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与中国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易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易学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史学史上，大史学家对《周易》都有精深的了解，在易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对易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对历史的看法，进而影响到在史学上的成就。先秦史官通《周易》，司马迁、班固两位大史学家，在易学上也是有建树的学者。袁宏的《后汉纪》援玄入史，易理成为他评论历史和人物的哲理基础。两宋史学家关于历史盛衰的理气论，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欧阳修、司马光、李焘、李心传及朱熹等，既是大史学家，也是易学大师。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伟大的史学家，也是大易学家，他的历史借鉴观中的通变思想无疑来自他的易学。章学诚以易理阐发他的历史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史学更革认识。时至近代，郭沫若的《周易》研究成为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第一个板块，他以敏锐的眼光抓住了《易》中的辩证法精华，为人们认识中国文化宝库作出了示范。
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来说，易学变化对史学产生过三次大的冲击。一是先秦到两汉，易学的发展，为中国史学的诞生与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二是魏晋时期，《易》作为三玄之一，直接影响史家对历史的品评与议论。三是两宋时期，易学作为理学的要素，成为史学家、思想家的历史盛衰论、因革论的哲理基础，波澜所及，直至明清。
关于易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易理在中国史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中国史学在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都受到易学的影响。这可以从中国史学发生、发展进程中的几个关节点得到说明。
——中国史学在童年时期，就和易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受到《周易》的影响。
《易》最初是用在卜筮上，“《易》本为卜筮而作”，“《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十六）。先秦时期史官具有两种身份，一方面，史官担任“记言”、“记行”职责，并力求做到“书法不隐”，就这一点说，史官不同于巫、祝；另一方面，史官兼掌卜筮之事，因而往往具有巫、祝的身份特点。因此，先秦文献中，巫、史或史、祝并称，屡见不鲜（见《左传》昭公十八年、定公四年及《周易》“巽·九二”的爻辞等）。
史官精通《周易》是其职能的需要，同时，史官职掌又为他们精通《周易》提供了方便。有的学者说，《周易》的编纂出于西周史官之手（参朱伯昆，《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是有可能的，至少，史官是《周易》的原始作者之一。现有文献可以证明史官还是保存《周易》的人。《左传》鲁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左传》鲁昭公二年，载：晋国韩宣子到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这些都为史官运用《周易》创造了条件。
先秦史官的政治地位一般都不太高，象周王朝史佚那样的人并不多。但是，史官有历史知识，通《周易》，对现实了解，又担任“载笔”记言记行的任务，他们对国家政治、军事和文化生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名的史官，如史佚、史墨、史赵、史鱼等，既是史学家，也是政治活动家。史官一面记载历史，一面以《周易》的思想解释历史，预断历史发展的方向，通过自己的活动，对现实生活予以积极的影响。
先秦史官以《易》理评论历史、预断历史前途，是先秦史学的一大特色。史官解《易》，当然有牵强的一面，并且带有神秘的色彩，但无可怀疑的是，《周易》的流通变动思维，对他们的历史思考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总之，《周易》里蕴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精辟的历史见解，不但有丰富的对历史盛衰的认识，而且有极珍贵的具有辩证法的变通思想。我们民族史学正是在这样的沃壤中孕育、发展出来的。
——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与易学的影响有紧密的联系。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古代史学形成的标志，史之成家，始自司马迁。而《周易》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周易》是司马迁史学的哲理基础。
首先，易学是司马迁家学渊源之一，也是他的史学基石的组成部分。“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天官、《易》与道论，是当时最富有辩证变化思想的学术。司马迁就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对他的儿子寄托希望。《太史公自序》说：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司马迁表示绍述先人之业的决心，说：“小子何敢让焉！”可见“正《易传》”是司马迁学术事业的组成部分。司马迁没有易学作品，他是把易学所得体现在他的史学事业中，体现在《史记》中。
另外，《易大传》的思想，或者说思维方式，对司马迁的学术总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到了汉武帝时期，大一统的帝国在亚洲东部出现了，学术思想的一统，即学术“汇于一”，成了这个时代的需要。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即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先秦以来的学术，怎样认识前人在史学上的工作，通过什么样的思维途径来对其进行总结。是独尊一家、罢黜百家？还是融汇百家之长，创立出中国史学家的“一家之言”？
汉武帝时出现了两种学术汇于一的途径。一种是从景帝以后出现一种倾向，董仲舒继之而起，明确地要求用行政的手段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向汉武帝建议，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和董仲舒不同的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主张。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说：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是《易》学带根本性的认识，十分重要。郭沫若称《周易》的思辨定式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76页，人民出版社）。近代不少学者也看出《周易·系辞》所说的“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是“着眼于中国文化的整体，谋求多样性统一”（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附录三”中的述评，第547页）。
根据《易大传》这种思路，百家之学要归于一，却又不能以某一家学术替代各家学术。逻辑只能是：在总结融汇各家学术的基础上，吸收各家学术之长，创造出新的“一家之言”，形成一种新的学术。这也就是司马氏父子的学术汇于一的思想路径。
司马迁的古代学术总结包括：1.对秦汉诸子学的总结；2.对前代史学作品的总结；3.从当时对自然天象知识的总结中获得对历史社会的理解。
司马谈的《六家要旨》是对诸子学的总结。他评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推崇道家，但认为六家学术都有合理的地方，又都有缺憾。各家学术尽管不完全一样，却都是“务为治者也”。对经籍的认识，也可视作是的马氏父子学术总结的一部分。 太史公对上大夫壶遂谈自己对儒家经籍的看法，说：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于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这样总结的立意，是要吸收各种经籍的合理因素，以为王道政治之用。
《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序》较为集中地对历代史书作了总结，对“不可胜纪”的《春秋》类作品进行了具体分析。明显的事实是，《春秋》以后五百年，却没有一部合于时代需要的史书，没有一部史书能真正称得上是继《春秋》的作品。史学总结，使他产生一种时代使命感。
司马迁对前人的自然知识也作了总结。他重视前人在天象、历法上的成就，并且作出了自己的创造。更重要的是，他由此体悟到天人之际的关系，从《易》与天官的知识中，明白自然在变，社会人事也在变。
总之，如果没有开阔的史学总结的眼光，没有正确的思维途径，就不可能正确地对待百家之学，司马迁的史学要取得那样的成就，也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他的“一家之言”，也就是史家之言。
应该看到，通古今盛衰之变的思想与承弊易变的社会变革思想，是《史记》中的主题，而这恰恰是来自《周易》的，甚至连表述文字，都是《周易》的。这在下面我们还要谈到。
综上所说，《易》学是司马迁史学的哲理基础，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形成的学术条件。
——章学诚以《易》理论说中国古代史学变革的必要，提出恢复古代史学生机的主张。
到了清代乾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其弊病也充分暴露出来，有见识的史学家要求改变这种局面。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开卷的《易教》上、中、下三篇和其它重要篇章中，以易理阐发对史学的认识，对历史的见解，提出史学变革的主张。章学诚指出，到了他生活的时代，古代史学已失去了早期那种创造性的活力，暴露出了各种弊端，这突出地表现在纪传体史书的编纂上。他说：
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袭，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盖族史但知求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本是富有生气的，但是后来纪传体史书编纂变成了一种程式，纪传体变成公式化的东西，史学就失去了活力。章学诚看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问题的关键。作为一代大史学思想家，他不仅提出问题，而且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在章学诚看来，要走出当时史学的困境，只能总结史学上的成败，恢复古代史学的创作精神。他说：“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制裁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上引见《书教下》）这里指出章氏关于史学更革的几个重要论述。
其一，关于“方以智”与“圆而神”的论述。章学诚认为这是古代史学具有活力的重要问题。
《易》曰：“著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书教下》）
在中国史学史上，司马迁的《史记》近于圆而神，班固的《汉书》近于方以智。这里没有祟班抑马或崇马抑班的意思。班固的撰述，“则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这种因事名篇，不为一定之例所拘，就是史学的活力，其作品就可以传世行远。但“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家之失传也久矣”。
其二，关于史学通识的论述。章学诚主张以恢复史学通识的传统，作为恢复史学生机的一种途径。关于通识的精神，章氏以易理作出了阐释。
《文史通义》的《释通》开篇说：“《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说者谓君子以文明为德，同人之时，能达天下之志也。”章学诚以《易》之《同人》卦的彖辞阐发，提出他对通识的见解。又指出通史之修，有六便二长。六便是：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但也有三弊，就是：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章学诚提倡史学通识的用心，意在纠学风之弊，复古学求义之精神。“夫古人著书，即彼陈编，就我创制，所以成专门之业。”通史之“通”，不在于形式上的贯通，自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成《史记》，到郑樵别识心裁，成其独断之学而写就的《通志》，都是史学通识的体现。
史学通识关系到史学的兴衰，他检讨唐代史学衰败的缘由，说：“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答客问上》）史学的变化发人深思。
其三，关于史学经世的论述。提倡经世史学作为发展史学的一种手段，这在前面已有论述。《文史通义》开篇指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意在说明史学之根本要义在经世。《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但《易》在《六经》中有其特殊地位。“‘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易教上》）这就指明了《易》为经世之用的特殊意义：“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以《易》为首的六经是史，是经世之书，后代的史书必须发扬经世的传统。史学也只有恢复经世传统才能恢复活力。
关于章学诚史学更革的具体主张，学者多有研究，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史学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易学是联结在一起的。
二、《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历史盛衰论的精髓
首先，我们讨论《周易》通变思想的内容，然后再分析这种通变思想对古代史学家产生怎样的影响。
《周易》的作者在历史认识上富有特色的是通变思想。通变史学思想首先体现在对历史过程的认识上。《系辞下》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是《易》的通变思想的典型表述。
《周易》认为，世界是一幅穷通变化的流动场景：
《系辞上》，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系辞上》：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丰·彖》：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革·彖》：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自然天象的各种变化在变通中呈现出盈虚消息的波动；社会历史与自然一样，也是在变，它表现为盛衰的变动，历史既有兴盛时，也有衰败时，表现为历史兴亡的交替。见盛观衰的历史思想后来也就成了史家总结历史的通变思想的来源。
《周易》的古史观念中通变思想又明显地包含进化的认识。《系辞下》把人类的起源、初民社会的进化过程描绘出来：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远古不是什么黄金时代。先民是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发展生产、逐步改变生活条件的。远古社会的进步表现在各个方面，既体现在生产、生活上，也表现在文化上；既有经济方面的内容，也有社会管理方面的内容。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有交换的发生、文字的产生和社会权力的形成。
《序卦》中还对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有一总的说明：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这表明人类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君臣上下礼义等级制度不是与天俱来、亘古不灭的东西，它是历史的产物。
那么，尧、舜以后的社会情形怎样呢？《周易》没有系统的描述，但是，从一些片断的内容，还是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来。“丧羊于易”（《大壮·六五》），说的是掠夺。《噬嗑》卦彖辞：“利用狱”从初九爻辞：“屦校灭趾”到上九爻辞：“何校灭耳”，以及《鼎》卦中的“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鼎·九四》）等，都反映了统治者刑法之残暴。把这些零零星星的材料集中起来，至少说明夏商周三代的社会并不是充满仁义的时代。很可注意的是，《周易》没有大段文字讴歌三代，三代在《周易》作者心目中，不是天理流行的世界。
《周易》的作者表现出对历史前途的关怀，《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中充满了忧患意识，表现出对历史命运的关心，对历史前途的瞻望。
与历史盛衰论相关的是社会变革思想。《周易》的作者以通变的史学思想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要求：“通其变，使民不倦。”（《系辞下》）主张要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断天下之疑。”（《系辞上》）等等。后世史家根据这些认识，论证历史变革的必要与必然，成为一种历史变革的理论。
总之，《周易》的通变思想、古史观念以及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和历史变革理论，对以后的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学家按照各自的理解，认识历史，编修史书。由于认识上有差异、有高下之别，他们编撰的史书也就有优劣之分。
先秦时期，史官以易理来评论历史、预断历史的前途，在“观国之吉凶”上提供了依据。如《左传》鲁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史墨以解《易》方式，指出鲁国历史发展的趋向；依据矛盾对立变化的思想，论证“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变动，是一切事物运动的普遍法则，并且指出这个历史大时代的特征，是：“三后之姓，于今为庶。”这种通变的眼光又和对现实深邃的、正确的分析结合起来。鲁国国君丢弃百姓，而季氏却争取民心，“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这就造成季氏要夺取大权的内在依据。
司马迁写《史记》的主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通变思想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是司马迁史学的特点。他把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盛衰变动的过程来把握，进而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他的见盛观衰的思想，说明盛衰两个对立的因素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具体盛衰的变动，又使社会发展显示出不同的阶段。依据通变思想，他体察到自然与社会，变是一种必然，“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在《平准书》中说：“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凌迟衰微。”在《高祖本纪》中说：“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论殷代历史进程，论秦的兴衰，论楚汉之争，论西汉七十年的变化，都是一种通变的历史眼光。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不但应用《易》的通变思想，而且予以丰富和发展。
此后，历代思想家，史学家以通变思想论历史的盛衰变动，成为一种传统。到了两宋， 不少学者把通变思想与理学的观念结合起来。使这种通变思想带有时代的特色。
欧阳修是庆历新政的主将之一，他的历史变革思想较为突出地表现出通变的思想。他认为“天人之理，在于《周易》否泰消长之卦”（《居士集》卷四十二，《送张唐民归青州序》）。他对通变的思想作过较为深刻的阐述，他说：
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来，与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地而能久照。四时代谢，循环而不息，故曰四时变化而久成。圣人者，尚息消盈虚而知进退存亡者也，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化成。（《易童子问》卷一）
欧阳修看出通变是天地日月自然运动的法则，也是社会人事上的进退存亡的法则。他又把这称作“理”，说：“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故曰‘吉’也。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居士集》卷十八，《明用》）他又说：“困极而后亨，物之常理也。”（《易童子问》卷二）“夫物极则反，数穷则变，此理之常也。”《居士集》卷十七，《本论下》）
依据通变之理，欧阳修提出一系列变革政治的主张，他在《新五代史》中表述的重民、重德政的思想以及关于朋党的议论等，都是他的变革思想的组成部分。
两宋史学家注意以通变的思想总结历史，总结宋代变革的经验教训，马端临是代表，他批评王安石的变法以《周官》行事，是“不知时适变”。宋代有人主张复井田、封建，以缓和社会矛盾。马端临说，历史上成功的东西，由于条件变化，未必适用于后世，强行井田、封建，“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十五，《封建考十六》）。
王夫之以《周易》的通变思想论历史兴衰，极为深刻，把中国古代史学思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王夫之以易理解史，一方面，论说历史的变化，指出历史的变化是一种必然，又一方面重视在历史盛衰变动中人事作用的意义。他说：“《易》曰：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圣人知天而尽人之理，……应人以其时则志定，时者，圣人之所不能违也。”（《读通鉴论》卷七）兴亡变动的根源在内而不在外，“溃于内者，必决于外”（《读通鉴论》卷十三《成帝》）。
王夫之的历史兴亡论和变革现实的主张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以通变的眼光把古与今联系起来。他在《周易大象解》、《读通鉴论》等著作中，论说人们从易象中体察世界万事万物在变革之中，变中又有常，革中又有因，谈变革又要注意时势、条件。简单以复古、复三代的办法行变革，还要说这是古先圣之大法，实在是“自欺以诬天下”（《读通鉴论》卷二《文帝》）。他又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读通鉴论·叙论四》）
王夫之从《易》的通变思想出发，认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通识，他说：“经国之远图，在乎通识。通识者，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读通鉴论》卷二十二《玄宗》）治国、变法无疑可以从历史的兴亡成败中找到经验教训，诸如退小人、用贤才，不可盲目聚财，要保民等，这些王夫之也都提到了，但王夫之又指出，用通变的思想处理事务更为重要，对历史上的治世、圣世的经验，也有一个是否善于学习的问题。王夫之说：“故善法三代者，法所有者，问其所以有，而或有革也；法所无者，问其何以无，而或可兴也。硅遵而步效之，黠民乃骄，朴民乃困，治之者适以乱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八《五代上》）盲目提倡效法三代，以三代的模式变革现实，其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欲治反乱。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资”、“鉴”两字是他著史的宗旨，他企图以维持等级名分的礼制，使社会安定，达到“跻尧舜之治”的目的。司马光的失误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违背了通变的要求来谈历史的兴亡教训。王夫之批评过司马光，说：“夫古今异时，强弱异势，战守异宜，利害异趣，据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温公以之矣。”（《读通鉴论》卷二十六《文宗》）
王夫之从理论上说明了以易学的通变思想总结历史经验的价值与意义，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帝》）又说：“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读通鉴论·叙论四》）据此，王夫之又指出借鉴历史的一个思想是，“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他说：“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已矣，进贤远奸而已矣；无定法者，一兴一废一繁一简之间，因乎时而不可执也。”（《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帝》）要因时立法，才是善师古者。总之，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脱离现实的条件，这也就是王夫之强调“时”的意义，要趋时立本。从《尚书》的殷鉴思想，到司马迁的“见盛观衰”思想，再到司马光的鉴盛衰的编纂史书主张，直到明末清初王夫之通变的历史兴亡论，古代中国论历史兴衰的史学思想才发展到了自己的高峰。
三《周易》在近代史学上的价值
鸦片战争以后，救亡图存是中国首要的任务，中国学人一方面意识到要放开眼界看世界，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同时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宝库中寻找变法图强的思想武器。他们看到公羊学中进化思想的意义，同时，许多学人也从《易》学中找到通变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王韬、康有为等都是这样的代表。王韬说：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三代之天下，至此又一变。……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至此而又一变。（《韬园文录外编·变法中》）
面对世界的剧烈变动，“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也”。应当变革，这就是结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易》在疑古思潮的冲击下，被剥去了古人加在上面的神秘外衣，从神圣的经学的圈子解放出来，成为古史研究对象。近代易学走的是与古代易学不同的路数。首先，以清醒的意识认识《周易》，把《周易》从神的启示录还原为世俗的作品。揭掉了“古圣人的名号作了的包皮”（容肇祖《占卜的源流》）。交待了《周易》从“六经之末，跳到六经之顶”的原委（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其次，跳出了象数、义理之争的圈子。以人世历史的事实来解释《周易》。“我们据其文以证古史，而殷代古史事乃得有切实的记录。”（容肇祖，《占卜的源流》）如顾颉刚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把甲骨与《周易》相互参证，又结合《诗·大明》等，考订“帝乙归妹”这件事，是《诗经》中文王迎亲的事，并进而透视商周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突破。
应该提到的是郭沫若在易学上的成就，《周易》研究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的组成部分。郭沫若《周易》研究的贡献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以社会史的眼光认识《周易》。认为“《易经》是古代由原始公社制度变为奴隶制度时的产物。第一个变革是在殷、周之际达到完成。第二个变革的完成是在东周以后”。后来郭老的看法虽还有变化，但他以社会史的眼光认识《易》，是应当肯定的。
2.把《周易》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史的材料，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的反映。他说：研究《周易》，如果把这些表示现实生活的文句分门别类地划分出它们的主从来，我们可以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他在《易》的材料中，分析出古代生活基础、社会结构和精神的生产三个部分。
3.剥出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郭沫若从阴阳爻的象征、从《周易》中成对的概念中，看出其对事物的理解、事物的运动观中含有辩证法因素。郭老把《周易》中辩证观念归纳为三点。第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第二，“阴疑于阳必战”；第三，“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周易》中蕴含着对立统一、矛盾斗争、转化、运动的观念。
4.指出《周易》二重性的特征。指出了其中的神道设教的欺骗性实质与折衷主义的特点。可以说，到现在，郭沫若的论述仍是我们对《周易》应采取的科学态度。
为了发展新史学，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世界上各种有益文化的精髓，更要注意吸收我们民族史学宝库中的精华。研究《周易》的思想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不但对我们了解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特点是必要的，而且对发展我们今天的新史学也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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