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义雄[1]2000年在《东南亚华人企业管理模式及其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启示》文中提出本论文从文化的角度对企业管理模式进行了研究探索。全文共5部分（包括前言和正文）。前言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写作目的以及研究价值。正文分4部分，第一章主要介绍海外华人及其经济的发展历史，并指出华人经济的特点。第二章主要介绍东南亚华人的管理思想，并具体分析儒家文化、家族文化对华人企业管理模式的影响作用。第三章在对华人企业管理模式进行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其发展的利弊之处以及发展趋势。在前面三章的论述基础上，第四章主要分析我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历程、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论述华人企业管理模式对民营企业的启示作用。
曹小保[2]2007年在《我国幕墙业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在当代国际社会中，家族企业是最普遍和最主要的企业类型之一。据称，目前世界上80％的企业为家族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族企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家族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以及所采取的家族式管理模式却一直被学者们所诟病，认为与现代企业制度与专业化管理模式相悖的，可是事实胜于雄辩，家族企业特别是对于受我国传统“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家族企业来说，仍有其合理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我国幕墙业的发展基本上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幕墙生产大国与使用大国。现阶段的幕墙企业中民营企业已占据主导地位，并普遍采用家族式管理模式。家族式管理模式的利弊不能一概而论，应视企业的发展阶段而定。本文主要针对开星公司衰败个例分析其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利用SWOT分析法，找出其衰败的真正原因：家族化管理所带的一系列如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管理、人治管理等方面的弊端所致。根据开星个例启示，本文提出了我国幕墙业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基本对策，即应视不同发展阶段选择合适的管理模式、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优化、建立适合的企业文化、加强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等方面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于孝水[3]2007年在《中国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家族企业是最原始的企业组织形式,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普遍、数目最多的企业。家族企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西方学术界对家族企业的研究起步较早,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我国学术界对家族企业的研究起步较晚,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在我国,家族企业被很多人冠以“落后”的企业制度,认为它是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相对立的。其实,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对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都有很大影响。因此,每个国家的家族企业管理模式也不同。美国的家族企业是高度规范化的管理模式,日本则是制度多元化、股权多元化的管理模式,欧洲则主要以小企业集群化为主,华人企业则更多的是家长式、家族化的管理模式为主。中国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主要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深远。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文化”、“家族主义”是很鲜明的特点。这也体现在中国的家族企业中。和西方家族企业的管理相比,中国家族企业的管理“人治”色彩很浓,随意性较强。企业的产权不明晰,决策过程比较官僚。在用人方面,则表现为“任人唯亲”。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家族企业的发展。但是,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也有很多的优点,比如决策效率高、执行力强、代理成本低等。本文通过对国外家族企业和国内家族企业演化过程和管理模式的对比,从动物界不同组织的角度比拟和分析我国家族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管理模式。通过对中外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对比分析,提出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关心资源”的优势。通过分析比较,指出中国家族企业现存的管理模式很大程度上受目前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通过对中外家族企业的比较分析和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的分析,认为:两权分离不是包医百病的良药,由于中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信用体制和社会法制体系,“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并不适用于绝大多数中国家族企业。根据中国的国情,对于规模较大的家族企业,也不能完全抛弃家族式管理,而应该采用“家族式管理+现代企业管理”的管理模式。另外,家族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在融资方面、技术方面、政策方面的支持。家族企业做大做强的是少数,更多的家族企业还是小规模的。欧洲的小企业集群化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崔广全[4]2005年在《中国特色现代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家族企业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源远流长,它不仅是企业的原初形态,堪称企业的“鼻祖”,而且无论是农业经济的手工业时代,还是在工业经济的机器大工业时代,家族企业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当代社会,家族企业发展尤为为迅猛,是全球企业界最普遍的一种组织形式。研究家族企业,深入剖析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是社会发展转型期必须直面的焦点问题。我国正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变的两个现代化互相交织的转型时期,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值得关注。目前在我国成千上万的企业,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欧美式的,指大量的外资企业;二是前苏联式的,即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大部分在陷入困境,国企改革正面临着过大关;三是本土式的,即面广量大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它们普遍采用了家族制或泛家族制的管理模式,面广量大的家族企业在历史的洪流中将何去何从,关联着我国的经济命脉,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因此,必须深入研究、详细考察这个与现代公司有很大产差异的企业组织。比如,家族是企业的资源还是障碍?家族企业用人是任人唯亲还是唯贤是举?家族企业谁说了算?家族企业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还是概念已经变化的老瓶新酒?通过研究深、研究透家族企业的成长发展规律,更好地为壮大国民经济的竞争实力提供理论指导。研究家族企业,可以促进人们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目标,着重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规则与现代市场经济规则以及现代企业制度规则的衔接点、结合点。家族文化突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几千年家族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对企业的组织与经营行为、对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都产生着重大影响。通过对当代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变化、包括海外华人家族企业发展变化的研究,可以使人们加深对家族企业组织制度形式与组织行为以及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互动变迁关系的认识,引发人们去努力探索中国传统文化规则与现代市场经济规则以及现代企业制度规则的衔接点、结合点,推动构建有效率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研究家族企业,不仅可以促进人们充分认识传统文化对家族企业的产生和存在所发挥的推动作用,更可以进一步洞察到家族企业对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和发
冯信瑶[5]2004年在《中国家族企业研究》文中提出文章简要论述了家族企业和家族化管理的基本理论；分析了我国民营家族企业家族化管理的成因、主要特征以及优劣势；阐述了目前这种管理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并指出随着市场经济、企业规模的发展，私企所隐含的“危机”一定会逐渐显露出来。因此，找出并解决此种模式的“病根”，已成为民企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 本文认为，根据国外的经济发展情况和我国的国情，私营企业完全走出家族制，既不现实，也无必要。私营家族企业要进行的是产权与经营权分离改革，这是中国目前家族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核心所在。当然，要达到这种目标，需要政府和家族企业的共同努力：政府应尽快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提升我国社会资本，而家族企业应主动进行制度改革，家族成员要退出企业管理部门，放弃具体的生产、经营管理权。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企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罗宣[6]2007年在《我国母子公司构架下的子公司网络化成长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母子公司经营环境的多样化、内部结构的复杂化以及各个子公司的差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母子公司更多地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组织间网络。子公司日益成为整个母子公司网络化组织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然而，这方面理论多数以发达国家的企业经验和素材为基础，对我国母子公司构架下的子公司网络化成长实践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解释力和指导力。联系我国母子公司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和子公司战略贡献性的实际，针对我国企业网络化成长快速发展的实践现象，探寻子公司网络化成长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社会经济网络理论、企业成长理论为基础，借鉴跨国公司子公司相关理论研究，对我国母子公司构架下的子公司网络化成长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由于子公司是在由内部顾客、供应商和其它子公司构成的内部环境以及由外部顾客、供应商和竞争者构成的外部环境共同组成的复杂竞争环境下谋求生存与发展，对于子公司而言没有理由能够排他性的只在其中一种网络中运行。每一种网络环境对于企业而言都代表着一系列的机会和威胁。同时，作为子公司自身成长选择过程中的关键人力资源——高层管理者，其个人也拥有一定的网络联结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企业成长而言，也可能是一种机会或威胁。鉴于此，本研究的核心就在于由内部网络、外部网络以及网络交互构成的子公司复杂网络结构及其对子公司成长的影响。它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三个关键性问题：子公司复杂网络结构是否影响我国母子公司构架下子公司的成长?如果产生影响作用，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即，这种影响是直接产生还是通过某个中介变量而产生作用效果)?管理者个人联结关系对复杂网络结构下子公司成长的影响作用又将如何?本研究以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较系统地分析。论文的主要创新工作如下：(1)在子公司网络分类的基础上，构建了内部网络、外部网络、网络交互与子公司成长的关系模型，并利用经验数据检验了我国母子公司构架下的子公司复杂网络结构特征对子公司成长的影响。尽管学者普遍认为子公司是唯一需要同时面对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的特殊企业。但是，当前文献很少同时涉及多个网络，而以内部网络或外部网络的独立性研究居多。Forsgren等学者(1997)虽然提出跨国公司内部、外部网络之间存在着“网络渗透”现象，Ghoshal & Bartlett(1990)、Biemans(1991)在研究中也强调网络功效的发挥需要内外部两种界面的相互支持性，但这些研究多局限于理论分析，而缺少充分的实证支持。本研究的进步之处在于不仅将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同时纳入子公司成长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而且探讨了内部、外部网络的相互支持性，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子公司复杂网络结构影响子公司成长的基本结论。在网络交互性研究中，本文从内部、外部两种不同网络分析层面和同一网络层面的不同网络特征(网络中心性、网络关系强度)两个方面提出了网络交互的四种不同组合形式：内部网络中心性与外部网络中心性的交互、内部网络关系强度与外部网络关系强度的交互、内部网络中心性与内部网络关系强度的交互、外部网络中心性与外部网络关系强度的交互，并以实证研究方法分别验证了四种交互形式与子公司成长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不同的成长指标(定量和定性)进行检验分析，结果发现，两种成长指标所得基本一致性结果，即内部网络、外部网络以及网络交互对子公司成长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与Biemans(1991)所强调的有关组织有效的外部合作需要拥有功能良好的内部界面支持的理论观点取得一致，而且对我国母子公司构架下子公司成长需要均衡发展内外部网络之观点提供了论据。(2)拓展了网络能力的概念，提出“网络特征-网络能力-子公司成长”的理论框架，并且，网络能力作为网络特征对子公司成长产生影响的中介作用，获得了本研究的实证支持。从既有的国内外文献看，网络能力的概念多数指关系的组合能力，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本文根据既有文献研究，结合子公司成长特殊性，从战略定位、过程执行、结点资质、创新聚合四个方面对网络能力概念及其构成进行重新界定。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概念及构成是战略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网络理论的整合性应用，是对竞争性的动态环境的基本把握。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以网络能力为中介变量的子公司网络化成长机制理论分析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网络能力对网络特征、网络特征的交互变量与子公司成长之间关系产生中介效果的研究结论，从而揭示了子公司是借由它与内外部网络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共同开发的网络能力，创造了更多的竞争优势，进而实现成长的内在机制。同时，本研究还证明了一点：尽管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在子公司创造竞争优势过程中的作用不同，但是，在创造竞争优势的机制上，都是借由网络能力的中介效果而起作用的。值得强调的是，网络能力中介效果的分析结论不仅阐明了复杂网络结构特征影响子公司成长的作用机制，更主要的是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网络关系理论的可操作性。如果企业网络研究中缺少对网络能力及其构成的解释，以及如何培养网络能力研究的相关内容，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网络理论缺少可操作性，会影响企业在网络中的定位或发展网络战略。因此，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管理启示是我国母子公司构架下的子公司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必须注重网络能力的开发与强化。(3)以整体主义视角构建了子公司网络化成长机制的理论研究模型。尽管理论发展已经表明，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是研究企业理论这一相同课题的不同方法。但是，从企业网络概念和特性出发，结合我国企业管理的特点以及本章的研究立意，我们更倾向于采用整体主义视角。从企业网络的概念和特性看，网络是由各个行为主体(包括企业、团队、个人)之间在交换、传递资源过程中相互联系，而建立起来各种关系的系统。网络关系中的模糊界面不仅为企业也为个人提供了一种实现更大发展的契机；从经济转型期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特点看，企业在缺少有效的制度作为交易的衡量标准时，企业网络关系和管理者个人网络关系共同成为经营中的基本要素(Xin & Pearce，1996)，企业的成长通常需要宏观层面的企业和微观层面的企业管理者同时发挥各自的有效作用；从本文的特定研究对象子公司的成长动机来看，除了当地环境的适应性和母公司战略发展要求之外，子公司还存在着自身的成长选择。作为子公司重要人力资源的管理者，其制定的战略选择其实就是管理者个人背景和经验的反映(Child，1972；Hambrick & Mason，1984)。因此，管理者的社会联结关系会对企业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这种因果关系将管理者联结这一微观层面结构与企业绩效宏观层面的现象紧密联系在了一起(Peng & Luo，2000)。目前学术界对微观-宏观问题的研究中，管理者联结关系对企业创新行为和企业绩效的贡献性研究居多。但是，这方面研究更多是聚焦管理者个人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单一作用性研究，缺乏整体主义视角下的个人网络与企业网络的交互性作用研究。同时，这些研究仍以微观-宏观关系的定性研究和间接性关系分析居多，并缺乏大样本的研究成果(Luo & Chen，1997)。本文将管理者个人联结引入子公司网络化成长研究之中，构建了微观-宏观交互与转换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期对这方面研究有所贡献。尽管这一分析还只是初步的尝试，但它将彼此分离的企业网络和管理者个人网络进行了有效的契合，在实证数据分析结果的支持下，表现出较强的理论解释力。(4)构建了以网络能力为中介变量、管理者联结关系为调节变量的有中介的调节效果分析模型，研究了管理者联结关系、子公司复杂网络结构特征与子公司成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三个重要研究结论及管理启示：第一，特殊经济转型时期的管理者个人联结关系在子公司内外部不同网络环境中对其成长的正向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性。由于内部网络的非地方化特性和可预测特点，管理者个人网络关系对企业内部网络呈现出较外部网络更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二，管理者个人联结关系对子公司网络化成长的正向影响是通过网络能力的中介效果而起作用，从而进一步强调了网络能力在我国企业成长中的重要作用；第三，我们在承认管理者联结关系对特殊经济转型时期企业经济交换和企业绩效所带来的正面支持效应，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个人联结关系作用的局限性。随着转型期的结束，这种支持效应的时代延续性问题也有待商榷，需要我国企业和管理者动态地看待个人联结关系的调节效应。
邹刚[7]2007年在《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管理学界，企业国际化研究非常活跃，研究角度和领域也非常广，主要包括：交易成本、制度、文化、社会网络、营销、企业家和创新等等。这些领域或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现象提供了一定程度解释，但也存在较多局限与不足：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基于对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企业的实证观察，而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特殊情景考虑较少；国内学者也有不少相关成果，但从中小企业角度的考察不多；而且，以往的企业国际化研究比较注重企业外部的环境因素，包括母国和目标国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而对企业内部因素考虑比较少。所以，不论是直接套用西方的企业国际化理论，还是应用我国的相关研究成果，都不足以对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现象给出很好的解释。因此，本研究考虑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作为企业内部因素的组织文化出发，探索组织文化对经营战略的影响，及其如何通过经营战略影响国际化绩效，并通过实证方法予以验证。研究目的是为后发国际化的中小企业提供有益借鉴，对新的企业国际化理论分析框架的形成和完善有所推动。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①国际性组织文化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本研究首先从组织文化理论和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实践出发，通过对市场导向理论、创业导向理论和长期关系导向理论的分析，对进入华商网络、开展边境贸易、民外合作、国际创业等有关现象的观察，深入发掘背后隐含的共同组织文化基因，构造出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文化体系，并通过实证检验。②国际市场经营战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主要关注国际化企业的产品、质量、技术和国际合作战略，分析浙江中小企业在国际化初级阶段，主要以何种质量、技术和产品或服务跨越市场边界，以何种渠道将产品或服务触角延伸到广大的海外市场，提出相关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③组织文化、经营战略和国际化绩效关系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主要考察组织文化—经营战略—国际化绩效关系的作用机理，形成相关理论模型，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确定性因子分析，对研究的信度、效度和模型拟合效果进行评估；对研究提出的各变量因果关系假设进行验证，对共变量影响效应进行甄别。针对上述研究内容，经过文献和资料分析、企业访谈、模型建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环节，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是：①浙江中小企业组织文化的国际导向特征明显。全球视野、积极创新、关注市场、反应市场和国际关系导向是其主要因素；它们之间既有一定相关性，又有显著区别，共同构成国际性组织文化体系。其中，全球视野和积极创新从属于国际创业导向，关注市场和反应市场从属于国际市场导向，再加上国际关系导向，共三个导向是浙江中小企业国际性组织文化的核心内容；注重传递国际市场理念、竞争中先发制人、准确认识顾客、部门密切合作和对合作伙伴严守承诺，是其主要外在可感知特征。②国际化初级阶段的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市场经营战略共性特征明显。先进适用技术、独特性产品、质量聚焦、国际营销合作和国际技术合作战略是其主要内容；技术上追随先进、快速适应市场变化、提供高质量产品、通过国际合作拓展市场和获得技术支持等，是其主要外在可感知特征。③组织文化是国际经营战略的重要影响因素。除了国际创业导向对先进适用技术战略是负向影响外，国际性组织文化因素对浙江中小企业的经营战略均是正向积极影响，但影响机制各异，影响程度差距较大。④国际化绩效分为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财务绩效主要通过企业的成长性和盈利性指标衡量；非财务绩效主要通过顾客满意、市场份额、产品表现和知识学习效果衡量。非财务绩效主要受独特性产品战略、质量聚焦战略和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影响；财务绩效则主要受先进适用技术战略、国际技术合作战略和非财务绩效影响。⑤企业国际化程度对经营战略与国际化绩效关系的共变影响效果显著。企业的国际化程度高，则经营战略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程度显著；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低，则这种影响不显著。本论文的理论价值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丰富了中小企业国际化研究的组织文化视角。在目前的企业国际化研究中，以组织文化为切入点的相关研究非常少见。本研究提出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现象背后的共性文化因素，并探索分析其与经营战略及国际化绩效的关系，对企业国际化的文化-战略-绩效分析框架增益明显，具有较显著的创新性。②总结提出了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共性经营战略。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浙江中小企业在国际化初级阶段的技术、产品、质量和渠道(合作)四个方面的共性战略特征，还研究了相关测量问题，具有一定创新。③构建和验证了组织文化—经营战略—国际化绩效关系模型。本研究深入分析组织文化对经营战略的作用机制，及经营战略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方式，建构起理论模型；并通过规范测量和检验，使这一模型得到实证支持。该模型将企业国际化与区域发展背景联系起来，将抽象的组织文化因素与具体的国际化战略行动联系起来，并具有动态发展特征，因此具有较强解释力与持续生命力。为对上述研究工作进行系统论述，本论文共分七个章节展开。第一章为绪论，内容是：提出要研究的问题，并交待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以及论文结构等。第二章为相关文献回顾与述评，主要对前人所做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总结，在其基础上形成本研究的理论背景和初步分析框架。第三章为跨边界经营活动分析，着重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中小企业典型跨边界活动的基本特征，并对活动中的组织文化因素、经营战略因素进行归纳，形成定性分析和判断，充实和丰富上一章提出的初步分析框架，为后续研究假设和模型建构提供必要的实践背景知识。第四章为模型构建，通过归纳滨绎和逻辑推理，构建起组织文化-经营战略-国际化绩效关系理论模型，并提出相应待检验假设。第五章为问卷设计和研究数据获取部分，主要介绍问卷设计、变量测量、问卷修订、数据收集和质量评估过程。第六章为模型实证分析，通过确定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对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并通过修正确立最终模型；还通过方差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组比较等方法，对共变量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判别。第七章为研究结论和展望，主要是进行研究总结，包括归集主要研究结论，分析研究的创新和不足，提出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有关建议，并对本选题的进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
窦军生[8]2008年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企业家默会知识和关系网络的传承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种古老的企业组织形式,家族企业在世界各地都大量存在和发展着,并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它们的持续成长却面临着代际传承的严峻挑战。据估计,只有30%的家族企业能够延续到第二代,能够将接力棒顺利传到第三代家族成员手中的仅为10-15%。目前,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第一代企业家普遍到了退休的节骨眼上,全国性的家族企业“接班时代”已经悄然到来。如何实现这些家族企业的顺畅传承,进而推动它们的持续成长,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项紧迫课题。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该课题的研究虽日渐活跃,但仍明显落后于家族企业的传承实践。在此背景下,笔者选择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作为本研究的核心议题。通过对国内外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理论研究脉络的梳理和前沿动态的追踪,笔者认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是指一系列要素在代际间的传递或转移。除人们日常关注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外,企业家默会知识和关系网络等也可能是需要传承的重要要素。可是,目前这些要素的体系还不够明确,不同要素间的相对重要性也尚未厘清,各要素在代际间传递或转移的过程机理更是没有得到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理论研究提升过程中的瓶颈性问题。为此,本研究分别在第三至第五章中,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尝试性的回答。第三章对企业家个体层面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要素进行了系统识别。通过对41则媒体报道资料的结构化分析和对来自60家面临传承问题的家族企业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企业家默会知识、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精神是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企业家个体层面需要传承的三大类要素,且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关系网络较企业家精神在传承中显得更为重要。在对三类要素内部诸成分相对重要性的判断上,企业家和企业家子女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具体来讲,在企业家默会知识方面,企业家子女较为看重诀窍知识,尤其是管理经验类知识,而企业家对诀窍知识和心智模式重要性的判断则较为平衡。在企业家关系网络方面,企业家对其关系网络重要性的判断明显高于企业家子女,但他们都认为外部关系网络要比内部关系网络更需要传承。在企业家精神的诸维度中,企业家和企业家子女较为看重的是敬业精神和开拓精神,其它维度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可。第四章重点研究了企业家默会知识代际转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在对知识管理领域关于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家族企业的特点,重点探讨了家族关系对企业家默会知识代际转移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家族关系可以从家族凝聚力和家族适应性两个维度进行刻画,而企业家默会知识的代际转移则可以从获取知识所有权和对知识的承诺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在本研究中,对一手经验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家族凝聚力可以细分为家族亲密度和家族集体倾向两个子维度,获取知识所有权可以细分为诀窍知识获取和心智模式领悟两个子维度,而对知识的承诺则可以细分为诀窍知识承诺和心智模式承诺两个子维度。对来自中国96家样本企业经验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家族亲密度对企业家默会知识代际转移的四个维度都具有显著或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家族适应性仅对心智模式领悟维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族集体倾向对四个维度的影响均不显著。此外,对中介变量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任者-继承人关系对家族亲密度和企业家默会知识代际转移之诀窍知识获取维度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对家族亲密度和企业家默会知识代际转移之诀窍知识承诺维度存在不完全中介效应;家族成员的个人角色认同对家族亲密度和企业家默会知识代际转移之心智模式领悟维度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对家族适应性和企业家默会知识代际转移之心智模式领悟维度也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第五章着重对企业家关系网络代际传承的过程进行了分析。在对13家处于不同传承阶段的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和/或继承人进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借鉴内容分析法的基本分析流程,笔者同另外两位编码员一起对访谈资料进行了结构化分析。主要研究发现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首先,企业家关系网络的代际传承具有过程性、引导性、不完全复制性、重构性等四大特征。其次,在企业创始人和继承人看来,最需要传承的外部关系网络节点是政府,接下来是客户、银行和供应商,最需要传承的内部关系网络节点主要是由包括创业元老在内的核心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的团队。再次,对“自然”传承的家族企业而言,企业家关系网络的代际传承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传授关系理念,做好传承准备;梳理网络结构,明确节点关系;引入父辈圈子,传递交接信号;父辈逐步淡出,节点代际过渡;拓展关系节点,重组网络结构。最后,从总体上看,企业家关系网络的代际传承过程遵循着“先内后外,逐步推进”的规律。在内部关系的代际传承过程中,家族企业通常会让继承人从自己的优势点或易出成绩的点切入,尽快做出成绩,靠成绩赢得大家的认同和接受;在外部关系的代际传承过程中,大多数企业都会选择从偏重“经济”的商业关系(比如供应商和客户等)着手,逐步向偏重“人情”的社会关系(最为典型的当属政府)推进。论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系统识别了企业家个体层面的代际传承要素。识别家族企业成功传承的影响因素,进而促进它们的顺畅传承,是该领域理论研究的首要目标。要想实现该目标,首先必须对传承的结果作出科学的评价。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意味着一系列要素在代际间的传递或转移,因而对传承结果的评价也应该从多个角度针对不同的要素分别展开。但是,现有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将管理权和所有权的代际延续“锚定”为家族企业成功传承的结果表征的前提下进行的。由于缺乏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要素的系统认识,研究成果还显得比较零散,不同研究之间的可比性和继承性不高。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以传承的主要当事人(创始人和继承人)为核心,系统识别了企业家个体层面的代际传承要素,有助于提高研究者们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现象的全面认识,提升研究的系统性和成果的继承性,并有助于该领域研究从“组织”向“个体”的延伸与深化。(2)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家族关系对企业家默会知识代际转移的影响机理。企业家所拥有的默会知识是家族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能否实现这些知识的代际转移,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成败至关重要。可是,当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主要还是关注了物质资本,对知识资本的研究明显不足。本研究在识别出企业家默会知识所需传承成分的基础上,分析了家族关系对企业家默会知识代际转移的影响机理,丰富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的理论视角。同时,本研究对家族关系、家族成员对企业的承诺、家族成员的个人角色认同等家族企业领域特有变量的深入考察,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家族企业研究“借用”其他领域理论框架的局限性,有利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的知识积累,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理论从“背景”走向“内容”。(3)通过案例研究剖析了企业家关系网络的代际传承过程。企业家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已获得共识,但是西方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较多的关注网络的内容和结构、结网过程、以及社会网络的前因和后果;而有关华人社会网络和“关系”的研究则主要沿着关系网和关系的分类与解释系统两个方向展开。目前,关于企业家关系网络和“关系”传承过程及路径的研究几乎还是一个“盲点”。本研究在对国内外有关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关系”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13家面临传承问题的中国家族企业为对象,通过案例研究对企业家关系网络代际传承的内涵及特征做出了明确的界定,识别了需要传承的关系网络节点,分析了它们在代际间传承的过程,有利于提高人们对企业家关系网络代际传承“质”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从“事件观”向“过程观”演进的实质性进展。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在国内还比较年轻,本文也仅仅是对其中几个相对比较重要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探索,未来研究还需要从多方面去提升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理论研究水平和完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理论体系。其中,对组织层面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要素的识别、对不同要素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对不同要素代际传承实现方式或途径的归纳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要研究议题。
郭晓彤[9]2014年在《组织文化维度对企业探索性创新与开发性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企业创新是一个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交互影响的复杂过程,且具有情境化的显著特征。企业内部的知识结构、技术能力,外部的市场环境、竞争格局都可能影响企业创新的方式与内容。然而,已有研究较多地从内部或外部视角观察企业的创新方式,侧重对知识、技术以及市场竞争环境的探讨,鲜有对组织文化影响企业创新方式作用机制的挖掘,且对中国情境下的制度环境关注不足。有鉴于此,探讨组织文化维度对企业探索性创新与开发性创新的影响,将有助于从组织文化层面形成对两种创新的权变选择的理论解释,有助于挖掘什么样的企业更适宜实施哪种创新的深层次原因,揭示是否能够通过组织文化的营造推动特定创新活动的开展。基于此,论文援引演绎与归纳相结合、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设计,采用基于结构方程的量化研究和多重案例的质化研究方法,其研究逻辑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第一,通过对组织文化维度与企业创新方式的操作化分析,建构可衡量其构念的适宜变量,进而运用大样本调查与统计检验方法,经由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再利用结构方程方法完成对理论假设的检验,从而形成对组织文化维度影响探索性创新与开发性创新的理论解释。第二,根据实证检验结论,通过案例分析一方面验证性地说明基于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所建构的组织文化维度影响企业探索性创新与开发性创新的作用路径；另一方面建构式地分析上述组织文化维度影响企业创新方式的作用机制,丰富实证研究结论的理论内涵。经由上述研究逻辑与研究过程,研究结论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提炼出组织文化维度影响企业创新方式的作用关系。具体而言,组织文化维度中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以及长期导向会对企业创新的方式产生影响：表现为权力距离低,不确定性规避低,倡导长期导向的组织,更倾向于开展探索性创新；而权力距离高,不确定性规避高,倡导短期导向的组织,更倾向于开展开发性创新。二是挖掘出组织文化维度影响创新方式的过程机理。组织文化维度对企业创新方式的影响并非仅包含交易主体体制属性调节的直接作用,而要经由知识层面、组织层面以及领导层面的中介作用,形成对企业探索性创新与开发性创新的最终影响。三是从过程的视角揭示出组织文化对企业创新方式的影响。组织文化维度对企业创新方式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即随着企业创新的发展呈现出对创新方式选择的不同影响。论文突破以往较多地从技术、知识角度挖掘创新绩效提升原因的研究,从组织文化角度对企业在不同创新方式间的选择深入探讨,有助于从组织文化角度形成对企业创新权变选择的理论解释,有助于深入挖掘具备何种组织文化的企业更适宜实施哪种创新方式的深层次原因。更进一步,对组织文化维度影响企业创新选择过程机理的深入探究,丰富了对该影响关系理论内涵的深入解析。而对于企业交易主体体制属性变量的引入,则折射出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组织文化维度影响企业创新方式的独特性与情境化特征。
何红渠[10]2003年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研究》文中提出公司的经营活动按照其重要性和影响机制可以划分为公司治理、公司战略、业务管理和流程管理四个层次。公司治理决定着公司的基础结构和长远目标，是建立正确的发展战略、实施有效管理、提高企业运行质量和效率的基础。公司治理评价是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对公司治理的现状进行全面正确的反映，以判断公司治理的基本情况，指明所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向，对公司利益关系者和公司本身起到警示风险、辅助决策的重要作用。目前，在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公司治理评价正在作为一种公司变革与发展的新事物，受到市场和投资者的欢迎。由于公司治理评价对资本市场发展和公司素质提升的有力促进作用，及其对投资者和公司利益关系者的有效保护，在不远的将来，必将在全球掀起一轮公司治理评价的热潮。 本文的逻辑思路沿以下层次展开： 一、通过规范性理论分析和大量的实证研究材料，从经济学、管理学和统计学的角度证实公司治理评价的作用和意义，为本文的研究建立牢靠的文献基础和思维的逻辑支持。 二、运用真实数据说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和改进的基本策略。这些问题将成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的重点内容，以提高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构筑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司治理评价概念结构，以形成公司治理评价的理论体系，为建立公司治理评价模式和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基本原则和结构要素。 四、在借鉴SP、DENIMOR等已经初步实践并获得成功的公司治理评价模式的基础上，设计符合中国公司治理环境特征和上市公司特质的评价模式，使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建立在市场化的基础之上，以保证公司治理评价的客观、科学和规范。 五、建立公司治理评价模型，其中的数据获取采取广泛的专家意见法，以保证建模依据的专业性、客观性。最终的公司治理评价结论以高度标准化的形式表现，消除表述的多样性而导致的理解上的歧义。 六、最后，采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对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研究有效性进行验证，分析说明评价体系运行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改进方向和重点。 文章的主要创新在于首次提出并建立了公司治理评价概念结构的分析基础，设计出中国上市公司全面的治理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对开拓中国公司治理评价业务，发展公司治理评价市场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指南的作用。本文在公司治理内涵的研究、公司治理评价意义的分析和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改进策略的设计方面，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进行了更为深化的研究，并得出新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东南亚华人企业管理模式及其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启示[D]. 徐义雄. 暨南大学. 2000
[2]. 我国幕墙业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分析[D]. 曹小保. 河海大学. 2007
[3]. 中国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研究[D]. 于孝水. 天津大学. 2007
[4]. 中国特色现代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创新研究[D]. 崔广全. 苏州大学. 2005
[5]. 中国家族企业研究[D]. 冯信瑶. 南京理工大学. 2004
[6]. 我国母子公司构架下的子公司网络化成长机制研究[D]. 罗宣. 浙江大学. 2007
[7]. 浙江中小企业国际化问题研究[D]. 邹刚. 浙江大学. 2007
[8].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企业家默会知识和关系网络的传承机理研究[D]. 窦军生. 浙江大学. 2008
[9]. 组织文化维度对企业探索性创新与开发性创新的影响研究[D]. 郭晓彤. 天津财经大学. 2014
[10].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研究[D]. 何红渠. 中南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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