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的历史学：范畴、方法和意识——兼论古希腊历史学的现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古希腊论文,希腊论文,范畴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8世纪伏尔泰开辟文化史研究以来，西方历史学家不时发出“回到希罗多德去”的呐喊；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威廉·洛瑟也曾说起，在谢林、施莱格尔和兰克著作中所有的历史观念，都可以从修昔底德著作中找到最好的表述。〔1 〕为什么希腊历史学在近代历史学家心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希腊历史学给后世留下了什么遗产？希腊历史学为什么会对西方历史学发生那样生生不息的影响？它在今天是否还具有生命力？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重新造访古希腊历史学这一古老的领域吧！
一、希腊历史学的时空范畴
在多么大的地理范围和时间跨度上描述社会、反思过去，决定着历史学的外延与内涵。在西方，最早通过时空来认识世界、反思过去的行为，发生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小亚细亚位于爱琴海的东岸，是东西方两个世界的交汇之处，也是古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早在爱琴文明时期，这里就有了最早的希腊移民。特洛伊战争之后希腊人大规模的殖民运动，将这里变成了希腊世界的一部分。公元前8世纪， 当希腊本土从黑暗时代苏醒过来的时候，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城市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在自我认同为希腊人的同时，希腊殖民也同东方民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广泛地吸收了东方地区的先进文化，并且从蓬勃兴起的城邦制度、海外探险、海上贸易活动中，感受到现实社会的世俗性，获得了对世界和人生的新认识。公元前6世纪， 在小亚细亚中部爱奥尼亚的希腊人中间，发生了最早的思想革命，以泰勒斯为首的爱奥尼亚哲学家开始了对世界本源的最初探索。就是在这个世纪，在爱奥尼亚的希腊人中间，产生了希腊人最早的持续时间观念。最先表达这一观念的是米利都人赫卡泰厄斯，他在一种完全不同于赫西奥德的意义上，追溯了人类持续不断的行为业绩。在赫西奥德那里，人类社会依次相递的五个种族：黄金种族、白银种族、青铜种族、英雄种族、黑铁种族，都是由众神之父宙斯直接创造的，相互之间没有人类的血缘联系。而赫卡泰厄斯的《谱系志》，追踪的却是真正的人类的过去，是米利都城邦父死子继、血脉相连的人的业绩。在这里，赫卡泰厄斯不仅将过去的人类行为作为他著作的确切主题，而且将它与时间的推移联系在一起，把对人类自身行为的认识从现代延伸到遥远的十六代之前，用一系列的人类行为、人类事件充填了现在与过去之间巨大的时间距离，为探索人的过去找到了一个时间坐标。
在尝试确定人类行为的时间范围的同时，赫卡泰厄斯还尝试了确定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他的《大地巡行记》一书，根据前人和自己亲自旅行调查获得的知识，对希腊人已知的世界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描述，把希腊人地理概念的外延扩展到了地中海沿岸、黑海，甚至大西洋的一部分，〔2〕并且首次划出了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从他开始， 空间的概念在希腊人的历史学中渐渐扎下了根。
赫卡泰厄斯虽然有了持续时间和地理范围的概念，但是他的《谱系志》和《大地巡行记》还是互相孤立的两部著作，他没能把它们联系起来，形成认识人类过去行为的空间结构。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的是希罗多德。在一部《希波战争史》当中，希罗多德将在赫卡泰厄斯那里即已萌生的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统一起来，建立起了历史认识的时空范畴，并且将它大大扩展到了赫卡泰厄斯概念的范围之外。赫卡泰厄斯追溯的是他自己城邦的过去，是已知世界的一部分，而希罗多德所探索的是包括整个希腊世界以及希腊以外的东方世界的过去。对这样一个庞大世界的探索，远非一个人或一代人的能力所能为之。尽管希罗多德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旅行家之一，旅行过小亚细亚的全部海岸，走遍了希腊的城市，访问过爱琴海的许多岛屿，熟悉大希腊、马其顿、色雷斯、黑海北岸和西徐亚人居住的地方，并且游历了埃及，〔3〕但是他所能见到的东西毕竟有限。他必须超越他自身经验和接受能力的限制，超越一个人甚至一代人所能企及的时间与空间。就像借助现代高速交通工具来压缩空间一样，希罗多德找到了超越个人能力限制、穿越时空距离、使人类知识在时空中大大延展的途径。这就是借助别人的经验和知识，即借助当代人和前代人的经验和知识，借助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经验和知识，借助一切可以获得知识的材料、方法和手段。旅行观察、访谈提问、分析选择；行万里路、察万地情、访万千人；利用传说填补文献与经验的空缺。凭借这些方法，他把调查研究和人类知识的范围推至已经逝去了的未知世界。正如柯林武德所说，“希罗多德由于善于提问，是能够从报道者的意见中抽出知识来的，因而也就能够在希腊人认为是不可能的领域中获得知识”〔4〕。希罗多德对自己的任务毫不含糊，“我不知道是否实有其事，我只是把人们传说的写下来”，“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5〕。这看起来非常幼稚的方法，正体现了希罗多德的智慧。没有这种“记录先于批判”的原则，希罗多德就无从构建起一部包含古代希腊人已知和未知世界的历史的宏伟框架。无论希罗多德在当时和以后的希腊人中间受到了怎样的攻击和非难，无论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多么坚决地同传说划清了界限，都无损于希罗多德西方历史之父的地位。对后世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来说，希罗多德著作引用的传说确实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种利用传说填补文献与经验的空缺、凭借前人的知识构建历史框架的方法，从而使人类知识得以突破一个人、一代人所能企及的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使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反思过去成为可能。希罗多德的方法，是当时情况下超越当代、认识过去、把人类知识向时间和空间大大延伸的唯一有效的。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对于利用前人的材料扩展自己知识的这种方法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他们可以借助前人的资料叙述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把视角伸向每一个地区。殊不知，这种超越时空的方法，正是由希罗多德首创的。每一个利用这种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人，都是在收获希罗多德栽下的历史之树上结出的成果。希罗多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找到了到达遥远过去的途径，并且迈出了使历史学成为可能的决定性的一步，开拓了人类知识向时空之维伸展的博大空间。
二、希腊历史学的批判特征
对希罗多德来说，记录是第一位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不要批判。希罗多德及以后的希腊历史家都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之一就是区别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真实性是一切历史判断和解释的基础。要作出正确的判断、进行合理的解释，就必须弄清事实，必须进行史料的选择与批判。
在希腊，历史批判意识和方法起源于对传说的怀疑与反叛。公元前6～5世纪之间的诡辩学家科罗丰的色诺芬尼〔6〕， 就曾对介于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希腊传说提出了大胆的怀疑：“荷马和赫西奥德加在神身上的一切，正是人间认为无耻丑行的东西。”〔7 〕这种怀疑批判态度，为后来的赫卡泰厄斯开辟了思路。在《谱系志》的一开头，赫卡泰厄斯就宣布了他对希腊传说的选择批判立场：“关于希腊人的故事很多，也很荒谬，但我只记述那些我认为是真实的事情”〔8 〕。他不仅明确地指出希腊传说中存在荒谬不实的东西，而且找到了在事实与虚构之间进行选择核实的标准和方法，这就是用其他民族的法律、习俗和传说作为参照，比较异同、确立真实。在《谱系志》、《大地巡行记》中，他运用了对东方土地制度调查成果和其它民族的传说，对希腊的传说进行了比较分析，剔除了那些与东方年代学公认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内容。赫卡泰厄斯的方法，确立了希腊历史批判的一个原则：通过对不同民族传说的比较确立事实。他的方法表明，对历史传说的系统批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赫卡泰厄斯所描述的对象是有限的已知世界的一部分，他可以从已知世界的另一部分找到记录或传说作为比较核实这一部分传说真实与否的参照系。希罗多德则不同，他的兴趣、主旨和视野都远远超过赫卡泰厄斯。他所面对的世界比赫氏更大、更遥远、更偏僻、更不为人所知。他不可能有一套像赫氏那样固定、系统的方法去处理他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也找不到可以对比批判的参照系。因此，希罗多德的方法带有更多的权宜性和偶然性。但是，在不盲从、不轻信、慎重思考、精心选择史料方面，他的批判态度丝毫不比赫氏逊色。他开辟了自己的批判方法，即将亲眼目睹与耳闻之事相区别。在著作中，他不厌其烦地说明传说的来源，传说讲述人的身份，他走访进述人的经过，讲述人在当地的声誉以及他自己对传说可信程度的判断，并且将自己的怀疑态度毫无保留地坦陈出来。他写道：“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都是适用的。”〔9〕在这里，希罗多德保持了一种最大限度的开放态度。 他倾听、选择、记录听到的内容，但同时保留着自己批判的权力。在没有旁证可以参照比较的情况下，他姑且记录下来，但他不轻信，而且提出自己的看法，提请读者注意，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这未尝不是在他那种情况下最可取的态度、最彻底的批判精神。正是有这样一种开放态度，希罗多德才能把对事实的调查和史料的批判结合起来，把批判原则扩及到古代、近代、希腊和外国的所有内容，从而在更大的范围上超越了赫卡泰厄斯的批判方法。
希腊人的批判意识和批判方法，在修昔底德那里达到了一个高峰。修昔底德赋予了历史“如实直书”的法则。他坚决剔除了历史中的虚构成分，对希罗多德引用传说的方法不以为然。他对第一手材料的追求达到了一种近乎苛刻的程度，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只有很少地方运用了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有关波斯人情况的材料。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各次战役的叙述，全部来自他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亲自访谈得到的材料。就是这样，他对一些目击者的可信程度还是持怀疑的态度：“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眼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以后，经过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10〕修昔底德因为对事实的严格态度而被后人看作真实性的典范，他的方法也为后世历史学家所继承，成为19世纪客观主义历史学内部考证批判方法的滥觞。
三、希腊历史学的解释功能
选择、批判是为了给正确的判断和解释提供一个事实基础，历史学的目的，就是要在事实基础上理解过去发生了的事情，从而使它具有意义。希腊历史学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寓解释分析于叙述之中。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及以后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都是叙述性的，但叙述本身就包含了选择和批判。一件事情被选择被叙述，不仅是因为它发生了，而且还因为它能够解释一种现象、指出一种教训或象征一种周期性发生的模式。对希腊历史学家来说，他所叙述的过去事件与将来有着某种联系，如果这些事件不能使读者获得某种教益，那它们就是没有意义的。希腊历史学家在选择自己的主题、记录发生的事件时，都有一种主导思想，都想把自己的认识加之于历史之上，使历史具有意义。因此，每一位希腊历史学家都不仅叙述事件的过程，而且力图在叙述中表明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找出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我们看到，希罗多德已经从人性的深度理解社会事件和冲突的根源，把希波战争的爆发归结到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轻信、虚荣、贪婪、狭隘、自私、狂妄、残暴这些丑恶的成分，并且把战争的胜负归之于交战双方政治制度的优劣，而好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特征，就是它能够激发人性中勇敢、奋斗、牺牲这些优秀的成分。修昔底德对战争和人类行为的解释又进了一步，他区别出战争的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指出了战争与人类生活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推动雅典和斯巴达走向战争的既不是两大集团的主观意志，也不是科西拉和波提狄亚这些表现事件，而是希腊世界的政治局势和权力结构，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11〕。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利害冲突，来自人类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渴望，来自对权力所能带给人们的现实物质利益的追求。修昔底德还借伯利克利之口，道出了权力对人类的诱惑和对城邦制度的腐蚀。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已经开始从经济力量、政治制度、城邦风气、公民心理和同盟国人心的向背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上来考察战争和人类事件的多重联系了。
在选择、排列、叙述历史事件以及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的过程中，希腊的历史学家们意识到认识时序对解释因果的重要性。时间位置的确定，有利于人们理解事件的发生、解释一事件与它事件的联系。在希罗多德那里已经露出了一种记年方法的痕迹，即将波斯发生的事件与希腊历史纪年统一起来的意图。在《历史》第八卷五十一节中，希罗多德写道，在波斯人的年代记录上，波斯军队渡海进入欧罗巴、侵入阿提卡发生在大流士死后的第六年，在雅典这一年由卡里亚戴斯担任执政官。这样，希罗多德就把东方年代学的记录同希腊的各年官纪年法联系起来了。这种将同一事件在双方编年史上加以对照，确立其时间位置的方法，开拓了在更大范围内发现事件的内在联系、从更广阔的视角理解解释历史的思路。虽然这种方法还很原始，但它却表明，希腊人已经在寻找排列历史事件的时序、揭示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希腊历史学自它生成的那一天起，就坚定地向着历史的理解与解释的目标迈进了。
四、希腊历史学的两种风格与传统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西方史学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著作。他在将爱奥尼亚记事散文推向顶峰的同时，也开启了战争史写作的先河。在他身上，集中了希腊历史学的两种风格、两个传统。
从结构上看，《历史》明显地分作两部分，前五卷基本上是对文明的探讨。在这里，希罗多德继承了记事家们的传统，叙述了山川形势、气候物产、风土人情、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包含了丰厚的社会文化史内容。从第五卷下半段开始，希罗多德的风格为之一变，从广阔的社会文化史的描写转向战争过程的叙述。这种前后风格的变化，不仅表明了希罗多德本人由记事家向历史学家的转变，而且显露出希腊历史学两种传统的发端。
将希罗多德《希波战争史》第二部分与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相比较，二者的共同之处便一目了然。二者都是以战争作为主题，把战争看作是人类自身的一种行为，是构成希腊人命运的基本力量；二者所描述的都是希腊世界或整个世界权力平衡、霸权转移的历史；二者对战争的记述，都局限在当代史的范围，并且都取材于口头资料；二者也都力图对战争的根源和结局作出深刻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希罗多德无疑是政治军事史的开创者，而修氏是他的直接继承人。
但是，当我们把视角转向希罗多德著作的全部内容，我们就发现，希罗多德著作恢弘的气势、博大的内涵、奔放的情感与修昔底德著作集中的主题、严肃的分析、冷峻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什么两部同以战争为名的著作，竟然有这样判断的区别？这主要是由于两位历史学家的社会历史背景、个人经历和他们历史写作的主导思想上的差异造成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问世，标志着在希罗多德身上融合为一的希腊两种历史传统的分流。从修昔底德开始，希腊形成了一种以战争、军事事件为题材的政治军事史的专史传统和风格。这种专史风格为后来的色诺芬、提奥庞培、爱孚罗士、波里比阿以及罗马的历史学家所继承，成了西方历史学的主流。而在爱奥尼亚记事家那里萌芽、由希罗多德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风格，则为后来被称为博学家的人所继承。他们对为正统史学所忽视的城市起源、地方史志、法律习俗、艺术技艺、档案徽章等内容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其研究方法与内容，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被发现，对近现代西方历史学的重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比昂多、坎登，博学时代的马比荣、孟福孔，理性时代的伏尔泰，19世纪的巴克尔、蒙森、梅特兰、布克哈特，以及20世纪的新史学派身上，我们都能找到这种传统的痕迹。
五、希腊人的历史意识和思维方式
希罗多德的《历史》问世后，在希腊社会受到了欢迎。他的书在雅典广场上朗诵，他因此而得到雅典人的礼物。但是，人们在赞赏他的风格、文体的同时，并不相信他写的内容是真实的。及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问世，这种怀疑更加明显。《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看作是“真实性的典范”，不断有人模仿续写，修昔底德也被视为“真正的历史学家”，而希罗多德则被看作说谎者，受到正统史学的冷落。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著作的不同遭遇，反映出希腊人的历史意识、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与希罗多德之间的差距。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怀疑主义的，不相信有客观的真理，也不相信有绝对的真实。希腊人和希罗多德面对的是外延和内涵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对希罗多德来说，古老东方的历史与文化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是他生活与经验的一部分，它们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他的意识，属于他的历史的范畴。而对那些在城邦文化氛围中生长起来的希腊人来说，修昔底德笔下的城邦生活和希腊世界更能引起他们情感上共鸣，希罗多德讲述的东方的故事，对他们遥远又陌生，与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其真实性是大可置疑的。这就是普遍希腊人不接受希罗多德，宁可把他看作是讲故事者，而不愿将他看作历史学家的原因。
对修昔底德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希罗多德不被接受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在历史意识和认识论上的差距。在希罗多德看来，过去是可以认知的，通过前人留下来的传说、实物，人们是可以建立起认知过去的知识体系的。历史就是对过去人类行为的研究。而修昔底德则认为，既然现在对将来是有意义的，那么过去对现在也有意义。但是人们却无法确切地知道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因而过去是不可认识的。人们能够认识的只有现在，现在是唯一可以获得可靠知识的时代，历史研究只能从现在开始。只有将现在发生的事情和人们对现在的认识付诸文字，现在才能超越时间，垂之久远，对将来具有意义。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确立了严格的史料批判态度和史料批判方法，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史料进行了严格的核实，以期真实地反映这次战争的全貌，对将来有所助益。也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修昔底德始终未能迈出通向过去的一步，从而使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限制在当代史的范围之内，在时空的包容力上远远逊于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实践表明，历史写作不能强求统一的、固定的模式。生活的内容不同、认识的角度不同，历史研究的内容与侧重点也就不同。强求修昔底德写出希罗多德那样的历史，就像逼迫修昔底德生活在希罗多德的社会一样没有道理。世界是多维的，人类行为是多维的，人类认识也是多层次的，反思人类过去的历史也应该是多维的。这里的多维，不仅指历史著作的多维视域，也指历史研究的多重视角和多种领域。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内涵博大，风情万种。在历史的殿堂上，任何一种写作风格、任何一个研究领域，从政治军事史、法律制度史、社会经济史到宗教文化史、家庭人口史、心理状态史，从兼容并蓄的总体考察到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都有其存在的权力。不能说哪一种研究是合理的，哪一种风格是非理的，只要它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的经验，有助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它就有存在的理由。
迈向21世纪的历史学正在朝着开拓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开辟更多层次的研究视角的方向前进。对这些新史学的建设者来说，希腊经验是非常可贵的。希腊历史学不仅给后世留下了堪称“千秋瑰宝”的历史著作，而且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探索。希腊历史学确立了历史研究的人学性质，开辟了历史写作的多层视角，开启了历史研究的广阔空间，开拓了通往更大时空范畴的研究道路。这一切，正是希腊历史学永恒生命无穷魅力之所在，也是当代历史学家常常回到希腊历史学，以其来校正当代历史学发展道路的奥秘之所在。
注释：
〔1〕Arn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 ofModern Historiography》,P.50,California,1990.
〔2〕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andModern》,P.9,Chicago,1983.
〔3〕波德纳尔斯基：《古代的地理学》，22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6。
〔4〕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32页，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5〕希罗多德：《历史》，340页，5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6〕Xenophanes，又译作克塞诺芬尼，生活年代约为560 ～470BC。
〔7〕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10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8〕Arn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 ofModern Historiography》.P.32.
〔9〕希罗多德：《历史》，5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0〕〔1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18页，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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