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间文化理性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基于非正规制度理论的一种新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论文,非正规论文,民营经济发展论文,民间文化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由哪些基本因素决定的？长期以来，人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审度：一、自然资源禀赋（耕地的多寡、非再生矿物资源的丰瘠、港口码头等水陆运输条件的是否便利）；二、资本积累和供给条件（国民储蓄率、外部资本投资潜在可能引进数量）；三、分工和迂回生产深化程度（专业化水平、中间生产环链长度、专用工具和工艺的衍生数量）；四、技术和人力资本状况（教育水平、研究和发展费用、专利申报数量）；五、基本制度结构（界定权利和配置资源的产权和市场制度是否完善）。自舒尔兹的经济理论之后，人的知识、能力以及影响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基本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开始为许多经济学家所关注，并且也成为其它一些人文学科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事实上，最早研究文化伦理精神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是英国人——韦伯。他在1901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倾力分析了基督教新教徒克俭禁欲的行为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的关系。然而，他的研究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19世纪60年代末期，舒尔兹敏锐地觉察到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土地和资本等物质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下降，而曾经依附和被支配于土地与资本的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的技术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他提出，要通过扩大教育和R&D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技术知识和文化素质，并认为这是现代经济增长不同于传统增长的重要途径。诺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承接了舒尔兹的这一研究传统，把文化精神当作一种与正式典章制度并行的非正式制度来研究它对人的经济活动的导向和规约效应。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还有许多其它学科的学者。如社会学家罗伯特·克里斯托佛研究了日本社会的传统文化精神与日本企业发展的关系，归纳出了影响日本企业发展的几种主要文化精神因素。许多海外华人学者对传统儒家文化理性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华人经济圈发展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更是倾注了极大的研究热情，得出了大量富有解释力的成果。
近两年来，浙江理论界对浙江民营经济近20年超常规发展背后潜蕴着的精神文化因素给予了日益加强的理论关注。浙江境内的土地和非再生矿物资源相对贫乏。1949到1979三十年间，由于诸种原因，国家在浙江的计划投资总量远远低于周围省份。然而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浙江民营经济和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整个浙江经济的增长速度却远远高于周围许多省份。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增长模型，无论是索罗的外生增长模型还是如默的内生增长模型，都无法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新制度经济学的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亦无法说明：在同样正式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浙江经济发展与其它省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只有用作为非正式制度主要构成的文化精神因素才能在一个相对坚实的基础上刻画出浙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和特征。文化精神因素对经济过程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规约、激励三种途径发生的。(1)导向作用：文化精神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参照系，它告诉人们该做什么，把人们引向有价值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因此，不同的文化精神背景的区域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取向。(2)规约作用：特定的文化精神也构成经济行为主体的潜在的行为规范，它告诉人们不该做什么，使不同文化精神背景区域的社会经济活动维持不同的秩序风格。(3)激励作用：文化精神往往构成行为主体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动力源，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动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如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肌肤”的格言，使历代多少仁人志士于苦难艰辛中凭添了力量和勇气。文化精神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构件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的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的过程。而正式制度对人的经济行为有强制性的约束力，是依靠法律和规章来维系的有形过程。笔者认为：在现有的关于传统文化精神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研究文献中，虽然不乏有价值与深度的理论见地，但总的感觉是，对精神文化因素的一般阐释注解多于更深入分析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因此，从具有普适性意义的一般精神层面延拓到直接对经济行为发生导向规约激励作用的经济理性的层面，考察传统经济文化理性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把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引向一个真正能够产生积极思维成果的理论深度。
二、传统民间文化精神与浙江民营企业经济理性特征分析
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由于所处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路径，形成了不同的典章制度与物质器物，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精神文化心理积淀——表现为不同的精神文化性格。如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精神文化性格就有很大不同，而同是东方的中国和日本社会在精神文化性格方面也不一样。同此道理，同是中国，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文化性格亦有明显差异。有些民族和区域的人尚勇好武，历史上惯于征战，属于尚武文化类型；有些民族和区域的人心气平和，乐于农耕田亩与读书科举，属于耕读文化类型；有些民族和区域的人刚直勇悍，常结义举事，啸聚山林，属于江湖侠义文化类型。浙江传统的社会文化是一种富于商业特色的文化类型。浙江人自有历史以来就头脑精明、处世灵活、偏好商业和手工艺。这种染濡着浓郁商业气息的传统文化精神构成了浙江民营企业经济理性的重要内涵，其基本特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刻画。
(1)个体本位的经济理性。
按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理解，每一个经济活动中的人都是以自利为导向的，都无例外地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这种个体本位的经济人理性是商品生产活动的产物，同时也是商品生产活动的前提。与个体本位理性相对应的是群体本位理性，如家族本位理性和团伙本位理性。在中国古代封建家族和封建帮会团伙当中，个体成员无法获得自身独立的利益，个体的福利完全取决于家族和帮会整体福利的状况，甚至生杀予夺、婚丧嫁娶都由家族和帮会决定。这是导致个体本位理性难以发育成形的深层社会制度原因。浙江历史上由于手工业和商业活动比较发达，手工艺人和商人在长期外出卖艺与经商的活动中，逐渐脱离了家族和帮会团伙的生存共同体，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利益体系和利益观念；因此考虑问题和形成决策更多是从个体自身利益出发，其次才考虑家族和帮会的群体利益。所以，浙江人的家庭伦理纽带虽然也比较紧密，但内部却有细致的利益差别，“亲兄弟”之间也要“明算帐”。浙江人的哥儿们义气和患难与共的绿林好汉精神相对偏淡，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事情颇少发生。
(2)交易生财、商游四海的谋生传统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重农轻商”、强本抑末的社会传统，民间工商活动一直受到统治者的压制和上流社会及士大夫阶层的鄙视。然而，浙江沿海地区的民风却迥然不同。他们素来悯商重贾，认为工商与农皆本，甚至认为做官也不如经商，“满路皆商贾，穷愁独缙绅”。民国《鄞县通志》记载了清末民初浙江沿海人热衷于经商的情形：“夹道商铺，鳞次节比”，“自科举废后，商多士少，世家子弟至有毕业学校仍往上海而为商者。”经商赚钱是浙江人特别偏好的谋生手段，同时，他们也深谙交易生财之道，知道如何通过交易来获得剩余价值。长期经商交易活动又导致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更加强化了商业交易活动对浙江沿海一带人生存生活的重要性。
(3)顺应环境、随机应变的柔性心理
浙江人在长期的商业交易活动中，为了购销货物，寻觅商机，经常要北上南下，游走四方，甚至要扬帆出海，远下南洋诸国；即使坐地经商，每天也要与性格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天南海北客应对交往。因此，顺应各种不同类型文化和社会环境的需要，逐渐塑造了浙江人文化性格中善于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能够适应各种陌生人际环境的柔性心态一面。所以从一定角度看，浙江文化是一种适应性非常强的软文化。它没有鲜明的棱角和显露的锋芒，它首无寻求的是适应、理解与相互沟通，然后才逐步形成权利和控制。它可以走向任何一种文化，被其接受，与其共存；同时，仍然保持自身的文化个性。这是浙江商人在世界各地和各种复杂的文化背景下都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可以由此反观一些对立的文化类型，如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湘赣文化和川文化。湘赣文化和川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刚性文化。《隋书》中评论它“劲悍决烈”、“刚直任性”。章士钊也曾说：“湖南人特征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往往志向高远而容易流于任性偏狭，常常壮怀激烈而难以趋同社会现实。在政治和文化历史上，常有大才大德、大智大勇之士出现。但是，这种文化与其它异质文化的相融性铰低，不同文化人群之间容易引发“文明冲突”，难以平等共存相洽。这种历史文化精神，有益于成就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事业，却不适合商业交往的需要。这也是湘、赣、川地的商品经济发展较缓的原因之一。
(4)博采众长、善于学习的开放心态
浙江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及与时俱进的特点。在其源远流长的演变发展过程中，不仅综合包容了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传统，也继承吸收了孔孟、老庄等先圣思想的精华。不仅保留着农耕文明古老的智慧，也勤于开拓小农商品经济知识的先河。不仅纳含了北方地区人们生存发展的某些经验，也融汇了中西部文化崇尚义理的明显优点。它虽然精于权变，内中却不乏风骨。它看若似水无形，然而却绵延不绝。明末清初时浙东学派王阳明、黄宗曦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浙江传统文化精神的上述风格。十九世纪中期，浙江人又最早接受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知识文明，成为上海滩上华人民族资本家的少数先驱。据《上海钱庄史料》记载：二十世纪初上海的华人钱庄共有69家，其中绍兴人开的就有38家，宁波人开的又有16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也是浙江人最先在“一大二公”体制下从事发展民营经济的尝试。七十年代中期，温州就出现了大量的地下民营经济。八十年代以后，浙江人在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变迁的过程中又始终翘楚国内。在日常生活、劳作、经商的具体细节上，浙江人更是善于学习模仿、博采众长。一种好的产品、好的技艺，常常会不胫而走，在浙江人群中迅速传播。巴黎时装的最新款式和色彩，不出半个月就会出现在温州企业家的服装生产线上。在义乌小商品货摊上，可以很容易发现欧美最流行的各种玩具、手提包、钥匙串的款式等等。
三、传统民间文化理性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
浙江人素有的工商传统以及浙江历史文化精神中浓郁的商业气息和求利唯实主义倾向，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这是一种既不见诸于自然山水亦不见诸于典章律法的非正式制度资源，是内含于人的行为规范、道德理念、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中的精神文化资源。这种资源虽然无形，却通过对人们经济行为的规约激励调整，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传统经济文化理性为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力素质资源。从亚当·斯密开始，资本、劳动、土地就被当作决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哈罗德—多马模型从储蓄增长和人口增长的均衡结果——人均资本拥有量来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边界，对上述增长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它的主要缺陷是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此，索罗建立了一个以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了修正：Y=AD(K,L)。阿罗和谢辛斯基(1967)又进一步把技术因素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增长模型：Y=F(K,AL)，从而建立了新增长理论模型。新增长理论的出现与舒尔兹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舒尔兹发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人的自身价值提升的趋势：一方面人的自由、尊严和福利越来越要求得到尊重和满足；另一方面人的知识和技能对经济增长也越来越重要。他把通过教育获得和增进的知识和技能作为人力资本。但由于他对由历史文化环境熏陶形成的人的基本素质潜能，如价值取向、行为范式、道德准则等有所忽视。所以，直到诺斯提出包括道德伦理、文化旨趣、行为习惯在内的非正式制度的概念以后，人的潜在的精神素质和人格道德构架对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性才受到普遍的关注。综合舒尔兹和诺斯的思想，可以把人力资本归结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知识人力资本。这由一个人所拥有的系统或局部的知识所构成。作为人力资本的知识，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来获得与传承，也能够通过文字和图形来外化、传递、保存。二是素质人力资本，这由一个人的信仰、习惯、价值观等非知识性的因素所构成。素质人力资本并不能通过一个简单的知识传授和信息交流过程获得，而是在特定文化环境和知识传统长期培养和熏陶下形成的。知识人力资本主要提供正确的手段、方法、工具、途径，解决“怎样做”的问题。素质人力资本则主要给出行为与需求的偏好、方向、特征与风格，解决“做什么”和以多大的努力去做的问题。所以，素质人力资本与知识人力资本同样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从知识人力资本的角度衡估测评，浙江比周围省份并不占据明显优势。浙江的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按每万人口在校学生人数衡量）与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一些省份几乎相同，比西部的陕西省甚至要落后一些。每年技术发明专利的申报数量，与周边地区亦大体相当。然而从素质人力资本的角度衡量，浙江却具有明显的优势。浙江人受充满商业气息的传统文化精神的长期濡染熏陶，虽然普遍接受教育的程度并不是很高，工商素质却特别见长。具体表现如下：一、对商业交易活动有特殊偏好。即使是偏远山区的浙江农民，也喜欢把出外做生意作为赚钱谋生的重要手段。温州的泰顺、永嘉、文成三县地处偏远山区，改革开放以来，三地常年在外从事经商活动的农民有二十万人之多，还有不少人飘洋过海到国外从事各类商业活动。浙江全省常年从事商业交易活动的农民至少在120万以上。成千上万的农民供销员和各类小生意人是浙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鲜明特色之一——商贸兴省——形成的原因。浙江经济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是由商贸带动的。浙江人总是首先开辟市场，打通商路；然后组织生产，扩大货源。浙江大量民营中小型企业以群落形态迅速衍生扩张，并在五金、轻纺、日用小商品等许多产业领域占据全国主要市场份额，倚靠的就是遍布全国城乡的百余万浙江商人和由他们构筑的密集的流通管网，以及浙江境内近百个辐射广远的专业化市场。浙江民营企业在生产规模、产品品牌、产业技术含量等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在市场营销网络方面却明显胜出一筹。浙江在国内外从事商业交易活动的总人数、浙江境内各种专业化市场的数量和交易规模、浙江商人的精明程度，在全国都遥居领先的水平。二、对经济发展方向和创业投资机会特别敏感。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紧紧抓住了几次大的发展机会。第一次是个体私人企业发展的机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个体私人企业就开始在温州蓬勃发展。八十年代末，浙江乡镇集体企业又开始向民营企业转制。到二十世纪尾，周围一些省份如江苏刚开始启动对乡镇集体企业进行转制的历史进程时，浙江乡镇企业已经全面更新打造好了一个产权明晰、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新机制，为二十一世纪的更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次是城市化的发展机会。浙江最早在全国突破旧的城乡隔离封闭体制，推进以农民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建设。温州龙港农民新城的兴起，为浙江乃至整个中国城市化发展揭开了新的一幕，展示了一条依靠农民和民营企业的力量发展小城镇，实现民营企业与城市化发展同步互动的新道路。在温州农民城建设的示范影响下，浙江全省范围自上而下开始了一场农村小城镇建设的浪潮，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使全省小城镇的数量由200多个发展到700多个，并且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经济功能和专业特色的新型骨干城镇，如轻纺城柯桥、塑料模具城路桥、五金城枫桥等。第三次是信息网络化的发展机会。浙江民营企业家敏感地意识到因特网所蕴涵的巨大商机。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人们对网络依赖程度的加深，网络的信息服务和商务沟通功能会以几何级数增加。许多民营企业已经在网络产业上投资，并掘出了第一桶“金”。各种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商务网站大量出现。门市网吧像酒店餐馆一样密布在无论大中小城镇的大街小巷。许多生产性企业都建立了专门的电子商务系统，用于零配件、原材料采购以及产品销售。在对未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信息网络化发展过程中，浙江人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2)传统民间文化精神为浙江民营企业的内部管理提供了作为润滑剂和胶粘剂的丰富的文化素养，有利于降低企业管理的摩擦成本。企业内部管理的运行效率与企业内部文化类型密切相关联。一种好的企业文化，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以及员工之间的粘合剂，它能使不同个性、偏好、利益的矛盾所造成的离散力弥解消融，维持企业管理制度构架的稳定和生产经营功能的正常发挥。同时也是企业运行过程的润滑剂，可以减少不同层级、不同环节之间行为摩擦的强度，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管理效率，减少管理成本。浙江传统民间文化理性包含有维持既定的社会层级秩序和统治治理结构稳定这样一种典型的“治世”文化的价值取向，它通过上层管理者的“仁”和被管理者的“忍”这种道德伦常规则来消除管理两端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冲突，维持管理系统的整体性与和谐性。浙江传统民间文化理性所认同的层级服从观念、人际和谐观念、家族血缘观念，对维系现代企业置理运行是一种有效的文化纽带。这种传统文化精神给浙江民营企业内部管理带来鲜明的特点：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员工相互之间的协作共融性强；内部管理摩擦多是一种柔性摩擦，即使存在观点信念差异与利益矛盾，也不会导致严重的行为冲突和规则紊乱。在利益甚至明显对立的状态下亦可以维系企业管理结构的稳定，不至于因为出现严重的“犯上作乱”而挑战企业的管理权威。如果对企业的文化背景圈作一种置换，以西部地区的绿林好汉文化作为企业原生的人群文化环境，企业内部管理的摩擦刚性就要大得多。中国西部地区的绿林好汉文化与浙江传统主流文化在多种价值指向上相互背逆冲突。前者崇尚个人英雄主义，追崇出风头，拉山头，喜欢以下犯上，而少有等级服从理性；后者尊奉等级名份，忌讳超越规矩，害怕挑头遭致“枪打出头鸟”的后果。前者讲究“哥儿们义气”，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喜欢结帮抱团；后者则不知“义气”为何物，但求自善其身，不愿招惹是非。在前一种文化氛围的企业里，经常会出现被管理者有组织的与管理者对抗；如：有组织的怠工、罢工、制造生产事故、窃盗企业财物等，很容易造成企业的管理构架被阻断与破坏，企业内部的管理摩擦阻力可能大到使企业无法运转。而在后一种文化背景的企业里，几乎难以形成与正式管理组织相对抗的有组织的被管理者群体，因为这与传统的等级秩序不相吻合。被管理者与管理者的冲突与争执，仅仅以个人的形式彼此离散孤立地存在，难以形成一种联合的合力。因此不会对正式的管理组织与结构形成威胁。企业作为一个稳固且具备各种物质调节手段的正式管理组织，很容易对付彼此不相联系且心怀不满的个人，无论是以妥协还是强硬的方式。当然，浙江民间文化精神中的这种“柔性”，也存在其难以避免的时代性缺陷，如果任其发展到极致，会出现企业内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这一点必须引起浙江民营企业界的重视，以求在保持自身经济文化理性优势的同时，注意克服其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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