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方文学论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代论文,东方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古代东方文学特质
古代东方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黎明。当地球上其他大多数地方仍处于蒙昧原始状态之时，在北非、西亚、南亚和东亚这些古老的东方土地上就已形成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伯来、古印度和古中国这五大文明古国，它们在文化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且成为古代世界文学最早的发源地。
与西方古代文学导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传统、具有明晰性和统一性的特征相异，古代东方文学的范畴是一个包涵众多不同种族、民族、国家、语言、哲学和宗教等因素在内的多元聚合体。它的时间跨度从公元前4000～前3000年古埃及文明肇始，一直延续到公元2至8世纪东方诸国先后进入封建社会这个时段，即东方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其辽阔的地域从北非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到南亚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以及东亚的黄河与长江流域，既有适应于灌溉耕作的农业文明，又有在地理环境恶劣、气候干旱条件下产生的游牧文明，这两种类型的文明相互传播、冲突与融合逐渐催化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上古东方文学。譬如，古埃及文明就是由生活于南方沙漠地带的上埃及游牧民族与生活于北方肥沃地区的下埃及农耕民族共同创造的；古巴比伦文明则是对苏美尔人的农耕文化和阿卡德人的游牧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的结果；希伯来文明是在原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过游牧生活的希伯来人和定居迦南的农耕民族两者相互碰撞融合的基础上生成的；从中亚移居恒河流域的雅利安人带来的游牧文化与印度河流域上著民族达罗毗荼人固有的农业文明的有机融合开创了丰富深厚的古代印度文明；而东亚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同化于中原及南方的农耕文明，一起共同整合塑造成为儒道释互补的中华传统文化。
在东方民族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神话乃是远古东方人对宇宙起源、万物生成发展以及主体自我认识的最初诠释，积淀了他们悠久深厚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始思维。而东方原始时代的神话往往又与宗教密不可分，神话成为相应的宗教教义的形象阐释者，宗教同样为神话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母题与原型。故此，最初的东方文学主要是由各种神话传说和相关的宗教文本构成。在古埃及，关于太阳神拉的创世神话和自然繁殖之神奥西里斯死而复生的神话内在深层地主宰着古埃及人的精神生活，体现了他们敬畏自然、繁衍生命的原始宗教意识。他们的宗教观把生命视为死亡之前经过一个预定阶段而将最终到达其终点的过程，故对死亡关注的热情远超过现世生活，死者的尸体被制成木乃伊放置于灵柩内而经久不朽，并随葬放入指导亡灵顺利通过冥国考验性质的诗，以祈求获致灵魂的永生，这些诗作汇集成庞大的宗教诗歌集《亡灵书》。古巴比伦宗教继承和发扬了美索不达米亚宗教的传统，与古埃及宗教一道并称为世界上具有最古老文字典籍的宗教。古巴比伦神话渊源于苏美尔—阿卡德神话，其最重要的神话《埃努玛·埃立什》是世界文学史上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创世神话，为后世的创世神话如《旧约·创世记》和古代希腊赫西奥德的《神谱》提供了范本。古希伯来人的犹太教圣典《旧约》中关于天地起源、人类创造、伊甸乐园、洪水方舟的神话，早已成为人类象征性地阐释主体及其客体最富想象力的典范。印度最古老的《吠陀》诗集中的神话传说、颂神诗、祭仪诗与咒语等不仅是印度古往今来各教所尊崇的经典（如吠陀教和婆罗门教等），同时也是印度人最早的文学创作。由此可见，上述古代东方各国最初的文学作品均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其中有些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宗教经典，那些虽非纯粹宗教文本的神话、颂诗和故事等无不与神灵崇拜的观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仍充溢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意味和宗教想象。而其中不少带文学性的作品之所以得以汇编成册保存下来，并且广泛流传开来，很大程度上乃是依靠宗教方面的搜集整理编纂。
多区域多民族文化间的扩散、融合、冲突以及战争构成了东方各国早期的复杂历史。换句话说，上述这种文化传播和融合一般都是在血与火的兼并战争或者宗教冲突中进行的。在古代东方各民族从原始部落发展到城邦国家以及统一的大国的历程中，往往是野蛮好战的外来游牧民族在武力上征服相对开化文明的土著农耕民族的同时，他们却在精神上被农耕民族更高的文明所征服同化。就在这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扩散冲突、交融互补的漫长时期中，歌颂英雄人物、体现文化冲突及历史变迁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与英雄史诗等数量繁多，广为流传。如果说神话往往是东方先民通过自然现象而对自身与环境的关系进行的某种象征性阐释，那么故事与史诗作为神话的历史化或历史的神话化，则往往是东方初民通过世间现象而对社会关系进行的某种象征性阐释。例如《吉尔伽美什》表征了以吉尔伽美什为代表的城邦文明同以恩启都为代表的游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上古东方人走出蒙昧迈向文明、从神的时代走向人的时代的形象表征和集体意愿。古希伯来文化与其多灾多难、颠沛流离的历史密切相关，饱受异族侵凌压迫的艰危遭际驱使他们创立信奉一神论的犹太教，祭司们将公元前13世纪至前2世纪形成的希伯来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宗教教规、先知训诫、 国法政令等各种文献和民间口头作品进行加工整理，编成犹太教的经书总集《旧约》，这部庞大文献汇集同时也集中了古希伯来文学的精华和主要成就。印度文化因“浮动文化”传统的缘故，历史记录只能凭借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代际授受的浮动形态往后延续。由古代印度人集体创作因而具有民间作品性质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关于印度历史的神圣化的形象记录，《摩诃婆罗多》（书名可引申为“婆罗多族发生的大战”）习惯上被他们视为“历史传说”，古代印度的历史记录（包括神话传说）正是通过这种代际授受、口耳相传、长期编纂、浮动完善的形态而展现出来的。上述种种情况自然导致古代东方文学呈现出民间集体口头创作的鲜明特征。在语言文字尚不成熟、书写材料工具尚不完善、个人主体意识尚不突出的古代东方，各种类型的颂诗歌谣、故事寓言、箴言谚语、神话传说与英雄史诗等皆源于民众群体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创造能力，是在历代辗转流传的过程中经过许多人搜集加工整理等长期浮动完善后，才最终编纂定稿成书的。譬如古埃及的神话、歌谣、故事，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希伯来的《旧约》，古印度的两大史诗以及吠陀文学、佛经文学和《本生经》、《五卷书》等主要得力于群体长期的创作搜集整理编纂之功，而绝非一个时段一个作者所完成的。
虽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东方早期各文明古国之间在区域上仍处于相对封闭隔离或自成一体的状态，不过后期的交流及由此产生的历史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尤其是西亚的两河流域地带，已成为融合两河流域各文化，沟通埃及文化与印度文化以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重要桥梁。从《旧约》洪水方舟神话对《吉尔伽美什》关于洪水泛滥方舟救渡的故事原型的沿袭中可以清晰看到古巴比伦和古希伯来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影响。而《旧约》成为基督教《圣经》的组成部分之后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成为欧洲书面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源头。斯芬克斯、奥西里斯、伊西斯和赫鲁斯等埃及神话原型则通过西亚地区以隐性方式超越东方范围被移植到古希腊罗马神话之中。印度佛教自汉代开始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古代东方文学对于中古、近代以来的东方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的巨大深远影响更是不言而喻，它辉煌灿烂的成就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中弥足珍贵的部分。
二、古代埃及文学述评
大约公元前5000年，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已经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翻开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史。丰饶的尼罗河孕育的以引水灌溉为主的农业文化，“金字塔”结构式的法老专制的政治形态以及灵魂不朽死而复生的原始宗教信念构成了古埃及人精神生活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并指导着古埃及历史的发展脉络。作为农耕文化产物的古埃及政体的最早形式是相邻的部落合并为诺姆，每个诺姆有各自所崇拜的诺姆神，诺姆首领名称的原初意义即是“运河开掘者”。尼罗河洪水一年一度的泛滥之后所滋润的绿色希望意味着恐惧的终止和生命的复活，与此相关，关于太阳神拉和死而复生的自然繁殖之神奥西里斯的自然崇拜很盛行，这实际上是埃及自然生存环境和农业生活方式在古埃及人心灵上的内化。
在前王朝时期（前3200—前2700年），第一王朝的法老梅涅斯统一了上下埃及，建立强大的奴隶制国家，自此法老不仅成为政治体制的中心，同时也成为宗教信仰的核心。法老被视为太阳神拉的儿子。由于太阳神拉被奉为最高神，故此法老崇拜被等同于神灵崇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大约在这个时段（公元前3300年）埃及人发明了古奥的象形文字，他们用尼罗河畔的芦苇制成纸草、以芦管制成笔书写记事，许多作品就是写在纸草卷上保存下来的。此后的古王国时期（前2700—前2200年），中王国时期（前2200—前1584年）和新王国时期（前1584—前1071年），埃及文明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始建于第3王朝（前2686 —前2181年）时期的金字塔至今仍是难以企及的伟大建筑，早期金字塔铭文和棺椁铭文标志着埃及象形文字的逐渐成熟。中王国时期是古埃及文学的鼎盛时期，神话传说、故事箴言和诗歌歌谣等作品成就突出，在文学体裁、描述方式和修辞手法等方面为后世文学树立了典范。
古埃及文化的自然崇拜、法老崇拜和亡灵崇拜的思想与关于奥西里斯的神话有着直接而内在的联系。这个神话叙述作为河水、土地和植物繁殖之神的奥西里斯给人间带来富庶和幸福。他的弟弟南风之神赛特因嫉妒而杀他，并且分尸散抛埃及各地。奥西里斯的妻子伊西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丈夫的尸体一一找回，并恳求诸神让丈夫复活，但诸神只允许奥西里斯留在冥府为王。伊西斯伏夫尸痛哭而与夫魂相交受孕而生下赫鲁斯，赫鲁斯长大以后找恶神赛特报仇，在父王奥西里斯的帮助下战胜杀父仇敌，继承父亲在人间的王位。奥西里斯神话具有丰富复杂的人类学意义，表征了古埃及人关于神秘的自然与生命的原始思维。在这则神话中代表繁殖和丰收的奥西里斯战胜了代表干燥南风和降低水位的赛特，潜在地象征了他们对生命枯荣衰盛循环有序的繁衍愿望。奥西里斯作为古埃及的恩神，既是一位开化原始的英雄，又是一位倍受残害的罹难明君；既是体现万物繁衍、生命旺盛的繁殖丰收之神，又是象征自然荣枯循环、生命盛衰有序的冥界之王。从冥界与日出日落的对应关系中不难看出，太阳西坠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故尼罗河西岸成了死者的葬身之地。赫鲁斯是奥西里斯在人间再生的体现，奥西里斯则成为太阳在夜间运行的象征，死者只有在他的导引下才能穿越冥府，达向新生。
这种灵魂不死的执著信仰驱使古埃及人在人死后将尸体涂上防腐剂和香料制作成“木乃伊”。为帮助亡灵顺利通过奥西里斯的冥界审判，应付各式各样的审问及穿越种种艰难险阻，从而获致再生，他们将这类指南性和备忘性的文字写在纸草上，放入死者的金字塔、陵墓、棺椁里面，甚至直接裹在“木乃伊”的身上。产生于新王国时期的宗教性诗歌汇集《亡灵书》就是这样一部关于冥界信仰的产物，包括27 篇诗， 计140章。其内容大致包括颂神诗（对太阳神拉或冥王的颂扬， 称他们是“众神之王”“万有之神”）、祈祷诗（表现亡灵对冥王的崇敬忠诚，用否定的方式极力为自己的一生辩白，表明生前从未做过任何坏事，请求神的恩赐或者宽赦）、劝诫诗（专门叮咛心在冥王审判亡灵之时要替死者隐恶扬善，嘱咐替身俑在冥间如何给主人殉葬和服役）以及神话诗、歌谣和咒语等。其中《阿尼的纸草》一章最为知名，阿尼是底比斯的祭司，他以自己为例详细记载进入“奥西里斯冥界”的各种程序、咒语以及一些神话。《死人起来，向太阳唱一篇礼赞》以激情洋溢的诗句赞美太阳神拉，同时也是渴求生之永恒不朽的意愿的表征。还有《他把自己与大神拉合而为一》、《他向奥西里斯，那永恒之主唱一篇礼赞》等篇章均充分体现了古埃及人崇拜冥界、祈求永生的原始宗教情感。《亡灵书》和《阿顿太阳神颂诗》、《尼罗河颂》一道代表了古埃及宗教诗的主要成就，《阿顿太阳神颂诗》在颂神诗中最为著名，这首长诗热烈地赞颂了给大地赋予生命的太阳神的力量。埃及考古学家认为古埃及颂神诗对古希伯来文学的影响在《旧约·诗篇》中留下明显痕迹。颂扬尼罗河是古埃及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尼罗河颂》蕴涵着“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这一深长意味，在古埃及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除此之外，古埃及还有许多的歌谣、诗歌、箴言、故事及纪实游记等流传下来。自中王国时期始故事性作品逐渐增多，这些故事带有较多上古原始思维色彩，它们关于命运、谋略等母题还对后世西方民间故事产生了影响。其中《能说善道的农夫的故事》、《赛努西故事》、《遭难水手的故事》、《厄运被注定的王子》、《两兄弟的故事》及纪实游记《威纳蒙旅行记》等最为著名。每个时期还有传记作品以及丰富的训诫和箴言，这类教谕文学有些出于法老、官员之手，用以驯服臣民；有些是安身立命的道德价值标准。著名的《普塔霍蒂普箴言》成为后世《圣经·所罗门智训》的模本。
总之，古埃及文学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学遗产之一，在题材或体裁上对古希伯来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以及中古东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古代巴比伦文学论纲
具体是指在美索不达米亚（希腊文意思是“两河间的土地”）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文化最繁盛时期的文学。之所以称为“巴比伦文学”，是因为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的古巴比伦王国一直是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不过，以巴比伦为代表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可以一直追溯到苏美尔时期，它的生成与发展几乎与古埃及文明同步，是世界文明最古老的发源地之一。 远在公元前5000 ～前4000年间苏美尔人便在两河流域开掘运河，利用河水灌溉农耕，创造了古代世界早期发达的文化。公元前2369年来自两河流域北部的游牧民族阿卡德人征服了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建立强盛的阿卡德王国。公元前1894年，居住于阿拉伯沙漠边缘地区的一支闪族部落阿摩利人打败了阿卡德人，建立了巴比伦王国。著名国王汉谟拉比（约前1792～前1750年在位）使王国进入了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的鼎盛期，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完备法典。在此后的历史岁月中喀西特人、赫梯人、亚述人、迦勒底人和波斯人曾先后在这块土地上建立国家。公元前538 年波斯王居鲁士推翻迦勒底人所创立的新巴比伦帝国，开始了另一种不同类型的新文化。
苏美尔人将自己发明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图画文字符号进一步演变成楔形文字。他们用三角形或方形的短小木棍、骨棒和芦苇杆作“笔”，以粘土制成的泥板为“纸”书写记录各种语言现象。因为书写时开始落笔的一端用力较大，笔划较粗，末尾收笔一端用力较小，笔划细得像是条小尾巴，这样在书写过的泥板上就呈现出楔子形的文字符号，这种楔形的书写方式被称作楔形文字。泥板表面写满文字以后，首先晒干，然后再放到炉子中焙烧。这种写有楔形文字的泥板可以一块构成一篇独立的文献，也可以几块或几十块相连贯而组成一部书。这就是所谓的泥板文献，或称泥板文书。这种文字体系在西亚地区广泛被阿卡德人、巴比伦人、赫梯人、亚述人、腓尼基人、埃兰人、米坦尼人、胡里特人以及波斯人等接受。这种楔形书写方式被誉为古代东方拉丁语。
同样，苏美尔文学也是世界上最早以文字记录下来的文学之一，从已经译解的泥板文献上可以看到神话传说等文学作品。关于太阳神夏马西、风雨神恩利勒、生育和生命女神伊什妲尔、瘟神内尔各勒的故事及关于苏美尔城邦乌鲁克的英雄吉尔伽美什的叙事史诗等为后世的巴比伦文学继承。古巴比伦文学继承了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的文学传统，在融二者为一体的基础上创造了神话、史诗、寓言、故事、箴言、歌谣和祷词等作品，通过泥板文书的形式而保存下来，并经亚述人的广为传播，对希伯来文学、波斯文学和阿拉伯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辗转影响了欧洲文学。
神话传说方面，巴比伦人由苏美尔的原始多神教逐渐转向了一元神论，土著神马尔都克被抬升到众神之王的地位。记载在七块泥版上的著名创世神话以作品开头的几个字“埃努玛·埃立什”为名，叙述主神马尔都克战胜太初母神提阿马特，创造天地、星辰、万物和人类的智慧以及力量，它表征了巴比伦人对宇宙起源的原始思维，神话中男神战胜母神而成为主宰者的意象，与人类社会从母权制迈向父权制的历史进程相契合，为希伯来《旧约·创世纪》和古希腊《神谱》中的创世神话提供了鸿蒙初判天地开辟的原型母题。另一则著名神话《伊什妲尔赴冥府》源于苏美尔时代神话故事《印尼娜降入冥府》，记叙爱情与生命女神伊什妲尔赴阴间拯救丈夫植物之神坦姆兹的故事。当这一对司爱情与生命繁殖的神祇身陷阴界之后，阳世万物凋零枯萎， 一片衰败残亡景象，诸神害怕生灵灭绝后再无人献祭，只好指令冥神将这一对神祇放回阳世，于是世间万物恢复生机以及繁荣。几乎世界上所有主要民族各自都有对四季循环往复奥秘进行象征性阐释的神话，原始初民将自然界草木枯荣、日月升坠、四季轮回等外界的感觉经验内化为具富于象征意味的对应关系的神话思维，将外在的自然现象化为被自然而然地视作为同一的内在心理内容，这是一种人类童年时代神话思维式的原始心态。上述巴比伦人对于四季更迭和死而复生等自然现象的神话性阐释与埃及的奥西里斯神话有着原始思维上的内在一致性，这种复活神话与当时以及后世的文学有着意味深长的渊源关系。
自从19世纪7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乔治·史密斯成功地译读了公元前2000年写成定型的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后，人类已知的最古老的史诗的时间被推前了1000多年，这部伟大作品由12块泥板文书组成，每块泥板文书大约300行左右，史诗原文总共约3500行。 史诗主要描述乌鲁克城残暴国王吉尔伽美什同武艺非凡的蒙昧勇士恩启都相抗衡未分胜负，因为彼此敬慕对方勇武，转而结成莫逆之交，一起讨伐威胁人世间的危险杉妖芬巴巴，杀死了为害作恶的天牛。由于众神作祟而致使恩启都突然暴病身亡，悲恸欲绝的吉尔伽美什在命运的面前感到无能为力，于是去寻访人类始祖乌特那庇什提牟，探索死和永生的奥秘。乌特那庇什提牟向他讲述了大洪水的故事以及潜海获取长生不老仙草的秘密。吉尔伽美什的长途艰难跋涉没有任何结果，最后他与亡友恩启都的幽灵以一番富于悲观感伤色彩的对话而结束全诗。这部史诗的主要情节导源于苏美尔文学的英雄传说，历经近千年的充实和完善而从民间口头流传的原始形式演变成为泥板文书。面对这部年代久远繁冗复杂的史诗应从不同的层次或视域考察才能得到合理的阐释。从历史层面看，史诗中洪水方舟的故事昭示了两河流域居民与暴虐的大自然进行生存斗争这个重大原始母题，《圣经·旧约》挪亚方舟的故事原型便是源于这部史诗，并已成为被后世文艺不断重复、衍生和变异的原型材料。寻访人类始祖、长生不老草的得而复失、冥府对话等情节浓缩了巴比伦人对自然法则和生命意义这一由来已久的问题的求索，使之成为人类已知的第一部表达探索自然与生命奥秘这个永恒愿望的形象化文献。乌鲁克城国王吉尔伽美什和半人半兽的草莽野人恩启都化敌为友的转变过程表征了两河流域城邦国家文明与原始蒙昧游牧文明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并与世界历史常例有非常相似的对应关系。从思维形态看，这部史诗是一个带有原始思维色彩的神话传说，它以太阳的运行历程代表着英雄的行为及命运，太阳先升后降盛极而衰的行程周期决定了英雄的宿命以及史诗由喜至悲、由生到死的进展轨迹。反而言之，原始初民认为宇宙节律循环、太阳起落升降与人的生老病死具有同一模式，这个神话传说以英雄的行为和命运对自然运行的经验现象进行象征性阐释。从审美角度看，吉尔伽美什的形象具有富于意义的矛盾性，他作为奴隶制城邦早期的国王具有着强悍、暴戾、淫荡一面，同时又有俊美、健壮、聪颖、勇武的另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现实存在的暴君一面渐次成为历史并被岁月流水与记忆淡忘所冲走，而集中代表远古人类在严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作生存斗争的正面本质的一面逐渐被神化，成为原始初民带浪漫色彩的理想寄托。距吉尔伽美什时代已远的民间文学作者作为审美主体以一种无功利性的审美态度对待吉尔伽美什这个审美对象，经过这种审美心理距离的作用现实生活中的暴君转化为神话传说里的英雄，当时巴比伦人的这一审美态度如实地保存在史诗中。从哲学视域看，吉尔伽美什人格上由暴戾淫逸的国王一变而为为民除害的英雄的转化历程正是人类自我意识走向成熟的象征性概述。他从国内臣民这些反对者的正义要求中看到了自己的残暴与不义，通过他人的价值态度而意识到作为社会个体存在的自我，从而由生物化的本我走向社会化的自我。这个情节以不自觉的象征形式凝缩了人类认识自身发现自我的社会化进程。这部史诗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中占有一席特殊地位。
四、古代希伯来文学刍议
公元前3000年左右属于闪族一支的迦南人在古迦南（现今巴勒斯坦地区）这个沟通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交通枢纽地区定居，创造了鼎盛的农业文明——迦南文化。公元前1500年左右闪族的另一支过游牧生活的希伯来人从两河流域的幼发拉底河畔入侵迦南，土著的迦南人将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的入侵者叫做“希伯来人”，意为“从河那边过来的人”。公元前18世纪希伯来人因迦南发生饥荒而迁徙到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去游牧，到公元前13世纪时因不堪忍受埃及法老的残暴统治，在首领摩西的率领下逃出埃及后再次进入迦南定居。此后在与土著的迦南人和入侵的非利士人的战争中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11世纪左右希伯来人先后在南方和北方建立了两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北方的称为“以色列”，南方的叫“犹太”。公元前1030年以色列部落首领扫罗被推为第一任国王，统一了南北方两大部落联盟，初步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联合王国。犹太部落的将领大卫乘扫罗王战败伏剑而死之机登上王位，迁都耶路撒冷，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犹太王国，被誉为希伯来的统一者和奠基人。大卫辞世之后，他的儿子所罗门在他的治绩基础上促使王国进一步强盛起来。所罗门将耶路撒冷建成了著名的都城，他所建造的神殿成了犹太教的唯一中心和象征。王国在经济文化上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繁荣局面，为希伯来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罗门逝世后，以色列与犹太间深刻的部落矛盾激化，统一王国于公元前922 年重新分裂而为兄弟阋墙的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两国国势渐次衰微。公元前722 年亚述帝国攻灭以色列王国。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帝国摧毁犹太王国， 制造了东方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事件，即将包括王公贵族、政教首领、工匠歌手在内的5万多犹太人掳掠到巴比伦做苦役。公元前538年征服新巴比伦王国的波斯帝国将囚禁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迁返故国，重建都城耶路撒冷，让其在臣属于波斯帝国的前提下建立神权统治。其后几百年间，希伯来人又屡次遭马其顿和罗马等外族的侵略。公元70年，重建的都城耶路撒冷和神殿又被毁坏，古代希伯来国家的历史至此基本结束，大批希伯来人流落散居在地中海周围地区，辗转漂泊世界各地。
希伯来人很早就接受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文化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希伯来人逃出埃及之后便以亚卫神为各部落的主神，重返迦南定居后那段漫长而多舛的岁月里，围绕着亚卫这一民族保护神出现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巴比伦之囚”后的500 年是希伯来人文化史上的重要时期。希伯来人祈求幻想中的救世主亚卫神拯救他们逃脱囚虏生涯，认为违背上帝亚卫的诫命而受天罚是民族深重灾难的原由，崇拜信奉宇宙唯一真神亚卫的犹太教才是解脱苦难的出路，一神论的犹太教便完全确立。犹太教经典《旧约》的成书过程与此相应。 约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世纪这一时段，希伯来祭司修订了犹太教的教义， 编撰了戒律与信条，并将公元前13世纪后流传下来的经律教规、国法政令、箴言训诫、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寓言歌谣等各种典籍文献和民间口头作品进行搜集整理，编纂成用希伯来文写就的经书总集《旧约》。《旧约》作为古代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同希腊晚期以及拉丁文化合流涵化，为基督教的创立提供重要条件。基督教承袭了犹太教的教义，将犹太教的经典作为《旧约》而接受下来，又将《旧约》与基督教的经书《新约》合并起来作为自己的经书总集而统称为《圣经》（又称为《新旧约全书》）。《圣经·旧约》原初既是宗教经书，又是希伯来文献与文学汇编。此外古代希伯来文学的一些重要作品还被收录在成书年代比《旧约》晚的《次经》和《伪经》中。由于地理和历史环境的因素，古希伯来文学带有埃及、巴比伦及波斯文化印迹。
作为希伯来文学总汇意义上的《旧约》中原始作品的主要形式可以归纳为神话传说、故事性的作品、诗歌和小说四大类。《创世记》是希伯来神话传说的主要汇集，其中关于天地起源、人类创造、伊甸乐园、洪水方舟等神奥奇妙的神话以简劲而古朴的情调和典雅而隽永的品格对后世的文学艺术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关于历史和传说叙事的故事性作品以《出埃及记》、《撒母耳记》及《士师记》等为代表，富于传奇超凡的永恒艺术感染力。作为希伯来文学中价值最高的诗歌是《旧约》作品中的主要部分，抒情诗《耶利米哀歌》、《诗篇》和《雅歌》等作为希伯来诗歌的高峰而被列入世界古典文学珍品之林。“智慧文学”双璧《传道书》与《约伯记》一并被誉为世界哲理诗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旧约》中的小说具有一些独特叙事技巧，《路得记》与《以斯帖记》分别被认为是古代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和成熟的小说。《旧约》作品中对象征、隐喻、拟人、夸张、反复、反衬、反讽、双关、对照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使其文学意味更加浓郁。同时，《旧约》作品也创造出了多种独具特色的文学样式，其艺术技巧高超的诗篇使用了贯顶体、气纳体两种独特诗律，先知文学、启示文学、福音书文学以及诗剧和较成熟的小说均已生成，《箴言》与《约伯记》等开启了智慧文学先河。希伯来文学的主题在《旧约》中主要呈现为“惩罚与拯救”和“以赛亚意识”。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允诺赐予他们幸福。然而人类因背负原罪的烙印，罪恶愈来愈大，致使上帝悔于造人，遂发起洪水淹没整个世界以严厉惩罚人类。不过上帝又舍不得将自己的造物全部毁灭净尽，希望新的一代人能够赎罪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故此仍要眷顾救赎他们，在基督教的《新约》中这种观念同样贯穿始终。于是对上帝授命使者以赛亚的祈望蕲求使希伯来文学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意味，启示文学《但以理书》便是预言灾难终将结束救世主即将降临的理想表征。前述两个主题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极其深远。
在古代东方民族文化中没有超过希伯来文化对人类的巨大深远影响的，它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人类思想的全部历史中没有任何第二部书能够像《新旧约全书》那样长期统摄西方的精神领域，并成为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之一。它对西方的思想意识、哲学观念、宗教理论、伦理道德、政治法律、文学艺术以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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