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预期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理性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10月10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现年58岁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以其在理性预期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新闻公报中说，卢卡斯发展并运用了理性预期假说，使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发生了深刻变革。他的理论“深化了我们对于运用经济政策控制经济的困难性的认识”，并且使“运用统计方法可靠地评估经济政策成为可能。”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主席韦林认为，“卢卡斯已经使得直到70年代为止所发表的大多数经济理论站不住脚了。他也是那时以来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经济学家指出，理性预期理论的出现是西方经济学史上的第六项革命，无疑也是最新的一次革命。
形成于本世纪70年代的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卢卡斯外还有T·萨金特、N·华莱士以及巴罗等人。卢卡斯的主要著作有：《理性预期与经济计量实践》(1981)、《经济周期理论研究》(1981)以及《计量经济政策评估》(1975)等。
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困境与理性预期理论的兴起
本世纪30年代的那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其经济政策主张也深为西方各国政府所青睐。后来，在希克斯、汉森等一批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追随者的系统阐释和发展下，以IS-LM模型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二战后的约30年时间里，一直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正统观点。它统治着经济学教科书，并且构成宏观经济领域中大多数学术讨论的基础，同时也是人们据以提出政策建议，建立大规模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但是，到了70年代初期，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开始出现动摇。这种动摇主要由于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两个因素交织作用促成的，并最终导致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的结束。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缺乏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出现之前，经济学的主流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微观经济学，这个理论的分析基础是理性人假定，即经济主体总是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出发进行经济行为。这个假定至今仍为西方经济学所公认。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却完全撇开了传统的经济人假定，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宏观经济分析的对象是一系列的经济总量、经济主体的核心是政府。但是，由于宏观总量无非是微观数量的总和，而微观数量又是微观单位行为的结果，因此，研究宏观数量之间关系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否正确必须取决于对微观单位的行为分析，而微观单位的行为又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宏观经济理论必须具有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前者是否正确，部分地取决于后者的正确性以及二者是否相互协调一致。不幸的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恰恰缺少必要的微观基础。凯恩斯本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一问题在凯恩斯主义的正确性不容怀疑的长时期中也并未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才有人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而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则很快成为反思、批判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力，并给予凯恩斯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受到的第二个方面的打击是来自70年代初的经济实践。菲列蒲斯曲线的失灵、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同步上升，特别是“滞胀”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生了全面的怀疑。
理性预期理论正是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于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困境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思批判，同时吸取货币学派的某些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二、理性预期论者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批判
对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脱离微观基础、违背经济主体理性人假定的错误，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分别从预期范畴、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以及政策成效的评判标准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批判。
1.不合乎理性的预期
卢卡斯等人认为，人们都有某种对未来的预期，这种预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从而影响宏观经济数量。因此，宏观经济的计量模型必须把人们的预期考虑在内，以便使模型得出合乎现实的结果。理性预期学派指出，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经济计量模型，虽然也考虑了人们的预期，但这种预期是一种不合乎人的理性的“适应性预期”。所谓“适应性预期”是指根据过去的情形求得对将来的预期的办法。显然，这种“适应性预期”只有在将来的变化和过去的变动相似或差别不大时，才有可能准确或大致准确。但是将来的情况是变化多端的，很难和过去的一致。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作为合乎理性的人，他为了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会搜寻一切有用的包括现在和将来的信息，而不仅仅只是根据过去的资料来作出对未来的预期。所以，把使用“适应性预期”的凯恩斯主义计量模型应用于预测情况变化多端的未来就等于假设人们并不利用有关将来的信息谋取最大利益，这显然是不合乎理性人假定的。
2.理论体系中的自相矛盾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不但凯恩斯主义计量模型由于使用了不合理性的预期而完全无用，而且整个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也是错误的。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该理论体系中所涉及的人在其行为上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在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中，劳动者之所以进行储蓄的理由被认为是企图得到将来的消费，而在劳动者的供给函数中，他们又被认为是在现有收入和闲暇之间进行选择。这就是说，劳动者在消费函数中考虑到将来，而在劳动供给函数中只想到现在。换言之，在两个函数中，劳动者有不同的行为。针对这一点，理性预期派指出，相同的合乎理性的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应该具有相同的行为准则，而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所假设的人是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因此该理论体系不能成立。鉴于这种批评，凯恩斯主义者在后来的理论中设法使用了相同行为的个人假设。但是，即便如此，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由于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某些函数或方程不是相互独立的，所以没有理由相信相同行为的个人在各个不同的函数或方程所造成的影响刚好符合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要求。例如，在劳动供给函数中，当工资率为既定时，劳动者在提供的劳动量和闲暇之间进行选择时已经决定了他的收入，而根据消费函数，当收入为既定时，消费也随之而得以决定。这就是说，消费函数和劳动供给函数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方程。劳动者在劳动和闲暇之间进行的选择不但决定了他提供劳动的时数，而且也决定了他的消费量。根据这一说法，当工资率改变，劳动的供给量和消费量均要随之改变。关于这种改变，理性预期学派指出，凯恩斯主义者并没有在个人行为上提供足够的保证来证明两个普量（劳动供给量和消费量）的改变都能适合凯恩斯主义的消费函数和劳动供给函数的要求。既然如此，这就意味着在凯恩斯理论体系中个人的行为在不同的函数或方程中并不是必然一致的，很可能是自相矛盾的。
3.评价政策成效标准的错误
在理性预期派看来，凯恩斯主义者评价经济政策的标准也是错误的。他们指出，凯恩斯主义者往往把能否增加社会生产总量作为判断经济政策优劣的标准，而这一标准没有考虑到社会成员为此而支付的代价。如果社会总产量的增长是以社会成员承受通货膨胀和环境污染为代价，这种增长究竟是对社会有益还是有害就很难说定。因此，这种判断标准是不可靠的。他们断言，以总量的变化来评价政策实际上是任意树立判别政策成败的标准，这种做法当然是错误的。理性预期学派指出，一项经济政策是否成功必须要考虑该项政策是否增加了全社会成员的福利。
三、理性预期假说
通过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全面反思和批判，理性预期学派敏锐地洞察到被严格区分为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两大块的现代经济学存在着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发展和研究基本上是相互独立，始终没有一种理论可将其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两者所基于的基本假设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微观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基础之上，而由宏观理论所构建的模型及导出的政策主张则明显地忽视了各经济主体的理性人特点。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要克服上述第一个弱点，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预期理论并引入经济学，描述微观主体预期形成的理论可以成为沟通微观与宏观之间的桥梁。而要克服第二个弱点，则必须坚持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定，并将微观主体的预期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上。他们认为，在克服了上述的两个弱点之后，便可以用理性预期的理论重构整个宏观经济学，完成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新古典化过程。因此，理性预期理论又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
理性预期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预期假说，它最初是由约翰·穆斯在1961年于《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来的。他写道：“我这里所给出的预期由于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测，因而它们与有关的经济理论的预测本质上是一样的。对此，我们称之为‘理性的’预期”。他对这一规定作了简要的解释，他说：“上述假说用更准确的话来表述，就是：在具备相同的信息条件下，厂商的期望（或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主观的后果的概率分布），趋向于接近理论的预测（或客观的后果的概率分布）。”（约翰·穆斯：《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载《计量经济学》杂志1961年7月号。）由此看出， 理性预期具有这样两层含义：
第一，通过理性预期，对某一经济变量的估计必须是该变量的数学期望值，而某一变量的数学期望值是对该变量的长期出现的数值的最精确的估计。
第二，在求出某一变量的数学期望值时，参与经济生活的人必须有效地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包括一切与估计经济变量有关的有用的经济理论在内。因为，对经济变量的估计的精确程度关系到人们自己的利益。对变量的估计越精确，估计者所能从中得到的利益越大，而信息的利用效率越高，对变量的估计也必然会更加正确。因此，为了得到自己的最大利益，一个合乎理性的人必然会以最有效的方式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
有人指责说，每个经济当事人不可能都懂得并运用经济模型，他们的主观预期怎么可能同理论的预测一致呢？或者说，主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和客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一致这一假设靠得住吗？对于这个问题，穆斯的回答是：鸟并不懂得空气动力学，但它们飞得很好。他还以反面论证道：“如果企业老是按照错误的预期行事，就会在市场上吃败仗，到头来必然被淘汰掉。因此，留存下来的企业乃是能够进行正确预期的企业。”这表明，理性预期学派并不认为，所有单个企业或个人通过收集和分析有关信息而形成的主观预期必定是正确的，而只是说，尽管经济当事人的预期值必然会有误差，可是它们的均值一般说来必将趋近于或等于客观的实际值。理性预期假说强调的是，一旦人们发现了错误就会立即作出正确的反应，把他们的预期很快调整到与有关变量的实际值相一致的水平，因此人们在预测未来时决不会犯系统的错误。
四、自然率假说与宏观政策无效论
有了理性预期这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之后，卢卡斯等人又从弗里德曼那的自然失业率范畴发展出一个“自然率”概念。理性预期学派借助这两个概念提出了该学派的一个核心思想：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论。
在弗里德曼那里，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政府干扰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所自然形成的一个均衡失业水平。弗里德曼运用这个概念说明了有关菲利蒲斯曲线在短期内成立而在长期内无效（变垂直）的思想。卢卡斯等人受此启发而提出的自然率概念，系指在既定的微观经济结构中，私人经济单位依据对通货膨胀率的正确预期而产生的相应行为所形成的特定的总产量、总就业水平或总失业水平。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实际发生的总产量、总就业水平是高于、等于还是低于其自然水平，这同通货膨胀率是高于、等于还是低于人们已经习惯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有关。与自然失业率水平类似，自然率水平并不是一个常数，其数值是由其真正的经济结构所决定，其值与实际的通货膨胀率无关。
卢卡斯等人以理性预期及自然率为其立论基点，认为：菲利浦斯曲线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即实际产量对于其自然率的偏离是与实际价格对于预期价格的偏离成正比的，用方程表示为：
其中，
分别表示实际产量、自然产量率、实际物价水平及在t－1时期人们预期到t时期将会有的物价水平的对数，β为一系数。这一方程明确表示，实际产量偏离自然产量的幅度取决于预期价格与实际价格之差，亦即人们对价格的预期误差。
但是，卢卡斯认为以上的方程所表明的仅是货币学派中弗里德曼的思想。在理性预期学派看来，对具有理性预期能力的经济当事人来说，他们凭借当时所得的信息就可以预见到一切与经济状况有系统关联的政策规则所产生的影响，并据此采取相应的对策以抵消这种影响（如相应地提高名义工资或利息率以抵消物价的上涨），这样，实际产量或实际就业水平也就不可能偏离其自然率，即使在短期内也是这样。卢卡斯认为，由于经济系统中的各经济主体都是理性人，因此，其预期是在其充分掌握一切信息之后作出的，所以，政府的预期不可能比公众的预期更加合理（理性），政府所掌握的信息也不可能比公众掌握的信息更加充分。所以，不论政府今后打算推行什么样的反经济周期政策，只要政府有这种意图，公众就已经预测到了，并且马上采取了预防性措施，于是政府总是落在公众的后面。这种状况就像两个人下棋一样，以公众为一方，以政府为另一方，是一种纯粹的对策性问题。政府打算下一步怎么走，公众已经知道，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以致于政府的预定目标最后落空，甚至还会使政府被迫放弃原来的打算。
萨金特与华莱士进一步阐明：经济活动者的预期可能有误差，但绝不会发生系统的误差。因此，无论就长期或短期来说，系统的政策必将是无效的。如果政府采取某种反常的无法被预见的随机政策，那么它们确能使实际产量或就业偏离其自然率，但其结果绝不是稳定了就业或产量水平，而是使经济更加不稳定。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所提出的核心命题，它通常被称为“不变性命题”，或“政策无效说”。
理性预期论者关于政府反经济周期政策无效的结论是基于从货币学派的自然失业率概念引申的自然率假说和作为传统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的理性人假设两者导出的，对于这种理论的出现，莫迪利安尼称之为宏观预期理论微观基础的变革、宏观预期理论本身的一次革命。托宾指出，由于理性预期学派把理性预期假定同从货币主义者的自然失业率引申出的自然率假说结合起来后，不仅凯恩斯主义的长期菲利浦斯曲线就连货币主义的短期菲利蒲斯曲线都不复存在了。因此，理性预期学派不单单是向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挑起了一次论战，同时也是向货币主义宏观经济学挑起了一次论战。
五、卢卡斯的经济周期理论
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上述理论，整个经济的产出和就业的数量是不受价格水平运动的影响的，因为理性的经济主体总是能对价格水平的波动产生一个合理的预期并及早采取相应的对策，从而使实际产出量或就业量保持在一个自然率的水平。但是，他们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高涨和低落循环往复。在高涨时，价格水平上升，产量和就业量随之上升；在低落时，价格水平下降，产量和就业量随之下降。换言之，在商业周期中，通货膨胀与产量及就业量的波动彼此是正相关的。而且，实践也似乎表明，在商业周期出现时，实行积极的经济政策也并非没有可能。很显然，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于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寻找对经济波动现象的合理解释便成了理性预期学派的又一研究课题。到目前为止，该学派中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一致公认的经济周期模型，若按对经济周期初始根源的不同理解来划分，可分成两类理论：一类是以卢卡斯为首的认为货币冲击是经济波动根源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另一类是认为技术、新产品开发、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等实际因素的变化才是经济波动之源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较著名的有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Kydland and Prescott）的建设时间模型。限于篇幅，下面着重介绍卢卡斯的经济周期理论。
卢卡斯是用政府的“货币冲击”和公众的信息不完全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他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源是货币供给过程中的随机性冲击，或称为“噪音”。当货币数量增长时，名义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价格水平都增长。此时，企业家和工人由于得到关于他们自己产品及劳动力价格的信息先于得到关于价格总水平的信息，于是在开始时他们会将价格水平的上涨误认为是相对价格的上涨。由此，他们会在短期内增加自己的产品和劳动力的供给，从而形成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增加。反之，当预期的一般物价水平比实际水平高时，生产者误认为他们相对价格的暂时下跌，厂商减产，工人自愿去度假，经济就进入衰退。卢卡斯认为，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信息问题。当他们发觉只是价格总水平在变动而自己的相对价格根本没变时，他们又会将自己短期增加或缩减的产品和劳动力供给趋向那个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自然率水平。因此，在经济成员能收集适当信息并最优加以利用的情况下，周期是可以避免的，它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伴生物。卢卡斯的这种周期理论暗示：经济波动完全来源货币数量变动后经济成员对价格总水平与相对价格的错觉，经济波动的长短是和经济成员发生错觉以及摆脱错觉的时间长短密切相关的。由于经济成员的理性预期，经济波动只是短期的，经济很快又会恢复到那个自然率水平，因此政府的货币政策不会起到什么效果，唯一的影响只是带来经济波动。
六、政策见解
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更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率的机构。今日经济之所以如此不稳定，主要是由于政府长期推行了凯恩斯主义的稳定政策。如果政府抛弃各种“微调”措施，经济就会基本上趋于稳定。卢卡斯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同样，政府若实行减税政策，最初能增加消费和投资，但长此以往，得到的只有政府更多的举债。所以，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导致通货膨胀，而决不能刺激产量和就业量的增加。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如果政府必须采取某项政策来消除外部冲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那么必要公开宣布并坚持到底，不要轻易改变，因为只有“取信于民”才会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否则，公众就会对政府的措施采取防范心理，人人都在经济活动中猜测政府的政策动向，给自己“打埋伏”，增加“保险系数”，结果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变得异常复杂和捉摸不定。
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为私营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预测的环境。因此，政策目标必须注重长期性和稳定性。政府应实施一种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稳定的货币政策，以及使预算保持基本平衡的财政政策。可以看出，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理性预期学派与货币主义学派的主张基本相同，并无多少创见。
七、简评
理性预期学派是当今西方经济学中最新的一个流派，它是对影响深远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革命的又一次革命。由于它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抓住了要害，同时提出了内容丰富，内在逻辑一致的新宏观经济学体系，因而震动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界。在美国各大学，理性预期学派的思想在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中广为接受传播，大有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之势。美国正统经济学派领袖萨缪尔森曾指出，每一个现代经济学家都不能不认真读读卢卡斯的著作，都不能不好好地研究理性预期理论。这足见理性预期理论在当今西方经济学中的影响和地位。概括说来，理性预期学派对经济学的发展和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敏锐地揭示出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以及违背理性人假定的根本性缺陷，从而让人们从理论上认识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失灵的深层原因所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预期理论堪称对凯恩斯经济学的一场革命。
第二，把建立在理性人假定上的预期作为经济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这既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坚持，又是对人的行为认识的深化。理性预期学派用理性预期的形成理论作为构架宏观与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可以说是一种极具重大意义的尝试。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目前正在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行主题。
第三，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搏奕，并用公众的理性预期证明宏观政策的无效性，非常具有创见性和启发性，它使人们深刻地了解到了政府政策想要取得预期成效的困难性和有限性。理性预期学派进而告诫政府运用政策必须慎重和要取信于民，这富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理性预期理论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
首先，理性预期关于“单个经济单位在形成预期时使用了一切有关的，可以获得的信息，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了理智的整理”的假设是不太符合现实的。特别是，理性预期假设所内含的信息假定过于极端，它实际上完全忽略了专门信息的存在，以及这种专门信息对经济系统运行的特点的重要意义。例如，在理性预期假设中，对商业界中的新手与老手是不作区别的，然而正是这种客观存在的区别决定了他们各自处理信息的水平。
其次，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市场的内在机制可以使经济自动地达到一个自然率的稳定水平，而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毫无实际效果的，这种说法并不符合现实。事实是，自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各国历届政府没有哪一个公开宣称将不采用针对经济波动的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只不过随着经济形势和条件的变化，政府在不断地改变着运用政策的方式。例如，从一开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单独使用发展到两者灵活地搭配运用。因此，或许可以说，在关于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认识上，理性预期学派是从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极端又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最后，理性预期学派将经济周期归结为政府的随机性政策扰动及人们对这种扰动的短期内预期错觉，这种观点尽管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是片面和较为肤浅的。经济周期的深层原因应该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流通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中去寻找。政府的不合理政策以及经济单位的错误预期或许可以成为偶尔的经济波动的导火索，但不会是循环往复的经济周期的根本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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