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的破译”：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因子考源
张留财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各国人民和各个民族的价值追求和共同心声，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升华，承继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厚根基。其中，以和为贵映射安全稳定的历史基因；己欲达而达人蕴含人类发展的物质根基；天道均平构筑世界秩序的力量基石；义以为质创设正义力量的伦理保障；民为邦本彰显民主至上的价值张力；自由无束助力人类全面发展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中华文化；人类社会；天道
2015年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讲话中，首次明确阐述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p522）之后，学术界对人类共同价值的研究不断升温。2017年和2018年人类命运共同体又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宪法之中，助推了研究热度。不容置疑，人类共同价值是在吸收各种文明价值营养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俗话说“藕发莲生，必定有根”。历史上，中国自古就提倡崇尚公义、兼济天下、和合大同，这种文化基因成为塑造中华民族性格特质的精神元素和价值资源，人类共同价值观自然也就闪烁着对中华优秀民族文化要素的吸纳和运用。但是，检视我国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六对范畴、12个词语的解读，现有成果或者拘泥于单个范畴文化资源的研究射程，① 代表性的文章有：曲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载《求是》2013年第4期）、云付平的《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载《学习时报》2016年5月16日）、戴兆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论关联》（载《学术界》2017年第10期）、邵龙宝的《儒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资源价值》（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蒋国保的《论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的儒家思想资源——以原始儒家的命运说为论域》（载《孔子研究》2018年第6期）、秦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儒家文化基因的当代承继》（载《学术界》2019年第1期）、周德义的《儒家文化发展的历史性审视与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载《湖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等。 或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尚未有学者深入、系统地发掘这六对范畴传统文化因子的遗传密码。本文拟从中外比较、历史发展、范例剖析等角度寻根探源，专门探讨两者“根”与“叶”的紧密互动关系及其国际比较优势。
广东印刷业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从“技不如人”到“孔雀东南飞”。改革开放前，广东省内仅有印刷企业965家，工业总产值为1.7亿元，从业人员为3.5万，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上海、北京以及很多省会城市。而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广东省印刷业亦有了长足的进步，2017年，根据1.6万余家企业上报的年审数据，工业总产值超过了2345亿元，是改革开放前的1937倍，且因为技术水平高，很多外省市企业都将印刷活件发给广东地区的印刷企业。
1.3.2 播种与管理 2017年2月11日播种，苗床管理按照广元市烟草公司《漂浮育苗管理规程》进行。4月20日、4月25日及4月30日分3次移栽。各项农事操作与管理严格按广元市烟草公司《优质烟叶生产技术操作规程》方案执行。各小区烟叶成熟采收，并采取“三段式”烘烤工艺进行烘烤。统计烤后烟叶经济性状，并采集B2F及C3F各2kg进行常规化学成分的测定。
一、和平的解码——以和为贵
和平与战争构筑一对矛盾统一体，是人类永恒话题。中华优秀文化一直蕴藏着和平理念的精髓和要义，折射了先人的处世智慧。同处于一个文明共同体，当面临冲突时，中华文化始终坚持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争端，而非一言不合就诉诸武力和流血冲突。
据考古发现，“和”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和金文中，最初意指声音和谐，后来演绎出和睦、祥和等，在金文中有“协调”等意思。“和平”一词则最早见于《易传》中的“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这里的含义和现在的意思相差无几。中国自古就秉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等睦邻友好的传统美德，道、儒、墨三家学说中蕴含着丰富的和平思想基因。古籍《尚书·尧典》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选任贤人志士，发扬大德，辨明各族的政事，再协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天下众民就会和睦。墨家的代表人物墨翟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提出一视同仁、不分亲疏的“兼爱”命题，认为只有“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才能兴利除害、避免战争。
正义观萌芽于原始人的平等观，形成于私有财产出现后的社会。“正义”一词最早可追溯到《荀子·儒效》中的“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作为“五常”道德规范体系几大德目之一的“义”，内蕴是指道义、情义和正义，它是人的良知和羞耻之心。一个人的羞耻之心被良知激发出来，才不会为满足欲望迷失自我，忘记自己是理性存在物。中华文明自古就有正义传统的经典表达，蕴藏着深厚的正义记忆，先秦的儒、墨两派推崇的正义观最值得关注。《礼记·中庸》最早给出了“义”的定义，认为“义者，宜也”。孟子在《孟子·离娄上》又说：“义，人之正路也。”这里的“义”不仅包含“适当”的意思，也具备了客观法则的含义。《左传》中“义”多见与“利”“信”联系在一起使用，如“君义臣行”（《左传·隐公三年》）、“信载义而行之为利”（《左传·宣公十五年》）等，这表明人们在考察行为主体时将“义”作为价值判断的尺度。《论语·卫灵公十五》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孔子认为君子根本的追求是“义”，不以道义得来的富贵，亵渎了道义，还不如天上的浮云，轻飘而不值得追攀。孔子将义抬升到最高道德范畴的地位，当作道德价值的衡量标准，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孟子认为义来源于人的“羞恶之心”，明确了义在人性中的先天根据，他还提出“居仁由义”，将内心与生俱来的仁和合乎义的路结合，会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荀子则主张“隆礼贵以”，礼义是国家命运的根本。墨子将义看作最高道德准则，《墨子·尚贤上》中说：“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他主张社会上的一切人无论高低贵贱都应努力行义，提出一条行为准则：“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即要把是否利人作为衡量行为义或不义的尺子。“义者，正也”（《墨子·天下志》）。汉儒学者董仲舒建立三纲五常伦理学说，认为仁与义两个道德范畴互为对象，作用不同。仁是对别人宽厚有爱心，义是做事有原则，对自己严格不苟且，言行举止合乎道德要求。孟子把义看得比生命还可贵，当利益与正义发生冲突时，宁愿坚守正义而牺牲生命，“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虽然义利观有些偏激，但其高尚的道德理想被后来的仁人志士所赞赏。荀子则进一步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荀子·子道》）的道德准则。在私利诱惑面前，如何平衡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儒家并无简单排斥利，而是肯定正当的利和欲。孔子说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告诉世人，在符合正义原则的前提下求得富贵是合理的，虽职业低贱，也可以去追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区分了君子重义和小人重利的不同。义与情相碰撞时，要“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荀子·荣辱》讲“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董仲舒认为利可养体，义可养心，两者各有功效，并非绝对对立，而可以和。古人认为，义的和处便会生发利，“利者，义之和也。”（《周易·乾卦·文言》）到了宋明理学对义利观实现了重大发展，南宋理学界的张栻，尤其重视义利之辨，虽力主去“利”就“义”，但并非禁欲主义者，他所拒斥的是人与道德心性相背弃的私利、私欲，肯定人维持其延续的基本利益和发于公心的公利、公欲，对利欲的追求必须合乎理义，即义利可以交融。二程主张“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二程遗书》卷十一）朱熹认为“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到利，必害于义。”（《朱子语类》卷五十一）清初思想家颜元提出了“正其义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的命题，就如耕作、垂钓的目的是收获、得鱼一样，正义明道的目的是谋利、计功。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援引范氏的话，“晓货利而度仁义”，意指用利益的大小权衡道义原则，这是先秦儒家坚决驳斥的。《大学》开宗明义地提出治理国家不应以谋取百姓的财利为目的，即“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18]（p472-477）
（2）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实现了电机的软启动，避免大的启动电流对电机对电机绝缘的破坏，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 命，避免了对电网的冲击［6］；
2）“亲情温泉之旅”学生的寒假和新年也在冬季，这段时间大部分工薪阶层的游客都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进行“亲情温泉之旅”的活动，让家长带上孩子来到景区不再是一些简单的观光，还可以就在温泉中尽情地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有利于增进亲情关系。
二、发展的肖像——己欲达而达人
发展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全球性挑战的贫困和匮乏根源，才能更好地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需求。中华传统文化处处闪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的火花。
维生素D是脂溶性类固醇衍生物,主要来源于在光照作用下,机体皮肤自主合成。皮肤合成的维生素D占总维生素D水平的90%,剩余不到10%的维生素D来源于食物和维生素补充剂。机体中,维生素D通过与其特定的结合蛋白结合,并通过血液转运到肝脏中,在维生素D-25-轻化酶以及1-α轻化酶的作用下,进一步转化为1,25(OH)2 D3。1,25(OH)2 D3是维生素D的一种重要的活性形式,血清中1,25(OH)2 D3浓度最高,且最为稳定,半衰期最长,并能间接反映机体中维生素D的总量,因此,临床上将1,25(OH)2 D3作为评价机体维生素D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7]。
公平是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古老理想，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公平意识代代相传，构筑了发展动力的“催化剂”，使公平价值观的光芒熠熠生辉。
马克思曾说道，单个人“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3]（p169）21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公共”性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迅猛，世界如同一个“地球村”，人们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走向相互往来的开放，生态恶化、恐怖主义、疾病蔓延、毒品泛滥等成为每个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没有谁能独善其身，一国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国际的共同发展，各个国家早已成为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体。构筑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成为多数国家的强烈诉求，那么也必须要有一套适用于各方的规则机制，支撑规则机制的则是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而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发展范畴，坚持了“普惠共享”的价值取向，是一种有温度和深度的价值导向。大家一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才是真发展、好发展，实现全人类互利共赢的同时，更加侧重对弱者的帮扶，任何国家的发展不能以建立在他国不发展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核是共同发展，用一种全新的价值目标颠覆了西方主导的“利己”价值诉求。正如青年毛泽东所言：“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10]（p71）
立足国际现实，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为核心诉求的新安全观：“天空足够大，地球足够大，世界也足够大，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繁荣。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裕，另一些国家长期贫穷落后，这样的局面是不可持续的……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时，应该积极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努力缩小南北差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11]他还说，各国都应一起享受发展成果，倡导各民族国家超越地域性的国家理性自利性，秉承全球利益的公共性，“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12]（p331）“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谋求自身发展和自身繁荣时，也应当一并带动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同前进，切不可竭泽而渔，把局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建立在大部分国家和民族长期得不到发展甚或落后的基础上。”[13]他借用中国传统俗语“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等，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他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讲话中强调：“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好。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在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在未来3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援助，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这都表明，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己任的大国姿态。
长期以来西方霸权主义主导的零和游戏，排斥和制裁他者结合自身国家实际建构其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达国家和地区同不发达国家地区以及民族间，应该真诚互助，同舟共济，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约为10%，2017年增速达6.9%，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4%，国内生产总值突破80万亿美元，有力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和世界贸易的增长。与西方国家持续削减对外援助不同，中国为解决世界贫困问题做了较大贡献，积极和世界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自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中国主动承担更大责任和更多义务，充分展现了中国对共同发展的价值追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6年底发表《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指出，60多年来，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各类人员1200多万人次，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向69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按世界银行标准，① 世界银行于2015年10月初宣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国际贫困线标准从此前的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25美元上调至1.9美元。 1981年以来中国减少贫困人口8亿多，比美俄日德四国人口总和还多，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相比之下，基于新自由主义经典形式的华盛顿共识的“美国方案”却黯然褪色，主张私有化和政府角色最弱化，坚持“涓滴理论”的社会政策，资本主义国家仅实现了2.5亿人脱贫。
三、公平的谜底——天道均平
社会存在是以物质资料发展为前提，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6]（p473）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这是人类维持历史活动的基本条件。”[4]（p53）“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7]（p1002）《论语·雍也》篇讲：“己欲达而达人”，说的是自己想要通达也得让别人通达，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帮助别人，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忽略了他人的发展。孟子在与各国君王的探讨中，阐明了自己的仁政主张，对未来的仁政理想进行了详细的描绘。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锦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七十者衣锦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孟子对仁政理想的细节设计中，摆脱物质资料的匮乏是实现人们经济生活稳定保障的底线。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王夫之曾总结道：“苟无恒产，以无恒心，以至于恣所欲而放，因成乎偏僻之恶；行其私而邪，因成乎穷极之慝……民者，国之本也，产者，心之本也。”[8]（p83-85）这段话意思是说，民众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产业是民心稳定的前提。国家治理如果不能满足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就会使百姓陷入死亡境地，就更谈不上礼仪的施行和文明的教化了。“明君如此，当先遂其生，使之养生丧死无憾；次富之，使仓廪实而知礼节；继教之，则反本而知仁。”[9]（p42）百姓在获得物质物质财富后，追求文明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能力去追求教育。显然，以孔孟等儒家学派构建起来的中华传统德制，深深印上了发展理念的胎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呼应了全球化时代在广阔范围内如何改善人类物质生活这一主题。
公平也就是俗语中所说的“一碗水端平”，左右天秤相互对称，不偏不倚。“公”与“私”相对，意指公众，“平”与“凹”相对，字义是均等，“公”与“平”紧密相连。《说文》载：“公，平分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未明确提出“公平”概念，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家和儒家都主张协调社会利益的均衡。老子把均衡称作“天之道”，他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道德经·七十七章》）《庄子·天下篇》说：“公而不当，易而无私”。《论语·季氏》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种强调反对贫富差距过大的观点，虽带有平均主义色彩，但都反对贫富两极分化。《荀子·王制》有“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公平与否是衡量官职的尺子，只有公平，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管子·形势》说“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战国策·秦策一》中讲“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秦汉的《礼记·礼运》篇系统描绘了一幅中国古人追求社会畅行公正的理想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北宋理学创始人张载的《西铭》提出的“民胞物吾”，认为天下的民众都是吾的同胞兄弟，天地万物都是我们亲密的伙伴，没有尊卑、贵贱之别。南宋理学家朱熹曰：“惟公然后能正”（《朱子语类·卷二十六论语八》）。明代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留书》以“公天下”概念为指导方针，在《明夷待访录》中对为君之道上“主”与“客”地位的翻转，“家天下”到“公天下”的变更，是对传统公平观的发展。这些传统观点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公平的平台。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原理》中说：“公平其实就是交易的粉饰”。西方文化传统中，古希腊和罗马作为公平思想的源头，致力于实现公平，但后期却变了味。正如有国外学者所说：“土地和资本的私人所有制，加上关于遗产的法定制度，无论是慈善事业怎样把它人道主义化，无论保障全国生活最低标准政策的系统实施怎样限制着其中最恶劣的过分情况，结果必然地会把社会划分为两个永久的、大致上是世袭的阶级——即一个富人国和一个穷人国”。[14]（p21）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推崇以减少福利开支、降税、放松管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政策，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肆意践踏公平原则，对自身经济产生了持久性损害，导致收入不平等急剧恶化。在他们眼中，“私有制连同市场的发展给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15]（p102）近40年来，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事实表明，以推行私有化、迷信市场化、倡导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实质是维护富人阶层利益，让富者益富、穷者益穷的政策体系。它所带来的是贫富差距扩大、不平等加剧、资本绑架民主、富豪统治和金钱政治，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侵蚀了公众利益，撕裂了社会，导致民主制度劣质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有深刻的破坏性。比如，从1980年到2015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全国占比则从16.5%飙升至22.1%，占家庭总数80%的中下层家庭总收入全国占比从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的7倍。在收入不平等急速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出现民粹主义抬头和社会不稳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16]2016年德国经济研究所和复兴信贷银行调查显示，德国最富有的1%的人均拥有净资产超过80万欧元，而25%的德国人不拥有资产甚至负债累累，10%的德国最富人群掌握了全国财富总量的60%，而60%的最贫穷者只拥有财富总额的6%。此外，德国的基尼系数在2012年达到了0.78，一度成为欧元区国家最高。[17]解决贫困问题根本在于有效促进社会公平。欧盟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要把握好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寡头政治下的社会不平等、阶层流动性下降等是比经济危机影响更加深远的社会危机，它们在内部削弱国家治理能力，在外部消耗国家软实力。
四、正义的面纱——义以为质
道义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主题，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和各个派别对这一问题形成的道义观念，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社会生活的道德层面理解和价值取向，也为正义价值观播下了种子。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积极倡导和平的理念，极其讨厌残暴的横征暴敛，孔子的“德政”与孟子的“仁政”和“王道”思想就是对和平安宁的追求，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以礼制助推人的关系和谐是可贵的。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说，大国凭借假仁假义的霸道不会赢得别人的真心拥护；凭借仁政推行王道才会让人心悦诚服。这种用道德教化的外交政策，反映了中国爱好和平、抵制侵略的优良传统。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也有和平观点，他提倡“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反对战争，痛斥“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第三十一章》）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谋攻》）才是和平解决冲突的战术；孙膑也主张：“乐兵者亡”（《孙膑兵法·见威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言：“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郊语》说：“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刘安的《淮南子·氾论训》云：“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史记·秦始皇本纪》讲：“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唐代李筌的《太白阴经·贵和篇》讲得更清楚：“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15世纪初，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探索之旅促成了约17个国家对明朝的朝贡活动，以和平方式建立起国际关系体系，给沿途国家赠送的物品比他们向明朝进贡得还要多，没有侵占外国一寸土地，甚至在爪哇国部下被误杀的情况下，也未诉诸武力，而是和平协商解决，集中体现了中国的和平主义倾向。这些都说明古人并非好战之人，不崇尚战争，正所谓“自古知兵非好战。”可见，“以和为贵”是统治者和平民百姓的普遍心理，祈求和平的理念始终未变。
古人的义利之辨观坚持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义利并行，其中蕴含的伦理规范得到了传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承传统义利观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正是中国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他指出：“义，反映的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12]（p321）这种胸怀天下的崇高境界，与资本主义体系奉承的“中心—边缘”阶梯等级结构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将义利观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准则，正视义能生利、义利转化、义利统一的辩证关系，努力做到义利兼顾、义利并行，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乐于和勤于帮助其他国家，在不违背国家核心利益情况下“先帮后取”“多帮少取”或“帮而不取”。
而英文“justice”的翻译，大意相当于公道、公理及正当性等。西方国家却存在着义利失衡的状况，资本逻辑主宰的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信奉个人利己主义，破坏了义利间的平衡。美国心目中最理想的版图，就是以自身为中心的“轴心—辐条”格局。对非西方国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肯臣服依附就会遭到制裁打击。近年来，美国对俄罗斯、朝鲜的经济制裁、对叙利亚的军事侵袭等，都是出于同样原因。尤其在当下，特朗普政府一味强调“美国第一”，为满足一己之私利，以邻为壑，先后退出TP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等多个国际性组织，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也从侧面表明了美国开始走下坡路，资本主义制度显露出不可挽回的颓势。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新政导致很多非法移民家庭被迫“骨肉分离”，这种做法与西方价值观和尊重人权的原则相互抵触，不断引发抗议浪潮。此外，美国反复无常，变本加厉，肆意向欧盟、加拿大等盟友挥舞胡萝卜大棒挑起贸易战，蛮横制定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税清单，举着关税保护主义大棒实施极限施压和讹诈，破坏世界贸易秩序，损害伙伴利益，将他国当成自身问题的替罪羊。由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连美国本土企业，如哈雷摩托、通用企业等在市场、产业链等方面也深受其害。
五、民主的真相——民为邦本
五千年中华文化中流淌着民为邦本的智慧，这种情怀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民主价值观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窥探中华文化传统历史长河，“民主”二字从未缺席。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哥伦布开辟美洲新航路以来500多年的历史演进中，西方列强相继在崛起中燃起战火。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p404）人类社会有机体由孤立、封闭和分散走向普遍联系和融汇发展。文艺复兴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近代西方世界在崛起的过程中，为满足对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和市场需求的扩张，靠船坚炮利、圈占土地、奴役掠夺等达到目的。他们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给世界带来殖民战争、商业搜刮、鸦片运输和奴隶贸易，总是试图“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p36）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实质是西方国家凭借实力优势，对弱小国家强迫推行意志全球化和殖民化。如从滑铁卢之战到一战爆发的百年间，英国为维护“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巩固对海外殖民地和航海要道的控制，特别强调保持军事优势，频繁发动战争。英国《每日邮报》曾直截了当地说：“战争是君主的特权”“维多利亚时代的特征就是连续的战争”，[5]（p485）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期间不仅对中国两次发动鸦片战争，还对克里米亚、波斯、印度、埃及、苏丹等地发动战争。实践证明，西方“上帝把人分成男人和女人，是要他们相爱相亲，不是战争厮杀”的谚语终究只是愿望，停留在脑袋里的哲学并不管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价值观的两极性思维使这种理想主义实践举步维艰。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直接导致了以转移经济危机为目的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冷战之后又相继爆发海湾战争、波黑内战、科索沃冲突，美军先后进攻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沉重灾难。据统计，从二战结束到现在，美国以执行联合国决议、实施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等各种名义，先后对外出兵达30多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大行其道。2018年6月美朝首脑会晤后，两名挪威议员提名特朗普为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一个世界搅局者竟被捧为和平使者，充满讽刺意味。
吸附法是一种使用范围广泛的方法，一般采用金属螯合剂作为吸附材料，金属螯合剂中含有氨基、羧基、羟基等官能团可与金属离子进行络合反应形成螯合物。用于中药材中的吸附材料主要有大孔树脂、γ‐巯丙基键合硅胶、壳聚糖、聚乙烯发泡棉等。
仅从字面来看，无论古今中外都推崇“民主”。然而，中华民族对它的理解有着超越字面意思的深厚根源。“民主”一词顾名思义是“民众当家做主”，它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绵绵追求。《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泰誓》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就是说，上天一定要顺应民意，服从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礼记·大学》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轲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荀子·哀公》篇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后唐朝唐太宗和魏征在《贞观政要·政体》中也多次转引该观点。东汉王符在《潜夫论·边议》中言“国以民基”。清初思想家唐甄在《潜书·明鉴》中说：“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这些古代贤人的论述都彰显了人民在国家政治中的“本体”地位和作用。
天下和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理想，战争和对抗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破坏、违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关于思维形式和规则的科学理念，它是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了自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到近代以来血腥热战和冰冷冷战的惨痛教训。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矢志不渝地将和平的声音传递出去，印证中国和平崛起和维护世界稳定的决心。习近平指出：“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2]
从西方学术语境来看，民主（domecracy）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语demos和kratia，前者指人民，后者指统治，两者组合在一起意思就是“人民的统治”。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他国的事情由他国的人民说了算。反观西方，由于回避现实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表面五彩缤纷，实则空空如也、道貌岸然。就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20]（p191）比如，“民主”的西方人总是不遗余力地连根拔除别人土地上生长的作物，然后插上自认为高产的“民主”秸秆。但“民主”的作物疯长，人们却颗粒无收，陷入劫难，点燃了种族歧视和宗教冲突的火药桶，给欧洲乃至世界带来难民危机、恐怖活动泛滥等难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热衷于推崇“宪政民主”强调程序的重要性，是因为这些口号和政治机制可以不留痕迹地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美国“一人一票”的形式民主选举政治，实质是“用美元买选票”，在两个烂苹果中做出选择的金主政治，政治话语权掌握在大金主手中，无论谁上台，都是大财团的代言人。美式民主摘下了华丽的面纱，资本绑架政治，日益显露出“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的真实面目。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人类社会有机体都会走向真正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但由于世界各民族的历史环境、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差异悬殊，在走向高级社会有机体时，道路并不是单一同质化，而是存在多种路径的可能性。所以要尊重世界各个民族国家文明发展道路存在的差异，实现共同发展。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讲的“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就是号召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习近平在2017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讲话中，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问题时，明确指出既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强制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19]这正是各文明之间相互交流和包容的一种表达。
六、自由的面孔——自由无束
自由是人们对日常生活价值判断的常用概念，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之一，中国自古就有对自由价值的追求。近代以来，自由成为中国人追寻的一种基本社会或政治目标，中国文化传统对自由有着独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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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儒、道两派都强调人的自由。何为自由？自由通常与集权、专制联系在一起，它在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等不同领域有不同解释。“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即由不得外力干扰，是自己做主，通常是指不受外界束缚而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行动。春秋战国时期的“自任”“自得”“自适”等词汇，已经可以称得上是“自由”之先声。作为自由思想史“开山时代”的道家自由观也与“自然”“自在”“自为”密不可分。如《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既有遵从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意思，也有顺其自然、不加干预的意思。自由就是摆脱精神枷锁和身体奴役，不受干涉的一种本然状态。另外《老子》说的“无为”也与自由观相联系，因为“无为”，百姓会“自治”“自富”，这里讲的自由是指抛弃一切压迫和绳索，减少封建专制政府的干预，让民众“无为而治”，暗指一种政治上的自由。庄子则继承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倡导一种精神的绝对自由，即思想不受约束，随心所欲，自由翱翔。在庄子看来，精神自由就是从有束缚到无束缚，就如《逍遥游》中的大鹏一样可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能够“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虽然庄子自由观带有主观幻想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是破天荒地第一次对自由意识阐述最多的思想家。《庄子》的外篇《在宥》隐含了对自由的追求，后人所说的“自由”、翻译的“自繇”均系“自宥”的转音和译音。
孔子则主张自由是人身、精神和意志三者的统一体。《论语·为政》载：“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随着年龄的递增，人的思想修养都有一个从必然向自由逐渐递进的过程。到了七十岁，即便随心所欲，做任何事都能符合客观规律，也行为有范，不越法度，便可达到人身、精神和自由意志的一体化。两汉时期，“自由”正式出场，司马迁《史记》中“言贫富自由，无予夺”的阐述，大概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对“自由”一词的最早使用。在《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自由”一词；汉朝郑玄《周礼》注释有“去止不敢自由”之说。传统文化中，个人层面的自由主要表现为一种无拘无束的内心状态，或是一种怡然自得的品德境界和自由安闲的生活情怀，并为许多传统士大夫所向往。譬如，陶渊明曾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又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杜甫有言“出门无所侍，徒步觉自由。”到宋朝时，“自由”发展为一个流行俗语，王安石有词曰：“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封建社会下的民众还是很缺乏自由。
在走访四川、广东、北京等地的茶叶销售点和批发市场时，销售茶叶的店里在为顾客开汤时几乎都是选用盖碗茶具为顾客进行冲泡。询问茶人得到的回答，归纳大意也就相对茶壶冲泡，壶盖闭合后隔离外界的“壶天”之境，盖碗茶具端的是平易近人的碗中之茶的“一览无余”。确实，虽然也有文人赋予“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气场，但碗盖起落自如和碗托任君拿捏，衬出的核心之碗的气质，是亲“人”的张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过一句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经典论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p422）可以说，这里所讲的自由人联合体相当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曾说，中国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中国人现在因为自由太多，发生自由的毛病”。[21]（p259）孙中山对自由泛滥的批判，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由进入公共领域的忧虑和警惕，反对自由对权威和秩序的破坏。毛泽东还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专门批评了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等问题，但是他认为集体自由并非对个人自由的否定。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自由价值观，即是倡导作为单个原子共同体的各个国家有管理自己事务的自由。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形态，一带一路倡导的自由包容性贸易、经济要素有序地自由流动等也是自由的一种表达。
仔细揣摩，儒道两派的自由观本质上都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自由的，即在自然、精神、意志上的原始自然状态是自由的。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取向不同的是，老庄争取的是与权利无关的、只有在原始自然状态里才可获得的一种内在的心灵自由。反观西方，自由也是最古老的价值之一，但主要是一种公共或政治领域层面的价值。古拉丁语中的“自由”（Liberta）一词是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含义。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自由”与“解放”同义。英语中的Liberty即源自拉丁文，出现于14世纪。西方中世纪，人民深受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的摧残压迫，非常渴望自由。之后展开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中，“自由”一词广为流传。自由主义学说鼻祖洛克在《政府论两篇》中就阐述了自由宪政民主的基本观点，由政治自由辐射到言论自由、批评自由、讨论自由等；卢梭强调公共意志的具体形式是法律，遵守法律就是自由的行为；黑格尔所处的时代逐渐意识到卢梭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普遍意志学说的弊病，认为后者的普遍意志暗含了一种恐怖、狂暴的“绝对自由”，现实生活中的自由并非自由主义提倡的那么理想化。在黑格尔看来，自由不是现成的，是生成的，是在意志发展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的。到自在自为的阶段，意志产生出“法”，即“抽象法”“道德”和“伦理”，在作为抽象法和道德相统一的伦理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反观西方，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围绕自由和解放等展开，人类进入个人主义时代。个人自由主义盛行使近代人本主义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和膨胀的个人，导致精英主义乃至“纸牌屋”式的密室政治糜烂，“斯诺登凌镜事件”更是爆出了美式自由的虚假面孔。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运动围绕如何限制国家政府权力、争取市民社会自由独立、维护个人权益不受侵犯展开。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只需要充当守夜人，管的越少越好，通过精致的制度设计限制政府的权力触角，但是却引发了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主义的经济危机，不得不借助国家力量进行调节修正。传统的群体本位价值观体系时期，个人的独立、自由受到挤压。随着维系传统共同体的脐带遭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解构，社群主义价值观逐渐让位于个体本位。在资本逐利的作祟下，个人主义极易蜕变成利己主义，在摆脱传统共同体束缚获取自由后，也丧失了先前共同体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市场竞争中，原子化的个人陷入一种被抛弃的无助感。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斗争哲学和利己主义思维渗透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催化了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和国强必霸的逻辑观念，导致一些西方国家将自己的价值观向其他国家强塞硬灌，引发他国的水土不服。
总而言之，人类共同价值观既承继了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因子，也借鉴了西方文明中的营养成分和经验教训。当然，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并不是要复古求旧。可以说，人类共同价值观促推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融，它是在承继中超越了传统，是一种创新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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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07-0013-09
作者简介： 张留财（1987—），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研究”（17ZDA001）。
责任编辑 张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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