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化思潮的航标--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_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现代文化思潮的航标--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_炎黄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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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关于文化事业和文化工作的许多理论,形成系统的文化观,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体系,以其深刻的理论力量,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影响现代中国文化乃至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走向的航标。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崭新的生力军,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①],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走向,旧民主主义文化即近代文化进而转化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即现代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流。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貌产生了重要变化。

在意识形态方面以先进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而处于优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文化事业和文化工作,紧合时代的主旋律,时时把文化问题置于审视中国社会的视野之内,置于解决中国问题的范围之中,重视把文化作为服务于政治、经济工作的重要事业,并不因军事冲突激烈、政治交涉纷杂、经济工作繁重而有所淡漠。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毛泽东,长期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基层,对中国社会有深切的体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十分重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在他丰富的思想体系中包含了充满时代精神的文化观。在对中国现代文化进行深刻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创性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他成为战略家、军事家的同时,成为杰出的文化思想家。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产生于五四运动之后。五四运动期间他便与志同道合者成立新民学会,参加组织赴欧勤工俭学,创办《湘江评论》,提倡新思想新文化。1920年,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成立文化书社,以高度热情大力发展新文化,使人们“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一种新文化”[②],成为湖南传播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阵地。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毛泽东全力投身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一时期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思想资料不够集中。

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产生时期。这一时期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经受了蒋介石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和党内路线斗争的严峻考验,毛泽东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认真思考研究包括文化问题在内的中国社会诸问题。他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支持“农民的文化运动”[③]。他十分重视苏区的文化建设,强调文化教育工作要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使广大中国民众都享受文明幸福。这初步表明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时代精神。

30年代后期,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党以陕甘宁边区为根据地,坚持领导抗战,党的工作有了较为安定的环境,文化事业和文化思想的发展有了较好的条件,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及对敌斗争结合起来,全面深刻系统地论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其中《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著作集中表达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丰富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成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财富。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有着丰富的内容。

第一,强调文化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毛泽东从唯物论的立场出发,给文化下了一个不凡的定义,他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④]。这里所指的“文化”一般是指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

毛泽东认为,文化生活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它的功能十分重要,是认识社会的重要领域。文化现象作为历史的社会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而“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⑤]。

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一定的新文化必须同一定的新政治和新经济相适应,现代中国的新文化必须同新民主主义的国情适应。

毛泽东通过对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后指出,“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⑥],“中国是一个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⑦],“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⑧]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⑨]。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文化对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重要作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著名讲话中,毛泽东把文化作为解放斗争的两条战线之一,高度强调文化事业的重要性。“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⑩]。他指出应利用文化的作用。“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11)]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号召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共同创造新中国,迎接新中国,而新中国的内容即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结合。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文化在特定条件下的伟大作用,鼓舞文化工作者积极发展文化事业,更好地进行革命的运动,这一唯物辨证文化观在当时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演,同年2月延安《解放》刊载了这一题为《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纲领性内容。

毛泽东提出,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新中国在政治上应从受压迫变为享受自由,在经济上应从受剥削变为取得繁荣,在文化上应从愚昧落后变为文明先进。他说,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这场革命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我们的政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的文化革命,就是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这种文化是“民族的”,指它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维护中华民族独立和尊严,保有民族的特点,又注意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

这种文化是“科学的”,指它反对封建迷信思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文化遗产,能够与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这种文化是“大众的”,指它应为全民族90%以上的工农大众服务,富民主精神,把文化的普及和文化的提高结合起来。

总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指出了革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它不同于旧民主主义,也与社会主义不同,与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相一致,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走向。

第三,应加强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比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文化事业的“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12)]。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人应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领导新民主主义文化,担当起光荣的历史职责,强调“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1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如抗战“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党应领导各界投身斗争,“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14)]。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又强调: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5)]。我们共产党人应象领导手里拿枪的军队那样领导好有文化的军队。只有在文武两条战线都充当好盟长的资格,我们才能战胜敌人。

第四,展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走向。在肯定了中国现代文化应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后,毛泽东展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走向。

毛泽东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意识形态包括在文化方面不占主导地位和统治地位,但无产阶级充当盟长就“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16)],“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以“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17)]。

毛泽东回顾了五四前后文化发展的轨迹,热情地肯定:“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8)],“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19)]。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前夕,毛泽东高兴地预言:“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20)],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他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是“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21)]”的结果,中国文化的发展还应继续坚持这一方向。毛泽东的文化观有助于引导新民主主义文化合乎逻辑地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次会议致开幕词时,又一次展望中国新文化的美好前景:“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2)]。毛泽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将获得新生而欢欣鼓舞,同时也激励中国人民继续努力奋斗。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人民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处多次强调了文化的大众性即人民性,1942年毛泽东进而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一著名思想,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这一原则问题。

针对当时文化工作者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要求文化工作者必须花上十年八年的功夫,彻底解决立足点问题,在思想感情上来一番彻底的改造,教导“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的斗争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的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23)]。

此后,毛泽东还几次强调这一问题,他说“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24)],文化发展“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25)]。

毛泽东还从不同角度强调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人民性问题。他说:“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26)]。

文化事业和文化工作的人民性的原则使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有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兼容性。毛泽东认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以博大的胸怀广纳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作为发展现代文化的养料。

一方面,毛泽东颇具胆识地肯定了中国数千年历史有许多珍品,不能将传统文化视同于封建主义文化,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珍贵的遗产”[(27)]。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文化观的主要思想土壤,他长期研读古籍,酷爱中国历史,十分注意学习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在这方面识见高远,超过同时代许多人。他否定了民族虚无主义,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在传统文化的浓厚土壤中成长壮大。

对外国文化,毛泽东也有精辟见解。青年时代他便受新文化先驱思想影响,认真学习了许多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他明确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28)]。他强调:我们不但要吸收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还要吸收外国的古代文化,如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他又强调“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29)]。毛泽东对“全盘西化”的错误论点坚决予以否定。

总之,毛泽东倡导在文化发展中要广采博取、兼收并蓄,从一切人类文化优秀遗产中吸取有价值的东西,使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扎根本土文化,吸收外来营养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0)]的文化,更好地为现实斗争服务,更好地创造和建设新民主主义新文化。

毛泽东文化观的这一思想内容,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意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卓识、勇气和科学精神。

第三,斗争性。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主导性原则和核心内容。这与当时文化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进行殊死的搏斗,文化作为反映这种斗争并为这种斗争服务的观念形态应当而且必须反映这种特点。“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31)],毛泽东历史观的这一特点同样成为文化观的特点。

在其他一些地方,毛泽东也强调了文化作为对敌斗争武器的重要性。他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就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32)]。

正是有了这种重视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性格,才使得毛泽东的文化观能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组成部分,能够指引革命事业一步步走向胜利。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以其崭新的面貌和强大的影响力,在革命根据地无疑成了文化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鼓舞广大文化工作者密切联系工农大众,参加革命实践,促使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得到充分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在反动统治区域,毛泽东的文化观也受到进步知识界和广大民众的拥护,使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促进了进步文化的不断壮大。

毛泽东在回顾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发展的成就时称赞道:“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33)]。我们完全可以认作这是毛泽东文化观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几十年间无产阶级文化生力军联合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许多文化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再次是文化”[(34)]。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化中的破与立,但在更为紧迫的救亡任务面前,文化建设不得不让位于对敌武装斗争,不得不让位于生产自救,对文化建设的思考不够充分,因而毛泽东文化观中“破”的成分要大于“立”。

当然,由于长期倾心于文化典籍,加之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事环境,毛泽东没能大量系统地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因而他的文化观有明显的选择偏向,即重人文科学而轻自然科学,对经济科学也重视不够,致使其文化内涵不够丰富。

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实践,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不断发展不断成熟,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它引导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时代即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并将继续引导当代中华民族文化的进一步振兴。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袖珍本,658页。以下均见同书。

③39页。④624页。⑤659页。⑥⑦983页。⑧(25)984页。⑨(26) 668页。⑩(15)(32)804页。(11)818页。(12)(13)659页。(14)524页。(16)665页。(17)666页。(18)(33)658页。(19) 663页。(20)1401页。(21)1405页。(23)814页。(24)913页。(27)499页。(28)667页。(29)985页。(30)500页。(31)1376页。(34)912页。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4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2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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