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文化素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_儒家论文

大学生文化素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_儒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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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功能问题

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理论将教育的功能归结为对人的塑造。就是说,要将一般人塑造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再培养为“仁人”——圣贤。

中国传统教育理论以“人”为中心。关于“人”的塑造、提高,成为传统教育理论的核心。

中国第一位大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用毕生精力搜集整理文献《诗》、《书》、《礼》、《乐》、《易》、《春秋》,编成教学用书,世称《六经》。这是我国最早的教材。孔子特别注重道德教育,也就是教学生如何做人。他认为教育在人的塑造中起主导作用。孔子所讲的“德”,泛指思想、道德、志向、行为等,是一个内容很宽泛的概念。

孔子以后,战国中期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强调了教育的功能和作用,认为经过教育手段的运用,人们可以被培养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贤,“路之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十分尊重教师,认为教师的职业是神圣的、光荣的。他认为教师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快乐的事。在他看来,人可以塑造,因为人性是善的,即人具有被塑造的潜在因素,人和其他动物毕竟不同。

孟子以后,战国末期出现了一位大思想家、教育家荀子。他认为,人必须接受教育,如不接受教育将成为“不肖之人”,因为人性是恶的。教育的功能在于使人的性恶转化为性善。而教育除了要研究古代文献以外,还要研究现实社会的制度问题。

总之,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都认为教育的功能是对人的塑造和培养。普通人被教育成为君子和圣贤,要靠后天的努力。

当历史发展到宋代,书院得到发展,这意味着教育场所扩大了,自由探讨的机会增多了,教育的特色更加明显了。

宋代许多思想家、教育家都认为教育的功能是“变化(人的)气质”。在他们看来,“气”是天赋的,人的天赋有一些差别,有人秉受的浊气多些,因此迟钝一些。但是,天赋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在学问上和事业上有所成就。而“质”则指人的根底、才质。经过教育,人的“气质”可以改变,由粗俗到高尚,由低级到高级。

宋代教育家所说的“气质”,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素质。

我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认为,教育的功能,使人“养成健全的人格”,“人格”中含体育、智育、德育、美育。主张教育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认为教育在于“培养整个之人格”,在“人格”中含知、情、志。他们所谓“人格”,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素质”。

从继承中外优秀教育理论,以及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发,不论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其功能都在于提高人的素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一章总则:

“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1994年8月3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有这样的话:

“现在和今后一、二十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还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第二部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有这样的话: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大力发扬党的优秀传统,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不论是哪一方面的教育,其功能都在于提高人的素质。这是关于教育功能最简洁最深刻的界说。

那么,什么是素质?素质是指人才在思想上、道德上、心理上、文化上必须具备的条件。思想上的必备条件是:有国家民族观念。道德上的必备条件是:有承担各种义务的自觉性和享受权利的正确态度。心理上的必备条件是:有承受各种困难和挫折的耐力,并有毅力和勇气去加以克服。文化上的必备条件:有较高的文化基础和较渊博的知识。

优良的素质要靠教育来培养。将教育的功能归结为提高人的素质,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观念的深化。

二、文化素质问题

素质有多种,在各种素质中有一个基础素质,这就是文化素质。

专业知识不能代替文化素质。比如,学无线电的,其知识范围只限于电路分析、高低频电子线路、电路与网络分析等专业知识,那还不能说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文化素质是知识与能力的总汇,且具有我鲜明的民族特色。

文化素质含(1)知识:较广泛的知识,比如,学理、工、医、农的人具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和素养,又有艺术知识,有较强的审美能力。而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等。(2)能力:含较强的分析归纳能力,较敏锐的观察力和反应力,且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还有掌握和操纵一定技术的能力。如果一个学生只有若干书本知识,而动手能力十分缺乏,那么这位学生还不能说具有了相当高的文化素质。(3)方法:指分析和观察问题的方法,比较客观、实际、实事求是,不走极端,减少片面性。(4)仪态:有文质彬彬的仪态,语言举止文明优美。(5)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比如中国优秀传统美德提倡谦和,谦虚谨慎,与人为善等等。

就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提高其素质,尤其要注意文化素质的提高。就大学生来说,全面提高其素质,尤其要注意其文化素质的培养与提高。

谈到这里,有一个观点,需加辨明。能否说在社会转型时期,在市场经济初期,文化的滑坡和失落是不可避免的?

不能这样说。1995年全国政协会上,香港—美国加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庄永竟委员有一个书面发言。他讲得比较深刻。他列举了这样的历史事实:意大利在市场经济初期,并没有出现什么文化滑坡,而诞生了文艺复兴运动。英国市场经济初期,产生了深具影响的先驱哲学。德国市场经济初期,产生了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为标志堪称哲学革命的古典哲学流派。日本市场经济初期则产生了明治维新运动……

我们正在建立的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不同的历史背景。我们在社会转型时期,在科技兴国、教育奠基的条件下,更不应当造成文化滑坡的现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激励大学生竞争进取,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在此情况下,“想多学一些实用知识”便成为多数大学生的追求。这是必然的,合理的。但是也需要看到,市场经济也会带来负面作用,它遵循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原则,如果放松思想工作,忽视学生的文化素质,那将会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同时对于一些理论性较强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还会产生轻视的倾向,从而使大学生思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受到影响。事实上,人的各方面的素质的提高特别是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是不可缺少的。

三、优秀传统文化对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的作用

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教育法》第一章总则的第七条说:“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讲话的第二部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也提到了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于优秀传统文化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所起的积极作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是现代革命史的产物,但是它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从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中几乎找不到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资料,大量出现的是关于人们对于家庭、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也就是关于为群体奉献的思想。儒家创始者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发现和宣传真理。由此引申出:人的价值集中表现在为真理、道义而生,必要时为道义而殉身。于是“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便成为中国历代有识之士和志士仁人服膺的信条。这样的人生价值观在历史演变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但其基本原则并无变化。

社会主义道德观从我国传统美德中也可以找到思想渊源。举例来说,传统美德强调人们应当“闻过则喜”、“过则勿惮改”。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有了过错还不改,那就真是过错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承认有天生的圣人,也不承认有绝对完善的人,孔子很坦率地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承认自己有时有缺点和过错,别人指出,他能立即改正。这才是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实事求是的风范。总之,在中国文化遗产中没有“原罪说”一类的思想,强调后天的学习,有了错改了就好。还要提到,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人的行为准则,强调执政者更加注意自己行为的端正,带头在这方面下功夫。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执政者自身端正,才能治好国家,如果自身不正,怎能使别人端正?孔子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今不从”,认为执政者自身端正,即使不发命令,百姓也会拥护;如己身不正,即使法令很多,百姓也不会听从。象这样重视行为准则的思想资料,在我国文化遗产中屡见不鲜。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不少廉洁奉公为民办实事的官吏,但是由于缺少法制的保证,仅靠道德教育,很难贯彻始终。

从以上关于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的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我们今天进行德育和文化素质教育,需要联系传统优秀文化遗产。

使用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作为思想资料,得有所选择,有所研究,使它很好地为今天服务。同时对于优秀文化遗产的使用,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在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方面提供基本原则,这不同于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因此,我们对于材料的选择更要注意其科学性和稳定性,不能牵强附会。当然,使用优秀传统文化,面似乎宽一些好,不仅仅限于选择道德伦理方面的资料。

其次,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学生们的思想境界。

我国教育界同志有一个共识:在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中有一环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这就是进行理论思维的教育,即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中国古典哲学中可以找到若干理论的渊源。可以这样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就是中国古典哲学。

天人之学是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所讨论的一个主题。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这里所说的“际”就是关系。在他看来,只有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阐明“天”的性质,以及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成一家之言”。关于“天人之学”的内容,这里从略。不过,重人事、轻天道,以及天道自然、天人相分的观点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价值的理论,这是构成古代人文文化的基础。

我想着重说明中国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对”之学(变易之学),即古代辩证思维。

商、周之际出现的《周易》一书,是以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自然现象,推测自然现象、社会变化和占卜的书。

《周易》里记载了许多关于对立方面的范畴,如吉凶、祸福、大小、出入、往来、进退、上下、得丧(失)、生死、内外、泰否、损益等。这些对立范畴说明整个世界充满矛盾。所谓“小往大来,大往小来”,所谓“无平不陂,无陂不复”,小的过去,大的一定会再来,平地也会变成山坡,现在是从过去变化而来等等。对世界作这样的看法,具有这样的观点,可以说这就是中国古代“有对”(变易)之学的萌芽。

不过,《周易》关于“有对”的论述是以占卜形式出现的,有许多迷信的成分。真正从哲学意义上讲世界,“有对”的,是《老子》、《孙子兵法》、《易传》等书。

老子比较系统地揭示出事物对立面相互依存,提出美丑、难易、长短、高下、有无、损益、胜败、攻守、进退、轻重、荣辱、动静等对立的范畴。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这就叫做“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这里讲的“相生”、“相成”、“相形”、“相倾”、“相和”、“相随”都是指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情况,由此才有事物的转化和发展。

《孙子兵法》发展了老子的“有对”思想。老子看到事物的依存和转化,但是他把转化看做无条件的,因此人们对于事物发展的前景无法预测。同样的“弱生于强”相互转化的命题,《孙子兵法》比老子有更加深刻的地方,就是在各种条件中,人是最重要的。没有一定条件,弱还是弱,弱不能胜强,因此孙武极其重视指挥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被指挥者的纪律与勇敢。

事物变易和转化的观点,在《易传》中有进一步的发挥。《易·系辞》说,日月星辰,四时寒暑,古今上下,思想观念都在运动变化,礼仪刑法也是如此。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这就叫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事物达到极限,就要发生变化,变化就能发展,发展就会创新。并指出无穷的发展是充满生机的、日新月异的过程。

以老子为代表的一派,在“有对”之学上,强调柔弱的作用,认为柔弱是对立双方的主要方面,它决定事物的性质及其转化趋向。《易传》不同,它提出了一套自强不息,以刚强为主,柔弱为辅的处世之道。

当中国历史发展到宋、明时期,“有对”之学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有对”作为哲学范畴,是北宋时期王安石、南宋朱熹提出来的。朱熹明确地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朱子语类》第95)北宋时期张载又提出“有对”也就是“一分为二”,他说:“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正蒙·参两篇》)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对”之学是最有理论思维深度的部分,是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观察所得经验的理论概括,由此引发出所谓“忧患意识”,也是极有价值的部分。在《易传》中就有这样的话:“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北宋时政治家和学者范仲淹说出这样的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讲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对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中,不论是学理工农医的,或者是学人文社会科学的,都需要研究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对”之学,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文化素质的重要根基。

再次,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开阔学生的思路,鼓励他们从多方面锻炼自己,不断取得有益的文化科学知识,不故步自封,不局限于一隅。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一特点,就是它善于吸收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学说,从而丰富自己,发展自己,这称之为“会通”之学。孔子提倡“和而不同”。

司马迁说“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例如,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其内部经常开展辩论。寺院为传播教义,经常向僧侣讲解佛教经典。担任讲师的高僧讲解经文,听众提出问题,讲师“学不返难”——不能向听众提出反问。佛教经常举行无遮大会,允许不同宗派的人就大会所提出的议题进行讨论。这些都促进了中国佛教中各个不同派别的发展。中国囿有的思想对佛教有影响,而佛教对中国儒学、道学等也有影响。中国佛教是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佛教。

佛教认为自己高明,南朝时期有个和尚叫慧琳,他写了《白黑论》一文,说佛教讲的是人生宇宙之外的真理,而儒学讲的是人生真理。但后来佛教还是吸收了中国儒学的某些观点。将儒家的“人心”论改造为佛性论,说人心皆存佛性,人人皆可以成佛,这和儒学认为人经过学习皆可成为圣贤的观点相似。

优秀传统文化“会通”精神的一个表现是,它善于相互辩论又相互吸收,既能看到其他学派的短处,又能克服自己理论上的缺点。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中国古代思想善于融汇吸收各门具体学科的思想成果,并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反过来影响各门具体学科的发展。再一个表现就是中国文化善于融汇外来文化,使外来文化的精华变成自己的血肉。

总之,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陶冶性情,培养高尚情操。

人有感情,有喜怒哀乐,“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需要疏导,使之向高尚的方面发展。

对于伟大人物来说,艺术的陶冶也是不可或缺的。这里请允许我举个例子:毛泽东主席生前,1957年8月1日夜,据他自己说,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他读范仲淹词二首。于是他在给家人的信里说,词有婉约、豪放两派,而范氏的这两首词介于二者之间。一首《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意,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毛泽东主席在信中说,这首词“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又说:“读婉约派的读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袒,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的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

是的,人的心情不是单一的,经常有对立的成分。兴趣、感情等需要有合理的疏导。优秀的文学艺术可以起到疏导人心的作用。对于伟大人物来说,他们需要文学艺术,需要美学,需要有心灵的滋润。同样,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年和大学生,未来21世纪的主人,更加需要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美感,并从多方面进行学习和锻炼,使自己成为有崇高理想,高尚道德,渊博知识,优美风度的专门人才。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大学生的文化素质,肯定会起积极的良好作用。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正如杜甫在《春夜喜雨》诗中的名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题图摄影:王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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