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性知识视域下科学评价的存在意义
程志波，匡 倩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 地方性知识理论为反思科学评价的存在意义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地方性知识看，知识是一种在世的互动模式，科学评价的存在意义不止要筛选逼真知识，其中亦蕴涵着评价者旨在扩大和巩固其学术话语权的筹划。被评价者的存在、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存在“共生情境”和评价标准存在且有效是科学评价得以发生的基本条件，而同行评议的结果有三种主要情态。
关键词： 地方性知识；科学评价；存在意义；发生条件；评价模式
科学评价是科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性知识理论的提出为审视科学评价的存在意义及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字面上看，科学评价有两层意涵：一是“对科学的评价”(Evaluating science)，指评价者根据特定标准对科学知识、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及科研人员的可靠性、合理性、可行性及价值进行评判；二是“科学的评价”(Scientific evaluation)，指评价者依据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手段对特定对象进行评价。前者强调评价对象的“特殊性”，后者强调评价方法的“科学性”。本文主要在第一层意义上使用“科学评价”这一概念。
提问时教师课堂用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提问能够引起学生深入思考，促进学生思维品质的发展。在提问设计内容方面，教师可以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深入解读文本，加强学生与文本的对话；在问题类型上，根据学生认知水平，构建支架，合理设计有思维含量的问题，在学生最近发展区内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和拓展；通过追问，引导学生多方面、更深入的思考，对自己的思维进行评估，提高思维品质。
一、对科学评价存在意义的两种解读
科学评价缘何存在？或者说科学评价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科学评价研究的一个前提性问题。从不同知识观出发，对这个问题会作出不同回答。普遍主义知识观(View of universal knowledge)主张，科学追求普遍性知识，普遍性知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应用的有效性与其产生、辩护和应用的具体语境无关。“标准科学观”是普遍主义知识观的代表，它不仅被科学家视为科学研究的哲学基础，也被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视为科学辩护和科学评价的理论基石。标准科学观主张，科学是对发生在自然界的事物、过程和关系提出精确解释的学术活动，在此意义上，科学知识是逼真而有效的，自然界虽然不断变化，但总存在基本不变的一致性，这些基本经验规律表现为普遍和永恒的自然定律[1]。因此，可以用非个人化的专业标准来评价科学知识，保证经验现象得到精确刻画。按照标准科学观，“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是科学活动的制度性目标[2]365。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科学评价作为科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发挥着三个重要功能：一是划分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剔除非科学知识，捍卫科学知识作为“迄今为止最为成功地建构与改进世界表象的工具”[3]2的地位；二是筛选出给予经验世界更精确摹写和更普遍解释的研究成果，使其获准进入科学知识体系，推进人类对经验世界认识的深化和知识累积；三是挑选出更有能力和潜力对自然现象给予更精确解释的研究项目和研究者，并给予物质或精神的支持或褒奖。这三重功能亦被视为科学评价之存在的主要理据。但是，随着地方性知识理论的提出和深入研究，标准科学观及以此为基础的对于科学评价存在意义的论证也受到质疑和挑战。
地方性知识思想古已有之，但较早提出现代地方性知识理论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他的《地方性知识》一书出版后，地方性知识研究开始受到学界重视，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其中，“何谓地方性知识”和“知识本性上是地方的抑或普遍的”是地方性知识研究关注的两个核心问题。对于前者，学者们的理解尽管不尽相同，但有基本共识，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的知识观念；二是“地方性”不仅是在特定地域意义上说的，还涉及知识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包括由特定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4]36；三是知识的地方性主要表现为知识和知识实践的语境性、地方性和索引性[5]91。然而，对于“知识本性上是地方的还是普遍的”这个问题，学界争议较大。格尔茨虽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知识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但从其采用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来看，他实际上更倾向于认为知识的普遍性比地方性更根本[6]，或者说知识的普遍性决定知识的地方性。劳斯(Joseph Rouse)则明确提出另一种观点，认为“从根本上说科学知识是地方性知识，它体现在实践中，这些实践不能为了运用而被彻底抽象为理论或独立于情境的规则”[3]113。盛晓明主张，地方性知识并非要否定普遍性知识，知识究竟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有效是有待考察的问题，而不是根据某种先天原则可被预先决定的[4]36。吴彤多次强调说，知识本身没有地方性与普遍性之分，在其本性上，包括西方的科学知识也是地方性的[5]91，[7]。马佰莲质疑认为，应该既要承认科学的直接目标是扩展对物质世界运行规律的认识，是客观真理性体系；又要承认具体的科学实践的语境性和地方性[8]。
在其他研究主题中，人们可以策略性地规避“知识本性上是地方的还是普遍的”这个争议性问题，但在探讨科学评价的存在意义时，它不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意蕴深长的问题。因为倘若科学知识本质上是普遍的，地方性是普遍性的殊相，意味着存在某种超语境(transcend context)的绝对评价标准，使得科学评价即使受到知识生成和辩护情境的暂时影响，评价结论最终会“锚定”(anchor)在超语境的绝对评价标准上。但是，倘若科学知识本性是地方性的，地方性比普遍性更根本，就意味着不存在某种超语境的绝对评价标准，因为无论评价标准的形式或内容如何，本质上仍然是科学知识，更确切地说是地方性的科学知识，因而科学评价本质上是用一种地方性知识(作为评价标准)来评价另一种地方性知识(作为被评价对象)。
既然科学评价标准是地方性的，人们为何还要反复强调评价标准的普遍性并据此来进行科学评价？科学评价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劳斯对海德格尔观点的批判性解读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启发。他说：“海德格尔所谓的与特殊的实践情境和旨趣相分离，实际上是对权力的巩固，从而使权力能够被拓展到新的网络中去”[3]84。科学评价就是通过将评价标准与其生成的特殊实践情境与旨趣相分离，再用去情境化的评价标准作为标尺对被评价对象再去语境化，从而使权力扩展到新网络中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之所以可行且有效是因为科学评价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中既包含对被评价对象的表象，亦包含主客体互动的具体情境，而且后者比前者更为根本。劳斯敏锐地把握了情境、行动与权力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他说：“行动者总是在多少确定的情境中行动，对他们而言什么行动是可能的，取决于他们所处的情境。然而，他们自己的行动以及他人的行动改变着他们的情境，并因此改变着他们的可能活动”，“在此过程中，‘知识’表达了在各种环境中世界某些方面如何对其他方面有教益。‘权力’表达了行动者的活动如何影响他们自己以及其他人后继的可能行动的形态”[3]2-3。因此，从地方性知识理论看，无论被评价对象的内容如何或采用何种评价标准，科学评价本质上是一种“知识-权力”活动，即持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行动者通过权力策略改变持其他地方性知识行动者的情境、行动可能性和意愿，进而影响其现实行动的活动。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对深基坑开挖与邻近建筑物桩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坑开挖对邻近建筑物桩基的影响，很少涉及到深大基坑附近存在斜拱桩基产生较大的水平推力对深基坑开挖的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邻近斜拱桩基施工产生的水平推力对深基坑开挖的影响。
科学知识本性上到底是地方性的还是普遍性的？换言之，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和普遍性谁更根本？仔细探究发现，造成各方观点分歧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对地方性和普遍性内涵的理解差异，而在于对“知识是什么”的理解不同。普遍主义知识观本质上是一种理论解释学观点，认为知识是“经验上被证实的和逻辑上一致的对规律(实际上是预言)的陈述”[2]365；而地方性知识观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解释学观点，认为“科学与其说是关于孤立事物的去情境化的认识，毋宁说是必须在上手的工作世界中经过深思熟虑的把握”[3]113，或者说知识是“一种在世的互动模式”，“这种模式包含了被表象的对象或现象，也包含着情境安排——只有在这些情境中，表象才是可理解的，它们与其它表象和实践才能有意义地联系起来”[3]2。因此，地方性知识并不否认知识所表象的对象或现象，但强调表象的意义与解释实践情境之间的决定性关系。换言之，最终“锚定”知识意义的是具体的“情境安排”而非抽象的对象或现象。正是在此意义上，地方性知识理论认为，科学知识本性上是地方性的。作为一种科学知识，无论科学评价标准的内容与形式如何，其本性也是地方性的。正如劳斯所言：“我们用以评价研究成果的标准和准则本身就是研究的产物，它们不能预先得到确认。什么算是可接受的结论，什么算是可接受的恰当理由，这些都将随着研究的进展而发生变化”[3]128。
二、地方性知识下科学评价发生的条件
科学评价发生的第二个条件是科学评价主体的存在。从地方性知识看，评价者的存在问题就是谁有资格从事科学评价以及如何获得这种资格的问题。在普遍主义知识观下，科学评价的主体是学术同行，理由是他们经过专业训练后具备了正确理解和重复再现被评价对象的能力，同时他们会秉持客观公正的科学精神。但从地方性知识看，学术同行获得作为科学评价主体的资格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从实践解释学角度看，不论是评价者还是被评价者，只有相对于特定的共同体，他们的身份才能得以显现和确认，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理念上，还要在实践上承认彼此隶属于同一个科学共同体，这一承认必须根据彼此间对“共生情境”(Co-existent context)的行为性反应是否恰当来判定。简言之，同行评议之所以可能不仅因为隐藏在被评价对象背后的自然界，还因为他们在特定共生情境下共同的行为性反应。即便是对纯科学理论的评价，其中依然包含着实践性情境，“理论研究并非没有自身的实践。……即使在以‘最抽象的’方式去研究问题和确认已获得的成果时，人们也是为了(比如)书写而操作工具的”[3]81。因此，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存在“共生情境”是科学评价得以发生的第二个基本条件。没有这种共生情境，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就不能真正实现意义沟通，也就不能通过劳斯所谓的“科学实践/文化间的‘贸易区’(trading zones)”[10]实现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化。
第三个条件是评价标准存在且有效。在普遍性科学知识观看来，人们必须首先预设一些基本信念和价值作为基本评价标准，其他评价标准与基本标准相比较从而获得明确意义，显示自身的真假和深浅，但是预设哪些基本信念和价值则是任意的和可替换的，而科学评价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理论解释，是对所发生之事的价值和意义的关注和阐释，评价标准的存在和有效集中体现在对被评价者的精确表象中。但是，在地方性知识看来，被评价者和评价标准展现给评价者的方式不是评价者能够明确选择和清晰阐明的。因此，评价标准的存在和有效性不是评价者可以抽身旁观抑或主动接受或拒绝。被评价者和评价标准共同为评价者提供了对世界的把握，使评价者理解自身和世界，并使得评价者可以与周围有意义的事物照面。反之，如果评价者从被评价者和评价标准所关涉世界中抽身，可能会使自己丧失对被评价者的把握，而不是更清晰地理解和把握被评价者。因为评价标准的塑造不是一系列超然于评价者的信念，而是评价者进入被评价者意义建构过程的重要手段，在评价者实践性地建构被评价者意义的同时，也在建构和展现自身的本质和价值。所以说，评价标准的存在和有效绝非外在于评价者，而是评价者展现其存在本质的一种企图，只有在评价者对成为怎样的存在的把握和筹划中，评价者才开始考虑什么是事实和价值。借用劳斯的话来说，“评价某项研究成果恰当与否的标准直接取决于这项成果的可能运用”，“因为正是未来使用的需要决定了我们所要求的精确性的程度，同时也规定了可接受的成果的形式”[3]98。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使在一些具体评价情境中，不同行动者网络间及其内部行动者间的相互建构会影响具体评价标准的制定，但最终结果取决于科学实践。
在普遍性知识观下，同行评议是科学评价的基本模式，无论是审查某种知识是否有资格获得科学知识的称谓，还是对某种理论成果的认识价值评判都诉诸于同行评议。从标准科学观看来，之所以选择同行评议作为科学评价的主要模式，原因不在于获得更多的同行承认，而在于科学知识得到更多重复检验，获得更多同行认同的背后是获得更多的重复检验。但是，塞蒂纳通过对科学实践过程的考察表明，科学事实的制造过程是“决定负荷的”(decision impregnated),科学家在科学实践决策中遵循索引性逻辑，这导致所有的实验都本质地具有偶然性，可重复性只有在特定语境下才能得到恰当解释[13]。如果可重复检验只有在特定语境下才有意义地存在，那么科学评价如何实际地展开？
如前所述，在普遍性知识观下，科学评价就是以评价主体(作为抽象的理性人)作为中介逐步逼近真实自然的过程。但是，从地方性知识角度来重新审视科学评价的发生条件时，我们发现，“自然并不在战场之外”[9]，无法仅凭自然界来令人满意地解释科学争论是为何及如何解决的。只有回到科学评价存在的具体情境，将其作为在特定语境下发生的实践活动，科学评价的存在意义和结论才是明确和有效的。正如劳斯所言：“科学话语及其评价隶属于特定社会情境，科学话语处于地方化的社会网络之中，科学评价是动态的，合理的可接受标准随着科学主张出现于其中的情境和支配它们的实践旨趣的不同而改变”[3]130。从存在论角度看，科学评价的现实发生至少需要三个条件。
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库恩是较早提出地方性知识的学者，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揭示了科学知识与科学共同体的内在关联，建立起以范式为核心的解释模式。按照这种解释模式，任何知识都是特定范式下的知识，只有基于特定范式，知识的意义才是明确的，才能获得特定科学共同体的认同而成为“科学知识”，创造这种科学知识的人才能获得作为“科学家”的资格，有效性与其说是客观性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连带性问题[4]38。在同行评价背后，常常隐藏着对知识合法性的争辩。当然，参与争辩的不止有人类行动者(科学家)还有非人类行动者(样本、仪器、文本等)，他们共同组成一个异质性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于是，同行评议实际上就成为不同行动者网络之间的较量，其结果表现为以下三种情态。
作为一种“知识-权力”机制，科学评价发生的首要条件是科学评价客体或被评价对象的存在。但是，这里的存在不是超情境的抽象存在，而是得到特定评价情境确认的具体存在，某事物(或人)之所以成为被评价对象是因为它具有与其他事物(或人)和实践相关联的地位。有人或许会反驳说，哥伦布(Chlistopher Kolumbus，1451-1506)发现了美洲大陆难道不是千真万确的“科学事实”吗？事实上，对事物的评价是一个去情景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被评价事物仍要依赖于处于实践之中的评价者的行为性反应而存在，但是先前的功能性指涉被谨慎地去除并置换为新的功能性指涉，从而使事物看上去脱离了任何情境而成为纯粹的科学实在。于是，在西方及西方化的文化语境下，“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变成了一个去情景化的“普遍的科学事实”，但是，在其他文化语境下，比如在印第安人文化语境下，“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不再是“普遍的科学事实”，发现美洲大陆的应该是印第安人，而不是那位直到去世仍坚信自己到达的地方是“印度南部”的哥伦布。
三、地方性知识下科学评价的三种情态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20.0对早产儿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其中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达，重复测量剂量资料F方差分析，组间t检验；计数数据以率(%)表达，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共生情境是如何形成的？普遍主义科学知识观的回答或者诉诸于自然界，或者诉诸于先验主体(康德)或纯粹意识结构(胡塞尔)。从地方性知识理论看，共生情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对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进行“标准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与结果，并且这种标准化和再语境化通常以占优势地位知识所依存语境为标准和模板。借用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来说，共生情境是两种知识-权力体系的相互规训的过程与结果，科学就是在知识与权力的互动中完成并被呈现出来。数学思想史家爱德华(Charlie Edward)在谈到如何评价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微积分研究成果时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现在如果不用莱布尼茨的微分符号和术语来重新叙述，那么我们就很难讨论在他以前的学者获得的结果”[11]。现今人们对牛顿流数理论的理解与评价不同于牛顿自己对流数理论的理解和评价，前者是经过了莱布尼茨微积分理论标准化改造过的流数理论，流数理论与微积分的共生语境及以此为基础构造出的两者的相似性也因此产生。正如布鲁尔所说：“我们在数学传统中所看到的连续性是某种人造物，它是由于我们在无意识中、在以前的著作中解读出了我们自己的思想风格而产生的”[12]。“看到”的过程实质上是以评价者的语境为基底进行意义重构的过程。
第一，被评价者所依赖的行动者网络势单力薄——证据不充分，知识创立者和支持者人微言轻等，而评价者的行动者网络实力雄厚——占据主流话语，知识创立者和支持者位高权重等。在此情态下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被评价者主动接受评价者的标准化和再语境化，评价者也愿意接受被评价者，于是被评价者获得评价者的认同和高度评价，被评价者被吸纳进评价者的行动者网络，获得合法成员的资格，成为“真正的”科学知识或科学家，评价者则增强了自己行动者网络的力量，其理论得到更多的证实或能够对更多现象和知识给予合理解释，其科学贡献和学术地位获得更多承认(如图1所示)；二是被评价者主动接受评价者的标准化和再语境化改造，但评价者不愿意接受被评价者，于是被评价者被边缘化，成为“非科学知识”或“本土知识”，相应地知识创造者和支持者也被边缘化，成为“民间科学家”或“本土知识专家”(如图2所示)。
图1 被评价者被评价者吸纳
图2 被评价者被评价者孤立
第二，被评价者与评价者的行动者网络实力相当，这时也会有两种可能结果：一种结果是双方互不相让，但又不能完胜对方，于是就会出现两种科学知识并存的结果(如图3所示)，比如建国后中医和西医在中国医学界的并存和论辩，再比如在科学史上水成论与火成论的长期并存和论争、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的论争等。从人类行动者角度看，就是形成各种科学学说和学派，例如微积分发展史上的“点主义”和“d主义”，现代数学中的逻辑主义学派、形式主义学派和直觉主义学派等。另一种结果是经过长期论争，被评价者与评价者双方相互妥协，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对方的标准化和再语境化(如图4所示)，比如提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对方知识的合理性和存在的合法性。这种情况表现在科学理论上就是折中方案的出现，最典型的是光的波粒二象性理论的提出，或许以后会有新的理论学说出现，表明光其实是另一种现今人们未知的存在形式；表现在科学史上就是多重发现的产生。“多重发现是不同同盟系统为获得更大话语权力而相互较量的结果”[14]。
本文设定的边界条件将在下面依次说明，在只对水下船体阻力研究时，边界条件设定的比较简单，在粘性模型中选择RNG k-ε 模型，在对材料进行定义时，需要添加液体水，对船舶在不同的航速时需要对inlet-water速度进行相应的设定，例如当船舶的航速在12 knots时，将inlet-water速度设定为6.1733m/s2，如果要研究船舶处于空气和水两种介质中的阻力，要使用VOF模型，并追踪空气、水二相流的自由液面，在静水面划分不同介质的流域，即静水面以上为空气部分，静水面以下为液体水部分，对船舶航行的阻力进行计算，应保证船舶水线面与气液相界面保持一致。
图3 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相互并立
图4 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相互融合
第三种情态是评价者势单力薄，被评价者实力雄厚。评价者的评价行为往往会被被评价者视为对其话语权和合法性的挑战，被评价者会动员其行动者网络对评价者进行反评价(Counter-evaluation)，这时评价者往往会短时处于比较危险的境地。如果评价者想避免被挫败的危险，就要积极寻找同盟军——更多的经验事实，建立更强大的“反实验室”，说服更多人相信自己的理论等，逐步改变论争双方的力量对比，进而改变评价结果。科学史上，新理论或新思想在刚提出时往往会面对这样的情景。例如，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理论伊始，尽管达尔文并没有对宗教神学进行直接评价，但他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无疑对宗教神学坚持的神创论形成严峻挑战，因此受到占主流地位的宗教神学的强力弹压和批判(反评价)，进化论被视为“异端邪说”，达尔文受到挖苦和嘲讽。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主教甚至为了压制进化论的传播，有意阻碍达尔文社会地位的提高，致使达尔文未能通过晋升爵位的提名[15]。为此，达尔文积极构建自己的行动者网络，在不断搜集更多证据的同时，积极争取赫胥黎(Thomas Huxley)、海克尔(Ernst Haeckel)等年轻科学家以及赖尔(Charles Lyell)、虎克(Robert Hooke)、格雷(Asa Gray)和赫歇尔(William Herschel)等权威科学家的认同和支持，不断壮大自己行动者网络的力量，终于逐步战胜了神创论，占据了解释生物进化的学术话语权，“达尔文主义不再是初步的科学学说，而成了一种哲学，甚至一种宗教”[16]。
综合上述分析，地方性知识理论的提出为审视科学评价的存在意义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透过这个新视角，人们可以看到以往研究忽视的一些问题和现象。科学评价的目的并非只是为获得更逼真的知识，其中还包含着评价者为了获得更大学术话语权的筹划；享有共同实践经验，拥有共同实践情境是科学评价发生的重要前提条件，但这种共同情境不是现成存在的，而是不同行动者网络间及其内部行动者间相互建构的结果；同行评议是科学评价的基本模式，其中包含着不同行动者网络为扩大自己学术话语权和合法性而进行的相互较量，相互较量的结果与行动者网络的力量密切相关。最后，相信随着地方性知识研究的逐步深入，会有更多与科学评价相关的问题和现象受到重视，这些问题和现象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科学评价的多重意向和多维内涵，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科学评价的存在意义和现实问题。
Engineering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Baozhu landslid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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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xistential Significance of Science Eval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Knowledge
CHENG Zhibo, KUANG Qian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China )
Abstract : Local knowledge theor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reflecting on the significance of science evaluation. In the view of local knowledge, knowledge is living and interactive. The significance of science evaluation is not only to screen out realistic knowledge, but also to plan for the evaluators to expand and consolidate their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The existence of the evaluation requestors,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existent context” between the evaluators and the evaluation requestors, and the existence and validity of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are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the occurrence of science evaluation, while there are three main modalities for the results of peer review.
Key words : local knowledge; science evaluation; existential significance; occurrence conditions; evaluation model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7699( 2019) 05- 0023- 07
收稿日期： 2019- 02- 19
作者简介： 程志波(1980—)，男，河北邢台人，博士，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路卫华)
标签：地方性知识论文; 科学评价论文; 存在意义论文; 发生条件论文; 评价模式论文;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