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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2010-05
1 福祉地理学的缘起、方法和特点
1.1 福祉地理学的出现
20世纪60年代人文地理学数量革命，引致空间分析的出现。70年代，社会学理论广泛应用到人文地理学研究中来，使得人文地理学开始重视社会公正等伦理内涵。随后激进主义的出现对地理学缺少关注社会问题提出批评。如以关注地理解释著称的哈维(1973)也转向关注空间背景下的社会公正问题上来[1]。70年代以后，犯罪地理学和医学保健地理学蓬勃发展，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视野逐渐拓宽到民生福祉改善和人民生活等问题。纳斯(1973)认为福祉地理学研究各种区域政策对社会福祉的可能影响[2]。Smith(1973)[2]和Knox(1975)相继提出“社会福祉地理学”[2]，标志着“福祉”开始成为地理学关注的焦点，福祉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文要素，成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福祉地理学开始出现。
1.2 福利地理方法的提出
福祉地理学出现之后，Smith(1977)提出了福祉地理学的“福利地理方法”，并将之应用于评估各地区居民生活水平及福祉水平，研究各项政策或决策对改善福祉和生活水平的作用[2]。“福利地理方法”的核心是“谁得到了什么？在哪里得到？以及如何得到。其中，“谁”(who)包括人口、阶层及其种族、民族等变量；“什么”(what)指的是人们所享用(或忍受)的各种好处(或坏处)，主要包括收入、商品或服务等福祉表征要素，如生活水平指标、营养指标和各种福祉指标；“哪里”(where)反映的是福祉水平的空间差异和分布状况，“怎么样”(how)是指福祉水平空间差异的产生过程[2]。我国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李旭旦(1985)曾把史密斯的“福利地理方法”概括为“何人在何处获得何物”[3](图1)。需要说明的是，福利(welfare)和福祉(well-being)是一对复杂而有区别的“孪生”概念，普遍认为福祉是良好的生活状态，比福利的内涵更广泛，而福利是指人们追求幸福而获得的利益。所以，“福利地理方法”仅用来特指Smith提出的“Who gets what，where，and how?”(何人在何处获得何物)，和福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不同，后者包括前者，范畴更为宽泛。如何在福利地理方法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福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需要人文地理学者深入研究。
1.3 福祉地理学的研究特点
福祉地理学研究福祉和生活质量不是研究单个个体的生活，而是研究地区、地方或区域的福祉、生活质量等相关问题。Nicholas(1982)指出，福祉地理学研究地球表面一定区域的生活中，即在一个给定社会和地区福祉的必需条件获得等[4]。Coates(1977)等认为，福祉地理学研究区域间的生活质量和福祉的空间非均衡性[5]。Smith(1973)认为福祉是一系列影响因子的产物，他对美国福祉水平空间差异进行了定量评价[6]。
整体来看，福祉地理学至今仍未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其研究特点也未曾有人进行过总结。本文从散落的相关研究成果[2,7]归纳如下：①福祉水平、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等都是福祉地理学用以描述各个区域人们生活状态的术语；②福祉地理学研究关注福祉的空间维度或空间属性。人类从要素或物品的空间分布中获取福祉，又关注福祉的地区差异，通过地区之间福祉水平的对比，分析各地区福祉水平的特点；③福祉水平的空间差异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形成演化过程；④福祉地理学关注区域发展中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公正，强调将“平等”和“公正”等价值判断拟合到人类活动的空间安排之中；⑤福祉地理学研究的政策涵义体现在为福祉水平较低地区提出改善对策。
2 福祉地理学的研究路径
2.1 GDP扩展路径：经济福祉的定量评价
GDP扩展路径最为关心GDP或GNP增长如何准确反映福祉改善。主要有3种范式，一是围绕GDP的修正；二是考虑收入分配；三是可持续经济福祉指数。埃里克·诺伊迈耶指出GDP范式的缺点主要在于没有考虑家务劳动的价值和收入不平等的福利后果，及没有包括环境恶化对福祉的影响[8]。一些学者注意到了收入分配对福祉的影响，如Carola等对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福祉的研究发现，考虑了收入分配的福祉测度对转型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福祉比较具有重要影响[9]。Roberto等采用人均GDP指标计算“森指数”，分析了欧盟区域福祉空间分布[10]。戴利等(1990)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祉指数(ISEW)[8]；此后许多学者运用ISEW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如Jackson等(1996)对瑞典1950-1992年可持续经济福祉指数进行了研究[11]；Matthews等(2003)对英国威尔士1990-2000年可持续经济福祉进行了考察[12]；Andresj(2006)对西班牙1980-2001福祉变化进行了分析[13]。Kirk(2003)提出了总财富和人均财富变化测度框架，提供真实储蓄率测量的综合的经验估计[14]；Osberg等(2002)从平均消费流、财富存量、公平性、经济安全等方面构建了经济福祉指数并对经济福祉进行了评价[15]。
国内沿着GDP扩展路径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外研究基础上的一些实证研究。如袁志刚等(2006)采用“森指数”对中国1978-2004年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福祉的影响以及城乡间的福祉差异进行了研究[16]；向书坚(2007)将真实储蓄率应用于评判福祉水平可持续性[17]；王树同等(2005)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低经济福祉问题进行了探究[18]。整体来看，国内对经济福祉的定量评价研究成果较少。
2.2 地域社会指标路径：社会福祉的空间特征
2.2.1 因子生态分析
图1 史密斯的福祉地理学研究框架
Fig.1 The frame of well-being geography presented by Smith
尽管众多学者沿着GDP扩展研究路径做了大量研究，但应注意到，无论是“森指数”还是“经济福祉指数”都局限于经济增长对福祉的经济意义上的考察，没有考虑到福祉概念的多元内涵。除经济指标外，还需应用社会指标来描述社会发展。20世纪70年代社会指标运动的蓬勃发展，开始解释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其中，地理学者运用地域社会指标方法分析国家或地区福祉的空间变化趋势，认识和描绘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变化[7]。国内学者许学强等(1989)较早对广州市社会空间的因子生态进行分析，并将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应用到城市地理学研究领域[19]；郑静等(1995)对广州市社会空间的因子生态进行了再分析[20]；郭利平等(2001)对云南特困乡的因子生态进行分析[21]。比较而言，国外研究主要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城市内部地域社会经济、人口统计和住宅数据进行分析，揭示住宅空间分异。而国内因子生态分析则关注社会空间结构及形成机制。总之，因子生态分析方法的成熟应用，推进了地域社会指标和福祉空间差异与格局的深度研究。
2.2.2 社会福祉空间特征
传统因子生态方法的缺点在于输入变量杂混且忽略了城市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生活质量”和“区域公正”等研究则是福祉地理学对因子生态分析的不断改进[6]。莫里斯(Morris，1977)提出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主要测度一个国家在满足人民基本需求方面取得的成就[22]。埃斯特思(Estes)提出社会进步指数(ISP)和加权社会进步指数(WISP)综合评价一个国家社会各方面的进步状况[22]。Smith(1975)对坦帕的福祉空间模式进行了分析[6]，并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英国收入和财富的空间分布变化[23]；Knox等(1978)构建了生活水平综合指数并进行了实证研究[6]。需要指出的是，生活水平的福祉地理学研究通常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大都是针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选取的变量对发展中国家未必适用。为此，卡罗林(Carolyn，1984)认为社会经济福祉具有文化相对性。他的研究发现，马达加斯加存在明显的“核心—外围”不平衡福祉空间结构[6]；Scottfrey等(1997)对中国城市福祉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24]。
国内一些学者对区域或城市生活质量的空间类型、空间格局等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揭示生活质量的空间非均衡性。周长城(2003)构建了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省级区域生活质量进行了定量评价[25]；连玉明(2006)将主、客观维度相结合评价了中国287个城市的生活质量[26]；易松国等(1997)对比了武汉、北京、西安3市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分析了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生活质量变化[27]；张立华等(2008)对我国城镇居民客观生活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并对我国城市生活质量类型进行空间划分[28]；潘秋玲等(1997)对西安市生活质量进行了评价，揭示了西安市生活质量的空间分布规律以及城内与郊区生活质量的空间梯度差异[29]。比较而言，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福祉研究更关注城市内部生活质量的空间分布规律。
2.3 满意度和幸福感路径：认知和情感2个层次
福祉地理学的满意度和幸福感研究路径侧重于对人们精神活动、心理活动等主观福祉的考察。林南等(1987)认为生活质量是一个主观概念，“认知”(cognitive)和“情感”(affection)是研究生活质量的两个不同层次[30]。通常，学界多用生活满意度衡量生活质量，也有学者用个人幸福感衡量生活质量。前者属于认识层次上的探讨，后者却属于情感层次上的研究。以作者之见，地理学的着眼点与心理学不同，地理学不分析影响满意与幸福等主观方面的具体心理机制和意识方面的因素，而从空间视角揭示满意度和幸福感所表征的福祉水平的空间差异和区域不平衡性。同时，福祉地理学也重视人的认知、情感等主观特性。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通常更为关注人的主观感受。因此，发达国家生活质量研究常以满意度和幸福感为主范式，如美国生活质量研究以安全感、和谐感、控制感和自主感4要素构成的生活质量模型最为典型[31]；Blanchflower(2005)[32]、Leigh等(2006)[33]分别对澳大利亚人类发展指数和幸福感进行了对比研究；林南等(1987)认为生活质量应从结构、导因和效果3个生活层面加以评价[30]；卢淑华等(1991)等根据抽样数据对北京、西安等城市的生活质量满意度进行研究[34]；程国栋等(2005)分析了幸福的内涵，提出了中国进行国民幸福核算的建议和简化框架[35]。
还有一些学者指出，仅应用主观或客观单一方法评价生活质量是不完善的，主张采用主、客观复合法评价生活质量[26,36]。Andrew(1981)分析了英国苏格兰东部港市敦提的区域福祉分布，并对使用客观、主观社会指标产生的结果进行了比较[37]；Knox等(1981)考虑到居住的客观环境和居民对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对苏格兰高地的社会福祉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38]；我国学者周长城(2008)对主、客观生活质量的指标构建及其评价进行了研究[39]。
3 福祉地理学研究新进展
3.1 健康与福祉：福祉地理学的核心关注
3.1.1 弱势人群的健康福祉与社会公正
随着健康保健地理学的发展和人们对自身健康的日益关注，健康作为福祉的核心组成要素受到福祉地理学的重视。福祉地理学主要研究健康空间和社会方面的相互关系，关注消费、服务可达性和生活水准等方面的空间不公正和社会不平等。此外，Fleuret等的研究指出，不同的健康感受与地点的建构有关[40]。从疾病和健康空间分布研究扩展到把健康作为一种身心情感的存在状态时，健康的内涵逐渐丰富，地理学家通常对弱势人群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空间不平等及其决定因素进行研究。还有学者认为健康是内嵌于独特地方的，对弱势人群所在地方与福祉的关系进行探究。残疾人由于身体的障碍，自立性和对生活的整体控制能力较差，获取“健康”困难使残疾人在以地点为基础的政策中往往被忽视[41]。
3.1.2 性别、文化与健康福祉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性别、健康与福祉的关系，Eckermann(2000)指出，应该注意到女性与男性健康福祉的区别，应从不同尺度，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对女性的健康福祉进行研究[42]；Eckersley(2001)则强调健康福祉同文化的关系，认为健康和福祉的社会决定因子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因子，文化能影响和调节不平等对健康的影响[43]。Levine(1997)从“城市”和“人”相互联系的视角对城市中生活的人的健康福祉状况进行了类型分析，指出休闲对于福祉的重要意义[44]。我国学者刘宝等(2006)分析了中国人群健康的地区差距及其变化趋势，认为中国应努力采取措施缩小人群健康的地区差距[45]。整体来看，国内研究仍停留在对人群健康的地域差异研究之上，和国外研究尚有不少差距，但健康的福祉地理学研究无疑是福祉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3.2 区位与福祉：经济地理学核心主题
从福祉角度思考城市的话，城市可被视为一种机遇和满足的嵌合体。地点与地点之间在生活和工作的物质受益方面存在不平等关系，这种差异也影响个体选择，个体决策进而影响福祉，由此可见区位与福祉之间的紧密联系。对此，Thomas等(1980)认为经济地理学主要是进行区位决策以谋求更多的福祉[46]；史密斯(1981)在《工业区位：经济地理分析》中专门讨论了工业区位对福利的影响。他认为工业区位对福利的影响既包括有利的一面，也包括不利的一面：前者如就业扩大、收入上升和财富增加；后者如环境污染，原有生活方式破坏等[47]。
3.3 福祉与生态环境：人地关系视角
人类总是希冀良好舒适的生态环境，所以人类福祉与生态环境总是相互联系的。通常，福祉地理学研究生态环境主要应用环境分析方法分析空气、水的质量、污染程度以及风险程度等，从需求满足视角研究福祉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福祉与生态系统之间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作用。联合国2002年制定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概念框架(MA)，把人类福祉的主要组成要素和环境状况联系起来。生态系统服务通过影响安全保障、维持高质量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健康以及社会与文化关系等影响人类福祉。反之，福祉组成要素又和人类获得的自由与选择相互影响[48]；Prescott-Allen(2001)认为，人们对福祉和贫困的表达和体验与具体的环境和条件有关，如地理、生态、年龄、性别和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及个人因素[49]；彼得·S·温茨(2007)从环境协同论视角对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50]。
3.4 居住与福祉：人类居住视角
3.4.1 人居环境与阳宅风水
居住福祉问题的研究主要有阳宅风水、人居环境、宜居城市等。李雪铭等(2000)认为人居环境是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也是人类借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51]；宁越敏等(1999)从软环境和硬环境两方面来解读人居环境[52]。人居环境研究整体上缺少居住环境对人的福祉影响的关注，侧重于人居环境本身的评价。
中国的《黄帝宅经》开篇论述了住宅的重要性：“夫宅者，乃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陈传康认为风水学是讲究“裁成”的“空间组织学”[53]；刘沛林(2006)认为风水是关于选择对人生发展有利的生产生活环境的一门学问[54]。国外学者Skinner认为中国的风水学是“通过对最佳空间和时间的选择，使人与大地和谐相处，并可获得最大效益、取得安宁与繁荣的艺术”[55]。风水学主要是通过对人居环境空间格局的组织、安排和选择，以谋求人生幸福的一门学问，其宗旨是为了谋求人的福祉。无论是人居环境还是风水学等研究，都是为了分析人类福祉与人居之间的相互关系。
3.4.2 宜居城市与居住福祉
宜居城市理论以生活质量为基础，认为生活条件的改善会提高人的福祉水平。Veenhoven(2007)指出，生活质量是多要素的集合，他将生活质量分解为环境宜居性、生活能力、生活效用和对生活的感知四个要素，他认为宜居城市研究主要着眼于适宜的城市空间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能促进生活质量外部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机会的增加[56]。居住与人类福祉关系的研究强调了居住福祉的本质，日本学者早川和男(2005)他认为居住地是生存的基础，居住地对人类生存、生活具有重要作用，他首次提出了“居住福祉”概念，对重新认识居住价值、改善居住状况具有重要意义[57]。国内学者周运清(2008)认为居住是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之一，居住状况的变化反映了人类生活质量的变化[58]。
3.5 福祉、地方与文化：人文主义视角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特点不单在于人和环境的关系或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在于人对空间和大地的经验。在人文主义地理学观点中，人不再被视为机器，而被赋以特定的想象力和价值观[59]。人文主义地理学不期望对空间分布、区位和类型等进行解释，而是依赖于“人类—环境—文化”3个维度的人文主义解读[60]。“文化转向”使一些人文地理学者开始注意到福祉的人文特性。Ruth等(2001)认为文化和环境维度都应作为重要的福祉研究要素，认识和分析“文化—环境”关系是对福祉进行地方研究的关键。他们在研究毛利人的福祉时认为需要使用人文主义地理学方法，需要综合社会文化和环境2个维度。福祉对不同的文化和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特殊意义[61]。Daniel(2007)引入种族因素，对南非的主观福祉、贫困进行了分析和解释。他认为主观福祉可被视为是一个产出测度，不同种族对福祉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福祉概念存在文化差异[62]。即使是研究健康的福祉地理学者也认为文化是影响健康和福祉的重要决定因素。每个人生活的地方及他生活的社会文化和环境背景不同，有不同的福祉体验[63]。总之，人文主义地理学视角研究福祉问题强调了地方特性和文化因素分析的重要性。
4 结语
本文对福祉地理学研究路径和最新进展进行总结和回顾。文献综述可知，GDP扩展路径以经济福祉的定量评价为主，沿袭了经济学的传统；地域社会指标路径旨在探究社会福祉的空间模式，因子生态模式等研究是地理学实证主义的体现；满意度和幸福感路径则从认知和情感2个层次出发，探究福祉或生活质量，为心理学所擅长。为此，进行福祉地理学研究要借鉴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展开跨学科的积极合作；要综合考虑福祉的主、客观2个维度，将客观研究和主观研究结合。
人文地理学所研究的人文现象极为庞杂，史密斯提出的福祉地理学框架难以用福利主题去涵盖人文地理学综合而广泛的研究对象。框架中的福利地理方法仅仅停留在对物品分配和福利空间分布等内容上。但是，这种试图打破众学科分支分割状况，建立以福利统一主题整合人文地理学的努力，给福祉地理学框架研究提供了启发。随着福祉概念内涵从“福利”到“福祉”转变以及国家国情的差异，有必要重构福祉地理学研究框架。
从福祉地理学进展综述可知，福祉地理学需要深化健康的福祉地理学研究，重视健康与空间、健康与地方及健康的空间规律等研究；福祉地理学要深入探究区位与福祉之间的关联机理与模式；福祉地理学要从人地关系的视角深入研究福祉，研究福祉与发展之间的耦合机制；福祉地理学要积极拓展人居地理学研究，探索居住对福祉的重要意义；福祉地理学要随着空间转向和文化转向，研究福祉的空间属性，推进福祉的地方与文化研究不断将新文化地理学的思想和方法引入小空间尺度的福祉地理学研究中来，上述这些研究兼可能是未来福祉地理学的研究趋势。
本文引用格式：
王圣云，沈玉芳.福祉地理学研究新进展.地理科学进展，2010，29(8)：89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