P·热比科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的政治所反映的就是各个部族因财源再分配而进行斗争。”①事实上，吉自转型以来其民主政治始终处在“部族主义”阴影的笼罩之中。部落、血缘、权贵织成的网络与家族体系拼凑成了吉国政治大杂烩，从而影响了其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转。
政治转型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制度变迁的过程。新制度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②。通常情况下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其中法律、章程等属于正式制度，而价值观念、习惯传统、伦理道德等文化现象则被视作非正式制度(或称制度的非正式规则)。现实表明，非正式制度的生命力要比正式制度更加顽强持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隐性制度，对制度的正式规则具有较大的塑造作用。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政治由制度构建，而制度又为历史所构建。西方学者帕特南则认为：“社会环境和历史深刻地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一个地区的历史土壤肥沃，那里的人们从传统中汲取的营养就越多；而如果历史的养分贫瘠，新制度就会受挫。”③我国学者罗荣渠教授也曾指出，“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文化沉淀物——文化传统，具有比政治结构更大的稳定性，成为影响历史动向的潜在的深层结构”④。总而言之，“一个现代政治体系会在很多方面受到其国家历史的影响，其中影响最深的恐怕要算这个体系的政治文化了”⑤。
与所有后苏联国家一样，吉政治转型是伴随着诸如宪法、政党法、选举法等一系列正式制度的构建而展开的。但实际上法外制度比提供政治体制框架的法定制度对其政治体制所产生的影响还要大，从而致使吉民主化政治制度发生异化并失灵，出现了非制度化运作现象。也就是说，组织或公民个体在政治活动中常会采取一些与现代民主政治“游戏规则”相违背的非常态的政治行为。可见，吉政治发展的问题不在于没有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和制度实体，关键是缺乏依法行事、对制度有着充分尊重的制度精神。对此有吉国内学者指出，吉“现阶段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遵守规则的传统”⑥。而导致此种境况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与部族主义文化传统紧密相关。
由于长期遭受外来帝国入侵与征服，中亚国家缺乏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相对于乌、塔等中亚农耕文明国家，游牧吉尔吉斯基本上没有能体现其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而部族主义作为一种体现和反映本土游牧传统与习俗的政治文化，在吉有着很深的历史积淀，并在民族政治心理中被根深蒂固地保留下来，从而影响了当代政治转型。当然，影响吉政治转型低效运作的环境因素固然很多，如经济的、苏联制度遗产的、外来势力的，等等，但在笔者看来，导致吉民主化政治转型出现劣质因素的深层动因则在于部族主义文化传统。本文将就部族主义对吉政治转型所产生的危害及负面影响给予阐述与分析。
二 部族主义的概念界定
部族主义与“部族”有着直接的关联。长期以来，由于翻译及其他方面的缘故，学界及相关辞书对“部族”(英文“Tribe”，法文“Tribu”，俄文“клан”和“род”均包含有此意)概念和称谓的理解和界定并不是十分统一，与“部落”混用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目前我国学界对部族和部族主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非洲方面，且研究成果相对有限。根据我国辞海的解释，“部族”的主要含义包括：(1)我国历史上指聚居的部落。最初指一个族体；后指一个族体内部的各部分，部族在此处是部落和氏族的合成。(2)对氏族、部落之后，资本主义以前的人们共同体的译称。源于俄文народность等⑦。西方学者通常把“部族”理解为由现实或臆想的血缘纽带相联系的、紧密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人群⑧。在一些非洲学者看来，就民族共同体发育的历史进程而言，“部族”是由若干氏族和部落组成的一个族群，其发展水平各异，大体上处于氏族和民族之间⑨。吉尔吉斯和俄罗斯研究者的“部族”概念比较宽泛，将“部族”视为是由血缘纽带以及文化和地域关系相联系的大型亚民族群体。吉学者М·安瓦尔别克认为，西方学者的“部族”概念用吉尔吉斯语可以有两种表达形式：即“兀鲁克”(урук)和“兀鲁”(уруу)。其中“兀鲁克”主要指依靠现实血缘纽带联系的小部族；而“兀鲁”则指密切生活在一定地域的，其成员之间不仅有现实、而且有臆想血缘关系的较大的共同体⑩。综合以上分析，有关“部族”概念的理解和界定本文采用吉学者对“兀鲁”的阐释。
何谓部族主义(英文Tribalism，俄文Трайбализм，吉文Уруучулук)？其界定就更为复杂，在国内外文献中至今尚无定论。有人将部族主义视为一种政治文化，也有人将部族主义看做是族群之间相互的看法，还有人认为部族主义其实就是一种部族关系或部族传统。比利时著名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J·范西纳对部族主义的界定是：“一个社会群体认为它在文化上有别于周围所有其他社会群体，而周围的社会群体也具有同样的看法”(11)。中国学者李保平将部落政治文化等同于部族主义，认为同一部落或部族的人们怀有强烈的集团意识，强调对本部落本部族的忠诚和认同。这种部落政治文化被称作部族主义，它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它倾向于排斥其他部族，将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置于次要地位(12)。就吉国内学界的情况来看，目前关于部族主义也没有确切的概念，部族主义往往也被认为是氏族部落关系的代用语(13)。也有不少吉国学者建议把部族主义视为一种超越时代的传统现象去研究，所谓的传统现象在这里主要是指沙皇俄国之前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14)。把部族主义界定为一种部族传统，在吉学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上文提及的吉学者М·安瓦尔别克根据其对“兀鲁”(吉语为“部族”之意)的阐释，把部族传统称作部族主义。在他看来，作为部族主义的部族传统反映在其成员在解决共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团结精神(15)。在本文中，笔者是把部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来理解的。
三 吉部族主义的基本原则与部族结构
吉尔吉斯人自古就是游牧民族，以部族传统和思想观念为基础的部族主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受其千百年来游牧生活方式熏陶和影响的结果。直至19世纪下半叶并入帝俄之前，吉依然保持着古老氏族社会的原始风貌和游牧生活方式。部族主义在吉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并入帝俄尽管对其有所遏制，但并未彻底将它消灭。苏联时期为了塑造统一的“苏维埃人”形象，政府虽说同部族主义进行了70多年的坚决斗争，然而基于氏族血缘共同体认同的部族主义思想与观念几千年来已深深印在每个吉尔吉斯人的脑海中，绝非短短的几十年就能除根而退出历史舞台的。
苏联解体吉尔吉斯斯坦获得独立后，部族主义思想重新抬头，其盛行主要是基于以下缘由：其一，为了建构民族国家，民族传统的复兴为部族主义的死灰复燃提供了生存沃土；其二，鉴于转型期国家秩序的混乱和人民生活遭遇的困苦，人们开始重新按血缘关系来寻求部落的保护，由此导致部族主义大行其道。
(一)部族主义的基本原则
作为一种历经千百年洗炼的部落社会经济联系方式和世代经验积累的传统政治文化，部族主义已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并渗透到吉尔吉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在其生产、分配、管理乃至祭祀活动等一切生活方式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总体而论，吉部族主义的基本思想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6)：
●全部族人共同关心维护本部族的完整、独立和自主；
●共同关心本部族人员的增加和实力的发展壮大；
●物质福利主要是以血缘—部族共同体来确定分配；
●全部族人共同关心维护部族部落内部的稳定、团结和互助；
●维护和提高部族的威望；
●调节生产、财产、家庭、群体及个人之间关系；
●担负有行为能力的一代人的教化任务；
●保护部族部落及其财产免遭外来侵犯。
上述原则表明，就其本质而言，部族主义是吉传统社会自我组织制度的真实反映和写照，该原则规定是构成吉尔吉斯人社会组织、管理、经济、教育、防务以及司法等活动的基础。不难发现，该原则同时也折射出了十分鲜明的部族利己主义色彩。
(二)吉部族结构状况
由于吉尔吉斯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以原始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的坚实基础之上，因此部族主义在其日常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时至今日，对于所有吉尔吉斯人来说，无论是在个人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部族常常是每个人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标识。对于任何一个政治精英而言，其所属哪个部族是其政治生命的关键所在。就部族结构状况而言，吉目前的部族主要分为三大集团(或称三大翼、三大系)：即左翼、右翼以及伊奇基利克(左、右翼之外的第三大部族集团)(17)。
左翼 左翼部族位于吉北部和西部的平原地区。该集团主要包括萨雷巴噶什(Сары Багыш)、库什丘(Кушчу)、索尔托(Солто)、特纳伊(Тынай)、萨雅克(Саяк)、布库(Бугу)、萨鲁(Cару)等七个大的部族。其中，萨雷巴噶什和布库两个部族对吉国家政治生活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吉确立初期的国家领导人大都出自布库部族，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之后布库部族开始衰落，其主导地位随即被萨雷巴噶什部族所取代，斯大林之后的吉尔吉斯共和国领导人(包括阿卡耶夫)大多出自萨雷巴噶什部族。阿卡耶夫1990年战胜南方部族出身的马萨利耶夫出任总统，部族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总之，独立以来的十余年间，萨雷巴噶什部族可以说是阿卡耶夫政权获得支持的基础。
右翼 右翼部族位居吉南部山地地区。右翼只包含一个部族——埃迪基内(эдыгины)，该部族认为他们是纯正的吉尔吉斯人，是吉民族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者。吉独立来的反对派大多来自右翼部族。
伊奇基利克 伊奇基利克(吉语意为“内部的”或“平原的”)是位于吉南部地区既不属于左翼又不属于右翼的一个中间部族集团。构成该系的众多部族并非吉尔吉斯族出身，但他们习惯认为自己是吉尔吉斯人，该部族集团与南方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此值得说明的是，随着社会发展，吉部族之间的地域观念日趋显明，地区主义色彩十分浓厚。其主要原因是南方居民的生产方式、经贸关系乃至民族心理主要是在费尔干纳盆地形成的，而北方居民的上述特征则主要孕育于楚河谷地(18)。因此，在没有特殊限定和区分的情况下，习惯上吉所有部族可笼统地称作南方部族或北方部族。吉独立来，阿卡耶夫执政期间国家政治和经济大权基本由北方部族掌控，而南方部族在更多情况下是扮演了反对派的角色。“颜色革命”之后，巴基耶夫政权的载体主要为南方部族。
四 部族主义的表现特征及其对吉政治转型的影响
尽管部族主义在吉尔吉斯斯坦有着形式各异的表现形态，但在笔者看来，其表现特征对吉民主化政治转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一)狭隘的部族政治忠诚与认同不仅对吉国家统一产生巨大危害，而且严重影响了其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民族国家建构是吉政治转型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因为如何建构民族国家这一吉政治转型所必须依托的基本政治单位，是关系到其政治转型能否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为此，阿卡耶夫总统在执政期间一直十分关注民族团结和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诚如他在1994年11月接见南方奥什州和贾拉拉巴德州代表时所说的那样：“尽管吉尔吉斯人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传统，但现在部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开始抬头，要知道在民族团结薄弱的情况下，分离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扎根。我们现在是处于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团结一致的历史时期。”(19)
吉尔吉斯斯坦由于历史上长期没有建立过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因而依靠血缘关系形成的部族便成了联系其社会成员的纽带，加之古代自然条件恶劣，部族彼此之间绝少交往和联系，在此背景下从事游牧活动，每个成员只有依赖其所在的部族方可在安全和生存等方面寻得保护与支持(20)。任何一个人如果离开自己的部落，不但无法生存，甚至单独行动极有可能落入外敌之手而遭遇人身安全的危险。此外，物质福利也主要是以血缘—部族共同体来确定与分配的。为此每个成员只有严格遵守本部族的原则与规矩，才能维护自己的全部利益。这样，基于生存和利益维护的需要，在漫长的游牧生活过程中，吉尔吉斯人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只认同并忠于自己所属部族，而强烈排斥外族的保守的思维定势和民族心理。在过去没有形成国家的情况下，部族主义所表现的仅认同其所属部族的观念对于维护该部族的统一完整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在形成民族国家之后，如果依然抱着狭隘的部族政治忠诚与认同观念不放，则会催生地区主义，甚或是民族分离主义，不仅不利于国家的完整与统一，而且对于安定团结的稳定政治局面也是十分有害的。事实表明，吉独立来时常面临着地区分裂威胁的深层根源就在于部族主义的这种狭隘思想。
由于地理及历史文化的差异，吉部族主义带有浓厚的南北地域色彩，南北部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向十分尖锐和激烈，由此导致的地区对抗问题由来已久。为了争夺浩罕汗国的支配权，自19世纪以来吉南北两大部族——以萨雷巴噶什为代表的北方部族与在南方占统治地位的奥什部族之间的争斗就从未间断过，由此奠定了南北部族争斗的基调和传统。苏联时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职位的更换同样反映了平衡南北部族关系，并化解其彼此之间矛盾的结果。从1950年到1961年，占据吉共中央第一书记位置的是南方出身的И·拉兹扎科夫；1961-1985年该职位由来自北方萨雷巴噶什部族的Т·乌苏巴利耶夫担任；1985-1990年该职位重新由南方人马萨利耶夫担任；1990-2005年国家领导权再度掌握在北方萨雷巴噶什部族的阿卡耶夫之手(21)。2005年“颜色革命”之后，南方出身的巴基耶夫出任代总统后，邀请北方出身的库洛夫担任政府总理，形成所谓的“巴—库联盟”执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平衡南北部族关系，以免国家陷入分裂状态以及因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而可能引发的内战。事实上，有吉学者曾指出，阿卡耶夫在执政期间，因多次操纵宪法，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将权力保留在自己家族手中并将其移交给自己的女儿而使吉处于内战的边缘，同政治发展与宪法原则背道而驰。对此，包括米格拉尼扬在内的一些俄罗斯政治学家曾预言，吉可能因带有地区主义色彩的南北部族争夺最高权力斗争的进一步加剧而走向解体(22)。正因为考虑到借助“郁金香革命”推翻其政权的力量主要来自南方，阿卡耶夫在逃亡时签署的最后一个总统令是“不要开枪”，目的就在于避免因国家分裂和内战带给人们的灾难(23)。同样，发生在2010年4月的政变险些将吉推向内战的边缘。
众所周知，吉立国后首当其冲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巩固和维护新生国家的统一与独立，然而由于历史上长期盛行对部族忠诚而缺乏对国家的认同，这便使得吉独立以来苦心孤诣的民族国家建设却常常因受部族主义因素的干扰和挑战而陷入尴尬的困境。不难想象，在未来相当时期内，部族主义依然是困扰吉民族国家建构的一大痼疾。
(二)部族主义是导致吉权力机构与政党组织裙带关系盛行、政权体系腐败的深层根源所在。在长期部族忠诚思想熏陶下，每个吉尔吉斯部族成员脑海深处，“自己人”与“外乡人”的观念泾渭分明。并且吉尔吉斯人有一种传统的思维观念，即“凡是同乡人永远都是正确的”(24)。受此影响，部族主义已渗透到国家党政机关等一切权力机构，从而对国家政权造成了巨大的腐蚀作用。在苏联时期的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虽说同部族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它还是顽固地以其特有的方式适应了苏维埃体制，并渗透到共和国各级党和经济管理机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共和国党、苏维埃、工会、共青团机构的几乎所有第一领导人都来自三个州的同一个部落。就连苏联时期的集体农庄也被深深地打上了部族主义的印记，直到60年代赫鲁晓夫扩大集体农庄之前吉尔吉斯共和国的集体农庄一直是按部族原则来组建的，可谓是“部族农庄”(25)。
独立后，部族主义作为一种非正式规则的传统政治文化再度活跃，其突出影响和表现之一就是吉政府机关中裙带关系盛行。由于阿卡耶夫夫妇分别出生于北方的楚河州和塔拉斯州，因而在阿卡耶夫执政期间，北方部族在政府机关的势力相当雄厚，几乎把持了所有权力要害部门。如国务秘书O·伊勃拉伊莫夫，总统行政机关领导人А·卡雷库洛夫等人就与阿卡耶夫同属萨雷巴嘎什部族(26)；而像国家银行行长、外交部长、国家安全局局长、国家广电管理机构主任等其他政府要职要么被阿卡耶夫同部族的人占据，要么为总统夫人家乡的人所把持。以下是阿卡耶夫执政年代Н·塔纳耶夫第一届政府(2002.5-2004.2)期间吉总统办公厅以及行政和司法等其他国家权力机构要员的构成状况(27)。
上表所反映的情况清晰地表明，阿卡耶夫总统的幕僚及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人几乎均出自北方部族，裙带关系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再以政党为例，吉政党制度同样被深深打上了部族主义的烙印。以部族为依托、按氏族血缘关系组建政党是吉政党建设的一大特色，几乎所有政党的成员大都来自同一部族。这样，部族成为政党的社会基础，而政党又充当着部族的政治代言人。这对于人口位居第三、有着较高文化素养但不属于南北部族的俄罗斯人来说，在选择政党参与上则处于尴尬境地，常被排除在政党之外。一句话，部族势力与政党相结合是阻碍吉政党制度走向成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由于部族势力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其所造成的政治腐败和政府低效也就在所难免。就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葬送阿卡耶夫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部族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加剧政治运作非制度化的同时,也对吉政局稳定产生了极其消极的负面影响。为权力而斗争是吉部族主义传统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由于古代生存条件恶劣，部族之间常为争夺水源、草场等经济要素而产生你死我活的斗争；另外，为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安全、保持本部族的完整和统一，与外族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久而久之，为生存和安全而进行部族斗争的传统养成了吉尔吉斯人尚武好斗的民族个性与心理，并已嵌入到尤其是精英人物的头脑之中。这为引发部族精英与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冲突埋下了无穷的隐患。早在19世纪，为了争夺浩罕汗国的统治权，北方主要部族布库和萨雷巴噶什之间曾爆发过激烈的战争；与此同时，在南方占据统治地位的奥图兹·乌勒部族(Отуз Уул)和伊奇基利克部族也为此进行了激烈的角逐(28)。即便是在帝俄和苏联时期，该传统并未彻底丧失。不但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如此，地方领导人，甚至小到村领导人也要由本部族的“自己人”来当选。难怪1926年4月在吉共中央选举委员会责问为何吉地方苏维埃机关如此脆弱这一问题时，当时工作人员И·托伊奇诺夫回答是由于部族关系及其影响支配的结果，其中主要是由于乡、村苏维埃不同部族代表在选举过程中争权夺利的消极影响所致(29)。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部族之间围绕着国家政权的斗争已成为吉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就某种意义而言，部族集团的相互关系成了决定吉独立十多年来政治景观发展特点的一个重要因素(30)。每逢选举期，部族主义为权利而斗争的特征便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议会大选，人们均按照部族亲缘关系来投票。以1995年总统大选为例，北方出身的阿卡耶夫在北方各州的平均得票率为95％，而在南方地区其支持率远远低于北方，因为南方将约50％的选票投给了代表共产党的南方候选人马萨利耶夫(31)。2005年“颜色革命”之后，吉国家政权又转入南方部族出身的巴基耶夫之手，由此导致北方部族出身的政治精英成为反对派而对现政权不满。2006年11月围绕着制宪问题吉再度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反对派组织了要求巴基耶夫总统下台的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北方反对派议员为了号召人们参加游行，打出了带有地区部族主义倾向的口号：“让我们一起从南方人手中夺权吧！”。而从南方专程赶来的巴基耶夫总统的支持者则组织了反游行活动，为了声援并支持“自己的总统”，他们的口号是：“不要让北方人夺走‘我们的总统’的权力”(32)。议会选举同样如此，任何一个北方出身的议会代表决不会在南方获得候选提名，反之亦然。吉十多年的政治实践表明，总统与议会以及议会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其实是部族斗争的缩影。因此，2005年“颜色革命”的实质也是因部族斗争而引发的国家权力再分配的结果。换言之，也就是以巴基耶夫为代表的南方部族反对以阿卡耶夫为代表的北方部族垄断国家权力的一场争权夺利的部族斗争。难怪有吉学者将“郁金香革命”称之为“部族政变”。
总之，受狭隘而保守的部族利益忠诚和认同观念的影响，吉以部族主义为表现的政治斗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非理性，这显然有悖于民主政治的价值观和准则，从而对加剧吉政治运作非制度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助作用。纵观吉独立近20年来的政治转型历程，其间宪政危机频发、政局不稳、政府频繁更换甚或时有发生的政治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受部族政治集团操纵的结果。自1991年至2007年独立短短的16年期间，吉先后7次修宪(其中2006年岁末前后不到两个月发生2次修宪闹剧)，12次更换政府总理(其中2007年一年之内就3次更迭政府)。2005年“郁金香革命”其实仅是吉转型多年来政治运作不和谐的极端表现而已，“革命”之后，吉依然走不出政治危机的困惑而于2010年再度发生政变。故在描述吉当代政治发展时，吉总统管理学院教授埃列巴耶娃女士的结论是：“非常态的、脆弱的稳定”(33)。而谈及政权危机，吉有学者称之为“稳定的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危机”(34)。笔者认为，就某种程度上讲，吉学者的评价应当是比较客观中肯的。作为社会痼疾，部族主义不但给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严重妨碍了其国家民主化政治转型的进程。摈弃部族主义，恪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是吉政治转型朝着有序化方向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
(四)对部族首领人物的权威崇拜是吉总统集权、政治转型回归权威这一民族心理因素的重要历史渊源之一。部族联盟是吉尔吉斯社会基本的行政单位，也是构成此后吉民族固定地域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基础。部族联盟首领为年长的比(俄文：бий)，由他统一管理部落联盟。比不仅行使行政大权，而且还扮演着司法仲裁者的角色。到了19世纪中期，由于阶级分化加之部落之间矛盾日益加深，受“玛纳普”(俄文：манап，吉尔吉斯传统社会“封建主”或“大牧主”的称谓。)排挤，比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仅保留了司法裁定权。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玛纳普的权力可世代相传，并根据其所掌控牧民数量的多寡分为大中小不同的等级。需要指出，玛纳普执掌最高权力的现象仅仅局限于北部，而在南方，最高控制权则主要是由浩罕汗王赐予(35)。吉尔吉斯传统社会分层也相对简单，只有两个阶级，即除上述所言的统治阶级比和玛纳普以及武士这样的富有剥削者阶级之外，再就是贫穷者阶层，他们主要是恰尔巴达尔(чарбадар，拥有少量牲畜的人，或被称之为“中等户”，他们是吉尔吉斯社会依附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克泰依(Кедей，“穷人”之意)以及苦力(кул，“奴仆”之意)(36)。这些贫困者阶层是当时吉尔吉斯社会主要受剥削的对象。可以说在并入沙俄之前，吉尔吉斯这种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就世界范围来看，通常情况下游牧社会都有崇拜部族强力人物的传统习惯，吉尔吉斯也不例外。由于部族首领在保护部族完整统一及其成员人身安全、经营管理、财富分配、司法仲裁等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吉尔吉斯人培养了对部族首领的顺从与崇拜。虽然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吉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但民众对权威人物的崇拜心理并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完全丧失。在吉尔吉斯民族历史上，玛纳普沙巴丹曾是萨雷巴噶什部族一位赫赫有名的部族首领。据记载，1912年他去世时葬礼就持续了十多天，参加人数多达1.5万人，使用帐篷多达1 900顶(37)。吉尔吉斯人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心理由此可见一斑。
吉独立后尽管极力倡导民主理念，但在领袖人物和民众的心理深处，部族主义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受历史强力人物崇拜心理的影响，尤其是在社会处于大变革年代，民选总统之所以逐渐走向集权，不仅有迎合普通民众心理需求的一面，同时也不能说与历史文化传统的遗传基因在总统本人心里作梗绝无关系。受“玛纳普”式部族等级特权思想的影响，1991年阿卡耶夫曾被授予“吉尔吉斯人最高汗”的称号(38)。尽管吉总统集权制的形成与巩固是通过“法内制度”确立的，但不能忽视部族主义这一“法外制度”的影响。
综上所述，代表吉传统政治文化的部族主义是导致其民主化政治转型出现劣质因素的重要原因。诚如西方学者所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拉丁美洲到东欧直到东亚，在民主化问题中，文化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仅仅制订出一部民主的宪法是不够的。因为民主这东西并不是只要制订了合适的法律就可以轻易得到的，它要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才得以繁荣，否则就难(39)。显然，吉尔吉斯斯坦代表了这样的个案，其民主化政治转型陷入尴尬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与其部族主义传统政治文化有着重大的关联。
注释：
①М.Н.Омаров,Трайбаллизм как зеркало кыргыз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Феномен трайбализма у кыргызов).http://www.easttime.ru/analitic/1/4/202.html.
②[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226页。
③[英]罗伯特·D·帕特南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④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⑤劳伦斯·迈耶等著，罗飞等译：《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华夏出版2001年版，第15页。
⑥См.:Нов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традиции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 рнски//Бюллетень Институт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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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9页。
⑧См.:Мокеев Анварбек,Какая власть и ка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нам нужна? Или-куда ведет Кыргызстан политика трайбализма и регионализма? http://www.analitika.org/article.php?story =20060227054852319
⑨参见张宏明《论黑非洲国家部族问题和部族主义的历史渊源——黑非洲国家政治发展中的部族主义因素之一》，载《西亚非洲》1995年第5期。
⑩См.:Мокеев Анварбек,Какая власть и какая идеолгия нам нужна? Или-куда ведет Кыргызстан политика трайбализма и регионаизма? http://www.analitika.org/article.php?story = 20060227054852319
(11)转引张宏明《论黑非洲国家部族问题和部族主义的历史渊源：黑非洲国家政治发展中的部族主义因素之一》。
(12)参见李保平《传统文化对黑非洲政治发展的制约》，载《西亚非洲》1994年第6期。
(13)См.:В.М.Плоских,《Народая революция?!》.Вишкек,2005.с.110.
(14)См.:Дэвид Γуллет,Трайбализм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точка зрения.//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2002.
.
(15)См.:Мокеев Анварбек,Какая власть и ка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нам нужна? Или-куда ведет Кыргызстан политика трайбализма и регионализма? http://www.analitika.org/article.php?story=20060227054852319
(16)См.:В.М.Плоских,《Народая революция?!》.Бишкек,2005.с.111.
(17)关于吉部族结构状况主要参考：Алишер Хамидов,Волнения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кланов.http://www.eurasianet.org/russian/departments/insight/articles/eav060602ru.shtml; 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иенко,Закономерный итог.http://www.continent.kz/2002/07/11.html; 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 переходных экономиках,с.6,http://www.icps.kiev.ua/doc/lg_rus_200103.pdf.
(18)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иенко,Закономерный итог .http://www.continent.kz/2002/07/11.html.
(19)[吉]《吉尔吉斯旗帜报》1995年2月4日。
(20)См.:Джениш Джунушалиев,Владимир Плоских,Трайбализм и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ги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2000.
.
(21)См.:Γеоргий Ситнянский,Национальиые проблемы,внутренние и внешние//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1998..
(22)См.“Мокеев Анварбек,Какая власть и ка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нам нужна? Или-куда ведет Кыргызстан политика трайбализма и регионализма? http://www.analitika.org/article.php?story=20060227054852319
(23)Первый президент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стране,http://www.eurasianhome.org/xml/t/expert.xml?lang=ru&nic=expert&pid=974.
(24)См.:Трайбализм и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Централъ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2000..
(25)См.:Джениш Джунушалиев,Владимир Плоских,Трайбализм и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2000..
(26)Алишер Хамидов,Волнения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кланов.http://www.eurasianet.org/russian/departments/insight/articles/eav060602ru.shtml
(27)Мокеев Анварбек,Какая власть и ка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нам нужна? Или-куда ведет Кыргызстан политика трайбализма и регионализма? http://www.analitika.org/article.php?story=20060227054852319.本表由该文相关内容整理而成。
(28)См.: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4?st=1176448320
(29)См.:Д.Джунушалиев,Историрческие исто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и//《Народая революция?!》.Бишкек,2005.с.116～117.
(30)См.:Кыргызстан—2025:стратегии и сценарии развития//Сборник статии и материалов,Бишкек,2005.с.41.
(31)См.:А? А Акунов,Ш.К.Керимбаева,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ыргызстан.Бишкек,2001.с.46.
(32)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4?st=1176448320.
(33)См.:А.Б.,Элебаева,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опыт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в мировом контексте.Бишкек,2002.с.106.
(34)Нур Омаров,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стабильный кризис власти//Белый пароход,30 мая 2007.
(35)См.:Дж.С.Бактыгулов,Ж.К.Момбекова,История кыргызов 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Бишкек,2001.с.152～153.
(36)Там же,с.154.
(37)См.:Джениш Джунушалиев,Владимир Плоских.Трайбализм и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2000..
(38)См.:Вламир Ханин,Кыргызстан:этнический плюрализм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конфликты//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2000..
(39)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程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