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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6）02—0042—09
体系理论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所以，对这方面的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尤其是对国际体系的理解和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整理和分析，将主要集中在主流国际体系理论的范围之内。这里所说的主流国际体系理论，是指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三大理论：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再加上英国学派的布赞等人对国际体系的补充性研究成果。其他的体系研究，如卡普兰的系统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阿明等人的依附理论，等等，都不在本文介绍的范围之内。
下面，我们将按照国际体系研究的由来、国际体系的含义、国际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当前的国际体系研究的长处和不足四个方面，对主流国际体系理论进行系统的评述。
一、为什么要研究国际体系？
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考察国家的对外行为——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说，研究什么原因、什么作用促使国家表现出特定的某种行为而不是别的行为？所以，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找出影响国家行为的原因，或者说起关键作用的变量，为国家的特定行为找出答案。在寻找答案、确定原因的过程中，为了使研究更加清晰化和精确化，我们可以按照原因变量所处的不同位置，将国际关系分析分成若干个层次。比如，根据沃尔兹的开创性研究，我们可以将国际关系分析划分为三个层次，从下往上依次是：决策者个人（decision-maker，微观层次）；国家（state，中观层次）； 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宏观层次）[1](P245)① （见图1）。通过分别考察不同分析层次上的原因变量的独特属性，我们可以更加具体地认识国家行为的原因，以利于我们采取更加有效的对策。那么，在这种层次划分的基础上，如果专门考察决策者个人层次的原因变量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就叫做个人层面的研究活动；专门考察国家层次的原因变量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就是单位层面的研究活动；同理，专门考察国际体系层次的原因变量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就可以称为体系层面的研究活动。所以，所谓体系层面的研究，就是在进行层次划分的基础上，把所有国家的集合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个体系，进而研究这个体系对国家行为的作用和影响。一般情况下，我们把专门研究体系层面的变量如何影响国家行为的国际关系理论，称之为体系理论②。
图1 国际关系分析的三个层次
当前三大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结构建构主义，都是体系理论，他们都把国际体系层面的变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将其作为影响国家行为的关键因素。但是，正如层次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国际关系中引起国家行为变化的原因或作用因素很多，任何一种国家行为的产生都可能有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其产生的原因不是单一的，那么，为什么上述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把自己的研究仅仅定位于体系层面的变量分析呢？
我们可以从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进程中探寻体系分析产生的原因。
国际关系学自从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建立以来，一直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国也一直是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阵地。而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科学行为主义③ 以来，学者们大量借用微观的决策分析模型和比较政治学方法进行研究。决策分析主要在亚单位层次（如果我们把国家层次定义为单位层次，那么，国家以下的层次，如国家的行政部门，国家的决策者个人，等等，就成为亚单位层次）上进行分析，他们以国家决策者为主要行为体，利用理性选择模式（如博弈论），具体分析国内形势、官僚体制、利益集团等因素对国家决策乃至国家行为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对外政策的国内因素受到了国际关系学者的广泛注意，有关决策分析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对制度感兴趣的比较政治学者也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纷纷把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结合起来。他们根据结构—功能主义，试图分析现代国家为什么采取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探讨政治领导、制度、政府机构等国内因素对国家行为的重要意义[2](P13)。就连已经发现体系变量重要性的沃尔兹（Waltz），也“顺应潮流”，出书提出对外政策理论[2](P8)。但是，这些微观层次的研究努力，因为变量繁杂，解释过于具体等原因，都没有很好地发展出有效解释国家行为的一般理论。
沃尔兹在1959年出版《人、国家与战争》（MAN，THE STATE AND WAR）时，就通过对决策者、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的不同变量的开创性区分和细致梳理，发现，仅从决策者个人和国家两个层次来解释国家行为是不够的，在个人和国家以外还有一个国际体系的宏观层面，而这个因相对抽象而被忽视了的层面，可能存在着更为重要的解释国家行为的原因变量。基于这一观察和发现，沃尔兹于20年后出版了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主张应该主要在体系层面上寻找解释国家行为的原因。他进一步将这一原因假定为：在单个国家之上，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国际体系，这个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结构，对国家产生了决定性约束，影响着国家的行为。沃尔兹根据这一发现，建立了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性、高度简约的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由于这一理论的空前科学和简约（这主要是在理论建构方面的成就，而不主要是在理论本身有效性方面的成就），使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里程碑，产生了巨大影响。体系理论沾了理论建构模式的光，顺理成章地成了学者注意的焦点。从此之后，直至目前为止，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设计，均围绕沃尔兹设计的理论建构模式、而且都在体系层面上展开，或横向补充（如基欧汉、布赞），或纵向修正（如温特）。从而使得另两大主流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都不仅是科学结构理论，而且都是体系理论。
总之，三大主流理论之所以都研究体系变量，进行体系层面的分析，与沃尔兹的理论努力息息相关：沃尔兹对他以前的各种研究努力的系统反思，以及他在反思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严谨的理论建构所取得的空前成就，对他以后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导致了体系理论的产生和流行[3](P33)④。当然，体系理论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还与体系层面比较容易建立简明的宏大理论有关，也与体系理论一开始就与美国主流学术界推崇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结缘有密切的联系（三大理论均是科学实证主义理论）。
二、什么是国际体系？
理解国际体系的概念，首先要把体系（system）的概念弄清楚。什么是体系呢？通常，体系被定义为“一组互动的单元， 或者说一组互动的个体”， 即“a set of interacting units”。例如，几个相互交往的国家就可以构成一个体系，几个相互交往的人也可以构成一个体系。但是，这还不够，仅仅进行相互交往还不一定就是一个体系。这种交往还必须达到一定的显著程度，微不足道的互动构不成体系。那么，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构成一个体系呢？一方面，互动的个体，要形成一定的结构，这一结构在体系层面上使得这些个体组成一组，而不是简单的罗列在一起。例如，甲、乙、丙、丁4个人进行互动和交往，他们不管以何种形式，形成了一种机制性安排，比如，彼此之间按实力说话，或者，彼此之间按照一定的规范平等交往，这样，他们就在客观上，在他们4个人之间， 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的结构，有了这种结构，甲、乙、丙、丁才能算是一个体系。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体系必须包含一些互动的个体，也就是说，体系一定由一些互动的个体所构成[4](P40)。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不存在“空壳的”体系，因为体系本身就是有互动的个体抽象出来的，没有这些个体，就没有体系。简单地说，我们可以把体系描述如下：体系就是一组互动的个体按照一定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整体（如图2所示）⑤。而所谓结构， 就是指这些互动的个体按照一定机制和方式进行空间排列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状态和结果。
图2 体系的构成图
明白了体系的概念，怎样进一步理解国际体系的概念呢？理解国际体系，首先需要明白国际体系内互动的个体是什么。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国际行为体，除了大大小小的国家以外，还有众多的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次国家行为体。那么，是不是所有这些国际行为体都是定义国际体系必需的个体呢？沃尔兹认为，“国家从来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但体系结构却不是由活跃于其中的所有行为体界定的，而是由主要的行为体界定的。”[4](P93) 沃尔兹还进一步将主要国家行为体限定为某一历史时期国际体系内的主要大国（从其实力和影响力而言），如冷战时期的中、美、苏等国。沃尔兹的近似简化方法已经被多数学者所接受，所以，我们在定义和理解国际体系时，也接受这种简化方法。
确定了行为体，套用上面关于体系的概念，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国际体系：所谓国际体系，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彼此进行互动的主要世界大国，按照一定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整体。例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竞争和敌对使它们成为一组互动的个体；两国通过竞争和敌对的互动，最终，在实力上形成了均势（彼此势均力敌，新现实主义将其作为当时国际体系的结构，一种基于实力的物质结构），在观念上形成了竞争和对抗的意识（彼此均把对方看作竞争对手和敌对国家，想从根本上消解和改变对方，温特将此作为当时国际体的结构，一种观念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美苏两国共同构成了一个国际体系，这一国际体系有一个均势的物质结构，或者更深一层，有一个由竞争和对抗意识构成的观念结构（如图3）。这种结构，就是彼此互动的美苏两国进行空间排列和相互作用的机制和方式，也是他们互动形成的状态和结果。
图3 美苏通过互动共同构成了一个国际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国际体系的概念与英国学派提出的国际社会的概念是不完全相同的。国际体系只是强调其组成成员的互动，即只要他们进行交往，并在交往中呈现出任何的结构形式⑥，就可以认为存在着一个国际体系。而国际社会则不同，它强调国际交往的规范性[5][6](P40—49)⑦，国际体系内只有产生了国家交往的某些规范——符合格劳秀斯主义传统（如国际法）的规范，国际社会才会在某程度上产生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社会是国际体系的规范发展形式。
三、国际体系研究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明确了国际体系的概念，我们进一步说明国际体系研究所涉及的基本假定和主要内容。
1.国际体系的性质：无政府性
所谓“无政府”，根据国际关系学界目前普遍接受的观点，并不是指混乱和无秩序，而仅仅是指没有政府，即“缺乏具有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7](P136—137)。无政府性就是指国际体系中缺乏具有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样一个“特性”。无政府性是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定之一，也是他们进行研究的重要起点，也就是说，理性主义的理论研究，大都假定国际体系的基本存在状态为无政府状态，由此展开理论分析，然后才各不相同：或权力冲突，或制度合作。那么，三大主流理论对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认识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坚持“一元无政府性”。现实主义一般都假定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尤其是新现实主义，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其理论研究的重要起点。新现实主义在无政府假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假定国家是主导行为体，而且国家行为体是单一、自私、理性的（所谓理性，具体是指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沃尔兹认为，无政府性导致了国家的自助行为，导致了安全困境的产生，导致了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权力争夺。也就是说，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性只有一种逻辑，产生一种后果，那就是互相竞争、利益冲突和权力争夺。它的基本逻辑是：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维持统一的规范秩序的最高权威，所以体系成员的生存时刻受到威胁，这从根本上限制了国际合作。加之国家行为体具有理性和自私的特征，所以必然导致以下结果：国家的利益不同，在交往中必然产生利益冲突。由于各国均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冲突的根本调解是不可能的。冲突的解决最终取决于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所以争夺权力就成为国际体系成员的必然选择[1](P94)。尽管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国家追逐权力的目的有不同的理解⑧，但他们对无政府状态下产生的利益与权力问题的至关重要性的认识，则是共同的。
其次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主要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现实主义一元无政府性的逻辑过程和结论提出了挑战。新自由制度主义不否认存在一种无政府逻辑、可以产生一种后果，但是反对新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必然产生利益冲突和权力争夺的悲观结论。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虽然无政府秩序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而且，尽管新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行为体以及国家具有理性的假设也是可以接受的[8](P9)，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不能合作。世界没有一个共同的政府，但存在一个国际社会。在国际社会条件下，自私、理性的国家行为体需要国际秩序，需要合理地解决冲突，需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1](P95)。而国际制度恰恰为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提供了机制和条件，因此，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合作是完全可能的。这说明，虽然基欧汉也坚持一元无政府性，认为无政府性会产生一种逻辑后果，但他对无政府性的逻辑过程和逻辑结论，却做了根本修正。
自由主义学者对无政府性的修正并未止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另一位自由主义学者海伦·米尔纳（Helen V.Milner）进一步质疑了无政府性是国际体系根本特性的假定。她认为，“大多数政治，无论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处于无政府和等级秩序的两极之间……国内政治，而且我认为国际政治也一样，沿着从等级制度到无政府制度的连续体而变化，其中大多数政治类似于多头政治，处于两极之间。”[2](P134) 也就是说，米尔纳认为，无论国际体系还是国内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无政府性和等级性，只是对于国际体系而言，相对于国内社会，其无政府性的程度相对较高，而等级性的程度相对较低而已（如图4所示）。这意味着，无政府性不是国际体系的唯一和本质特性，而仅仅是国际体系的部分特征。这使得现实主义坚持的国际体系的根本特性：无政府性，进一步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侵蚀。
图4 无政府和等级秩序沿着从等级制度到无政府制度的连续体而变化
（图的左端相当于国内社会，等级性的程度较高；右端相当于国际社会，无政府性的程度较高）
第三是建构主义。建构主义，主要是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也反对新现实主义的一元无政府观点，但它主要不是反对国际体系具有无政府性，而是反对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逻辑一元论观点，主张多元无政府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无政府性对于国际体系的意义远不像新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大，因为无政府性不是国际体系的根本的固有特性，本身没有什么逻辑可言，它只是由国家互动所产生的共有观念（shared ideas）建构的。“无政府状态……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P186) 也就是说，温特认为，国际体系中一定形式的国家互动，产生了一定的无政府观念结构（文化），一定的观念结构又建构了一定的无政府逻辑。
既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由国家的互动性实践活动建构的，而互动产生的意义结构又不止一种，那么，国际体系就可能存在着多种无政府逻辑，具有多种无政府文化⑨，而不是仅有一种。这就是说，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鉴于此，温特提出了3种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 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第一种，霍布斯文化，是由敌人的角色结构确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 霍布斯无政府状态的基本逻辑， 是“所有人消灭所有人”的战争状态（war of all against all），其基本趋势是常年不断的无限战争和消灭不适应的行为体。第二种无政府文化是洛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竞争。洛克无政府状态的基本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live and let live）”。它导致4种趋势：战争既被接受也被制约； 体系成员相对稳定（国家死亡率较低）；国家之间的均势；中立和不结盟。第三种无政府文化是康德文化。康德文化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核心内容是友谊。康德无政府状态的基本逻辑是，“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all for one,and one for all）”，其基本趋势可能是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体系[1](P186—188)[9](P328—452)。
2.国际体系的内涵
国际体系是由哪些具体内容构成的，即其内涵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三大理论流派以及它们与英国学派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不同。
首先，我们分析国际体系的结构与进程。
沃尔兹的“物质结构说”。在国际体系的结构问题上，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三个部分来定义的，一是体系排列所依照的总原则，也就是说，体系内个体之间总体上是按照什么原则进行排列的；二是体系内各个不同个体的功能；三是体系内个体权力的分配[4](P89—101)。沃尔兹指出，对于现存的国际体系而言，其排列的总原则就是无政府性，即各个国家主权平等，互不隶属，而体系内各个个体（主要大国）又都是以主权国家为特征的功能相似（具有自主的利益和权力，自主参与国际交往）的单元，所以界定体系结构的要素就成了体系内各个大国的权力分配[4](P89—101)。或者简单地说，沃尔兹所定义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是各大国按照各自的权力大小在体系内的排列。由于沃尔兹所说的权力主要是指一国的军事力量，所以他所定义的体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物质结构（各国按照军事力量的大小在国际上的排列）。又由于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的变化是缓慢的，所以这种物质结构基本上是静态的。
温特的“观念结构说”。沃尔兹的“物质结构说”受到了建构主义学者的深入挑战。温特认为，沃尔兹的物质结构仅仅是表层现象，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不是权力而是国际文化（即国际社会的共有知识），物质权力（军事力量）需要文化而赋予意义。温特举例说，北朝鲜的一枚核弹远比英国的100枚核弹对美国的威胁要大，为什么呢？这是由美国对两国的不同观念所决定的。社会成员在社会场景中通过互动产生共同观念，国际体系文化就是这些共有观念在国际社会的分配，这种分配形成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特定的观念结构赋予物质结构一特定的含义，物质结构才有意义。所以，温特认为，国际体系结构不是现实主义的表层物质结构，而是深层的观念结构[1](P18)。
国际体系的内涵除了结构因素，还有进程因素。所谓进程（process），就是国际体系中的个体或曰单元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1](P17)。对于国际体系的进程，新现实主义完全将其作为“单位层次”的因素而加以抛弃。对此，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进行了批判和修正。
基欧汉的“制度合作进程说”。新自由制度主义并没有否认沃尔兹的结构，认为以大国间实力分配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结构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不过，国际体系的特征并不仅仅如此，国际体系层次上的互动同样会产生重要的作用。所以，仅仅强调结构是不够的。于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国际体系的进程，认为国家之间可以在权力分配结构的框架内，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并指出这也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影响国际进程的体系因素有两个：体系结构和国际制度。国际体系结构（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所以，新自由制度主义假定国际体系结构为常数。在国际体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际制度就成为国际体系的最主要变量[1](P17)。基欧汉将国际制度定义为“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10](P65)，具体可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惯例等。基欧汉认为，国际体系内各个国家围绕国际制度进行的互动与合作，是国际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
温特的“互动建构进程说”。建构主义将国际体系的结构定义为国际共有观念的分配的同时，也自然对国际体系的进程因素加以关注。然而，与基欧汉的制度合作进程不同，温特把国际体系的进程看作国家通过主动建构国际体系观念结构的实践活动。温特认为，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是体系中的行为体之间的实践活动建构的。行为体交往的初始行为通过互动产生了主体间意义，加强或削弱了各自的一些私有观念，并开始形成共有观念，于是便产生了社会性的观念结构亦即文化。在国际社会中最典型的结构特征是无政府文化。温特明确指出，无政府性实际上是国际社会成员通过互动进程造就的[1](P18)。实际上，通过互动进程建构观念结构，一直是建构主义理论关注的两大主要内容之一（另一主要内容就是观念结构建构个体身份）。
其次，我们分析国际体系中所包含的领域和问题。
英国学派的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人（包括布赞的合作者Charles Jones，Richard Little等人）也对沃尔兹的国际体系结构提出批评。他们的批评既不像基欧汉那样补充国际体系的进程因素，也不像温特那样深入挖掘权力结构背后的观念结构，而是把沃尔兹高度简化的国际政治体系横向扩充，将国际政治体系扩展为由国际政治体系、国际经济体系、国际社会体系和国际战略体系4个领域（sectors）组成的大体系，以此加强沃尔兹理论的解释能力。也就是说，英国学派的主要学者认为，新现实主义的解释能力不足，主要源于其只考虑了国际政治体系，而没有顾及其他领域的国际体系要素。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分析应该分为“单位层次”和“结构层次”，在结构层次的上面，存在着4个不同的领域，即国际政治领域、国际经济领域、国际社会领域和国际战略领域。如图5：[5](P33)
图5 布赞等人对国际体系层次和领域的划分
也就是说，布赞等人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和战略领域内，均存在着自己的“沃尔兹式”体系结构，在各自的结构下面，都对应着自己的单元行为体，从而，沃尔兹的理论之所以解释能力有限，是由于仅仅考虑了国际政治领域而忽略了其他领域的存在。于是，布赞等人通过这种扩充，将沃尔兹“忽略的”东西补齐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布赞等人又进一步将上述国际体系的4个领域补充为5个常用的领域，即：（1）军事领域，是关于强力高压的关系， 以及行为体彼此进行战争的能力。这一领域对应了国际安全体系（或曰国际战略体系）的分析。（2）政治领域，是关于权威、统治地位和承认的关系，并涉及政府体制的组织稳定性和赋予他们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这一领域对应了国际政治体系的分析。（3）经济领域，关于贸易、生产和金融的关系，以及行为体如何获得必要的资源、资金和市场来支撑可以接受的福利和政治权利的标准。这一领域对应了国际经济体系的分析。（4）社会或社会文化领域，关于社会与文化的关系。 这一领域对应了国际文化体系的分析，包括对体系内文化和观念结构的考察。（5）环境领域，人类活动与人类所有其他事业赖以生存的基本支撑体系——地球生物圈之间的关系。这一领域对应了国际环境和生态体系的分析[3](P64—65)。
接着，他们又确立了国际体系的“标准”。所谓确立国际体系的“标准”，实际上是指确定国际体系定义的问题，即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界定国际体系。他们共确立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可以总结为“互动层面”，包括互动（包括政治互动、军事互动、经济互动和社会互动，或许还要加上环境互动）、互动的程度、互动的类型、互动的规模和互动的模式等研究问题；第二个层面可以总结为“结构层面”，包括构成国际体系的单位类型、国际体系的建构模式（是物质的机械建构，还是社会的意义建构），以及国际体系的结构化等问题[3](P79—95)。可见，布赞等人是想建立一个既包含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军事、国际社会、国际环境等所有研究领域、又囊括了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观念结构和互动进程等的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理论。布赞等人希望通过这种大规模扩充，增强体系理论的解释力。
可以说，布赞等人确立的以国际体系的领域和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体系标准，实际上是他们在借鉴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对沃尔兹体系理论的批评的基础上，结合他们自己对三大体系理论单纯做国际政治理论的批评和修正，对体系理论所做的综合式加工。通过这种加工，布赞及其合作者使国际体系包含了当前体系研究所提出的几乎所有主流观点和主张，可谓是一个“理论大全”。但是，理论解释的简明性却大打折扣。其实，国际体系本身所包含的领域和问题可能比英国学派所发展的内容更多，但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而言，并不是一个概念涵盖的内容越多，其定义与实际情况越符合，研究的效果就越好。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和简化的目的是为了找出研究的主要事实和关键变量，从而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进行观察和总结。布赞虽然在丰富国际体系的历史解释方面很“成功”（他自认为比任何其他学派的努力都成功），但其由此而进行的国际体系的分析却显得过于庞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布赞等人的理论综合没有考虑不同理论的“通约性”问题，导致其理论综合的本体论基础和内在逻辑联系含混不清。
四、当前的国际体系研究有哪些长处和不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出，作为当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主要特色，国际体系分析既有其优势和长处，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当前体系分析的主要长处是：（1）建立了空前简明的科学理论模型， 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在理论建构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从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开始，基欧汉和温特陆续跟进，秉承既定的科学实证理论路线，相继建立起互相补充的体系理论，这在国际关系的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建立了整体主义的宏大理论。体系研究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整体主义研究容易建立起宏观的大理论。大理论与微观理论相比，可能更加容易导致一般性理论的产生，这一点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言，意义重大；（3）从国际体系层面上建立的国际关系理论， 更符合国际关系研究的本来含义。国际关系研究，顾名思义，就是要研究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规律。单位因素的变化很可能会对国家的国际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单位因素的变化毕竟属于国家理论研究的领域。国际关系研究，应该着眼于不同的、但既定的国家，在国际因素的作用下，会发生什么样的国际行为。这一点早已为沃尔兹正确地指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国际体系理论，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当前的国际体系理论尽管尚不完善，但却是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
当前体系分析的主要不足：当前的体系理论基本上是在反思单位层次的微观分析的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体现了非常明显的排斥单位要素的理论倾向。这不是说体系理论要研究和包含国家理论，而是说当前的体系理论缺乏一个与单位要素结合起来的理论点，也就是说，体系理论虽然不同于国家理论，但体系理论还是应该具备一个特定的国家变量的输入端口。国家理论解决什么样的国内要素产生什么样的国家，而既定的、不同的国家，可以直接导致国际体系产生较大的反映。国际体系应该存在一个国家变量的输入端，以观察体系要素对不同的国家变量产生了怎样的不同反应。目前的国际体系理论普遍缺乏相应的理论设计和追求，导致国家和国际体系原有的有机联系得不到体现和反映。这是当前国际体系理论面临的重大问题。
一个完善的体系理论，应该将特定的国家、特定的互动与国际体系的特定反应有机地联系起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和基欧汉的下一步努力也许会对此做出一些改进。
注释：
① 当然，还有更加细化的划分，如：詹姆斯·罗斯诺提出了5个分析层次变量：个人、角色、政府、社会、国际系统。后来，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发展了罗斯诺的层次体系，提出了从宏观到微观的6个层次，分别为：世界体系；国际互动；国内社会；国家政府；决策者角色；决策者个人。
② 沃尔兹认为只有研究严格意义上的体系变量的理论才是体系理论，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研究体系层面的问题的理论，都可以视为体系理论。布赞等人对结构现实主义的修正，基欧汉对国际体系进程的补充，含蓄地表明了后一种观点。
③ 所谓科学行为主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的主张和努力。它是在批判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1960s以前）过于定性化、综合化， 理论化程度和科学化程度不高的基础上兴起的。它融合了心理学的行为主义理论和认识论中的科学实证主义。
④ 沃尔兹在体系理论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和主要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它起了唯一重要的作用。在沃尔兹的理论问世之前，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一种强烈诉求，沃尔兹本人也深受影响。沃尔兹之前的辛格（singer）和斯摩尔（small）等人就率先利用行为主义的方法试图找出和验证一种国际体系存在的可能性，他们通过观察证明，存在一个国际体系要素，它使得一个首都城市的所有外交使团的级别和规模，与外交使团的母国与驻在国的相对实力地位密切相关，而不是由于主权平等而一律相同。
⑤ 根据巴里·布赞等人的观察，这些个体的互动要显著到足以保证我们可以将它们看作一组时才能称得上是一个体系。Barry Buzan,Charles Jones,and Richard Little,The Logic of Anarchy: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p.29.显然，当互动到结构出现时，其互动已经足够显著了。
⑥ 任何交往都会呈现出一定的结构逻辑形式，如霍布斯式的战争状态下也呈现出暴力交往的逻辑。
⑦ 布尔把国际体系中符合格劳秀斯传统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与有规范的交往”作为“社会要素”加以阐述，认为这是出现国际社会的依据和基础。关于国际社会的详细阐述，可以参见英国学派的著作。
⑧ 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强调追逐权力本身就是国家的目的；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追求权力的目的是出于自保，所以必然是有限度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为了绝对安全必然追求权力的最大化。
⑨ 所谓文化，就是“社会共有知识”，亦即个体之间共有和相互关联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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