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与樊纲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主流论文,同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7年，我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当年《南开学报》第3、4、5期上，为的是就如何看待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个重大而又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谈些个人的看法，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探讨，求得共识。
1994年，樊纲同志出版了他的大作《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他把后二者归结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因此，实际上他所比较和综合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两大派的经济理论。他在这当中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独到见解。其中，有些颇具启发性，有些则值得商榷。本文拟就一些问题同樊纲同志进行商榷，目的仍然是想借以引起进一步更广泛、更深入的探讨。文中不当乃至谬误之处，希樊纲同志以及其他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纵观樊纲同志这部著作（以下简称该书）的中心思想或主旨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比较，加以综合，从而发展经济学，建立新的经济学，“建立、丰富、改进和发展适合我国需要的、科学的、现代化的经济理论体系。”[①a]樊纲同志把比较、综合说成是手段或前提，把发展经济学或建立新经济学说成是最终目的。我觉得这个最终目的是无可商榷的，是我们共同期望的，也是我们的任务。问题或值得商榷的主要在手段或前提也即比较上。
樊纲同志先是在该书的上篇“总论”中，从总体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比较研究；然后在下篇“具体理论”里，分别就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比较。现在我也就与此相应地分为两部分来展开讨论，这是与“总论”相应的第一部分。
樊纲同志从总体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以下简称两大理论体系）进行比较研究，用的是“标异而求补”的方法。他主张“标异”而不用“立异”。“标异”是找出两大理论体系的特点和它们之间的差别，但“不是要表明它们是如何的对立，也不是要证明某种理论如何绝对错误，另一些理论又如何绝对正确”[①b]，而是要说明它们的片面性和片面的科学性，从而使它们相互补充，有机地结合，加以综合利用。“立异”则是“研究各种理论的特点和相互差别，以表明其相互间的对立；……是要揭示某些理论的错误与偏颇，而证明另一种理论……之正确。”[②b]为了“标异”而不是“立异”，樊纲同志还主张在对这两大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中，只重实证分析的内容，“而一般不涉及有关理论的‘阶级性’或‘党性’的问题；这就是说，将各种理论中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的内容置于本书的考察范围之外。”[③b]关于“阶级性”问题，樊纲同志写道：“不涉及各种经济理论的‘阶级性’问题不等于它不存在，也不意味着它不重要……。对社会科学各种理论学说的研究，脱离了价值判断和对理论的阶级性分析，严格说来是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的。”而该书这样做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搞阶级斗争，因此，把理论的阶级性问题抽象掉，不仅对我们暂时无损，也许反倒能更有利于集中于我们的主要目的，有利于纠正以往那种只注意某些理论的阶级偏见而完全否定其科学价值并加以一概排斥的非科学做法。”[④b]
首先，我也不主张无根据、无原则、不科学的“立异”，但觉得“标异”这种做法也值得商榷。
第一，两大理论体系相互间如何的对立，不是要不要表明的问题，而是实际上客观存在的问题。仅用这个实例来说明问题就可以了，即：《资本论》问世之初，资产阶级即企图用沉默置之于死地；后来这种策略不适合时势了，也沉默不住了，于是就赤裸裸地进行歪曲和攻击；直到今天，不是还仍然在找种种借口、采取种种新的手法和策略，来非难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之基石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吗？人所共知，攻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最无理、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就是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发表在美国《经济文献杂志》1971年第9卷第2期上的那篇《马克思剥削概念的理解问题：马克思的价值和竞争价格之间的所谓‘转形问题’的概括》，他在这篇文章里重弹庞巴维克关于《资本论》第1卷的价值理论与第3卷的生产价格理论相矛盾的老调，来攻击商品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理论。指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不必要的迂回道路，甚至说：“当你通过代数的迷路，要想知道所讨论的是什么，将会发现‘转形问题’很明显是下面这种形式，即‘注意二个可以代替而不可能调和的体系，首先写下一个体系，然后取出橡皮把它擦去，由于擦去了它而使它转化，然后再写入另一个体系，这就行了！转形的计算程序这就完成了！”[⑤b]这哪里是一个学者探讨理论问题的科学态度！完全是无理的攻击和取闹。
第二，对两大理论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只要从总体上说明它们有什么差异就可以了，不要揭示此一种理论的错误与偏颇，证明另一种理论之正确；更不要证明此一种理论如何绝对错误，另一种理论又是如何绝对正确。这样有限度的比较研究有多大意义和必要性呢？为什么要有如此的前提条件和约束呢？为了“求补”而“标异”，这样的比较研究能深入吗？能全面和实事求是吗？
第三，对这两大理论体系的分析比较，一般不涉及“阶级性”或“党性”问题，将社会价值判断的内容置于考察范围之外。这样，就把各种理论体系中的实证分析的内容与社会价值判断的内容割开了。它们原本是统一的，而把它们割开来，可能吗？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吗？至于不涉及“阶级性”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搞阶段斗争。这种说法未免过于牵强了。内容有无“阶级性”是理论的属性问题，搞不搞阶级斗争是社会实践问题，它们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搅在一起。说不涉及“阶级性”，有利于纠正以往那种只注意某些理论的阶级偏见而完全否定其科学价值并加以一概排斥的非科学做法，这是有可能的一个方面，但也还有另一种可能的方面，即往往由于另一种阶级偏见而否认“阶级性”，结果不能深刻地反映理论问题的真相和全貌，这也不是科学的做法。
其次，是“标异”出来的两大理论体系之差异的性质问题。樊纲同志也强调差异的性质。
樊纲同志分析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多面性和理论研究角度的差异性，认为不同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划分在于，它们各自着重研究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某一特殊方面，而“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是同一社会经济活动的两个方面”[①c]。因此，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正统经济学（包括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差别，就是对同一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研究的角度上的差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从社会关系方面考察了经济活动，即着重研究了经济活动中人们相互间历史地发生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原因和规律”[②c]。“新古典主义理论，……着重研究的是如何配置物质资源、选择生产技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物质需要的问题”[③c]。“凯恩斯主义理论，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与新古典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共同的”[④c]。
这里值得商榷的是，两大理论体系的差异及其性质，是否仅仅归结为或者停留在研究角度的不同上。研究角度不同，固然是一种差异，但这种差异说明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这种差异是否反映着某种深层的差异呢？这些问题都是需要研究和回答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注意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角度的不同，在深层上反映了研究所依据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的根本差异。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由于它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这就决定了：（1）对经济活动和经济范畴都是从二重属性上去观察，例如，社会生产既有物质和技术的一面，又有社会关系的一面；商品、价值、货币、资本等也都是既有物质属性的一面，又有社会属性的一面，而经济学的研究侧重于经济的社会方面。（2）“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指导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⑤c]，揭示内在于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产与流通中的价值与价格，剩余价值与利润、利息、地租等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以及由它们所导致的各种矛盾。（3）把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看成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人，由此出发来研究他们的经济行为。而对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则从根本上看，由于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因此，（1）对经济活动和经济范畴，对社会生产，多从它们的物质属性和技术方面来观察和研究；（2）从现象、形式、市场和流通领域考察和分析者多，从内容、本质和生产领域的内在联系与矛盾考察和分析者少；（3）把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人，抽象地看成是“经济人”，“有理性的人”，来研究他们的经济行为。
第二，从近代经济思想发展史来看，自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李嘉图的理论体系解体以后，经济学主要是沿着两条道路、两大理论体系发展的：一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坚持并发展了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联系的分析以及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二是，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合理成份，主要是不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联系，以及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继承和发展了其中的不科学、不合理的成份，主要是转向研究市场和流通领域以及价格和收入分配形式，从而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实际是共同的，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曾写道：“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①d]。这里可以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
由上可见，两大理论体系的差异，不只是研究角度的不同，而是还有着深层的质的区别。
樊纲同志不赞成在这种比较研究中，使用“庸俗”、“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之类的字眼。这一点，也需要有所说明。关于“庸俗”问题，马克思所赋予的涵义是明确的，是恰当的，硬是认为这不是“庸俗”，那也没有办法。关于“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樊纲同志所举的例子和一般所指的不是一回事。他写道：“马克思主义尽管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关系，但它却认为物质生产是经济活动的内容，而社会经济关系只是物质生产的特殊社会形态。”[②d]又写道：说“马克思主义着重研究了经济的一些本质的关系，而所谓正统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的一些现象，因而是研究对象‘层次不同’的差别，这种观点自然包含着一定的真理，……但是，在西方正统经济学中的现象形态的背后，也有它们的本质关系，即社会物质生产条件与社会物质需要的关系。而……物质关系本身是比社会关系‘更本质’的，生产力是比生产关系‘更本质’的。”[③d]而人所共知，一般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经济事物的内容和本质，西方经济学只考察形式和现象，主要指的是前者研究价值和剩余价值，后者则只研究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和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润、利息与地租等。
再次，关于两大理论体系的片面性和片面的科学性问题。
樊纲同志认为两大理论体系都有片面性和片面的科学性。关于片面性，写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片面性表现在，“着重从社会经济关系的角度考察了各种经济范畴和经济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与物的关系、物质生产与物质需要之间的关系，在决定各种变量及其变动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不能全面地说明各种经济现象。”[①e]“新古典主义理论上的片面性，就在于将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物质性，当成了它的唯一属性，否定了经济活动的特殊社会规定性和社会经济关系在经济运动过程中的重要的决定作用。”[②e]其实，两大理论体系的各自的这种片面性，也就是它们各自的研究角度的差异。对此，前面已作了分析和论述。根据那些论述，根据它们各自研究角度差异的性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那不能算作其理论上的片面性。而对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则只说成是理论上的片面性又似乎言之过轻。
所谓“片面的科学性”，按照樊纲同志的说法，是指在明确地认识到经济活动具有多面性的前提下，把其中某些方面作为前提确定下来，而着重研究其某一特定方面的经济理论，就具有科学意义。据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片面的科学性表现在，“把经济活动的这种物质内容作为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和物质前提……一旦……确定下来，便马上将研究的重心，转到对经济活动的社会方面、经济范畴的社会内涵上去。”[③e]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片面的科学性表现在，“将经济活动的社会方面，即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等视为给定的背景条件，甚至完全抽象掉，着重从人与物的关系、人类物质生产与物质需要的角度，考察社会活动，着重研究的是如何配置物质资源、选择生产技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物质需要。”[④e]我认为，对于这两大理论体系，都不能这样说。
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我认为，应该说具有科学性，而不是片面的科学性，实际上，它虽然没有把生产力作为研究的对象，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自始至终贯串着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紧密结合着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生、发展和必然为更高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规律的，并不是象樊纲同志所说的，只是把生产力作为前提，作为背景条件确定下来，着重去研究生产关系。例如，马克思依据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抽象劳动这个概念之有可能产生，依据生产力和技术条件的变化来说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和劳动对资本隶属关系的变化，依据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以及由这些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化，依据固定资本的更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周期性，依据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和企业制度的发展变化，等等。马克思并没有把社会生产的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割裂。而“片面的科学性”的提法则似乎有把它们割裂的味道。
至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片面的科学性”，我觉得与实际更是不符合。事实是，不管有意也好，无意也好，反正西方正统经济学总是一脉相承地只研究人和物的关系，根本不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对于人与人的关系，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不是作为方法而把它抽象掉，而是根本不涉及它。这怎能说是“片面的科学性”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没有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但却紧密地结合着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根本不涉及生产关系，这又怎么能说成是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片面的科学性”呢？
最后，关于综合问题。
片面性、片面的科学性与新的理论综合，这是樊纲同志对两大理论体系比较研究的逻辑上的三步曲，即先分析它们的差异和片面性，进而寻找它们的“片面的科学性”，最后要达到理论发展的更高要求，就必须而且也只能把它们进行互补和综合。那么，如何综合呢？樊纲同志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新综合，而且说这是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综合？为什么要马克思主义新综合？
樊纲同志认为，从总体上看，从理论结构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更适合于作为综合的基础结构。因为它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是一个更广阔、更开放、更全面的理论结构。这本来是很好的。然而，却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综合的基本结构（或者更严格、谨慎一些地说，将其作为新综合理论结构的出发点），也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进行发展和改造，吸取其他理论在各方面具体问题分析中的方法和结构上的优点。”[①f]说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并吸取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优点或合理的成份，这些都是必要的，问题在于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改造。如何改造？樊纲同志自己也说：“还无法具体而详细地勾画应该如何进行这种改造”[②f]。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樊纲同志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哲学中也即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解放出来，将哲学范畴转换为经济学范畴。他所指的主要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几个基本范畴。他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对立统一形成的社会生产方式，是相对于社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研究它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物质、经济原因。经济学不是为了说明社会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性质及发展变化，而是研究经济活动中行为目的与限制条件之间的关系的，因此应该把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有目的的活动目标即经济利益放在经济理论结构中应有的地位，而不必那么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多少有点把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割裂的意思。这是值得研究的。人所共知，经济研究和理论体系科学与否，关键在于基本观点和方法是否科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思维方式要采取与客观辩证法相一致的主观辩证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四人帮”时期“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给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破坏，就是由于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也正是由于端正了思想路线，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才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因此，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研究，是要使经济科学向更高的水平发展，是要建立、丰富、改进和发展适合我国需要的、科学的、现代化的经济理论体系，但要实现这一点，不是要搞马克思主义新综合，而是要搞马克思主义新发展，即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要紧密结合世界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合理的理论和方法，来建立新的经济理论体系。这不是综合，而是吸收；这个新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不是别的，而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待续）
注释：
[①a] 见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前言部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新1版，第4页。
[①b] 见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前言部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新1版，第3页。
[②b] 同上书前言部分，第2页。
[③b] 同上书前言部分，第6页。
[④b] 同上。
[⑤b]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12月16日。
[①c] 见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新1版，第112页。
[②c] 同上书，第112页。
[③c] 同上书，第113页。
[④c] 同上书，第114页。
[⑤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页。
[①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注32。
[②d] 见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新1版，第116页。
[③d] 同上书，第105页。
[①e] 见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新1版，第145页。
[②e] 同上书，第143页。
[③e] 同上书，第112页。
[④e] 同上书，第113页。
[①f] 见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新1版，第163页。
[②f]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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