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人类文化--鲁迅世界文学国际研讨会闭幕词_鲁迅论文

鲁迅与人类文化--鲁迅世界文学国际研讨会闭幕词_鲁迅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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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成功的学术讨论会。我在认真聆听和努力学习了各位同行的发言之后,深感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益。尤其是好几位青年学者的发言,眼光显得很开阔,思路显得很深入和完整,听起来真令人从心里感到高兴。我深信通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一定会继往开来,不断走向广阔和深入。鲁迅研究的事业必将是光辉灿烂的,对于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建设必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次会议中间的不少发言,都提出了怎样把鲁迅研究引向深入的问题。这种良好的愿望究竟能否实现,就得依靠鲁迅研究家的实践了。鲁迅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想超过现有的水平确实不太容易。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既可能会受到某一个时代潮流的束缚和禁锢,也可能会受到某一个时代潮流的鼓舞和推动。今天的时代正在迅速地前进,比起二十年前那种封闭和专断的氛围来,显然要健康、合理和自由得不可比拟了。在这种比较好的气氛中间,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比以前不知道要浓厚多少倍,这样就有可能提出和坚持许多科学性的创见。

我们绝对不能辜负时代前进的赐予,而要努力争取进一步提高鲁迅研究的学术水平。应该以宏观俯视与微观把握相融合的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学术探索。

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的任务是光荣的,我们的任务是充满了意义的,因为这涉及到提高整个民族文化素质和走向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我想讲一讲鲁迅和整个人类文化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参考。

鲁迅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世界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不满三十岁就完成了自己全部思想文化建树的重要纲领,提出“致人性于全”(《科学史教篇》),“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文化偏至论》),和“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破恶声论》)。这是鲁迅形成自己全部思想观点的两块牢固的基石。

“立人”和“致人性于全”,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出发点,这么年轻就意识到了根本的任务在于研究和改善人性。从西方思想文化长期以来的发展过程而言,自柏拉图、奥古斯丁、卢梭,直到本世纪中间像萨特所标榜的存在主义等等,实质上都涉及到了人性的追求、斫丧和解放这些根本的命题。鲁迅的“致人性于全”,也无非是从自己的视角,揣摩和研究着同样的命题。

至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中,对于人性问题的研究无疑也显得十分重要,尤其是儒家学派长期探讨的性善或性恶以及修身养性等方面的言论,归根结蒂说来都属于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儒家的最理想是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一种和谐的文明秩序,然而由于它是立足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必然会形成等级特权基础上的尊卑观念、独断思想和盲从习惯,因而它又必然是不自由的,压抑、束缚和禁锢人的。由于存在着这样无法更改的前提,不管儒家思想中有多少合理的成分,其基本的框架无疑是极不合理的,和谐只能是表面和虚假的。真正的和谐只能来自全体社会成员之间不同程度上的自由和平等关系,这样才会促使整个社会趋于发展和前进。

鲁迅从少年时代就生活在洋溢着儒家伦理观念的氛围中间,自己又有着异常敏感的气质,他的不少文章都写到身处其中的内心痛苦。值得庆幸的是他终于遇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巨大转型期,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影响使他萌生了牢固的现代观念,因此他所追求的“立人”和“致人性于全”,就猛烈地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束缚人性的基本框架,而又吸收其中许多健康和合理的因素,并且参照西方近代文化这属于人类共同所有的精神财富,为建设具有平等和自由意识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而不懈奋斗。

“立人”和“致人性于全”,是几千年来多少中外哲人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却只有在开始出现平等和自由的现代化文明秩序中间,才谈得上逐步地实现了。而它的第一把标尺就是“人各有己”,实现个性的解放,人的价值和独立的人格,都受到应有的尊重,都获得积极的表现和发挥。试想如果绝大多数的人都饱受专制权力的压抑和束缚,那又怎么可能做到“人各有己”呢?而做不到“人各有己”,大家都深受剥削、压迫和蹂躏,精神状态显得麻木和愚昧,当然就无法出现“群之大觉”的局面。

鲁迅概括出来的这个深刻的命题,可以说是包容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及思想启蒙运动中最带根本性的内涵,又十分契合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如果不能实现“人各有己”,个人的自由被残酷地剥夺,像应声虫似的可怜地活着,那就说不上有什么真正的集体主义。将应声虫纠合成的集体,是既无自觉意识又不可能有什么独立的力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冒充的”或“虚幻的集体”作出的严肃批判,是极有启发意义的。这又会使人联想到黄宗羲《原君》中所说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假借美名是很容易做到的,却无法改变专制帝王残酷统治人民的本质。看来只有像鲁迅所表达的那样,通过“人各有己”,在人人都获得自由的基础上,形成具有高度文化素质和道德伦理的群体,国家和社会才有可能快速地前进。

鲁迅这个杰出的公式和命题,确实是抓住了中国社会向现代化前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作出了杰出的建树。他在青年时期发表的这个思想纲领,已经决定了他作为思想家的基本面貌,经过后来的不断丰富和深化,自然就更趋成熟,形成了一系列深邃而又独特的见解。

所谓现代化,就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这三者相互制约和影响,缺一不可。而思想文化因为决定着全体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和精神面貌,所以就显得尤为重要。试问如果整个国家都充斥着文盲和缺乏知识的人们,又怎么可能会实现现代化呢?从这样的视角来说,重温鲁迅的这些见解,真会使我们得到发聩振聋似的启示。

讲到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就不能不想起他的六百多篇杂文,不仅内容异常深刻,艺术上也显得璀璨多姿,光彩照人。阅读这些出自衷心地关切人类命运的篇章,会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一种震撼心灵的审美冲力,在全世界整个散文文体中间都堪称独步。瞿秋白的《鲁迅杂感先集序言》,说它是“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在三十年代就形成这样的看法,实属不凡,当然认识还有待于深化。经过几十年之后,有几位外国汉学家发表了一些贬抑鲁迅杂文的见解,显示出他们的知识和眼光,还不足以懂得鲁迅杂文的思想和艺术涵义,这其实是很可笑的,比起几十年前瞿秋白的看法来,简直可以说是处于侏儒的高度。可是我们国内的少数研究者,却忙于拾其牙慧,振振有词,也紧随其后讥讽起鲁迅的杂文来,这种亦步亦趋的崇洋盲从之风,其实是很可怜的。

只要认真地读一读鲁迅的杂文,就可以充分地感觉到: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被压迫和蹂躏中不断挣扎的心灵史和文化史。法国大散文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颇有影响,他所说的“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大概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然而类似这样深刻的跟文化思想史有关的命题,在鲁迅那里至少有上百个之多,像“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灯下漫笔》);“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习惯与改革》)……像这样出色的命题,应该一一地深入下去进行研究,分析它的合理性与深刻性何在?还有否片面性?以及形成这些结论的思想和社会原因,真值得研究一辈子的,像这样坚持和深入下去,一篇篇质量很高的学术论文不就写出来了吗?

鲁迅固然是一个奇特而又伟大的文化现象,同时却也存在着某些局限之处,这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历史本身存在的问题,人往往被已经形成的历史潮流推着走,很难作出冲破这种氛围的另外的抉择;二是由于自己存在的问题,因而就无法达到旁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这两种情形鲁迅都是存在的。

这里所说的鲁迅的局限之处,归根结蒂是因为他毕竟生活于小农经济的土壤中间,虽然接受过西方近代文化的深刻影响,明确地提出必须“立人”,必须做到“人各有己”,却无法牢固地从逻辑程序上认识“人各有己”这一点,必须立足于大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因而在强调“张灵明”的同时,竟绝对化地提倡“掊物质”,绝对化地反对“实利”,坠入了古老东方式的空想主义。这种否定近代物质文明的小农式情绪和幻想,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当时经济生活的落后性所造成,不仅鲁迅是如此,像当时最杰出的思想家章太炎和孙中山,在他们的见解中也多少有所表现。

此种小农经济式的眼界,在鲁迅身上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否定。他敏锐地发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弊病,这是很了不起的,然而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与中国当时落后的专制政体不可同日而语,鲁迅却激烈地加以反对,这种违背进化论的不太科学的态度,反映了青年鲁迅思想见解的还不够成熟,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到小农经济落后现状的制约和影响,在这一点上他还不如自己的老师章太炎。

章太炎不像鲁迅那样完全否定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而只反对其中的代议制,认为“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这一点与鲁迅相似,不过他“以为选举总统则是”,并以司法长官和学校“与总统敌体”,“所以章独断也”(《代议然否论》),显示出他很懂得西方政治学说中,从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就滥觞的分权理论,这又比鲁迅要成熟得多了。从《代议然否论》看出他是赞成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这就与鲁迅不同了。他不过是对此作出一些带上中国民族特色的改造,别出心裁地提出以学校议政,几乎像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的翻版,然而学校这一机构的领导人以及全体成员,是选举抑或任命的?怎么能保证充分地代表民意呢?章太炎对这些问题都未能作出圆满的回答。不过比起鲁迅“众意表现为法律,吾即受其束缚”的主张,又要显得合理和成熟多了。鲁迅这一带上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见解,自然是受到斯蒂纳等人的影响,这在《文化偏至论》中表现得相当清楚。小农经济式的空想,使他易于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从而对民主主义产生了严重的误解,这条思想线索的发展可以说是具有必然性的。

鲁迅毕生都主张人性的解放,可是对于明代中叶之后要求精神解放的这个巨大思潮,却并未予以应有的注意。随着当时手工业工场的繁荣,市民阶层的逐渐形成和扩大,以及统治阶级腐败和衰落所带来的思想控制相对趋于松懈,于是以正统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冲击,要求精神解放的思潮从而得到发扬,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李卓吾和黄宗羲,前者集中地要求个性和伦理观念的挣脱枷锁,后者却致力于政治学领域中平等关系的追求,鲁迅对此都没有引起应有的共鸣,不能不说是作为伟大思想家的一个重大疏忽。这跟鲁迅对于正统儒学控制思想愈趋严厉的见解有关,他在《我之节烈观》中发表的这个看法,总的说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却未曾注意从儒家的学子中间,也会分化出一批发表各种异端见解的思想家来,从李卓吾直至黄宗羲的这一段学术史,就集中地表现出了这一点。鲁迅充分看到了前一种情况,而遗漏了后一种情况,这正是他忽视明代中叶之后精神解放思潮的重要原因。这还跟他忽视明代物质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关,归根结蒂说来也是小农经济的狭隘眼光,阻碍了他在这方面的深入思考。

明代精神解放思潮产生的物质和思想动因,即相近于文艺复兴运动,又类似于思想启蒙运动。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来说,比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早出世八十余年,两者的思想如出一辙,由于法国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条件,以及思想文化方面更趋于开明的种种积累,后者自然就更显得成熟和系统化。这两位大思想家在不同的地域,互不知悉对方也在追求着跟自己相同的目标,他们的结果也大不一样,后者结出了灿烂的果实,前者却几乎无声无息了,整个明代精神解放的思潮也半途夭折。这除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压制新兴市民,传统文化强固的控制力量,以及启蒙主义思想材料的积累不足这些原因之外,最主要的是清兵入关后满洲贵族所建立的专制王朝,从经济上封锁性的海禁政策,政治上极端残暴的统治,直至文化上实行文字狱等酷烈的措施,从而扼杀了中国的大踏步前进,丧失了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机会,这样就无法站在世界的前列,相反还沦为西方列强侵略和欺凌的对象,说起来真令人扼腕叹息。

这儿所说的现代化,当然也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阶段,不过它比起封建专制统治确实是大大地前进了,大幅度地提高了人们的文明程度,使大家养成了充满义务与权利感的公民意识,可以更好地发挥出智慧与才能来。这两种体制的区别在于后者的权力是绝对的,并无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和制约,而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走向腐败与堕落,虽号称圣贤者也无法逃脱这铁铸的规律。前者的权力却受到严密的监督与制约,因此还存在着后者所无法具备的蓬勃的生命力。然而资产阶级体制中的社会财富分配状况,也依旧是极不合理和极不公平的。金钱垄断的魔力依旧在摧残着人性的健康发展,这也必须会影响到政权机制的公正运转。看来只有消除了绝对权力和金钱垄断对于人类的腐蚀,才有可能走向更为合理、健康和幸福的明天。

如果我们经常从这种认识的角度去研究鲁迅,研究鲁迅毕生对于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也许是极有意义的吧。

鲁迅固然激烈地否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却又不能不在它所灌溉的土壤中成长,不能不接受它独特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是以对伦理观的极端推崇,和对认识论的比较忽视为特点的。尤其是西方的大工业生产于近代大规模地发达之后,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基础上,认识论的完整体系又在不断地反馈中获得极大提高,替许多思想家进行逻辑推理的过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比起这种情况来,中国近代思想家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他们长期处于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还不太发达的背景前面,一般说来不太可能大幅度地接受它的恩泽,熟练地展开复杂的逻辑推理程序,出现思辨型的思想家。而只能沿着往昔那种潜心省察和深切体验的途径前进,出现了不少直面人生的感受型的思想家。鲁迅是这方面的典型,他往往不以绵密和细致的逻辑推理见长,却具有十分敏锐和犀利的感受和省察能力,他的思想不像一条连贯起伏和前后呼应的长线那样向外延伸,而像是闪烁着千点万点的繁星那样,在天空中发出夺目的光辉。他不是通过对许多概念的界说,及其全部基本内涵之间的联系进行阐述,而总是通过自己独特的观察、揣摩、感受与理解,表达出发人深省的见解。

他确实没有从详尽展开的逻辑推理程序之中,十分清晰地呈现出自己完整的体系。他许多博大精深的见解,往往是通过鲜明、灵动和丰腴的形象,浓郁、浩茫和灼人的感情,明朗、峻拔和华美的文采,提出了石破天惊似的命题,或者是深刻得令人颤栗的结论,却并无循序渐进和由此及彼的逻辑推理与详尽的阐述。譬如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惊世骇俗的论断:“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肯定是存在着片面性和偏激之处,“中国的文明”中不可能处处都是“人肉的筵宴”,鲁迅对自己的这个提法缺乏必要的诠释,然而又确实犀利地抓住它蹂躏人性和扼杀心灵的严重痼弊,会令人想起不少被它冤屈而死的无辜者,显得精辟,发人深省。

还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证,证明鲁迅逻辑推理的不够严密,像大家都很熟悉的杂文《我们不再受骗了》,说是“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过去曾当作格言来背诵,现在再仔细想一想,“我们的痈疽”,反对者也并不一律都当作“宝贝”的,而反对者所有的“敌人”,更不可能一律都是“我们的朋友”,因为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这段话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分析,其实也缺乏应有的周延性。

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神,能够发表某一方面的创见,就决非容易的事情,而将永远珍贵地被记载于人类的思想文化史上。分析和研究他们的成就与不足,都可以使我们知悉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一定会获益不浅的。让我们以宏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治学精神,认真踏实地去作出崭新的探讨,将鲁迅研究事业更好地推向前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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