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贸易组织论文,中国加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历程回顾
中国自1986年申请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缔约国地位到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至今已历时13年， 回顾漫长的谈判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6年7月至1989年“六·四”风波前， 谈判进展顺利阶段。在此期间，中国与GATT主要缔约方进行了多次双边磋商，各方就中国复关的一些核心问题基本达成了谅解与共识，国内外专家当时对短期内结束谈判普遍持乐观态度。
第二阶段：1989年“六·四”风波后至1996年，谈判陷入旷日持久的僵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为早日融入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积极改革自身的经济、贸易体制，在降低进口关税、削减进口许可证与配额、扩大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规范对外资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逐渐实现了经贸体制与国际惯例和GATT与WTO 的诸项原则的接轨，中国还参加了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全部过程，并签署了其最后一揽子协议，但中国加入WTO谈判却长期陷入僵持阶段，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中国自身经贸体制改革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革。80年代末期以后，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取得了重大突破，1993年底各国所达成的一揽子协议不仅在传统的商品贸易领域发生重大变革，更涵盖了许多新的领域，如农产品贸易、纺织品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相关的投资领域等。在1995年 1月1日WTO正式取代GATT之后，又在许多新的领域取得重大进展，这样很自然地使中国加入谈判所涉及的议题不断增加，在老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时，新问题却又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非经济因素始终干扰中国的加入谈判，少数发达国家出于政治原因，无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客观事实，对中国不断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苛刻要价，甚至把加入谈判视为解决与GATT乌拉圭回合协议无关的双边经贸问题的场所，从而使谈判长期陷入僵局。
第三阶段：1997年至今，谈判出现重大转机，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1997年以后，中国加入WTO谈判出现了重大转机， 这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一方面，西方国家的谈判立场有了较大转变。西方国家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遏制中国固然是其长远的战略目标，但是它们在中国又同时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从一般意义上而言，中国与西方存在着经济上的互补性。以中美双边关系为例，美国仅拥有世界上劳动人口的5 %，但却占有世界可耕地的13%和世界资本存量的19.4%；而中国恰恰相反，拥有世界劳动人口的26.5%，但在世界可耕地和资本存量中所占的比重仅为9%和2%。（注：[英]《世界经济》，1999年第5期，第388页。）正是鉴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人口，加之近些年经济持续增长所显现的经济实力、贸易实力及巨大的市场潜力，继续孤立中国，长期把中国排挤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之外，并不符合西方国家的总体利益。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和1998年通过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互访，中美双方同意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美国政府宣布将对华的“最惠国待遇”改为“正常贸易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及欧盟各国达成共识，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表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并有较大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为表示加入WTO的诚意又进一步作出巨大的努力。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先后几次宣布大幅度调低进口关税、大幅度削减进口许可证与配额、承诺履行WTO所达成的信息技术协议等有关协议， 并在银行、保险、电讯、对外贸易、商业零售、旅游等服务贸易领域作出重大改革，较大幅度地开放了中国服务贸易市场。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在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承受了巨大压力， 付出了很大代价，维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并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而减轻了受灾国的经济困难，也降低了全球金融动荡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压力，中国因此在国际上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今年4月，在中美建交20周年之际， 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在朱总理访美期间，中美就中国加入WTO问题发表联合声明， 美国政府在声明中明确承诺“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99年加入WTO”， 中美双方还就中国加入WTO 一揽子协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达成一致。此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及欧盟各国政府也都发表声明支持中国于1999年内加入WTO。7月，中国与日本、澳大利亚两国全面结束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谈判，更为中国加入WTO铺平了道路。
对中国1999年内加入WTO的前景不可盲目乐观
目前，中国加入WTO的时机已经成熟， 但是一些不利因素仍不容乐观。
首先，我国对外经贸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少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经济遭受重创，1998年日本经济甚至出现2.5%的负增长。（注：[美]《总统经济报告》， 1999年，第454页。）亚洲金融危机还波及到拉美、前苏东、 北美地区及欧盟的一些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20 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尽管自去年底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但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依然存在，因此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仅为2.3%， 低于去年的2.5%。（注：《国际经贸消息》，1999年4月23日。）另据世贸组织1999年4月22日发表的《1998年度世界贸易发展报告》统计， 1998年世界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5.2万亿美元，比1997年减少2%，为1982年以来的最大降幅。1998年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为1.3万亿美元，比1997 年降低2%，这是80年代中期全面统计服务贸易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注：《国际经贸消息》，1999年4月23日。）在此背景下， 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有所抬头。以美国为例，美国虽自90 年代初以来出现持续8年的经济增长，但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其经济发展趋缓，并且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外出口的拉动。据统计，在克林顿政府执政的6年期间，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1／3以上。（注：[美]《总统经济报告》，1999年，第14页。）另据美国劳工部经济学家托马斯·波斯泰德所做的一项研究预测表明，在1996～2006年期间，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高达52.8%。（注：[美]《劳工评论月刊》，1998年6月，第23页。）而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1998年美国对外出口出现自1985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降幅为0.7%， 同时进口却激增，从而导致美国贸易逆差升至1692.9亿美元，创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注：[美]《现代商业概览》，1999年5月，表D～51。）在此背景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增大。尤需注意的是，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点目标，因为这里还涉及一个敏感的贸易差额问题。按中国海关统计，1998 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211亿美元，较1997年增长48亿美元；而按美国商务部统计，1998年中国对美国顺差却高达569亿美元，较1997年增长72亿美元。 （注：《国际贸易》，1999年第3期，第5页、8页；第4期，第33页。）正因为如此，在处理中国加入WTO谈判中，美国一方面以此为借口压中国开放市场， 在市场准入、服务贸易、市场开放等方面提出苛刻的条件；另一方面却又不断推卸自身应承担的基本义务，如按照GATT乌拉圭回合协议的有关精神，发达国家已于1995年开始实施逐步取消纺织、服装进口配额的协议，而美国不仅不按此协议要求逐步削减配额，反而宣布将对中国纺织、服装的进口配额维持10年。所以，尽管美国等有关国家明确表示，坚定地支持中国于1999年内加入WTO，但更为重要的是， 美国等有关国家要拿出切实的行动来，要提防其“口惠而实不至”。
其次，中国加入WTO 的谈判目前仍不能完全排除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最近西方的反华势力有所抬头，“中国威胁论”一时又在西方甚嚣尘上。究其原因，关键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贸易实力的增长心存疑虑。例如在美国政界、学术界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实力正迅速增强，而由于意识形态等领域双方存在的分歧，中国的迅速崛起将危及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中国将是美国称霸全球的主要障碍之一，甚至有的学者露骨地宣称：“只要中国一天不改变现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美国就不可能与中国发展长期稳定的战略关系。”所以他们提出，为实现下世纪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美国必须遏制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最近以美国众议员考克斯为首的众院特别委员会抛出一份冗长的调查报告——《考克斯报告》，该报告以指控20年来中国窃取美国军事技术为由，建议克林顿政府加强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该报告还建议美国政府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考克斯报告》公布后，美国参院通过了8项针对中国的议案， 众院也通过了该报告所提出38项建议中的26项，主要是加强对中国出口高性能计算机芯片、机械设备等高科技产品的管制措施。《考克斯报告》的出笼不是偶然的，而是美国有关方面处心积虑、精心炮制出来的，它表明冷战格局已结束，但是冷战思维却挥之不去。所以，要想尽快解决中国加入WTO问题， 西方国家首先要彻底摒弃冷战思维，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去解决双方遗留问题。
最后，考虑到中国国内经济目前所存在的特殊困难，再作进一步的让步已没有多大的余地。近年来，我国为早日加入WTO 已作出巨大的让步，基本上到了中国承受的极限，但美国及欧盟国家仍不断地提出苛刻要价，让中国很难接受。目前，中国经济虽已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但是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仍非常尖锐。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条块分割导致的盲目、重复建设，使大量生产能力过剩，不少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包袱沉重，生产、经营不景气，效益大幅滑坡，导致下岗、失业的人数增加，并且由于不少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导致银行的呆、坏账增加，从而危及金融形势的稳定。如果为早日加入WTO，再进一步承担过多、过快的开放市场义务，那么可以想像强烈的外来竞争必然加剧国内各种类型企业的经济困境，关、停、并、转的企业会进一步增加，下岗、失业的人数也必然进一步攀升。考虑到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处于初创时期，各种配套的社会福利措施不尽完善，届时如果真正出现上述局面，势必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而这是与我们积极申请加入WTO的初衷是相悖的， 因为目前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另外考虑到前一段时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这一事件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在此背景下，在加入WTO 问题上要求中国作进一步的让步是中国人民无法接受的事情。
关于中国加入WTO的若干思考
加入WTO必然对中国经济产生多方面重大的影响， 因此我国有关部门和企业必须密切关注这一问题，为迎接加入WTO 所面临的挑战并把握机遇，有关方面应未雨绸缪，及早采取相应的对策。
首先，必须统一各方面对加入WTO的认识。 目前国内不少人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前些年中国未加入WTO，但中国的对外贸易、 利用外资及整个经济发展形势仍不错， 所以对加入WTO的紧迫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大趋势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外部世界而独自繁荣， 而加入WTO可使中国经济更快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去， 从中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具体到对外经贸领域， 中国90%以上的贸易伙伴都是WTO成员国，中国如果不尽早加入WTO，中国同某些贸易大国的经贸关系将始终受各种历史的、政治的非经济因素干扰。例如，我国对外贸易近些年始终受各种歧视性的数量限制、反倾销、反补贴等因素困扰，而加入WTO， 可使我国获得更为稳定的外部经营环境，从而使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及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拓展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加入WTO， 还有助于增强外商投资的信心，对进一步吸引外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据一项研究预测表明，中国加入WTO后，到2005年， 中国对外贸易额将从1998年的3240亿美元增至6000亿美元，几乎将翻一番，对外贸易依存度将从32%升至36%，届时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将达到年平均1000亿美元，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将从4.5%升至6.3%。由于外贸和外资的推动，届时中国经济增长率将有所提高。（注：《远东经济评论》（香港），1999年 5月20日，第51页。）
其次，应认真、细致地作好加入WTO的各项准备。中国加入WTO之后，在享受有关权益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即开放国内市场，这在短期内必然对中国企业和市场构成一定的冲击，不少企业对此心存恐惧，以为一旦开放市场，自己就会蒙受灭顶之灾。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中国的市场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还可援引GATT及WTO规则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 对幼稚产业实行一定的保护；假使出现上述情况，WTO本身有一套机制保护受冲击的国家， 最典型的即是“保障条款”，所以受冲击较重的成员国可援引此条款暂停履行相关义务。当然，相应开放市场势必会对某些行业构成冲击，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但关键是怎样看待这些冲击。反思建国以来，很多行业正是由于长期依赖政府的保护，企业缺乏技术革新的动力，与国外同类企业相比差距越拉越大，这样的保护从长期看实际上是保护了落后。与之相反的是，很多行业正是从适度引进外来竞争中发展起来的。以家电行业为例，市场开放初期，中国的家电市场曾一度被日本企业所垄断，而中国的家电企业也正是从激烈的竞争中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下大力气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并适时进行家电行业的结构重组，结果中国家电行业不仅没有在竞争中垮掉，反而增强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目前中国的家电企业不仅主导了国内市场，同时又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为增强国内企业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政府应下大力气进行产业重组，应下决心关、停、并、转那些缺乏规模经济效益、亏损严重的企业，鼓励企业间通过联合或兼并方式组建大的企业集团，通过资产重组才能真正有效地加强中国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应按照选择性的保护理论确定需要适度保护的产业，并对这些幼稚产业加大扶持力度。中国加入WTO， 就要承担相应开放市场的义务，但这并不等于全面、立即开放市场，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都是有条件的，对某些不具备竞争实力的行业在一定时期内都是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例如，目前贸易自由化最积极的鼓吹者美国在建国初期也是通过贸易壁垒保护那些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工业；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则把贸易保护理论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李斯特认为，发展落后的国家应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来发展民族工业，但他同时认为贸易保护是有选择性的，并不是保护所有产业，应选择那些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具有良好基础和潜力的产业进行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使保护所付出的目前成本最小，未来所获取的收益最大。我们应充分吸收这一理论的合理内核，选择和确定那些国际、国内市场有很大需求潜力，又具有一定基础和相对优势的行业进行重点保护，同时还要对这些行业从研究与开发投入、税收、信贷等方面加大政策扶持的力度。
第四，对某些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应实行谨慎的开放政策。纵观亚洲金融危机的经济教训，不少国家由于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过快，因而在本国经济、金融实力有限以及金融监管、调控能力弱的情况下，一旦经济运行的某一链条出现问题，很容易受到外界冲击并酿成严重后果，所以中国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国情谨慎地、逐步地实行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