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尽的古史辨：读余英时先生《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未尽论文,才情论文,内心世界论文,日记论文,古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顾颉刚先生去世27年后，他的日记共12册（包括索引1册）600万字整理出版，序文由余英时先生撰写，题为《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冠于《日记》卷首，长达113页（较之曾招鲁迅讥讽“竟达‘一百多版’”的顾颉刚“古—序”还多出10页），摆明是要将序文写成论文的，果然同时有单行本出版。①篇幅长短其实无关紧要，但论文由序言而来，故而仍然保留了“疏不破注”的规则。余先生作为日记整理稿的第一位读者，其所“序次”、“指要”则不及日记出版之后学者写出的若干讨论（如朱维铮先生的几篇文章）儆醒深刻。按顾颉刚先生一生，率真与糊涂并生、做事与坏事共存、才学与寡识适成反比。由其一己之生活与际遇，当可概见逐时顺俗之可畏，及近百年学人途径抉择之可忧，恐非“才情”二字可以笼括。而余先生此序则似只交代一场“大结局”，宛如一番晚年话旧，虽则哀感绵绵，其实委曲未辨，准儒家“先立乎其大者”而言，尚有未达于一间。
一、同命鸟
由标题显示，序文要讲述顾颉刚的才与情，但细看《结语》的“解题”，其实内容有4部分，除了才、情的空间结构，还有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时间布局。序文的5个节目，前两节“事业心与傅斯年”②和“顾颉刚与胡适”论其才，第五节“顾颉刚与谭慕愚”论其情，而三、四两节“顾颉刚与国民党”、“1949年以后的顾颉刚”恰以1949年为界划开。余先生的意思似以顾、傅、胡的学术表现为一体，差别只是“大同中的小异”，傅、胡二人的学术贡献持续到了1949年以后，而顾颉刚则至此戛然而止，由此惋惜其才学“未尽”。（“未尽”二字亦有时间上的含义。）
1949年是一天地翻覆的大变，这毫无疑问。余先生在第三节的末尾和第四节的开头连引18处顾颉刚的有关时事的日记原文，如浙江枪毙地主、四川枪毙乡镇长、上海商人自杀等事，均较罕见而具史料价值。①余序44-46,49-53笔者注意到，序文两次使用了“同命鸟”一类词语，如说1949至1980年“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上的知识人本都是‘同命鸟’”①余序2、顾颉刚在各种运动下的遭遇“那是所有同辈知识人的共同的命运”①余序47。推测余先生的重点是将顾颉刚作为“中国的士”的又一个案例，借以描述出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的社会普遍性。③
余序的主要意思其实与80年代初所作《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一文相近，该文将顾颉刚与1946年移居美国的洪业相比较，认为顾氏成绩无多，“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④
然而事实上并非每个“士”都有一样的遭遇，不论世事多么惨烈，总会有人是获利者。
20年代顾颉刚以胡适“大弟子”身份起家，而当时毛泽东也曾认胡适为师⑤。30年代顾氏在燕京大学的同事与学生后来很多投入中共，顾颉刚“为共党包围”的话并非“传说”。①余序740年代顾氏在兰州，“毛主席专门从延安给他寄来过一本《论持久战》”⑥、在重庆亦与郭沫若及“左倾史学家”多有接触。解放初，由日记可知，其实不待郑振铎、周谷城等人的引荐，顾颉刚自有渠道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本人。⑦1954年以后，在北京，顾氏的居住条件、工资待遇和学术环境都是最好的。直到毛泽东晚年的70年代，他仍能“以毛主席的命令”①第七卷，609-610领衔标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在当时大约相当于清代官方开四库馆，虽然同类工作现已多由硕士生承担），此一殊荣至今无人超过。正如余先生所论，1943年为蒋介石写《九鼎铭》，⑧若换了陈寅恪，易地而处，即使身为“公务员”，“也必拒而不为”。①余序44然则，如将60年代被迫害致死的陈寅恪与顾颉刚统归“同命鸟”，陈氏宁能接受乎？
对待1949年以后的大陆，余先生的思路感觉类似“彻底否定文革”这一观念。其实任何一段历史都必须提供后人以借鉴，而不能加以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也无法否定（除非是无史）。
二、五四反封建
论及顾颉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余先生两次表述，“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他毕竟是一位五四运动的先驱人物”。①余序3,39（笔者赞同程巍的观点，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二者性质颇不相同，此处暂不详细分别，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均泛指民国最初十年间所发生的思想、政治巨变。）但由日记可知，顾颉刚1918年6月已休学回苏州老家养病，忙于吴氏夫人之丧、殷氏夫人之新娶，一时“说媒者数十起”③48。除了有致傅斯年“诘难《新青年》”的“不能公布”的“私人函件”，和《对于旧家庭的感想》等文在《新潮》发表，及在苏州代售该杂志以外，对于“轰轰烈烈”的五四、六三完全没有参与，与学生会“临时主席”傅斯年或五卅运动中“夺旗而进”①余序81的谭慕愚绝无可比，甚至从1919年2月至1920年年底基本上无事可记。（仅1919年5-6月间有4天日记，记载“与履安跬步不能相离”、“与祖母颇动意气”等内容，说明日记中断并非遗失所致。）
但在顾颉刚去世后，官方的定论以及诸多纪念者的表述都将疑古派史学与五四反封建运动捆绑在一起，如顾颉刚的老领导、解放后历史所首任副所长（所长由郭沫若院长兼任）尹达著书称：“‘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想，是‘五四’运动以后反封建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④508[9]这个结论却是成立的。因为近代革命是由1911年前后的民族、政权革命，到1917年前后的语言、文学、文化革命，到五四的青年、民众运动，一路走来，呈现出一种“不断革命”的趋向，其中最触动文化根基的史学革命确是由顾颉刚在1922-1926年间完成的。[10]新文化运动是将欧洲的文艺复兴拿来在中国重演，而中国三代文明的隆盛却表明这个民族早就“启蒙”过了。[11]疑古派的作用正是在文学革命“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形式之后，为彻底否定经学、否定上古“黄金时代”补足了学术论证的结构。
余序中据《日记》强调，谭慕愚1958年被打成“右派”时仍然“强硬不服罪”①余序2,110,113，然而余序没有提到，在对顾颉刚批判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疑古思想是“反封建”的。（1955年3月顾颉刚在科学院“发言一小时”，①第七卷，662提出“考据学是反封建的”。⑤第六卷，41621969年，陈寅恪死后两个多月，顾氏在日记中写下《〈古史辨〉与反封建》一篇提纲。①第十一卷，170）其实早在1933年顾颉刚就提出：“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⑥顾序22此语解放初曾被当做疑古派与唯物史观对抗的罪证，然而未尝不是顾颉刚的真心话。10年后顾氏从燕京大学退居大西南，“在重庆空气中，不能发表意见”，因之预言：“今日时代系五四时代之反动，他日必将有对今日之反动”，并且期待：“彼时又可大张旗鼓矣”。①余序15（以下引顾颉刚日记，已见余序所引则注余序页码，未见则注《顾颉刚日记》正文页码。）至1949年7月上海解放前夕，顾氏急切油印出版《浪口村随笔》，重申“下学”“上达”说，声明考据与史观并非“对峙之两派”。⑦序
他的预言应验了。解放后，疑古思想大盛，只不过更改了名词，“疑古”换成了“薄古”。1951年，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作题为《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的讲话，、指出“一般的历史学者从来有一种贵古贱今的态度……现在，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逐渐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12]。（而顾颉刚早在1921年就在批判“薄今尊古的心理”了。①第一卷，325）
1958年，一本题为《厚今薄古》的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和陈伯达《厚今薄古 边干边学》二文，指出“薄古”的技术目标之一是批判“言必称尧舜”、“以上古为黄金时代”。疑古派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有抵触的一面：作为“封建社会”前身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定要存在，所以上古史不能被抹杀，只是“原始社会”的发展水平一定要低，绝不能超过“封建社会”。但在学理上，“薄古”与“疑古”颇多相通之处，确实体现出“下学”与“上达”的逻辑关联。解放初学界批判疑古派的共同倾向是，一面否定其结论，一面又认同其实际意义：以否定古人的方式肯定今人。有学者认为疑古派到1949年以后即不复存在，实际上它却“名亡实存”，以类似“阳儒阴法”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
叔孙通起朝仪，“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顾颉刚不是新社会的受害者，他是新文化的缔造者。而1949年的巨变也不是五四新文化的中断，而是它的继续。换言之，1949年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顾颉刚自知其贡献所在，所以他说：《古史辨》“该是无产阶级的文化”。⑤第四卷，2609
三、进退失据
顾颉刚一生可谓颇不得时。他依托五四时代思潮而创兴疑古派，但却从此保持“第一印象”而不改，以致每逢政局变易而倍受激荡。抗战时期，顾颉刚在学术层面虽受肯定，在政治层面则受到压抑。他可以是大学名教授，可以作学术研究，却不可谈疑古主张。（1942年《顾颉刚日记》记占命之言云：“孙为霆来，看八字。……余命秀极，但不富贵，故必有学术地位而不能有政治地位。”①第四卷，684）1949年后，顾颉刚在政治层面得到肯定，在学术层面则受到压抑。（尹达“执行党的政策”，
龁顾颉刚“二十余年”。①第十卷，185；第十一卷，523顾颉刚将积稿送尹达审阅，尹达称“大而无当”，四捆书稿“原封不动”，“竟没有看”。⑧257-264）疑古已为薄古所取代，他必须从头作起，“把握马列主义”。⑨余序19如余序所言，1957年7月胡适大病初愈想念顾颉刚的时候，他正因学习苏联版《历史唯物主义》用心过分而失眠。（但上述时间性的变化也有空间的差异：北平沦陷后，日本学生“大买”顾颉刚的著作。上海沦陷后，《古史辨》也“销路甚好”，“大出锋头，一整套卖至三千元以上伪币”。①第四卷，204；第五卷，179）
抗战时期，他尽量向学术靠拢，以弥补政治方面的空乏；解放后，则尽量向“反封建”靠拢，以政治带动学术。在尚有选择余地的时候，顾颉刚的动作常常会较他人慢一节拍，进退失据，不能“时中”。五四运动爆发，他原本可以站在傅斯年身边做一位旗手，成为新史开端曙光初照下的功臣，而他却回乡了（由于失眠）。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正式出版，其影响犹如“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而他却因国立大学欠薪在7月离开北京南下福建。1928年新民国政府建立，随即全国统一，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意欲以“中国国家学术机关”，营建“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⑨，当然会“旨在提高”，顾颉刚却在中山大学“中国上古史”课上讲论疑古，同时谋求“唤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①余序31931-1935年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相继爆发，傅斯年讲演“书生何以报国”，继而编写《东北史纲》，顾颉刚则在美国教会所办燕京大学中补充完成了几篇疑古的代表性论证。1940年在抗战最困难的阶段，顾颉刚在昆明按照他最初“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的疑古思想大讲民族问题、地理问题，以致遭到傅斯年的痛责。
对顾颉刚的评价同样也有“慢一节拍”的现象。解放初，顾颉刚曾批判胡适，认同王国维，今天学界不批胡适了，便有学者再将其与胡适、傅斯年拢在一起。抗战间，顾颉刚高兴学界称疑古派与考古、释古鼎足而立，今天便有学者申说“疑古本身就是一种释古”。⑩顾洪《探卡治学方法的心路历程》，6五四迄今已历三世，学界对它的客观观察会当逐渐多过情感记忆，可以想见，假使新文化运动开始被反思，五四开始被重新评价，那么疑古派其毛又将焉附不免仍成疑问。
四、傅斯年
依据顾颉刚日记而将顾与傅斯年友谊破裂的原因归于性格不同，不始于余序，此前已见于顾颉刚二女所著年谱和传记。被余先生认为“大致可信”①余序10的顾颉刚称傅斯年“旨在提高”而自己“注意普及”的解释，出于1973年的大段补记。从解放初开始，就有新一轮基于《识字课本》的文化普及运动兴起，而到70年代正有工农兵上大学和以工农兵为老师的时尚，顾颉刚跳不出时代局限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顾颉刚倡导了一生而最后主编出版的“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仅是由方诗铭以及顾的儿子、女学生等编写的若干20页小册，余先生应当了解，顾颉刚“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的解释只是他的一个冥想。
余序的第一节还照例引用了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这封写自欧洲、未经本人同意而发表的私家长信，认为傅对顾氏疑古史学方法的推崇“句句都出自肺腑”。实则关于顾、傅关系学者早有不少新论。杜正胜认为傅斯年不同意发表旧信“其中透露的信息应该相当明白”，“真实的原因恐怕是傅斯年变了”，“他回国之时，已经不再是‘疑古的傅斯年’了”。(11)而由王汎森从傅斯年档案中发现的题为《戏论》的短篇讽刺小说草稿可知，傅斯年“针对《古史辨》最核心的方法论‘层累造成说’，极尽揶揄嘲讽之所能事”。(12)289(13)在中山大学，傅斯年写出《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被王汎森称为“足以破解疑古思想的论述”(12)289。30年代在北平，傅斯年写出《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推许王国维、陈寅恪、钱大昕、吴大激等人的研究范例，就连非主流的钱穆也已看出“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13)167而傅斯年也亲口告诉钱穆，称顾颉刚是“中年失节”。①第三卷，620
余先生评顾颉刚：“傅的影响笼罩了他的一生。”①余序9实际上可能恰好相反，是疑古的出现使在欧洲学习西洋理工的傅斯年找到了自己的真正旨趣。顾颉刚从文献上疑古，傅则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殷墟的考古学发掘；顾颉刚质疑古史年代“茫昧无稽”，傅则写出《夷夏东西说》，转由空间方面予以重建；顾颉刚要彻底毁灭传统史学，傅斯年则给史学加上“史料学”的形式予以保存。这期间的顾颉刚和傅斯年恰如春秋时代的伍子胥与申包胥，伍子胥曰“我必覆楚！”而申包胥曰“我必存之！”
和没有参加五四却对五四念念不忘的顾颉刚形成反差，傅斯年参加了五四却因“是躬与其事之一人”而“从来不曾谈过五四”。(14)《五四偶谈》194直到54岁突发脑溢血去世，傅斯年对顾颉刚只有“迁怒”，并未对疑古说予以正面批评，大概亦同此心。
在顾颉刚一面，余先生举出“文革”期间顾颉刚“居然敢读‘战犯’的旧作”一例，用以说明顾氏的情谊，也不易成立。因为顾氏的博览主要出于嗜好[14]，“文革”中他不但敢看“战犯”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①余序17而且也看了胡适的《论学近著》、《水浒传考证》、《井田辨》、《文存》、《留学日记》(1970)，看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1971)。（看《性命古训辨证》也不只是1970年，还有“文革”高潮的1967年。①第十卷，668）直到他去世的前二年，还在翻看《说儒》、《诸子系年考辨》(1979)，并且翻看了新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1980)。
五、胡适
通读《顾颉刚日记》可知，顾氏晚年对师友故旧少有许可。(15)1966年《日记》曾载：胡适“与我始善终隙”。①第十卷，4561977年读胡适《我的歧路》，《日记》中评论道：“胡适好人吹捧，以是走入歧途。终被定为战犯，死于台湾。日来翻其文集，所作小说可知实有胜人之处，而其所为政论实甚空洞，徒成其为政客而已。”①第十一卷，515其时顾氏已届晚年，“文革”也已结束，日记所言无需隐蔽修饰。
正如余序所说，“1920年代是‘古史辨’的时代”，“1930年代则是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重建古代信史的阶段”，①余序32而“胡适在1930年代的研究取向恰好与傅相合，而与顾相离”。①余序29(16)所以将顾颉刚与胡适说在一起，并不容易。从民国学术史的宏观态势上看，探讨顾、胡二人的关系和顾、傅一样，与其明其所同，不如明其所异。
80年代初顾颉刚追述过胡适1929年所说的话：“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15)《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13(17)又追述说1933年胡适发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直接批评了自己，“把我痛驳一番。从此以后，他就很明显地对我不满起来”。(15)《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241931年胡适曾表示他将不再续完1923年始作的《崔述年谱》，“秋后我从南方回北京，我的兴趣已经换了”。(16)附录，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后记》，1015[18]（钱穆忆及此事，称胡适“先为《中国大史学家崔东壁》一文，仅成半篇”，“于颉刚《古史辨》则备致称许，此下则转近孟真一边”。(13)168）可为顾颉刚之语作一旁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从疑古到信古变化的时限是1928年：南京政府已经成立，捣乱会当转为承担，反题会当转为正题。（正是1928年，《顾颉刚日记》记载道：“朱先生〔朱家骅〕告我，戴校长〔戴季陶〕读予《古史辨》，大惊，谓如此直使中华民族解体（无共同信仰之故）。”①第二卷，236次年便有被顾颉刚称为“‘中华民国’一件文字狱”的《本国史教科书》弹劾案发生。）
六、王国维与钱穆
讨论顾颉刚与傅、胡的学术关联，不可避免会涉及王国维和钱穆。①余序25,68
罗振玉评价王国维曾说：“公有过人之识，故其为学亦理解洞明，世人徒惊公之学，而不知公之达识”，(17)罗振玉《序》提醒学界注意他的政治见解。释此不论，即王国维的考据学札记体形式而言，运用虽善，却本非首创。余序认为顾颉刚抗战间所著《史林杂识》由师法王国维《观堂集林》而作，①24-25其间的相似恐怕仅在于文体形式。（1976年《顾颉刚日记》记载：“所中青年对《史林杂识》不满意，就是‘一段段的’，‘讲些什么’。……此种文体，承接宋、清考据家言，实为民族形式。”①第十卷，716）其实先于日记整理出版的《顾颉刚读书笔记》10卷14册的学术价值远远超过《史林杂识》，况且顾颉刚在《史林杂识》的小引中已特别说明：“通观五十年来积稿，虽所得有浅深，所论有然否，而有一主题思想坚持而不变者，曰对于战国、秦、汉时代学说之批判。”《浪口村随笔》的自序更明言该书“皆衍《古史辨》之绪”。所以，以此论证顾、王趋同并没有说服力。
不知何故，海外学者总是希望顾颉刚向王国维靠拢，如许冠三先生也曾断定顾颉刚“四十年代由辨伪向考信过渡，六十年代后则以考信为主”，称其“《尚书》诸篇校释译论”“特具王国维风格”，(18)182,176实则研究《尚书》只是一对象问题，并不足以说明顾氏有考据学倾向，顾氏疑古，辨伪《尚书》恰是一个起点。2005年以遗著及合著形式推出的《尚书校释译论》（署名顾颉刚、刘起釪著，中华书局出版），如果著作权确实，应该可以视为顾颉刚的最后成果了，其中疑古的倾向丝毫无减是非常明显的。许先生甚至称顾颉刚“非止富王国维风格，其谨严密实且远在王氏之上”(18)134，此说可能有时间上材料上的限制[19]，而余先生应当不会。
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古史新证》，系针对顾颉刚“古史辨伪”而发，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也由此提出，而顾颉刚对王国维也有巧慧的反驳。(15)《古史新证第一二章·附跋》，267余序称顾颉刚“极端崇拜王国维是千真万确的”，①余序21大概过于相信当事人的自我陈述了。
其实内地学者在《日记》出版之前，也都受到顾颉刚“梦见王国维”的迷惑，以为他“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15)《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15[20]之说容有依据。现在据《日记》可知，梦中与王国维“相好甚，携手而行”及“同座吃饭”确见于1923、1924年的记载，然而却岂知顾颉刚做梦特真，记梦亦特繁，梦中相见之人数不胜数。他梦过钱玄同(1939)，①第四卷，207梦过尹达(1957)，①第八卷，288在有些时段，他对谭慕愚“或每夜必梦”(1932)，①第二卷，633其单相思的情感可说主要是在梦中进行的。如余序已经举出的，1967年6月《日记》记载：“予梦见毛主席已不止一次，而昨夜之梦特长。毛主席来我家，温语良久，同出散步。”①第十卷，688前后相较，梦王与梦毛情境竟颇相类似。况且，即使在顾颉刚“醒”的时候，《日记》所记推崇康有为之处也比王国维多得多。[21]
钱穆先生正是余英时先生的本师。
20-30年代，文史学者几乎无人不受疑古的影响，而到30-40年代，大部分学者的观念都发生变化，到了1938年，“人人都成了民族主义者”。钱穆进入大学由于顾颉刚推荐，当时钱穆治学尚颇具怀疑精神，而到了1935年，顾、钱二人遂发生了一件不小的冲突。
1935年12月，顾颉刚整理标点的《崔东壁遗书》出版在即，索序于钱穆，钱穆沉痛写道：“顾君又敦促……而北平各大学青年爱国运动骤起，牢狱之呻吟，刀刃之血滴，触于目，刺于耳，而伤于心，一室徘徊，胸沸脉竭。而顾君之期限既届，则我又将何以序崔氏之书而应顾君之命乎？无已，请舍崔氏书而言时事；时事之坏无足言，请言其所以坏。……为穷源探本之论者，乃研讨及于吾中华民族文化之真价。……我民族之光荣何在？曰：在古史。我民族文化之真价何在？曰：在古史。”(16)附录，钱穆：《钱穆序》，1047-1048其时正当华北事变的发生。
钱穆治学以疏解《论》、《孟》入门径，其后籀译《周公》，撰著《黄帝》，针对五四以来“封建主义”、“专制主义”诸语而着力于最为疑古派贬低的两汉政治制度，抗战间成就的《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学导论》二书以虞夏时代为中国文明的开端，同时对于朱晦庵、周濂溪、王阳明特别用心，晚年遂以承接理学为归的。[22]抗战中，他可以从容潜回敌占区老家侍亲著述，战后却由解放军的文告看出共产党没有“丝毫开国气象”(13)274而宁愿退避到英属殖民地。细绎钱穆晚年著述，字字句句几乎无一不与新文化、疑古派相针对。兼以离世最晚（1990年去世），钱穆先生差不多是民国同辈大师中将本国学术思想推衍到最高处的唯一一人。
钱穆晚年说道：“厚诬古人，武断已甚。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平反。”“此后治学，似当先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捉，始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于各项学问有入门，有出路。”同时并期待顾颉刚“另辟蹊径，重起炉灶”。(13)362,242
顾颉刚在1953年读《诸子系年》而称“实甚精密”（顾颉刚个人独立完成的系统著作可说一本没有。[23]），此语何足以尽钱穆先生平生？
而余先生视此为顾对钱的“钦服”①25，果真如此，亦不足以说明二人治学途径之相似，况且《系年》一书重在文献考订，尽属外功，只是钱穆一壮岁成名之作而已。
七、东西方
余英时先生惋惜顾颉刚的一向态度，源于对疑古派的一个基本理解：“严格言之，‘古史辨’的中心论旨其实即是以最严格的方法审查史料构成的时代。”①余序15这也是西方学者的治学态度（余序下文举兰克史学互证）。
按顾颉刚的疑古说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并不相同。科学探索、实用主义、兰克史学，都有假设与验证的过程，而顾颉刚的疑古说乃是直接以假设作为定论，其30年代的论证（补证）亦均不能成立。可以说，顾颉刚从来没有完成对古代史籍的“最严格审查”，而古史不可信的观念却早已家喻户晓了。最严格地审查古人，最自由地对待自己，是五四激进学人的共相。
事实上，古往今来并没有哪一学科比中国古代的史学具有更严格的训练和审查。近代激进学者曾严厉批评传统史学缺乏理论，只是史料。而近百年间以史学理论（史观）贯穿的各种史著不胜可数，可信的实录却无一问世。每天都在讲方法、讲理论，但如“崔杼弑其君”、如《资治通鉴》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那种真正的历史记录一个字也写不出。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实进入了一个无史的阶段。
仅仅“崔杼弑其君”五字，可以推知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太史季和南史氏五家的同一记录一定具有整套的职业约束和体例储备。即宋人编修《资治通鉴》从长编到考异的程序与规模仍属绝无仅有。
所以，说到文献审查，本是中国史学的特长，足以让世界史学引为标尺。在中国史学，不仅谈“史料学”是班门弄斧之语，甚至谈考古学也比较减轻其价值（在缺少史学的国度，考古学无疑更显重要）。
属于“西方”传统的还有一条：西方学术要求“打通后壁”，将制作过程拿给人看，甚至“花絮”会较剧情本身更吸引观众。而中国史学只出产正品，其撰著体例无须“发凡”。
余序不仅援引了西方观念，而且对疑古派的认识也多出于疑古派的“自说自话”。“审查史料”(24)、“旨在普及”、“事业心”均为顾颉刚的自我评价、自编暴料。
2004年《胡适日记全集》出版，余先生所作序文题为《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二序中的两个“看”字稍可细说，即给谁看和看什么？
日记这种当年不免有意写给人看的东西，现在成了“第一手资料”，(22)出版说明而这“第一手资料”的作用首先没有用来“看”百年学术变迁趋向，而是用来“看”胡适个人的“一生”或顾颉刚个人的“内心世界”。虽然中间插入一陡然抬高的文献定级程序，然而私史究竟是私史。
中国史学传统的严格性之一正在于，对于当局者的是非评价不由当局者自己决定。西方史学以个人著述如书信、日记等为“第一等材料”（或称一次文献），其前提是本来缺乏连续的和制度化的史学传统；而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书信、日记的重视，其前提则是事先摧毁了旧有的史学体系。[25]
细数晚清民初学界中人，凡保守派、信古派之人大多没有日记，凡着力于批判的学者如顾颉刚师友辈，往往用心于此。除顾颉刚外，以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鲁迅、吴虞日记最为著名。然此或为巧合，但愿如此。
八、谭慕愚
最后一节“介绍顾先生和谭慕愚女士之间缠绵了五十多年的爱情故事”①余序76是序文的重点。《引言》先有说明：“现代传记未有不重视传主的情感生活者”，所以“这不是发人阴私”。①余序3所说“现代”其实是“西方”。按照中国“家族”古制与“时中”观念，确实不会平均分配每个个体以同样绝对值的地位，但却会将每个个体包括女人包含在整体价值之中。
“才情”二义在中国传统中也有定解。“才”与“学”、“识”相对，“情”本义为飘忽不定，随感而生，与“理性”相对。而“爱”本义为私惠、偏心。(26)
1937年抗战爆发，西南联大统一南迁，顾颉刚先期一人匆匆去往西北，途中作诗道：“到处有山便有花，蓝红黄紫遍天涯。东方故旧如相问，马上行人不忆家。”一年余，其父病逝，其妻代理丧事奔波致病，数年亦逝。丧妻后16日，向谭慕愚写信求婚。失望后，“从幻梦中醒来，再过三天他便接受朋友的介绍，开始和张静秋女士交游”。①余序105
余序最后举《红楼梦》“堪叹古今情不尽”一联，以扣紧顾颉刚“才情”之题，实则二者并无相似。曹雪芹在作品中铺叙主人公之情，由此以见自家之才，以显“我才必有用”之志，是以“情”为过程、“才”为目的，承接的乃是《诗》、《骚》的“言志”传统，而顾颉刚则是身临其境，直沉情网，说到底只是个人之私欲。
与疑古思潮相伴随的新文化运动推出了两个概念：青年和爱情。五四以后，学者追随青年，青年追随爱情，举国处于发情状态。迄今青年我能、我想、我愿意、我的事情我做主的“自由恋爱”，说到底是以文艺为装潢，以生物本能为动力，除去外表，仅是一情欲层面（在西方进化论观念下，人群社会与动物世界渐进无别），恰是宋儒所儆诫的“人欲横流”。而中国传统所重乃是后天教化，故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学习的文化、自我改造的文化，(27)故中国文化体现为“文化的积累”（傅斯年语）(14)196，或曰“文化必具绵历性”（钱穆语），(23)《中国文化与中国青年》，1而个体必须根源于此，“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方才具有为人的价值。
抗战中，钱穆先生已注意及此，撰文说道：“今之青年好言恋爱，好言浪漫”出于“欧西文化”传统，“乃羔羊之迷途者也”；号召青年“沐浴熏陶于孔子孝弟之教”，指出：“孔子，青年之模楷。《论语》，青年之宝典也。此吾先民精血之所贯注，吾国家民族文化之所托命”。(28)《顾颉刚日记》对此恰有评论，认为此文“内容经不起分析”。一星期后《日记》便有“予凡见健常，必致失眠，渠何以使我精神兴奋如此，岂非前生冤孽”的记载。①第四卷，602,604
稍晚至50年代，陈寅恪先生倾力研究“钱柳姻缘”，目的则是“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29]（陈寅恪也是余英时先生研究中的个案之一。改革开放以后，1983-1984年，余先生接连发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等“惹祸的长文”，(25)《书成自述》被学者称为“是一轮排炮”。(26)500）二人态度绝与顾氏不同。
况且，顾颉刚何以与谭慕愚姻缘不成，可能亦别有缘故。
笔者草写此文时，和余先生一样对谭慕愚（谭惕吾）所知不多。但经余序三次强调她被打成“右派”时仍然“强硬不服罪”提醒（余先生已能熟练使用“打成‘右派’”这一复杂词语），推测谭慕愚似不应当被看做是“打成”了所谓的“右派”、尔后又予平反且倍增其荣誉。1957年6月，她以民革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和国务院参事的身份，在民革中央举行的帮助中共整风座谈会上发言，题为《党不应该另搞一套机构》，讨论“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问题”。(27)可知谭慕愚应当是真右派，她是国家主义者，是为国家利益而敢于与执政党真抗争的人。
由此可以推想，1949年顾颉刚“古为今用”，自信是反封建有功之人，自信其历史观念必有一用，他是带着对疑古说的自信进入新中国的。而谭慕愚则以民盟中央代秘书长、政法学家的资格，为了国家利益而参与政治协商，抱此目的而接受统战宣传留在大陆。故二人的道路颇不相同。
谭慕愚拒绝顾颉刚的单相思，决意分手，事情发生在抗战期间。推想谭慕愚对顾颉刚的治学方向、疑古主张，不见得认同。而1949年以后，虽然同住北京，谭慕愚却不甚与顾颉刚联络。199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谭慕愚作为旧日学生到会发言，仅仅讲述了“顾先生的惊人记忆力”，(30)推想谭慕愚并不与顾氏为同调。
九、余论
1975年4月《顾颉刚读书笔记》有篇题记说道：“检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廿七日日记，是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攫去我东北三省，全国人心愤慨，学校纷纷停课，组织救国团体，从事抗日宣传，而予所编《古史辨》第三册适于是时出版，人疑其不合时宜。予与健常（谭慕愚）书中解之曰：‘以今日之时势中出《古史辨》，势必为人所笑。但我以为如不能改变旧思想，即不能改变旧生活，亦即无以建设新国家。我编此书之宗旨，欲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知识，欲使古史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政治与伦理，欲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此一主题当时似未被人们认识。直至四十年后，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始将此原则彻底灌输于全国人民之意识，而予之志愿终达到矣。爱记于此，以存予旧日之想望。”⑤7495此语再次表明，顾颉刚的疑古是跳过抗战而直接“文革”的。
1978年，余英时先生率美国汉学家代表团访问大陆，对这一个月的访问日程有逐日的记录，包括这项记录在内的访问报告于1981年以《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为题发表，其中已经谈到徐炳昶、唐兰等学者“反对疑古运动”、“事后评价疑古运动，它的工作显然做得太过火”等内容，并论及马王堆帛书、临沂汉简，认为可以“更正对现存古书真实性的怀疑”。(19)30,35,28,30
这段时间，顾颉刚正在北京医院住院。
受到余先生比对顾颉刚与胡适1957年7月23日同一天日记的撩拨，①余序36-37笔者也想知道余先生访问北京这天，顾颉刚先生的态度。
余先生活动日记：“11月14日，代表团中的大多数成员用一天时间游览了长城和明代皇陵，杜敬珂留在北京和历史所的史学家们交谈。”(19)72
由《顾颉刚日记》可知，当时杜敬珂共问了“古文学派是怎样出现的”等14个问题。
11月15日《日记》写道：“美国华盛顿大学两汉史专家杜敬珂(Jack L.Doll)于一九七八，十一，十四，在北京饭店与历史所林甘泉、黄宣民、田人隆、刘起釪等讨论汉代思想与政治斗争时提出的问题……”
此前，11月13日《日记》写道：“今晚历史所来电话，谓美国汉学家集团定明日上午到所，讨论‘汉代今古文经学问题’，我既病，只得由〔刘〕起釪往，因嘱其先读我旧作《古史辨》第五册自序。”同时抱怨说：“中国学问须待外国人推动有如是者，不可叹耶！”①第十一卷，598-599[31]
《古史辨》第五册自序写于1934年末，主要论述刘歆伪造群经古史。由《日记》可知，此一问题委实贯穿了顾颉刚一生。
注释：
①二书均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顾颉刚日记》于2007年5月出版，《未尽的才情》单行本加附录于同年3月出版。
②“事业心”一词应当是余先生为加重顾颉刚之“才”而特别使用的，出于顾氏“我事业心之强烈更在求知欲之上”一语。按此处“事业心”与“求知欲”相对，当指顾氏所热心的组织工作。余序以《顾颉刚年谱》中“国故整理”、“民众教育”、“边疆开发”三项为诠释，其实三者仍只是顾氏求知的三个领域。又按此三项无论在民国或解放后，都只能是国家学术的范围，亦即官学。顾氏日记曾有1939年“谣传政府禁止谈国内民族问题”的记载。参见《顾颉刚日记》1939年3月。①第四卷，212
③如判断包括“在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在内的大陆知识人理解判断力“平均不能超过五六岁儿童的水平”等。①余序74
④参见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②403，又参见《未尽的才情》单行本附录。写于1981年4月7日。
⑤毛泽东与胡适的通信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
⑥参见《顾颉刚日记》剪贴1979年3月6日《光明日报》。①第十一卷，638
⑦为释放张雁秋事，参见《顾颉刚日记》1953年。①第七卷，362,363,440,461
⑧“九鼎”事件参见朱维铮《顾颉刚铭“九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2月22日。顾颉刚抗战胜利前所作《浪口村随笔》中已有“九鼎”条，解放后出版《史林杂识》时增补出武则天、宋徽宗二事，惟不言民国一段。
⑨此外，德国学者吴素乐(Ursula Richter)1992年出版的专著题为《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Zweifelam Altertum:GuJiegangund die Discussiontlber Chinasalte Geschichteals Konsequenzder Neuen Kulturbewegung ca,1915-1923 (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1992)。2006年山东大学召开“《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研讨会”，顾潮的参会文章题为《〈古史辨〉与新文化运动》。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⑩从1922年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开始，到1926年出版《古史辨》第一册，标志了“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的产生。
(11)关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关系的评论，可参见余英时先生《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12)参见《顾颉刚日记》1951年12月31日剪报。①第七卷，160原载9月28日《大公报·史学周刊》。
(13)《戏论》全文参见该文附录。
(14)《顾颉刚日记》1970年11月载：“元善来长谈，劝我专读《毛选》，然此一生癖好，何所能也。”①第十一卷，261
(15)余英时先生先曾以1949年为界将顾颉刚、洪业二人合论，参见《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而顾颉刚对洪业亦颇尝不满，参见《顾颉刚日记》，1940-1941年。①第四卷，369,397,470
(16)余先生久有此论，《学术思想史的创建及流变——从胡适与傅斯年说起》云：“顾、胡彼此的关系实愈形疏远，其中最大的原因便在傅斯年。”②420该文写于1999年。
(17)《顾颉刚日记》1929年8月16日载于苏州见胡适，无此语。
(18)1928年4月—1930年5月间，胡适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
(19)余先生于1987年10-11月间率美国汉学家代表团访问大陆时，尚感到“很难深入到中国历史学家的内心世界”。(19)1
(20)又参见缺署日期的《顾颉刚日记》补记。①第一卷，471
(21)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曾说：“我在学问上受他〔指康有为〕的影响不亚于静安先生。”原刊《文学周报》第五卷一、二期合刊，1927年8月7日。又刊《中国文化》1995年1期。
(22)1941年钱穆与顾颉刚同在讲习班，钱穆讲题为“民族争存与文化争存”。①第四卷，556
(23)中山大学《中国上古史讲义》、燕京大学《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均未完成。 《汉代学术史略》又题《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由论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改写而成，原为计划中的《帝系考》“一部分中的一部分”，实际上也“只写得一半”。(20)《自序二》，15
(24)顾颉刚说：“只望尽我一生的力量把某几篇古书考出一个结果……走的路是审查书本上的史料。”(21)《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63-64
(25)余序已论及新旧两届史学会的线索。①余序42,52其实国史馆的兴废更加重要。国民政府在1912年3月及1931、1934、1939、1940、1946年均有国史馆的议案。
(26)其偏袒本义恰与“党”字相类。
(27)《程氏遗书》云：禽兽之性不待学，不待教，人只有一件婴儿饮乳是自然，非学也，其他皆诱之也。
(28)原刊1941年11月重庆《大公报》。
(29)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引1961年9月1日吴宓《雨僧日记》。(24)145
(30)收入《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附录二，及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顾潮编《顾颉刚学记》不收。
(31)此抱怨可为尹达批评疑古“有其为帝国主义服务之一面”添一脚注。尹达语参见《顾颉刚读书笔记》 “疑古思想由于封建势力之下降而产生”条。⑤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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