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原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日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共产国际论文,大使论文,尤金论文,原苏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3月31日，原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访问毛泽东，下面是尤金记录的原文——
今天访问了毛泽东并转交了赫鲁晓夫给他的一封关于苏联给予中国援助的信：①关于建设51个企业和3个军工科研所；②关于建设乌鲁木齐至中苏边界的铁路。毛泽东请我转达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深切的谢意。
接着我（尤金）说，回到北京的头几天我想拜访他（毛泽东），告诉他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情况，特别是赫鲁晓夫的关于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回答说，由于生病不得不推迟和我的会见。毛泽东说，参加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已告诉了他一些二十大会议情况，并带回了一份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文本，这份报告已译成中文，他已看过了。
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时，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虽然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一些时期犯了严重的错误。1926年斯大林在讲话中夸大了国民党的革命性，把国民党说成是中国的主要革命力量。在1926年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将国民党看作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依靠它。斯大林说，应当依靠国民党，跟随这个党，也即要中共服从国民党。这是大错误，它限制了中共在发动群众，将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独立活动。
毛泽东继续说，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成了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人，他通过共产国际给了中共中央许多错误指示。这些错误的指示是由于不考虑中共中央的意见而产生的。那个时候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经常见到斯大林，积极地向他报告中央的情况。看来，斯大林把王明看作中共中央的唯一代表。王明、李立三作为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企图把中共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有批评王明和李立三的错误的共产党员都被看作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说，我被他们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毛泽东举出下面的实例说明共产国际是怎样错误地对待中国共产党的。
共产国际以中共三中全会在讨论李立三盲动主义错误时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为由，过了三四个月派了两名工作人员——米夫和王明来中国召开四中全会。在米夫和王明的压力下通过的四中全会决议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更左。在决议中说，应当进攻并夺取大城市，而不是争取农村地区。在四中全会的决议中犯了这样的政策偏差，在被国民党包围的苏区消灭小商业资本，制止一切内部贸易。由于这种政策，中国红军从1929年的30万人减少到1934—1935年的2.5万人，而苏区面积减少了99%，在城市中的共产党组织几乎被国民党全部消灭。党员人数从30万减少到2.6万人。苏区和其他地区被完全封锁，没有任何商品，连盐也没有，所有这一切使苏区人民受到极大的刺激。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稍大的地区基本上只在北方（山西、甘肃、宁夏）还保存着，王明的权力尚未扩大到那些地区。
在抗战时期，王明及其追随者又把国民党看成“年轻的力量”，吸收了所有优秀力量，并能够打败日本。王明等人反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反对巩固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反对把一切居民阶层团结在共产党的政策之下。王明等人企图用王明写的六点纲领代替中共真正革命的十条纲领。王明的六点纲领实质上是投降主义的纲领，在贯彻这个纲领时，王明在共产国际庇护下以主要权威自居。
王明等人利用他们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武汉）中占多数的有利条件给军队和地方下达不正确的指示。例如，毛泽东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甚至在延安，在墙上贴的中央的口号按王明的指示，也换成他的口号：“巩固和国民党的联合！”
中共七大后，由于进行了严肃的思想斗争和大量说服工作，特别是近四年来，犯过左的或右的错误的大多数共产党员承认了错误。王明在七大期间也写了一封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后来他又回到老的立场。毛泽东说，王明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过去的全部活动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在对共产国际进行总的评价时，毛泽东指出，在列宁生前，共产国际在团结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建立和巩固各国共产党，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这个时期较短。后来齐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进入共产国际，他们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相信王明更胜于相信中共中央。最后一段时期，尤其是季米特洛夫进入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的工作有了进步，因为季米特洛夫依靠我们，相信中共中央，而不是王明。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也犯了不少错误，如解散波兰共产党等。毛泽东说，这样，共产国际的工作可分三个时期，其中第二个时期最长，对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最大。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东方革命指导得最多。毛泽东说，可以直率地讲，那个时期中国革命的失败除了其他原因，也是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结果。因此，坦率地说，得知共产国际解散，我们是高兴的。
毛泽东继续说，在随后时期，斯大林还是不正确地估计中国情况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他相信国民党的力量甚于共产党。在1945年，他坚持要我们和蒋介石搞和平，和国民党搞统战。1945年中共中央接到以俄共（布）的名义（实际是斯大林）的秘密电报，坚持要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共中央是反对去重庆的，因为已预见到蒋介石要进行挑衅。毛泽东说，但是我不得不去重庆，既然斯大林这样坚持。在1947年，反对蒋介石的武装斗争最激烈，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坚持和蒋介石签订和平协议（这个文件未公布），因为他对中国革命力量有怀疑。这种不信任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即革命胜利以后。可能斯大林的这种不信任是南斯拉夫事件引起的。更有甚者，毛泽东说，流行许多说法，说中共要走南斯拉夫道路，而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我（尤金）对毛泽东说，我们党内那样的情绪和说法没有。
毛泽东继续说，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右翼社会党人抓住“中国的第三条道路”这个说法，并把它当作挡箭牌。毛泽东指出，看来，那个时候斯大林不相信我们，而资产阶级和英国工党幻想“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只有蒋介石一个人为毛泽东“辩护”，他高喊资本主义强国无论如何不能相信毛泽东，“毛泽东不会从自己所走的道路上退下来”等等。蒋介石的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太了解我们了，他不得不多次和我们打交道和战斗。
毛泽东继续说，斯大林对中共的不信任也表现在毛泽东访苏期间。访苏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同新中国签订条约吗？为什么和国民党的条约至今在法律上还存在？等等。在那个时候，即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下一步发展前途的时候，和苏联签订条约对我们非常重要。
毛泽东说，第一次和斯大林谈话时，我建议签订国与国之间的条约，但斯大林避而不答。第二次谈话时，我又提出这个问题，并向斯大林出示中共中央关于签条约的要求的电报，我建议让周恩来也来莫斯科签条约，因为他是（兼）外交部长。斯大林抓住我的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那样做很不妥，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叫嚣“中国政府都在莫斯科”。后来斯大林避不见我。我试图给他家里打电话，回答说，斯大林不在家。他们建议我会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一切使我感到受了冷遇，我决定不再采取行动，而是坐在别墅里等。后来和卡瓦辽夫·费德林进行了不愉快的谈话。他们建议我在苏联进行参观，我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说“宁愿在别墅里睡觉”。
毛泽东继续说，过了一些时候交给我一份斯大林签字的、我会见记者的谈话稿。这一文件报道说，在莫斯科正在就苏中条约进行谈判。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毛泽东说，可能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帮助我们使斯大林转变了立场。印度和英国刚刚（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之后双方开始了谈判。参加谈判的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在谈判中间斯大林企图使中长铁路归苏联一方掌握，后来决定双方共同使用。此外，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在中国开办四个混合委员会。毛泽东说，按斯大林的倡议，满洲和新疆实际上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坚持要求，在这些地区只准中国人和苏联公民居住，其他国家代表，包括长住在这里的捷克人、波兰人、英国人都迁出。斯大林唯一默许的是朝鲜人，在满洲有150万朝鲜人。毛泽东说，斯大林的这些要求我们不理解。这一切给资产阶级报刊和资本主义国家代表提供了攻击的“口实”。这样摆问题很不好，这明显地反映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怀疑。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高兴地指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已归还中国，而混合委员会已不再存在。在谈话中毛泽东强调，在（条约）谈判中赫鲁晓夫没有参加，而布尔加宁也很少参加。
毛泽东说，斯大林的不信任还表现在其他问题上，如卡瓦辽夫（建国前后苏共驻中共代表）的那个关于在中共领导人中存在反苏情绪的报告。斯大林把这个报告交给中共中央，显然是想强调自己的不信任和怀疑。毛泽东说，在逗留莫斯科期间，我强烈地感到这种不信任。因此，我请求派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苏共代表到中国去了解实际情况，去了解中国理论家的著作。
毛泽东提醒我，在我（尤金）到中国后，他坚持要我到全国去走走。因此，我告诉毛泽东，我在中国旅行后，回到苏联，斯大林问我，中国领导同志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听了我的肯定回答后，斯大林说：“这很好！可以放心了，没有我们帮助，（他们）自己成长了。”
毛泽东指出，看来，你的中国之行后的报告和朝鲜战争——中国志愿军参战，是使斯大林相信我们的重要因素。
接着毛泽东转而谈到对斯大林的总的评价。他说，斯大林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好的和正直的革命家，但在自己的工作中，长时期内犯了一系列巨大的严重的错误，其中主要的，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已有叙述。毛泽东说，这些主要错误可以归纳为下列七条：
1）不合法的镇压；
2）战争初期犯了错误；
3）给工农联盟带来重大损失的错误。关于这方面的错误，对农民的错误政策，赫鲁晓夫和朱德在莫斯科时的谈话中谈过；
4）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这与不合法地迁移一些民族有关。但毛泽东指出，总的来说，民族政策执行得是正确的；
5）违背集体领导的原则，骄傲自大，为谄媚者包围；
6）领导中的专断方法和作风；
7）外交政策上的严重错误（如南斯拉夫问题等）。
毛泽东接着指出，共产主义运动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样那样的错误今后还可能发生……
我（尤金）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原因是几乎把他奉为神明的个人迷信。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步积累的。毛泽东一再强调，斯大林并非所有问题上有错，而是在一些问题上有错误。
接着毛泽东以更大的兴趣谈到哲学问题。他强调说，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一切矛盾，没有思想斗争，没有残余的社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好人和坏人……
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
参加这次谈话的有杨尚昆（中共中央管理局副局长）和师哲（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还有斯克瓦尔卓夫。——译自俄《远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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