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研究
新中国的政治发展：路径、经验和启示
胡 伟 1，2
（1.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3；2.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政治发展的经验，集中体现为在一个强大民族国家基础上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和法治，在理论上则概括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三统一”路径，力图实现党国体制下的“强国家”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良性互动，并高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以此为启示，聚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导向，在政治发展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高度上，坚定不移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显示强大的国家软实力和民主感召力，这是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好的庆祝。
关键词： 新中国；政治发展；民主政治；中国道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的发展道路和沧桑巨变，带给人们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经验和启示。其中不可忽视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发展取得了历史性进展，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原则，把“人民民主”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面向未来，必须站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上，继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使“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体得以更加具体的展现。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具有世界感召力，不仅要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更加高举起人民民主的伟大旗帜，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经验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认识和伟大启示。
一、建设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掀开了中国政治发展新的一页。新中国的成立，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主权，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奠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国家形态。纵观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首先完成民族国家构建然后开始民主化的进程，反映了政治发展的一般逻辑，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历史上就是这样走过来的。[1](p423)在中国，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不仅是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梦寐以求、前仆后继的渴望，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条件。
新中国的成立，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广大劳动群众翻身得解放，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推行人民当家作主，为民主政治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新中国的成立，让传统的中国拥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政党体系，并由此形成一个强大的党国体制，大大提升了国家的组织能力和制度化水平。发展政治学的研究表明，一个强大的政党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至关重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有能力做到两条，第一条是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从而达到先发制人并使紊乱或革命的政治活动无法展开，第二条是缓解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使其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2](p381)中国共产党超强的领导与执政、动员与整合的能力，是新中国能够稳步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前提保障。
新中国的成立，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规范，形成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确定了国家、公民、政府、政党、民族的基本关系，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和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做出了高度概括：“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在解决民主政治发展重点问题上都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我们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当家作主。我们坚持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效凝聚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努力建设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保证了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我们积极发展广纳群贤、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广泛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来。我们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社会法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建立健全多层次监督体系，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保证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在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从根本上说，“三统一”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到底是统一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中。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更为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
当车辆在稽查系统中被认定有假绿通行为时，车辆和相关驾驶人员的信息会被同步到人车诚信评级系统中，并根据一定的规则对该车辆和驾驶人员进行评级评分，评级评分结果会同步到绿通治理云平台上，最终为收费站的绿通治理工作人员提供辅助决策数据。
赵雪梅 女，1989年9月出生于辽宁省阜新市，2012 年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获得学士学位，2017年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于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遥感图像分割及基于深度学习的Landsat图像分类.
对此，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纵观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也发生了严重曲折。[5](p91)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党不断思考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6](p104-105)
二、民主和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围绕新时代确立什么样的治国理政、怎样治国理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意义极为重大。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7]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发展的经验，不难看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主要塑造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党国体制和强有力的政府体系，而改革开放后则在此基础上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力图使一个“强国家”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形成良性互动，这不仅符合早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时序和经验，即先建立民族国家然后实现民主化，也显示出了建立在这一发展逻辑上的制度优势。这些优势包括：国家能力强、特别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总体效率高，能够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国家自主性程度高，在较大程度上维系一个“中性政府”，基本不受利益集团的绑架。这些特点往往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弗朗西斯·福山对此评价道：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三块基石：强大的政府、有效的法治和民主问责制。[10]按照这一分析框架，西方的长处在于具有较好的法治和问责体系，但政府不够强大。而中国的优势正在于具有能力强、自主性高的国家，同时也在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高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这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启示。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党体系的确立以及政治平等和政治整合的达成，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历史性的成就，这一成就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评价，正如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莫里斯·梅斯纳所说：“在很久以前政治权威的传统形态就已经瓦解的一个大国中，现代政府形态的存在即使在最好的时期也不过是残缺不全、徒有其表的。中国人民在现代的大部分时期和大部分地区受掠夺成性的军阀军队、外国侵略者和占领者以及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官僚和军阀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种可行的全国性政治秩序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机构，显然是最紧迫的首要任务。第一次在一个新世纪中提供政治秩序、安全和诚实政府（即便没有提供政治自由和民主），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成就，同时也是一个相当独特的成就。大多数革命之后都出现长期的政治动荡、混乱、暴力，甚至爆发内战；而1949年后中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引起政治混乱，反而解决了过去日趋严重的、长达一世纪之久的混乱。孙中山曾经称之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被迅速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3](p67-68)
中国由一个“一盘散沙”的社会，迅速转变为具有强大凝聚力与合法性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国家，这一历史成就怎么高度评价都不为过，至今仍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当然，由于种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在民主政治探索上也走了一些弯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推行的“大民主”，以及在“民主”和“专政”关系上的片面化，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造成了严重伤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所指出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4](p333)这一重要论断，是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视野上对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基本经验的高度凝练。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把“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一个重点问题和决定性进展，由此我国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应当说这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衡量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实现政治权力的和平更迭，是人类历史上探索上千年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只有现代民主政治才根本上破解了这一难题。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政治生活领域所取得的第一个标志性成就，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先提出并践行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各级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限任制”，实现了党和国家权力的平和有序更迭，解决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瓶颈，摆脱了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老人政治”窠臼，使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了强大生机活力。这是中国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贡献的一个实质性、原创性成果。由此，中国既没有照搬照抄西方的民主制度，也没有墨守传统社会主义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的成规，而是在正确的轨道上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是解密“中国奇迹”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30年政治发展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发展不仅在于民主的进步，也体现为法治的进步。从改革开放之初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再到1999年“依法治国”载入宪法，成为国家的一个基本方略。进入新世纪，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站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高度，提出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要求。面向新时代，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进行了战略部署，为建设法治中国奠定了基本框架。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从1950年新中国颁布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到目前1000多部国家级法律法规，从原来的“法制”概念到后来的“法治”理念，从20世纪末“依法治国”首次提出到新时代对全面依法治国进行战略部署，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政治发展的历程也表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使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相辅相成。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究竟是实行法治还是人治，是一个国家是否实现制度现代化的分水岭，也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习近平深刻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未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9](p12)鉴于此，“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7]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基础条件。
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高扬的一面旗帜。列宁早就说过：“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8](p168)邓小平发展了列宁的上述观点，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4](p168)习近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强调：“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7]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在“三统一”路径上深化民主政治伟大实践
在一个强大国家基础上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是新中国成立70年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这一问题的本质，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如前所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强大国家体系的确立，是与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分不开的。在党的领导基础上推进民主和法治，则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独特之处。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11](p88-89)
例1：(ST)贷存比=贷款余额/存款余额，贷存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计算。其中，存款余额包括客户存款以及保险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等同业存款(中国银行年度报告：2012)[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政治发展道路或者其他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相比，本质特征到底在何处？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不存在坚持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问题，因此其民主和法治虽然比较健全，但政治领导力不够强大，与此相比中国具有强大政治领导力的制度优势；而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也坚持党的领导，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曾实行过一党制，但由于这些国家基本上对现代民主和法治采取拒斥的态度，最后执政党纷纷倒台，教训极为深刻；至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既没有强大的政党，也缺乏有效的民主和法治，国家治理则陷入一片混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宝贵经验，是拓展人类政治发展路径和视野的一个重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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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吸烟组与不吸烟组(对照组)血糖偏高检出率的比较 吸烟组血糖偏高检出率比对照组偏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679,P>0.05)。见表42.5吸烟组与不吸烟组(对照组)血压偏高检出率的比较 吸烟组单纯收缩压升高检出率、单纯舒张压升高检出率、两者均升高检出率均比对照组偏高;其中收缩压、舒张压同时升高检出率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5
1.3.3 hucMSCs细胞增殖能力检测 将接种于96孔板的hucMSCs（5×103/孔）常规培养24 h后，按实验分组干预，继续培养24、48、72 h，弃上清，每孔加入90 μL的10%FBS DMEM/F-12培养基和10 μL的CCK-8溶液，继续培养4 h，于450 nm波长下使用酶标仪测定各孔吸光度，记录并分析结果。
因此，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政治发展的路径和经验，十分重要的一个启示就在于，必须基于“三统一”原则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加坚定地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我国的民主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为此，必须正确辨明民主政治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民主政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察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包括民主政治发展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不是任意的、偶然的和盲目的，而是有普遍的规律可循，“历史的进化像自然的进化一样，有其内在规律”。[12](p275)民主政治变迁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方面，必然有着其内在运动规律。不同国家及历史时期的政治发展，尽管发生的时空条件不同，表现的具体形式也千差万别，但都不可避免地受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所支配，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样也要受到一般规律的支配，从而表现出某种共同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3](p374)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在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上，采用什么样的思路和标准十分重要。习近平指出：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7]这一阐述意味着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问题上，必须正确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首先需要明确这一民主形式不仅要有中国特色，而且要具有社会主义的一般性质。“三统一”的政治发展道路就是最大的中国特色，同时中国民主发展的特殊性还应当体现为社会主义属性。社会主义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使人类民主政治的主体在价值形态上扩展到大多数民众，这是社会主义的道义力量所在。因此，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绝不能搞“有钱人的民主”。其次，强调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殊性，并不等于也不应该去抹杀其普遍性。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要敢于吸收人类一切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所说的：“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4](p337)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未来的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刻，必须牢记这个神圣国名的“人民共和”四个字，聚焦“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导向，按照“三统一”的路径，站在民主政治发展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高度，继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拓展和深化我国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依据习近平关于民主政治的评价标准，一是要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党和国家领导层有序更替的体制机制，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二是要进一步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水平；三是要加强权力监督和制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四是要逐步落实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维护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五是要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正像习近平所说：“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确保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真实的民主权利，让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14]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70年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是走了一条先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然后循序渐进推进实现民主化的道路。对这一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三统一”路径和原则，具体表现为在一个强大民族国家基础上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不仅使当代中国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而且拓展了人类政治发展视野，这是新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启示，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很重要的是要将这一经验和启示发扬光大，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定不移地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建设，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让人民共和国的民主旗帜在世界上高高飘扬，使新中国显示出强大的国家软实力和民主感召力，这是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一个最好的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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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4]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3-21（2）.
中图分类号： D62；D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09-0025-06
作者简介： 胡伟（1964—），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博导、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 唐 伟 贾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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