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喜莲[1]2002年在《积极推进长治市小城镇健康发展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加快城市化进程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由其特殊国情决定的，是农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必由之路。在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起着重要的基础性和过度性作用。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现阶段，我国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并将面临一个大发展。本文主要通过对山西省长治市小城镇建设存在问题及其有利条件的分析，借鉴沿海发达地区小城镇建设的成功经验，结合长治市资源和产业优势，就如何加快山西省长治市小城镇建设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马丽[2]2004年在《长治市农村城镇化及其发展》文中提出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城镇化进程,并不是一个城市化规律得以充分展示的过程,在由户籍制度、粮食供应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屏障共同构建的城乡壁垒的二元社会结构限制下,农村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自然适应机制受到了极大扭曲,城镇化程度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缺乏规划性、盲目扩大规模、滥占耕地、盲目发展的现象,严重浪费了土地资源,引发了城镇发展与耕地保护、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本文针对长治市农村城镇化发展状况,分析了城镇化发展演变特征和存在问题,论述了城镇化理论及作用和功能。长治处于我国东、西部结合带,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随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及西部开发的带动作用,近年来农村城镇化进程有了大的发展,农村经济及小城镇建设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与国内其他地方一样,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及城市持续发展中值得人们关注和应该深思的一些普遍问题。解决“叁农”问题,关键是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从而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取得长治市农村城镇发展现状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提出了加强城镇建设规划,尊重城市建设发展时序,力求长远性和现实性相结合,做到“高起点、远目标、重实际、可操作”;注重保护耕地,节约土地资源,提高土地使用效益;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充分发掘长治市自然生态特色及社会历史文化特色,并在城镇规划中加以利用,塑造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城市,同时力争做到更新观念,放眼未来,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路平[3]2015年在《山西省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有效推动力，是解决“叁农"问题的必要手段和必经之路，是缓解区域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是我国扩大内需、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但根据山西省目前的发展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山西省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与其他发达省份有较大差距，并且城镇化的质量较低；省会太原市的在全国的综合竞争力较弱，辐射带动力严重不足，距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性大都市的发展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大中小城镇的规模结构不合理，空间分布及发展水平及不平衡，从而导致了山西省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落后。因此，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对山西省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价，充分认识山西省目前存在的城镇化区域差异，分析导致城镇化差异的成因，寻求城镇化未来的发展道路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山西省11个地级市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进行评价。文章首先对城镇化的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简单的阐述，为问题的研究提供给了理论基础；然后对山西省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其次，根据山西省城镇化的现实情况，构建了城镇化综合评价系统，利用熵值法确定了城镇化各项要素和指标的权重，测算出个各地级市综合发展水平的得分，并在此基础上利用Excel软件和AcrGIS软件，对山西省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以及各要素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深入了解山西省各区域城镇发展水平的差异，同时对2008-2012年山西省城镇化差异情况进行分析，从而了解这五年间山西省城镇化差异的演变情况；再次，对山西省城镇化区域差异的成因进行分析；最后，根据山西省城镇化发展的状况，结合造成城镇化差异的成因，为山西省区域协调发展提出发展对策。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山西省内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首先从影响城镇化的要素上来看，差异最为明显的是经济城镇化的差异；从空间分布差异来看，晋东南和晋北地区的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晋中和晋西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从时间演变上来看，在2008年到2012年五年间，山西省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差异不断缩小但变化幅度较小。根据山西省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情况，为缩小山西省城镇化区域差异，促进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提出了四项措施：第一，完善山西省城镇体系，大力发展城市群，发展壮大特色小城镇；第二，加大对城镇化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缩小城镇化的区域差异；第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第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提高山西省城镇化质量。
丁志伟[4]2014年在《中原经济区“叁化”协调发展的状态评价与优化组织》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是实现21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叁大方略，探求“叁化”协调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谋求发展的新使命，也是推动区域经济稳步前行、促进城市-区域综合发展的现实选择。中原经济区是我国中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作用较强的传统农区和国家“叁化”协调发展先行先试示范区，伴随着中部崛起、全国主体功能区开发、中原经济区规划建设等战略的不断深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必将进一步快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必将进一步复杂和激化，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也必将成为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因此，研究城市-区域系统整合下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叁化”协调发展状况，对于保障国家粮食战略安全，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意义重大。从“叁化”协调发展的内涵出发，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宗旨，以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为支撑，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城市-区域系统整合下“叁化”协调发展的研究框架；在城市-区域系统整合视角下明晰中原经济区“叁化”协调的现状特征和存在问题，探讨中原经济区城市-区域系统“叁化”协调运转的内在机理，评价中原经济区“叁化”协调发展的状态水平，提出中原经济区“叁化”协调的城市-区域系统组织途径。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城市-区域系统理论，解析了“叁化”的互动机理。在城市-区域系统内，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叁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共同支撑系统的协同运转并组成“叁位一体”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心城市是城市-区域系统的核心和发动机，承担着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创新发展等功能，其新型工业化成果为新型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生产力资源和农产品加工支撑，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产业链动力、城市建设资金和就业容量；中心城市的各种物质、能量和信息要素通过乘数、涓滴效应，通过城镇化作用沿廊道载体向城市边缘区、乡村地区扩散，为新型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提供强大的区域中心带动机能和群体带动机能；广大的乡村基质平台为城市-区域系统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提供土地、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保障，使中心城市的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整体功能更强大。（2）在“叁化”协调发展的基本状态方面：①“单化”的发展状态。从时序特征看，1995年以来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水平都呈现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先缓后急”的上升态势，在2005年之后快速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在2002年之前呈现波动变化，2002年之后呈稳步提升的趋势；新型农业现代化水平除1997年出现小幅下降外不断提高，且2002年之后上升幅度较大。从空间分布看，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呈现比较类似的空间格局，郑州、济源位于高水平区域，第二、叁等级城市围绕两者形成西北部的集中分布区，较低、低水平区分布在东南部广大区域，形成西北-东南的分异格局。新型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相比，后叁种类型的区域占据了绝对主导并形成大范围连绵分布区，高水平区、较高水平区分布范围小且在郑州及其北侧小范围集中，整个区域的分布格局极其不平衡且局部差异大。②“双化”协调状态。从时序特征看，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双化”协调整体呈波动上升状态：1995~1997年稳步增长，1998~2004年波动下降，2005年后波动上升且近期上升幅度较大。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农业现代化“双化”协调特征表现为：1995~2006年之间呈现波动下降状态，2006年以来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农业现代化“双化”协调特征表现为：1995~1998年呈现缓慢上升状态，1999~2004年呈现波动下降，2005年以来呈现波动上升且2009年以来上升幅度较大。从“双化”整体分布格局看，II级、I级协调等级区占据了绝对主导并形成大范围连绵分布区，V级、IV级协调区仅为郑州、济源，III级协调等级区发育不充分，整个区域的分布格局极其不平衡且局部差异大。③总体协调状态。从时序特征看，中原经济区“叁化”的综合协调度指数呈现波动上升状态：1995~1998年缓慢上升，1999~2004年波动下降，2005年以来呈现波动上升且2009年以来上升幅度较大。从空间分布看，“叁化”协调发展的总体协调度与“双化”类似，但II级、I级协调等级区个数明显增多，空间分异的不平衡状态进一步强化。（3）在“叁化”协调发展的耦合状态方面：①城镇与城镇的耦合状态：从城镇体系四大结构看，等级层次结构中区域性中心城市、地区性中心城市、地方性中心城市、中心镇与新型社区的数量和级别不尽合理，城镇体系的规模序列处于中等发育水平尚未形成完整的序列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空间布局结构须根据战略政策的实施进一步优化。②城镇与产业的耦合状态：叁次产业结构及其内部结构逐渐优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势头迅猛，但仍面临承接产业转移、调控升级等难题；产业结构偏离度与理想状态均有较大差异，第二产业偏离度最大，第一产业偏离度次之，第叁产业偏离度最小；城镇化虽率以每年增加1.5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提高，但城镇化整体水平仍严重滞后于同期的工业化水平和产业结构比重。③城镇与区域的耦合状态：中原经济区核心城市的带动能力不强，核心增长板块的辐射范围不够大，省辖市市区空间综合影响范围不均衡。④城镇与乡村的耦合状态：虽然城乡各项建设快速发展，城乡规划与建设管理改革不断推进，城镇带动乡村发展的作用日益增强，新型社区规划建设成效与问题并存，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从城乡差距的单指标和综合指标分析看，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城乡统筹发展的力度须进一步加强。⑤经济—社会—资源环境耦合状态：1995年以来，中原经济区经济、社会系统有序度水平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资源环境子系统有序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其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有时不堪重负而出现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承载力大幅下降等资源环境问题。从叁个系统有序度组成的综合协调度指数看，其值由1995年的0.3770以年均2.36%的增长幅度升至2011年的0.5467，整体变化呈较好的发展趋势。这表明，虽然在该阶段全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系统造成了一定损害，但系统整体协同水平处于较好的上升状态，未出现停滞不前或退化。（4）在“叁化”协调发展的趋势状态方面：“叁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协整关系，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两者互促共同发展；新型农业现代化不是新型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新型城镇化是新型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新型农业现代化不是新型工业化的格兰杰原因，新型工业化是新型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通过脉冲分析发现，虽然中原经济区“叁化”之间相互作用，但新型农业现代化不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的格兰杰原因，新型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对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的影响不明显；中原经济区新型工业化冲击对中原经济区新型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的正向拉动作用缺乏持续性，有时还会削弱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能力。（5）在城市-区域系统整合研究框架下，结合“叁化”的状态评价结果，提出中原经济区“叁化”协调发展的优化组织路径：①针对“叁化”协调发展的基本状态评价，从时空定位和整合的视角制定“叁化”推进策略。②结合“叁化”协调的耦合状态评价，中原经济区“叁化”协调的优化组织应坚持新型城镇化引领，从优化城镇体系的功能组织，增强城镇带动区域发展的能力，推动城镇与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等5方面着力推进；其中，在城镇体系组织方面，应从提高郑汴一体化区域的核心竞争力，组建现代化郑汴都市区，构建富有中原特色的五级城镇体系结构，形成联动的区域增长板块等方面进行功能组织。本研究研究特色及创新之处：（1）在城市-区域系统框架下，解析了“叁化”在城市-区域系统内协调运转的机理，并提出了中原经济区“叁化”协调发展的城市-区域组织途径，能够弥补已有研究对“叁化”协调功能组织研究的不足，也能为中原经济区“叁化”协调之路提供理论参考。（2）基于城市-区域系统理论构建了“叁化”协调状态评价的多维度分析框架。一方面基于“单化”发展水平、“双化”协调状态、“叁化”总体协调状态3个层面评价了中原经济区“叁化”协调发展的基本状态，另一方面从城镇与城镇、城镇与产业、城镇与区域、城镇与乡村、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方面评价了中原经济区“叁化”协调发展的耦合状态；此外，基于VAR模型评价了“叁化”的发展趋势，确定了“叁化”的调控目标和重点，提出了“叁化”协调发展的优化组织路径。这不仅有助于揭示“叁化”在城市-区域系统内相互作用的动态性、复杂性和开放性，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综合判断“叁化”的调控方略，还能为制定合理的城市-区域系统组织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董艳平[5]2007年在《新时期农村发展及规划对策的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0％左右，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广大农村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农村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从事单纯个体农业生产的聚落了，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也面临着分化和重新的整合。当今农村、农业、农民所体现出来的社会问题愈加严重，而且严重制约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城市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农村的良性发展对于我国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战略，将农村的发展放在了首要位置上。随着国家对“叁农”问题的重视和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开展，农村的发展对策研究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以往的村镇规划多是对村庄的空间形态进行规划整理，面对当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新型农村，缺乏对村庄建设融合多学科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因此本文对此展开研究，试图借鉴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立足于农村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全面考察农村农业、工业以及剩余劳动力的分化及发展趋势，在区域整体发展的框架下将村庄放入城乡体系中进行整体的研究，探讨在新形势之下农村健康发展的规划对策。本论文采用文献查阅、案例调研等方式获取相关资料，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农村的发展策略，并以新农村规划建设的实际案例为佐证，为我国农村的规划建设提供可参考的有价值的规划方法和理念。
韩少秀[6]2014年在《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大幅提升，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52.57%。近年来，山西省也高度重视城镇化建设工作，城镇化率明显提高。截止2012年底，山西省的城镇化率为51.26%，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然而，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也日益突显，严重阻碍了山西省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良好推进。目前，山西省正处于全面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关键时期,而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全省转型跨越发展的四大战略之一，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系统研究和探讨山西新型城镇化发展对于山西经济转型发展和综改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是在对山西省建设厅进行调研和听取有关领导和相关专家座谈的基础上，分析了山西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及问题，着重选取了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成功案例进行了个案研究，探讨总结了其极具推广意义的成功经验，重点提出了加快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切实可行的建议。本论文共由六章构成。第一章引言主要由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文献综述组成。第二章基础理论部分主要对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及内涵、传统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区别，城市群的概念等进行阐述。第叁章分析了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状及问题。第四章对山西省城镇化建设进行案例分析，选取了长治上党城镇群建设，孝义特色城镇化建设，太原数字城管联动城乡清洁3个典型案例，并对其新型城镇化建设进行了个案研究。第五章是文章的重点，针对现阶段山西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第六章是结论。通过本论文的研究，希望能进一步完善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为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道路的探索提供参考。
王磊[7]2016年在《襄垣县城乡统筹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农业是否发达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强弱,农民是否赋予决定着国家是否繁荣昌盛,农村是否安定团结决定着全社会是否安定团结。我国是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叁农问题一直是我国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叁农”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城镇化和老龄化进程加速,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相对下降,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农业专业化分工与市场化运作成为一个必然趋势,由此而决定的城乡统筹发展建设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要,这不仅能够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生产更有效率,更能从开源的角度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难以有效服务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生产和农民收入。因此,城乡统筹发展就显得非常艰巨而迫切。本文立足学术界的研究理论,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城乡统筹的现状和实践探索,发现目前山西省治市寰垣县城乡统筹过程中存在着经济总量薄弱、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城乡基础设施投入差异较大、城乡产业互动局面没有形成、农业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并提出了服务叁农、以人为本、政府主导、深化改革、城镇为主、合力推进的发展原则,和充要加速产业结构调整、要加快制度体制建设、要着重城镇平台建设、要积极拓宽融资渠道、要全面大兴人才战略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山西省和其他地区的城乡统筹发展供建议和理论依据。
曹海涛[8]2013年在《城乡统筹导向下长治市“城边村”转型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1%，进入到了以城市为主导、统筹城乡、重塑空间格局和推动城市发展的综合体制改革和城市化发展道路抉择阶段。而我国广大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明显滞后于城市。为此，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国内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融合、大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快速城镇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处于剧烈城乡变化状态中的城市边缘区，特别是城市边缘区的主体-“城边村”，作为介于城市与外围农村之间的过渡地区，其发展滞后于城镇化的要求，集聚了大量的社会问题、空间问题，成了城市发展的隐患甚至是桎梏。城镇化是一个全方位的变革，“城边村”应该抓住机遇，凭借其特殊的区位交通、市场信息、资源文化等优势，主动通过转型发展顺利融入城市，避免发展成为新问题“城中村”。因此论文选取“城边村”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转型发展和规划策略问题。论文剖析了“城边村”产生的原因及其特殊性，分析了“城边村”的特征和系统性，探讨了在城乡统筹导向下，“城边村”的转型发展、动力机制和规划策略等一系列问题。认为“城边村”通过转型发展，采取适当的规划策略，是在源头上堵住“城中村”和解决城乡发展隔阂问题的关键。因此，在城乡统筹导向下，应该更加重视“城边村”的转型发展与规划实施策略，并且提前进行转型与规划建设的准备工作。作者认为“城边村”的转型模式与规划策略是具有多途径体系的系统工程，并以塔岭山片区七个“城边村”的转型发展与规划策略为实例解析，在经济与产业、资源与环境、社会与文化、人口与空间、制度与理念等多个方面进行的转型模式和规划策略的论述。论文以塔岭山片区七个“城边村”的转型模式构建与规划策略保障为例，解析了“城边村”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分析了“城边村”转型与规划面临的重大难题，提出了转型发展的具体规划策略与方法。以达到在某种程度上对该区域或其他区域参考和借鉴的目的。
王彦鑫[9]2009年在《太原市生态城市建设及评价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一世纪是城市化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追求,以生态绿色革命为导向的全球生态化运动正在兴起,特别是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基于以上背景,面对城市快速发展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传统城市发展模式必须立即转变,以民主、文明、高效、健康、创新为特征的生态城市正成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国内外城市已开展建设实践,但是目前生态城市建设理论研究不够深入,不能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加以全方位的指导和支持,加快生态城市理论研究显得特别迫切。再加上太原市作为一个传统的能源重工城市,煤、焦、铁、电是城市发展的主导产业,随着城市快速发展,资源和环境压力远远超过了其承载能力,转型发展迫在眉睫,建设生态城市成为其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提出太原市生态城市建设及评价体系研究这一课题。论文应用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和建设现状,并指出了生态城市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的不足和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概念和“五位一体”的生态城市系统理论:在总结传统城市建设动力机制的同时,提出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动力机制模型,并且构建了全新的生态城市评价体系。论文在理论研究的同时,以太原市生态城市建设为例,结合其发展现状,应用所提出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最后提出了太原市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和具体对策建议。论文的主要结论:①随着生态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生态城市的内涵进一步扩大,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环境已不能代表整个城市。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在生态城市建设中的作用不能忽视,并且变的越来越大。在此情况下论文提出包括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环境在内的“五位一体”的生态城市的系统模型及生态城市创建标准。②建国五十多年,城市的发展是在依靠由经济推动力、人口能动力构成的推力系统和由政府行政力、科技支撑力、制度调控力构成的拉力系统共同作用实现的。生态城市作用为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模式,以城市主体实现其共同利益为内在动力,以政府政策力、资源约束力、科技支撑力、成果吸引力、文明驱动力为外在动力是生态城市建设的主要动力,进而提出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动力机制模型。③传统的生态城市评价体系只是从社会、经济、环境叁个角度评价城市发展,不能准确地评价生态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根据本文提出的“五位一体”的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理论,政治、文化应列入评价范围,进而构建了生态城市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模型。④利用本文提出的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评价模型、动力机制模型等理论,对太原市生态城市建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了太原市生态城市建设的不足与差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太原生态城市建设的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并且建设性地提出太原市建设生态城市必须构建高效的生态经济、民主的生态政治、和谐的生态社会、健康的生态环境、创新的生态文化五大体系。
张艺[10]2013年在《基于生活圈结构的小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层级配置优化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我国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性化高效率的公共服务设施越来越深入到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新的公共服务功能需求与满足方式也在不断出现可在我国广大的小城镇层级与区域范围，大多仍处于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覆盖的低标准低效率阶段，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内涵式发展的进程小城镇作为城乡联结纽带与农村区域中心，承担着缩小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的重要使命本文以山西省小城镇为研究范围，探索山西省小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现状问题和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提出了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小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优化策略当前我国有关小城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相关规范尚不完备，而传统的依据行政区划范围按等级序列进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方法，很多时候也与实际使用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使得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无法满足城乡统筹建设的均等化公平化公正化要求根据公共服务设施的社会属性特征与生活相关性特点，本论文选取“生活圈”这一视角对小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与使用问题进行研究，既尊重原有行政区划下的社会生活结构一体性的特点，又看到跨行政区划等级限制的生活圈存在的现实，试图通过新的区域空间划分概念，弥补一般性的依据行政区划进行空间界定，按等级序列进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方法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区域范围内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补充性依据，推动公共服务设施的一体化建设此次研究特别选取山西省太榆都市区与上党城镇群的小城镇密集区作为相关生活圈体系下的公共服务设施层级建设问题的研究对象通过对两个城镇群内小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情况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小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的生活圈层结构特点与类型特征而后基于动态的系统的研究角度提出社会生活圈层时间生活圈层和功能生活圈层的概念，并从文化背景出行时间功能等级叁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采用生活圈层概念对于指导小城镇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建设的实际意义最后根据这叁类生活圈层结构的综合运行机制，总结归纳公共服务设施的类型配置层级配置与空间配置方法，引导小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的层级体系优化建设
参考文献：
[1]. 积极推进长治市小城镇健康发展的研究[D]. 王喜莲.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02
[2]. 长治市农村城镇化及其发展[D]. 马丽. 中国农业大学. 2004
[3]. 山西省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研究[D]. 路平. 山西师范大学. 2015
[4]. 中原经济区“叁化”协调发展的状态评价与优化组织[D]. 丁志伟. 河南大学. 2014
[5]. 新时期农村发展及规划对策的研究[D]. 董艳平. 太原理工大学. 2007
[6]. 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D]. 韩少秀. 山西财经大学. 2014
[7]. 襄垣县城乡统筹发展研究[D]. 王磊. 山西农业大学. 2016
[8]. 城乡统筹导向下长治市“城边村”转型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D]. 曹海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3
[9]. 太原市生态城市建设及评价体系研究[D]. 王彦鑫. 北京林业大学. 2009
[10]. 基于生活圈结构的小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层级配置优化策略研究[D]. 张艺. 华中科技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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