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现代视角看体育心理研究中测量与统计方法的应用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视角论文,测量论文,心理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心理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教育部批准了几十所高等院校成立了心理学系或心理学专业。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还成立了世界上少有的心理学院。与此同时，心理测量和统计也广为应用。公务员选拔、新兵入伍都要进行心理测量与统计。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的西方心理测验量表、统计符号和数据纷纷呈现在各种体育运动论文之中，心理测量和统计受到研究者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在西方，现代心理学以及心理测验却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抨击，“科学心理学”受到严重质疑。在我国，近年来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也偶见于学术文献之中。听取并了解这些“非主流”的看法，对于增进学术民主、扩大研究视野、推动学术进步应是有积极意义的。笔者拟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我国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方法，尤其是体育心理测量与统计学应用方面的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1 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心理学思想
后现代心理学是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和助长中形成的。它一产生便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生力军。后现代主义思潮或称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兴起的对现代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进行批判和解构的泛文化运动，其核心是对理性独断与科学霸权的反叛。作为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产物，后现代心理学的核心是对现代心理学，特别是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批判消解与破坏。它与科学主义心理学最尖锐的分歧就在于对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认识。科学主义心理学或称物理主义心理学，将心理学定义为自然科学，将自然科学的客观论、还原论、决定论和定量分析四大研究法则奉为至宝，而将实证方法置于霸权的王位。有人概括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主要特征：实证主义是其哲学基础，价值中立论是其价值取向，方法中心主义是其方法论原则。而后现代心理学则是坚持心理学的边缘性、交叉性和中间性的定位，“力主心理学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和方法的多元化，叙事式、阐释式、建构式、解构式等研究策略和方法得到肯定”，“注重从文化、历史、社会、环境等诸多层面入手来考查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机制，他们渴望终结严格意义上的实证方法的霸权地位[1]”。有学者认为“后现代心理学一词的提出，本身就是具有怎样高估也不过分的历史意义：因为它起码清楚地昭示人们，以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和个体主义为主导特征的心理学的现代形态绝不是也不可能是这一学科的唯一的可能形态[2]”。还有学者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心理学这门学科目前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即从现代心理学向后现代心理学的转变[3]”。现代体育运动心理学毫无疑问也必然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实现向后现代体育运动心理学的转变。
回顾历史，我们便可对上述问题有个较为清楚的了解。众所周知，心理学脱离哲学的怀抱成为一门“科学”的标志是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他受化学的影响在实验室里对注意、联想、情感、意象等“心理化合物”进行研究，试图分析其构成的“心理元素”。正因为他采用了自然科学所普遍采用的实验室实验法，于是心理学便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科学的殿堂。1879年被公认为科学心理学诞生的新纪元，冯特也就成了近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奠基人。
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先生早在1980年就对近现代心理学的弊端予以剖析和针砭，认为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母胎里发育就很不正常，它是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母胎里形成和发育起来，依仗的是一门科学成立的标志的实验法，信奉唯方法论，以为一种研究只要采用了实验法就一定成为一种地道的科学研究，而不分析其指导思想和观点是不可取的。他认为意识模糊、人兽不分、心生混淆是近现代心理学的理论缺陷和误区[4]，而这些问题的造成唯方法论应是主要原因。我国另一位著名心理学家陈立先生在1997年所著《平话心理学向何处去》中写道“对方法论的制度化，也持强烈的反感。因为笔者认为这样就会窒息许多有益的实践。就因为方法论的制度化，只要用某种实验方法，好像结果就必然是科学的。我认为现在许多心理学的研究，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个误区。例如实验室实验法，因为它要严格的条件控制和数量化的结果处理，所以便不能不找比较简单的问题，在非常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实验。结果完全脱离实际，避实就虚，无血无肉，只剩下一些干瘪瘪的渣滓，也就是完全缺乏意义的东西。心理学的对象本身内涵复杂，如果用某种方法来限制它，结果当然会扼杀心理学的生机[5]”。在这里引用两位著名心理学老前辈的话并非意味着他们就是后现代心理学派，只是想说明这两位心理学家对现代心理学的痼疾感触很深，对其批评也一针见血。
我国台湾心理学家张春兴在其《论心理学发展的因境与出路》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具体阐述，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采用观察、测量、控制、实验等方法研究物性变化是成功的，但用同样方法研究人性时，由于人性异于物性，就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决定论确认自然界的物性遵循因果法则变化，只要了解其变化原因，即可达到对物性变化解释、预测与控制的目的。还原论确认自然界任何复杂现象均可化约使之还原为最基本的元素。根据基本元素的性质，即可解释复杂现象背后的真相。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等，都是循此二公设进行物性研究，而且证明是成功的。然而此二项公设用于心理学研究人性时，却受到极大的限制。”[6]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用实证的实验室方法无法探求外显行为背后内隐的真实的原因。
我国现代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成果颇丰，特别是在运动实践领域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如射击运动员的心理训练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是，不仅在我国，就世界范围来看运动心理学也同样面临着困境，运动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它母体中带来的先天不足也随着它的发展日益彰显出来。例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运动员的心理学选材搞得不可谓不多，成果不可谓不丰，但心理选材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常常受到质疑，至今运动员选材几乎未见追踪研究，致使不能客观地评价运动选材标准后的效果如何，还有许多这样或那样的研究成果，根本不能应用体育运动实践中。因此，现代体育运动心理学欲走出困境，必须面临变革，实现从现代体育运动心理学向后现代体育运动心理学的转变。
2 心理测量的真实性问题
运动员心理选材、运动能力诊断主要手段是运用心理测验和心理测量。然而，运用这些手段取得的结果是否真实？即使研究者对问卷或调查表经过了标准化处理，做了信效度检验，制定了所谓的常模，但结果的真实性如何很值得怀疑。2003-09-13中国科协学术年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列数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背离科学道德的“七宗罪”之二就是“伪造或篡改原始数据”。客观地说，此种现象在心理学界也有，但不能说普遍存在。心理学许多研究结果真实度欠缺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笔者于80年代中期曾组织过全国协作组修订过美国心理学家斯皮尔伯格(Spielberger C.D)编制的《状态—特质焦虑调查表》(STAI)，也用它测试过不少项目的运动员，后来发现用它得来的测试结果很难做出有意义的解释。随后我国又引进了马腾斯的CSAI-2等焦虑量表，这些量表的运用说句不客气的话，可以用“泛滥成灾”来形容。对此，笔者在1997年曾著文进行反思[7]，兹不赘述。
心理测量是以人为测量对象的，且不说测验量表能否测量所要测量的东西，就是测量中主试与受试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因素就足以导致测量结果的非真实性。1972年，美国心理学家韦伯(Weber S.J.)和库克(Cook T.D.)研究发现，在心理实验中受试可能会因为他们了解主试的假设，而凭他们自己的“需要特征”做出他们的未必真实的反应。其反应类型大致有四种：(1)冷漠型，对主试的假设漠不关心，反应出无所谓的态度；(2)合作型，认同主试的假设，尽量做出迎合主试要求的反应；(3)反对型，否定主试的假设，故意做出与主试相反的反应；(4)防御型，对实验目的持怀疑态度，刻意掩饰自己的本意而做出不真实的反应[6]。韦伯和库克所述的四种导致测量结果不真实的需要特征，不仅在心理学研究中经常出现，在我们体育界运用调查表的许多研究中并不少见，问题是我们对这种现象是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此外，心理测量的目的之一是预测，即依据研究资料所展示的各因素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预测将来在同类情境下某种问题重复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例如，近年来，国内有不少运动心理学的论文用马腾斯的运动竞赛状态焦虑量表测试运动员，有数篇论文都得出运动员赛前状态自信心分数与运动成绩高度相关，甚至可用状态焦虑自信分数预测运动成绩。这种结论的真实性有多大？影响运动成绩的因素太多了，仅仅测量状态自信心（何况测量“状态自信心”时并非在现场状态下测量的）分数，就能预测未来运动成绩？运动员自信心分数高就能拿到好成绩？盲目自信也能拿到好成绩？这样结论恐怕是没有什么真实性的。至于运动员的心理选材，运动能力的诊断等方面的测量更需慎重处置。从后现代心理学的视角看，这类测验都脱不出还原论和元素论的巢臼，都是将复杂的心理问题过分简单化了。运动员的心理选材，运动能力诊断本质上都属于能力倾向测验，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艾肯(Aikin L.R.)在其《心理测验与考试》一书中说：“能力倾向测验在设计上为了预测人们在工作岗位、学校和其它实践场所中的绩效。但是，不同种类的能力倾向测验与培训或工作的精熟指标之间的相关并不是很高。对于大部分对培训、教育环境中的成就进行预测的能力倾向测验，当以工作绩效作为效标时，测验效度会有些增高，但即使如此，预测效度也仍然非常低。”“纵向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能力倾向预测的得分并不能作为就业选择或从业水平的精准预测指标。因此，比起单纯地使用能力倾向测验的得分，把被试的兴趣、动机和其它人格变量、以及环境变量都考虑在内的做法，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职业招募、职业成功和职业满意度的预测水平，但是这样做也很少能使能力倾向测验的多元相关高于0.05[8]”。艾肯认为除了测验本身的心理测量学特征之外，还有许多因素例如成功指标的确定、不可预见的偶然事件、社会条件的改变、经济条件、甚至运气因素等变量都可能导致难以用能力倾向来预测工作绩效。因此，我们在进行运动员心理选材、竞技能力诊断等能力倾向测验时应当充分估计到这些测验仅具有很低的预测效度，测验分数充其量只具有参考性意义，绝不能作为决定性依据来用。
3 心理统计样本的代表性
科学的标志之一就是对于研究变量的精确测量。统计学是科学心理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事实上，心理学家皮尔逊、费希纳、斯皮尔曼等人对统计学的发展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20世纪以前，统计理论是以所研究总体的测量结果服从正态分布和从研究总体中大样本随机抽样为前提假设的。根据这种概率理论，可以在大样本基础上估计总体参数的假设。到了20世纪上半叶，小样本统计技术、更复杂的参数统计过程以及不需要对总体特征分布作假设的非参数统计方法被发展起来。多元统计，即不仅涉及多个自变量而且涉及多个因变量的统计方法的发展提高了决策过程中统计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新版《体育统计》教材中也说“体育统计使我们能以最少的样本含量达到我们所需的精确度，对总体的有关参数等作出判断，同时又给出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它保证了科学研究的精确性、可靠性和经济性[9]。”诚然，对于体育科学偏重于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的确如此，而对于体育运动心理学以及体育社会学科来说，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应该是有区别的。对于体育科学中的生物学科，诸如运动生理、运动生化、运动生物力学等方面实验室研究结果的统计处理，以最少的样本含量达到所需的精确度并对总体参数作出判断，应当说是可行的。然而对于生活在五光十色、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中活生生的运动员来说其心理行为的个体差异是巨大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便是对人的个性差异最好的诠释。人类行为不仅有个别差异，而且有团体差异，社会文化差异在人的心理行为上的印记是非常深刻的，如果以最少的样本含量对总体参数作出判断无异于缘木求鱼。例如，运动员特质焦虑量表的常模分数以平均数和标准差标识，极不妥当且毫无用处。“特质”是指个性品质，个性平均之后就成了共性，性质变了，统计数据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英国著名心理测量学家保罗·凯林(Klin P.)在《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一书中指出“学院心理学”（即科学心理学）不涉及那些非心理学家所认为的人类最重要或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这是导致学院心理学在提供理论和实际的价值方面失败的原因。学院心理学只不过是一种结果的收集，它没有什么用途[10]，这话虽然说得尖刻，却也发人深省。我国年轻的心理学者高峰强认为“科学主义心理学致力于精确实验设计、精良统计方法、积累数据资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然科学取得了共同的语言。但实验控制越精巧、统计方法越精细、数据资料越零碎，所得结果与人的心理活动的本来面貌相去就越远，这不仅表现在此种努力无法阐释和解决深层次的文化艺术、社会和跨文化的心理问题，甚至通过数据和统计结果所得的关于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的结论未必能顺利而合理地运用于活生生的人身上。[11]”
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说过：“我们所取得的那些卑微的成就，全都要是在某种特别的方式下，抽离活生生的事实的；就是把行为从它的日常发生的背景中抽离出来，不管背景对行为有多大的影响。实验的情况控制得越紧密，行为从背景中抽离得越严格，所得的结果就越是精确，也越是微不足道。”
那么心理学的出路在哪里呢？
美国心理学家桑普森(Sampson.E.E.)认为，心理学若欲战胜危机，单凭积累更多的资料，扩大样本容量，坚持实证主义的科学评判标准是无济于事的。心理学的合法性掌握在大众手中，而大众是形形色色变化频仍的，如果心理学不倾听他们的呼声，无视他们的切身利益与实际心态，那么心理学想在时代进步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梦想只能化为泡影[11]。后现代心理学著名人物格根(GergenK.J.)提出在社会建构论基础上建立一种科学的元理论来转换心理学的研究视角，这种元理论会将知识从依仗数据、专注实证的方向转向处于相互联系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公众交换上，研究视角转换了，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也就广博了。实际上，我国运动心理学获得公众承认并取得实际效益的研究成果未见哪个是从实验室实证出来的，而我国运动心理学家刘淑慧教授没有囿于实证的桎梏，在射击运动实践中认真倾听运动员的呼声，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与实际心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际成果，并最终提出了心理建设综合模式理论，这种多角度、多方位、多元化、本土化研究思路也正是后现化主义所提倡的。
4 关于“科学八股”
与实证主义实验法相对应的还有个文风的问题。由于实证主义的霸权的地位，运动心理学的论文若不罗列出若干组三线格的数据、表格、或七长八短、或扁或圆的图形，不把文章排列为1,1.1,1.1.1,2,2.2,2.2.2.，不按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结果与分析…等死板的程序来写，再好的文章似乎也不足彰显其“科学性”。甚至许多理论阐述的文章为了与科学性套近乎，不顾内容表达是否得当，也要削足适履，把理论文章写成实验报告式，把完整的内容搞得支零破碎，这与当年毛泽东所批评的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党八股”异曲同工，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科学八股”，科学八股的盛行是重实验研究轻理论探讨，重数据处理轻经验总结的必然结果。
近年来，笔者发现体育学院不少研究生苦于在运动技术方面找不到做论文的题目，纷纷到心理学来寻找办法。他们不知从哪里搜罗来一些名目繁多的心理量表去做测试，然后用诘屈聱牙的欧化句子加上数字和统计学符号，搞出一篇篇论文让你来读，一段文字，你得琢磨半天才能大致了解要表达什么意思，这样的论文，不光是研究生有，一些学术刊物上也不少见，仿佛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这类文章作者不把读者引入五里雾中誓不罢休，这不仅仅是文风、学风问题，也不仅仅是语言文字表述的本土化问题。笔者之一1993年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曾赴威尔士大学与“灾难理论”（也有译为“灾变理论”）提出者哈代本人(HardyJ.)、费茨(FazeyJ.)、帕蒂(ParfittC.)有过接触，他们热情介绍其理论和实验依据。也许是本人才疏学浅，对这种从数学和物理学衍生出来的模型，以及对还原论味道甚浓的马腾斯(MartensR.)焦虑量表总觉得有些难以接受，不以为然。此后，随着焦虑理论和量表引进我国，仅是那些配套的或不配套的术语，就足以把读者搞得十分焦虑，使人有些食洋不化。笔者甚至产生这样的想法：洋人是不是在故弄玄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诚然，国际上许多比较成熟的心理测验量表引进我国经标准化修订后，在一些实践领域使用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体育运动领域应用却未必完全合适。倘若不加认真研究，随意拿了过来或稍加分割拼凑便自以为是“本土化”了，其实是极不严肃、有害无益的。
后现代心理学思想认为现代心理学具有明显的欧美中心主义倾向。美国现在是全世界心理学、尤其是科学主义心理学的中心，据有关资料表明，美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占世界心理学工作者的一半，美国的心理学研究和成果占世界心理学研究成果的90%。现代心理学亦步亦趋，遵循自然科学模式发展，欧美中心主义认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普适性，即跨文化普遍适用，并且是世界各国心理学发展的普遍模式与样板。但是他们研究取样的局限性极大，其受试者90%以上是美国人，且多是白人大学生。这样的研究成果对其他有色人种和其他职业的人未必普遍适用，所以后现代主义对欧美中心主义的科学心理学持强烈的否定态度。
当然，笔者在此借助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分析现代科学心理学中存在的问题，并非一概排斥心理实验、心理测量和心理统计方法的运用，只是提示我们体育科研工作者不可因我们在研究方法学上的集体无意识而误入实证主义、还原论的泥潭困境中。我们认为，中国的体育运动心理学应该从本土化方面去开拓思路，以中国几千年深厚文化积淀的沃土来培植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运动心理学。不经过本土化，来自西方的运动心理学就难以根植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土壤之中，真正成为符合我国民众特点的心理与行为的科学知识体系。
5 结语
我国体育运动心理学数十年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既艰难又辉煌的历程。广大的运动心理学工作者也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许多方面成绩斐然，有些成果如奥运会攻关，运动员心理咨询等成果举世瞩目。笔者作为体育战线的老兵，对此深有体会。拙文借用后现代视角对我国运动心理学研究中的实验和测验方面提出若干愚见，意在提醒我们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由于后现代心理学思想作为一种新思潮其理论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和完整，笔者所论难免失主偏颇，不揣冒昧在此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