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个人崇拜问题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个人崇拜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07）02—0005—09
看到文章标题，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是谦虚谨慎的，更是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为什么到了晚年又提倡和欣赏个人崇拜了呢？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错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是肯定的，并表示要吸取斯大林的教训，为什么时隔不久，毛泽东也重复了与斯大林相类似的错误，不仅没有吸取教训，相反越来越厉害地搞起个人崇拜来了呢？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直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坚持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如何解释他晚年的主张“搞一点个人崇拜”的心理？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作出回答。这些问题与矛盾，存在于毛泽东身上，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确实都统一在晚年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
本文中，笔者没有很多的理论分析，而是让事实说话。通过大量的事实，笔者得出一个新颖的结论：毛泽东晚年搞个人崇拜，不是因为在胜利和成绩面前骄傲自满，而是遭到挫折和失败之后的心虚和不安，不是理论认识上的原因，而是实际的政治斗争的需要。
一 在成绩面前，毛泽东谦虚谨慎，并没有搞个人崇拜
我们从三个方面用事实材料来证明这一论断。
1.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夺取全国胜利后，更力戒骄傲，禁止歌功颂德
有人说，从1945年开始，毛泽东就开始搞起“个人崇拜”来了，这是没有根据的。经过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的路线错误，全党认识到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自觉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党和革命武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共产国际（1943年解散）和斯大林领导的联共中央也对毛泽东刮目相看，承认并支持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这跟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但是毛泽东深知，抗日战争还处在十分艰难的时期，在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和艰险，他和全党都必须十分谦虚谨慎。他告诫全党要力戒骄傲，特别推荐大家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自满的错误。他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若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他在信中恳切地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1]241 谨慎谦虚，兢兢业业，这是毛泽东的心态。
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他在“七大工作方针”讲话中说：“决议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者，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他又说：“在20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经济、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的工作中，我都犯了许多错误。”“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帝国主义的东方世界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苦难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许多人因此而欢欣鼓舞，许多人觉得自豪和骄傲，但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帅毛泽东考虑得更深沉更遥远。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针对因为胜利党内可能滋生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1337 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提出“力戒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禁止歌功颂德的现象”。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在开国之初，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铸铜像。他几次批示指出：铸毛泽东铜像“只有讽刺意义”，“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1954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有人提议将其定名为“毛泽东宪法”，他否定了这种提议。毛泽东在审阅宪法草案时删去了颂扬他的文字。指出：这不是谦虚不谦虚，“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这里，毛泽东已经提出了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意思。
上述材料告诉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毛泽东对自己的工作和理论都有实事求是的评价，表现得很谦虚谨慎，不允许对他个人歌功颂德。他对不实事求是突出个人的个人崇拜是完全持批判、否定态度的。正因为毛泽东有这样好的作风，全党团结奋斗，才夺取了全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又在很短时间内，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2.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的认识和处理上，毛泽东也是十分谦虚谨慎的
提出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并不是要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在党内，王稼祥1943年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1945年党的“七大”，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阐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内涵，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提出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有这样几个背景：一是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的错误，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从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及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是真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是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二是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党和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正处在分散游击状态，革命的山头遍布各地，为了革命的统一指挥领导，为了树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中央权威，需要树立一面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这就是以毛泽东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三是蒋介石以正统自居打着名为三民主义实为法西斯主义的旗帜，妄图在中国消灭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就是同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相抗衡。四是经过20多年艰难挫折磨练得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已经能够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也支持并维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共成为一个独立的党，这时提出毛泽东思想，不仅有了可能，而且也有必要，表明中共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可见，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宣传，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毛泽东同意以他的名字命名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从这些考虑出发的。但毛泽东十分清醒十分慎重地对待这件事。1943年，正值毛泽东50岁，党内一些同志酝酿为毛泽东祝寿，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1]212。当时有人还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不赞成这一提法，认为“我们就是一个主义，马克思主义”。
1948年8月5日，毛泽东在答复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询问能否提“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能否“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的问题时回电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1]303 建国以后，国内有人几次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都没有同意。他说，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
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出现了中国各族人民对人民领袖发自内心的歌功颂德，而且在国际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和推崇。在功劳和荣誉面前，毛泽东更加谨慎谦虚。全国解放初期，他几次提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恩列斯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又说，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因为当时报刊上有马恩列斯毛的提法）。毛泽东甚至不赞成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多次将一些文件和文章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54年12月拟了同志稿，同志稿上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1956年召开的“八大”也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八大”通过的党章中没有再写上“毛泽东思想”。“文革”中有人说是刘少奇砍掉的，成为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状；也有人说是彭德怀首先提出不要写上毛泽东思想，因为“八大”与“七大”的历史条件不一样，毛泽东没有办法，只得同意。这都是无稽之谈。毛泽东之所以建议“八大”党章中不再写上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因为国内外什么压力，而是他建国以来的一贯思想。
3.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还关注、支持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错误的批评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的提法有了变化，苏联理论界开始批评个人崇拜，批评教条主义。中国驻苏使馆和张闻天大使先后向国内报送过几次材料。毛泽东对这些材料十分重视。在接到张闻天报送材料的第二天，毛泽东阅后并批示给刘少奇：“此件，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辑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文件，都是重要文件，宜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在京及各地的中委、候补中委，在京某些应当阅读的同志（如李维汉，安子文），请考虑酌定。”这一批示说明他对批判个人崇拜、批判教条主义的关注和重视。
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了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严肃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虽不同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及其突然袭击的做法，但肯定苏共二十大对揭露和克服个人崇拜所作的努力，认为赫鲁晓夫有胆量，敢去碰斯大林，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个人崇拜这种历史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危害性作了深刻分析，并提出了防止和减少个人崇拜的措施，表明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鲜明态度。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重申：不要用人名去作地名，不准发一切致敬电，不要提英明领导，不要用马恩列斯毛的提法，不要迷信权威。
综观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我们党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重视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实际情况，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不是什么个人崇拜。而毛泽东则是谨慎谦虚，兢兢业业，生怕会出什么乱子，根本不想到要搞什么个人崇拜。
第二，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党内外出现歌功颂德现象。把功劳归结于“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是自然的，正常的，但毛泽东没有居功自傲，自觉地、清醒地阻止了刚刚露头的“崇拜”现象。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比较顺利，积累了独特的经验，毛泽东还是没有骄傲自满，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明确提出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分析了个人崇拜产生的种种原因，探讨了防范的措施。
第四，直到1956年，是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在成绩和功劳面前，毛泽东并没有骄傲自满，也没有接受和助长个人崇拜。他的个人崇拜是以后的理论和实践出现重大失误以后才搞出来的，原因将另行分析。
二 1956年以后，毛泽东改变了观点，有了“个人崇拜有理论”之说
有专家提出：到了1956年底，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不再提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1957年3月1日，负责起草《再论》的康生向中共中央研究室的干部介绍《再论》时说：《再论》和《一论》基本相同，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提这个问题了。从康生讲话中就可以看出：在写《再论》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上有所变化，不再主张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了[3]338。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看法会在1956年下半年有如此重大的变化呢？这就要论一论中国的“1956年”。1956年对中国共产党有重大影响的事有三件。一件是国际上的，苏共二十大及其在国际上产生的反响。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开始时中共总的说来是肯定和支持的。但后来有了变化。由于非斯大林化引发了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不稳，爆发了匈、波事件，在西方世界引发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批斯大林丑化了社会主义，丑化了共产党。这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深感不安。同时，毛泽东当然不希望苏共二十大的这股消极影响在中国传播，他更不希望中国共产党仿效苏联共产党也来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运动。毛泽东虽然那时并未搞什么个人崇拜，党和人民对毛泽东是衷心拥护和爱戴的；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还是很敏感，有顾虑。他后来在成都会议上谈到：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后来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有人公开挑明，彭德怀就是苏共二十大后反对个人崇拜最起劲的。林彪说，在中共党内反个人崇拜就是要反对毛泽东，就是要分裂我们党。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再肯定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错误了。
1956年在国内，也有两件事情直接影响毛泽东晚年心理和思想发展的。一件是中共“八大”的召开。“八大”当然是在毛泽东的批准同意下召开的，毛泽东亲自致了开幕词。但以后的事实表明，毛泽东后来对“八大”是不满的：一是“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否定了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提出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957年毛泽东就明确表示：“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对，主要矛盾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对主要矛盾又重新作了表述，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二是“八大”强调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体现了反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精神。毛泽东在后来的成都会议上，明显有所指的说：“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因为“八大”存在这些“问题”，在毛泽东的动议下，又在八届三中全会后开了第二次“八大”，称“八大”二次会议，而把1956年的“八大”称“八大”一次会议。在我党历史上，一届代表大会开两次的，只有“八大”。
1956年国内发生的第二件对毛泽东晚年有重大影响的事是“反冒进”。在毛泽东坚持下，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1956年的经济建设搞了冒进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都不同意。在周恩来提议下，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6月30日，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的《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决议》也体现了反冒进的精神。9月，党的“八大”坚持和重申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毛泽东对反冒进是很有气的，那篇反冒进的人民日报社论清样送给他，他不看，说：反对我的，我不看。到了1958年春天，毛泽东就反“反冒进”了。他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把反冒进的问题提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来批，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这是个政治问题，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迫使周恩来、陈云多次检查才获通过。通过反“反冒进”，肯定了毛泽东的“冒进”。在“冒进”的基础上，搞了对生产力大破坏的“大跃进”。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冒进计划和大跃进是错误的。这件事对毛泽东的心理影响是深刻的。党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在一个原则问题上反对毛泽东的意见，这在六中全会后还是第一次。这一定会使毛泽东感到他的权威受到挑战！这种权威受到挑战的感觉，后来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和1965年1月制订二十三条时的四清工作会议上，又反复出现。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冒进和大跃进以及三面红旗问题上一直不让，坚持错误到底。
1956年国际国内出现的这三件事，都在毛泽东脑海里反复思考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晚年毛泽东的思想走向，毛泽东晚年错误及其后20年阶级斗争的特点都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国内似乎平静的1956年是孕育此后的严重斗争、严重灾难的一年。鉴于这些考虑，毛泽东当然不能再支持对个人崇拜的批评了，不能一味地反对所有的个人崇拜。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又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的这一认识。
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我们党内明确不准反个人崇拜，而要搞个人崇拜。成都会议上，提出两种个人崇拜即是起点。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正确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外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
毛泽东提出两种个人崇拜：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那么，有没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呢？没有。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不能成立。个人崇拜总是同个人迷信联系在一起的。你为什么要崇拜他？因为你迷信他，迷信就是盲从。即使像对马克思、列宁这样伟大的人，我们也不能盲从，对他们搞个人崇拜。他们是伟大的，他们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所以我们尊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自觉以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作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因盲从而崇拜，而是我们从长期斗争实践中所得的认识。同时，我们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但我们决不把它们当作教条，决不用“凡是派”的态度对待它们；不是盲目照搬照抄，而是把它们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我们坚信马列主义，但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一个封闭的绝对真理体系，而是把它看作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又在实践中得到发展的开放的相对真理体系。我们认为，它任何时候也不会到达顶峰，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对待马列的著作和理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其中的错误或已经失用的理论观点、内容，要加以纠正剔除（比如对马恩关于计划经济的观点），这就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我们能说这是对马列的“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吗？真理，我们要相信，要坚持，但不能提倡“迷信”“崇拜”，因为任何真理都必须具体运用才能发挥它的功能，而不能抽象盲目地搬用；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真理，不是凝固不变的，不是绝对完善的，它还会丰富和发展，因此提崇拜真理是不恰当的。对掌握真理的人，就更不能提“个人崇拜”了，因为任何伟大的人，都是实践中的人。他不可能没有错误，如果对他采取迷信的态度，就会把他的错误也当成正确的来崇拜，来接受，就会犯更大的错误。在我们党内，一个时期内，因为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英明正确，有不少人“相信毛主席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服从到盲目的程度”，而对毛泽东的严重错误（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没有识别和抵制，致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损失，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在“两种个人崇拜”的理论提出来以后，人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对毛泽东就是要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因为中国人民无不承认他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真理的化身，是一贯正确的代表。这样一来，果然在其后（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公开地提了出来。刘少奇在1959年8月17日的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领袖问题，批评彭德怀不赞成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刘少奇说：“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想，我是积极地提高某些人的威信的。”庐山会议后，9月9日，刘少奇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批彭德怀。他讲到“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时说：苏共二十大后也有人要反对个人崇拜，党中央内部有人要反对个人崇拜，中央内部的代表是彭德怀。刘少奇指责有人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说这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是完全错误的。他讲：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宣传。刘少奇在大力宣传对毛泽东就是要搞个人崇拜时，在他批评彭德怀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破坏活动”时，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就是由他和党内热心个人崇拜的人所崇拜的领袖利用其神威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把刘少奇和一大批“崇拜”的鼓吹者、支持者无情地打翻在地。历史是如此辩证而无情。
我以为，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有理论，并不代表他的认识。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坚持实践第一，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从理论上不可能认识不到个人崇拜的错误；而且由他领导写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已经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错误作了正确、深刻的分析、批评，毛泽东1958年成都会议的讲话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这是理论上的倒退。为什么会有这种倒退呢？这只能从毛泽东的实践需要来理解了。毛泽东并不喜欢人们对他的吹捧，但当他出于某种政治的需要，也就乐意接受了。文革初期他给江青的信中表露过这个心态。1958年、1959年他提出两种个人崇拜理论，提出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的理论。当刘少奇、康生等人多次公开提出对毛泽东要搞个人崇拜时，他没有阻止，而是乐意接受，这是违反他1956年以前的谦虚谨慎言行的。他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他感到，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在党内受到了挑战，先是周恩来等人的反对“冒进”（配合反冒进，还有社会上的右派进攻），后是彭德怀的反对“大跃进”。毛泽东觉得需要一种力量、一种舆论，来击退挑战，排除阻力，实现其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思路”。所以，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搞个人崇拜的舆论，目的是为了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的。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一方面讲可以搞正确的个人崇拜，要对马列崇拜，另一方面又大讲要解放思想，不要迷信教授，不要怕马克思，要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不要不如马克思。不能等于马克思。这好像是很矛盾的，其实深入一想并不矛盾。毛泽东此时提倡搞正确的个人崇拜，就是要让全党（特别是中央）都跟从他的意志，来搞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大跃进（还有人民公社）是毛泽东的创造，是超过马克思、列宁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必须解放思想才行。这样，互相对立的两种舆论就统一起来了，统一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创造”上（三面红旗）。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这时并不害怕他对权力的失控，被人架空，因为此时他还在一线主持全局工作；当他退居二线以后，与刘少奇、邓小平的矛盾逐渐暴露，他感到大权旁落，为了与刘少奇、邓小平的斗争，他需要造更大的舆论，需要有对他更大规模和更为热烈的“个人崇拜”。
三 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毛泽东需要“搞一点个人崇拜”
如果说，1958年与1959年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理论，主要还是吸取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教训，防止这类事件在中国党内产生消极作用，以便为毛泽东排除阻力，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建设社会主义。那么20世纪60年代直至文革中的个人崇拜则是为了对付刘少奇，为了反修、防修。这个时期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的一个明确目的是解决大权旁落的问题，把失去的领导权再夺回来。
1970年毛泽东同斯诺说到，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就怀疑刘少奇，1965年1月制订“二十三条”时决定从政治上打倒刘少奇。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一线、二线。”“我处二线，不主持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八九月间谈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1967年2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批判吴晗的文章在北京写不出来，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文章是秘密搞出来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北京就不转载。刘、邓、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北京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他们不听话嘛，毫无办法。《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去年就声明，《人民日报》我不看。讲了好几次，他就不听，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陆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
为了夺回和巩固自己的权力，毛泽东明确需要搞自己的个人崇拜。1965年1月9日，他同斯诺谈话时讲过：斯大林曾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没有个人崇拜，因而垮台了。毛泽东从这个角度来总结斯大林的经验和赫鲁晓夫的教训，显然这样的总结是错误的，有害的。但毛泽东确实是这样想的：为了把“失去”的权“夺回来”，需要对他搞个人崇拜，需要把自己放在至尊的地位。1970年他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前夜的往事时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的党权、各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他认为，对他的个人崇拜，并不仅仅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党，为了革命。他对斯诺说：对他的个人崇拜，“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了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需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打不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这里毛泽东道出了事情的本质：他要搞个人崇拜不是什么认识上的原因，理论上的“误区”，而是政治斗争的实践需要。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也有这个思想。“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毛泽东之所以愿意“上梁山”，愿意当“钟馗”，就是为了“打鬼”，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毛泽东深知，林彪吹捧他，对他搞个人崇拜，是为了对付刘少奇，尽管有些不安，还是接受和默许了。这段话更充分地说明：毛泽东主张搞个人崇拜不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斗争需要这样做，理论认识服从斗争需要。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毛泽东鼓励、纵容下，林彪、康生、江青等人在“文革”中搞起了疯狂的造神运动，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搞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毛泽东晚年的“个人崇拜”之所以搞得那么厉害，原因很多，有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影响、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的教条主义思想影响，有党内和全国人民因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而对毛的自发崇拜和迷信，还有林彪、江青、康生一类别有用心者的吹捧、渲染，这些原因都起了作用，但根本原因还在毛泽东自己。他在一连串胜利和成绩面前，并没有骄傲，而是谨慎、谦虚，尊重中央集体领导，注意听取各种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而在错误和失败面前，他感到大权旁落，怀疑别人篡党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为了斗争夺权的需要，公开提出需要个人崇拜。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50年代中期以前，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树立了丰功伟绩，毛泽东并没有骄傲，破坏民主集中制，并没有搞个人崇拜，从他内心讲，由于党和人民对他衷心拥护和爱戴，他是充满信心的，不需要提倡、鼓吹个人崇拜。而在他犯了重大错误（三面红旗、庐山会议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大动乱）而受到人们的怀疑、抵制和反对时，他要提倡、接受个人崇拜，这时他内心需要崇拜。为什么当他取得成绩时能谦虚谨慎，而当他犯错误时反而需要个人崇拜了呢？从他晚年的实际情况看，他害怕因为错误影响他的威信，也害怕、猜疑、担心大权旁落，不容树立他人威信，怕别人的威信超过他，因此提倡搞个人崇拜。这实质上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虚弱表现。这是晚年毛泽东的另一面。
四 毛泽东“文革”中（1970年）提出，搞个人崇拜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是不是说明毛泽东又认识到个人崇拜搞错了
1970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到，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我说那个时候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又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我还是当教员，其它一概辞去。
上述毛泽东的谈话中，之所以说“降温”有两个原因：一是“权”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成绩很大很大，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摧毁，从中央到地方都夺了权，权力又回到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毛泽东的权威又树立起来了，所以个人崇拜要“降温”。二是个人崇拜已搞得太过分了，很多形式主义，庸俗的东西到处都是，这使毛泽东生厌。比如塑像，毛就对政治局一些人讲过，他不愿在外面日晒雨淋。第三，他说“四个伟大”讨厌，应是对林彪的反感。这“四个伟大”是林彪发明的。毛泽东是1970年12月18日同斯诺谈话时提到讨厌“四个伟大”的。此时开过九届二中全会，正在批陈伯达，陈伯达的“天才论”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判。毛泽东下一步要搬掉林彪了。毛泽东这里说个人崇拜要“降温”，无非是对林彪的不满，同去掉三个副词一样，实际上是在警告林彪：我毛泽东不需要你那一套了。但并没有说，以后完全不搞了（实际上毛泽东生前一直在搞，去世后还持续1年多），更没有说过去搞错了，而明确说以前那样搞是必要的。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仍然坚持对他搞个人崇拜是必要的，他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嘛，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斯诺对毛泽东说：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否真心诚意。毛泽东回答：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都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他才不相信那一套呢。这说明毛泽东当时是清醒的，他并不相信对他的崇拜都是真的，还有随大流的，不得不表现崇拜的样子，还有假的。毛说“还有假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说林彪。后来，他在外地巡视时针对林彪尖锐指出：“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林彪曾说过，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他揭穿了林彪的天才论是“名曰树我，不知是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1970～1971年提出个人崇拜要“降温”，是他看出了林彪一类人的假崇拜，是同林彪集团斗争的舆论需要。
这里应该说一说，毛泽东对林彪“天才论”的批判是怎么回事。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毛泽东批判了“天才论”，就是否定了个人崇拜。
林彪、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搬出“天才论”，可说一箭三雕，一是吹捧毛泽东是天才，讨好了毛泽东；二是打击了张春桥、江青一伙；三是表明了林彪一伙对毛泽东的忠心和崇拜，为林彪登上国家主席的宝座找来一块垫脚石。可是这一次毛泽东并不赏识，而是公开翻了脸，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读者记得，1966年8月5日《我的一张大字报》打倒了刘少奇，这次《我的一点意见》又要打倒谁呢？）揭穿了林彪、陈伯达的政治目的，从历史观和认识论两方面偏偏批判了“天才论”理论的错误，应该说，这是一篇充满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好文章。毛后来在外地巡视期间，又多次批判“天才论”。他说：“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对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了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我并不是不要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毛泽东批“天才论”抓住“实践第一”、“阶级第一”。分析是精辟的，新颖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据此认为，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已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了，这种看法值得研究。毛泽东的批判是针对林彪、陈伯达的，林、陈是唯心论先验论，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毛泽东必须用真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论点才能驳倒他们，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理论他是驾轻就熟的。研究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况：当他与某种错误理论和实践作斗争时，他的理论常常是科学的、深刻的；而当他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时，他的理论往往是强词夺理的，是站不住的，所以，呈现在他晚年理论中的，往往是正确与错误的交织。我们不能从毛泽东的批“天才论”，就说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深恶痛绝，从此一刀两断了，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晚年毛泽东的实践与理论的背离。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林彪垮台后，个人崇拜、形式主义的东西少些了，但仍严重存在。比如民主集中制仍然受到破坏，个人说了算。人们在毛泽东面前还只能“诚惶诚恐”，实际上还是“句句是真理”。这种情况不仅毛泽东生前存在，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里还严重存在，“两个凡是”即是明证。
五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什么能搞得起来
前面已经分析到，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主要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他需要个人崇拜的支撑，才能巩固自己的权力，才能斗倒自己的对立面，但主观需要是回事，能不能搞得起来是一回事。现在要问，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什么能搞得起来？
从客观上讲，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毛泽东，而毛泽东确实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如邓小平所说，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人民热爱他，信赖他，歌颂他，当这种热爱、信赖、歌颂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成为对他的个人崇拜，就把他神化了。搞个人崇拜还得有“资本”，只有毛泽东才能搞得起来，别人想搞还搞不起来。像毛泽东这样一个大智大能、大功大德的领袖，把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解救出苦海，人民自然会把他看作大救星、救世主，没有什么奇怪。这一方面，毛泽东确实是人民所衷心爱戴的领袖，他的功德永垂千秋；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皇权悠久、农民小生产者汪洋大海的国家。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民众缺乏民主意识，很习惯用对待封建时代英明皇帝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英明领袖。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对斯诺说过：“要人们去克服三千年迷信皇帝的习惯传统是困难的。”毛泽东这样特定的领袖，中国这样特定的国情，人们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是很自然的了。一次，金日成送给毛泽东的礼物24箱苹果，每个苹果上面都有用太阳晒出来的“毛主席万岁”5个字。警卫战士不好吃了，不能把“毛主席万岁”同苹果一起吃掉，后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摇头说：“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活到1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毛泽东刚放下铲土的铁锨，一名解放军战士立刻就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锨包了起来，并激动地说：“看到这张铁锨，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对毛泽东的崇拜不仅在普通的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存在，就是党外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存在着，在中国存在着对毛泽东崇拜的广泛的社会基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确实令人崇拜，因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搞起来了。这种崇拜应是一种真诚的崇拜。
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民主集中制的破坏，以及残酷的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是造成对晚年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又一原因。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个人专断作风抬头，听不进批评意见和不同意见，在犯错误以后，尽管也讲过，他有错误，要负责任，但实际上是不允许别人讲他的失误和错误的。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评信就是这样的。1961年1962年对刘少奇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批评也是这种态度（其实刘少奇并非要毛泽东一人负责，而是由中央负责），毛泽东成了没有缺点、一贯正确、不能批评的人，人们只能把他当作神来崇拜。从1955年冒进，1956年反冒进，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实践证明是毛泽东犯了错误，可那些坚持正确意见的人，被怀疑是反对毛泽东意见的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打击。刘少奇的遭遇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及以后，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反对彭德怀，他几次公开宣称他就是要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斥责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是居心不良。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他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了形势和困难，承认了错误，被毛泽东怀疑是对着他来的。毛泽东从此对刘就不信任，并下决心要从政治上搞掉这个一直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权威并且积极要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刘少奇。用邓小平的话说，谁要是不听毛的话，他就要整一整。没有党内民主，政治局没有民主集中制，在毛面前诚惶诚恐，在这种情况下，或者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不使党分裂，只会屈服于个人崇拜，而不会抵制、反对个人崇拜。这主要是毛泽东的责任。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些出于各种利害考虑而附和、助长个人崇拜的，不抵制个人崇拜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身处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员，也应负责任，吸取教训。我们要从这个极端思维中走出来；在个人崇拜的年代，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伟大，在批判个人崇拜的年代，又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这种用压力、斗争制造出来的崇拜，当然是被迫的，虚假的。林彪对晚年毛泽东的崇拜，就是假的崇拜，但他不是屈从于压力，而是阴谋夺权的需要。
林彪、“四人帮”的造神运动，这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急剧升温的一个重要原因。林彪那“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虔诚模样，他那“中国几千年出一个，全世界几百年出一个”，“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的独特语言，和“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誓死保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深厚感情和立场，对于毛泽东的神化，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林彪、“四人帮”不仅迎合了毛泽东“要搞点个人崇拜”的需要，适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神化的心理要求，而且抓住了我们党内高级干部不敢抵制个人崇拜的惶恐心态，有的敢想而不敢做，敢怒而不敢言，有的不敢想不敢怒更不敢言，因此一段时期，他们一伙人可以毫无顾忌地“造神”，以至对毛泽东的神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他们搞个人崇拜是别有用心的。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一出悲剧，是毛泽东的悲剧，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剧。悲剧更富哲理，给人以深刻教育。文化大革命把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狂热推到了顶点，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人民受了文革实践的教育，看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因而产生了怀疑，解放了思想，终于从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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