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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的作风，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抓紧抓好。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的过程中，在作风建设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实际情况，吸取过去成功的经验，对于我们搞好党的作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务必高度重视，不可等闲视之
政党发展的历史表现，人心向背关系政党盛衰兴亡。一般来讲，人心向背取决于政党是否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而政党是否代表人民利益，人民群众考察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政党的作风。党的作风作为一个政党在思想、政治、组织和工作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比较稳定地反映了政党的特征，必然成为外界评价政党的重要尺度。从人民群众的角度看问题，政党作风优良，则必然代表人民利益；作风不正，就会背离人民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党明确提出要切实抓好执政党的党风建设。
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洞悉政党兴亡的客观规律，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把党风问题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1]他还总结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首次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创立了完整的党风建设理论和整党整风这一党风建设的有效途径。以这一理论作指导，我们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正是有了这些好的作风，在民主革命时期，党与人民之间形成了血肉联系，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建国以后，党的地位的变化使党的作风建设面临着巨大考验。毛泽东及时地要求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全党敲响警钟，并在建国初期发动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由于党中央的重视，建国初期，我们很好地保持了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形成了堪称典范的党群关系。可以说，没有我们过去发扬优良作风所打下的坚实基础，我们党就很难在十年动乱后继续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发展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党的作风建设又一次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当前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在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滋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独断专行、软弱涣散问题突出，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象蔓延。这些问题不解决，也就丧失了党和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很难像“文革”后那样，继续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必须从这一高度认识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把深刻的思想认识化作切实的实践行动，采取得力措施抓好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以密切党群关系为核心，务必始终不渝，不可稍有偏离
马克思主义政党观认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2]因此，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3]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风建设，只有以密切党群关系为目标，方向才会正确；只有以密切党群关系为目的，效果才会显著。离开了党群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党的作风建设就会失去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就是“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在我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其他优良作风虽然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各有不同，但都把密切党群关系作风贯穿其中的主线。如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必须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强调党要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民主集中制就是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尊重群众意志、集中群众智慧；艰苦奋斗就是强调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党的优良作风实际上就是一个以密切党群关系为核心的有机整体。同时，我们党还始终把党群关系的状况当作是衡量党的作风状况的根本衡量标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4]党的作风建设的实践证明，党群关系的状况是党的作风建设成效的晴雨表。
面向新世纪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仍然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要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必须紧密结合解决党的作风中影响党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来进行，才能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党的作风建设需要扶正与祛邪相结合，务必双管齐下，不可顾此失彼
党的作风，就其内容来讲，包含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优良作风和不正之风。与此相对应，党的作风建设也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一是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是为扶正；二是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包括反对腐败），是为祛邪。扶正与祛邪缺一不可。如果仅仅将党的作风建设的目标设定为反对不正之风，就不能提高党风建设的水平和层次；如果不纠正不正之风，不正之风的滋长和蔓延就会侵蚀党的作风，不仅党的优良作风发展不起来，而且会导致党的作风每况愈下的恶果。在我们党作风建设的历史上，历来是扶正祛邪，双项并举。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倡导全党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的同时，号召全党摒弃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特征的主观主义学风。建国初期，毛泽东在提醒全党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同时，通过果断处置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再次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昭示中国共产党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们党倡导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作风也是与批评家长制和命令主义的不良作风结合在一起的。实践证明，在处理扶正和祛邪这一对党风建设的两项内容上，我们党历来主张两手抓，反对单打一。从民主革命和建国初期党风建设的效果看，这是我们党作风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良风气特别是腐败问题日益突出。六中全会把反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为端正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关键环节来抓，是对历史经验的积极吸取。我们一定要持续不断地“伸张正气，打击邪气”[5]，把反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为作风建设重点的同时，重视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因为历史经验业已表明，一个党如果不能扶正，仅仅靠祛邪是不能搞好党的作风建设的。
党的作风建设需要教育和制度相配合，务必协调一致，不可独步单行
作风的实质是思想的表现。有什么样的思想，就表现为什么样的作风。党的作风是世界观和党性在全体党员身上的外在体现，因此，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着眼于通过教育提高全体党员的思想素质。但是，作风又不是被动地反映党员的思想，从全党范围来讲，一旦党内形成一定的作风，必然会反过来影响党员的思想，并进而影响党员个人的作风取向。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教育就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以强有力的制度来配合，才能扬善抑恶、固本祛邪。
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形成的优良党风，从很大程度上讲就是得益于卓有成效的思想教育。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把思想教育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他认为，如果思想教育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把作风建设和思想教育的相互促进关系在实践中发挥到了极致。他通过全党范围的思想教育建设了优良的党风；同时也是靠全党范围的整风（纠正不良作风）来对全党成功地进行了思想教育。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始终以思想教育为主要手段来进行党风建设。但是随着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党的地位、任务和环境的巨大变化，思想教育的功能呈边际效益递减的态势。现在看来，如果不通过制度建设来对党员权力出轨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则党的作风滑坡局面很难好转。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邓小平认为，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并强调，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从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更加明确指出，我们要解决作风和腐败问题，主要是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特别是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蔓延态势尚未遏止住的情况下，“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6]
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长过程，务必常抓不懈，不可一劳永逸
党的优良作风和不正之风的矛盾和斗争在党内存在的长期性和普遍性，决定了党风建设贯穿于政党存在的各个方面和整个过程。因而一定时期党的优良作风普遍发扬，不能保证另一个时期党风建设不出问题。一旦党存在的环境发生变化，作风建设就会出现反复。这也是党的作风建设发展的一条规律。优良作风一旦被丢弃，要想重新恢复决非易事；不正之风因其固有的顽固性、反复性、隐蔽性，要彻底纠正，也十分困难，必须进行持久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这都决定了党风建设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我们党80年作风建设的历史说明，什么时候我们党持之以恒抓党风建设，什么时候就出效果；反之，什么时候忽视党的作风建设，什么时候就会出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我们党持续重视党风建设，经过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时，就在全党范围内形成了优良的党风。建国前后，毛泽东还要求全党要继续保持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同时，他还根据党执政的特点，把坚持实事求是和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风建设的重点。他号召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把革命工作做到底。遗憾的是，自50年代下半期开始，我们党逐渐疏忽了党风建设，极“左”思潮导致党内不正之风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然我们党多方努力，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的效果始终难尽人意，加上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就更为党风建设增加了困难。对此，邓小平指出：“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7]。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十五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总体要求同现阶段的目标结合起来，切切实实做好各项工作，通过党的作风的好转，凝聚全国人民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只要我们常抓不懈，措施得力，就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