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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0)04-0053-10
以建康为统治中心的六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六朝300多年的历史与文化，对中国后来历史发展的走向与文化演进，产生了意义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建国60年来，六朝史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变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认真对60年来六朝史研究进行系统的学术回顾与展望，对于深化与推进六朝史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
一、60年来六朝史研究的主要进展
对六朝历史的研究，可以说自六朝当代就已经开始②。近代以来，对六朝历史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研究与总结，是自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的口号以后，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最盛。其代表人物如陈寅恪，主要研究六朝文化与民族，特别是六朝各项制度与唐代制度的渊源关系(其代表作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吕思勉则侧重于魏晋南北朝通史撰作(其代表作为《两晋南北朝史》)；汤用彤的成就主要是宗教方面③；王伊同、谷霁光主要研究六朝门阀；何兹全、全汉升、武仙卿、鞠清远等则是较早对六朝社会经济包括寺院经济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另外，还有周一良、严耕望等一批卓越的史学家。这些学者大多国学根基深厚，治学精勤，上承乾嘉学派之精髓，兼摄当时西方社会科学之丰富营养，他们的论著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有些成果今天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1949年以后，六朝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建国60年来的六朝史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1966年)，这是史学工作者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新理论与新方法，提出新课题，开拓新领域的时期。代表人物是何兹全、唐长孺、缪钺、贺昌群、周一良、王仲荦、韩国磐、万绳楠等。他们的六朝史研究大多开始于1949年以前，但大多研究论著的发表，主要在1949年之后，他们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超越了前人。如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续编等论著，对六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问题提出了极有影响的见解。缪钺《读史存稿》等论著对南朝农民、物价、民族关系等进行了广泛探讨。何兹全对六朝自然经济与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研究、韩国磐对六朝经济史的研究，周一良所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等，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写的几部中国通史也相继出版，其中对于六朝历史，多有深入叙述。何兹全的《魏晋南北朝史略》(1958年)、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1961年)两部断代史专著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可以说中国六朝史研究成为一个科学的体系，大体完成于这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1966-1978年)，这一时期的史学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影射史学盛行，历史成了政治的工具。六朝史研究与整个史学一样，处于停滞状态。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老一代史学家如唐长孺、何兹全、周一良等，继续有佳作推出，白寿彝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5卷，即由何兹全主编及众多六朝史专家撰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六朝史研究的水平。而大批主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也释放出积蓄已久的学术能量，出版了大批学术论著④，如田余庆、黄烈、周伟洲、汤一介、朱大渭、简修炜、熊德基、朱雷、高敏、郑佩欣、黎虎、许辉、蒋福亚等。田余庆对东晋门阀政治进行了深入研究；黄烈、周伟洲对六朝少数民族进行了多方面研究；朱大渭著有《六朝史论》、《六朝史论续集》；熊德基著有《六朝史考实》、郑佩欣著有《魏晋南北朝史探索》，简修炜等人对六朝经济与阶级、阶层、各类身份的研究，在史学界都有相当影响。同时，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博士、硕士及中青年学者，亦成为研究的生力军，他们精力旺盛，思想敏锐，以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包括六朝史，取得了一批富于新见的学术成果。
这一时期，六朝史研究的组织与机构纷纷出现，开始定期进行学术交流。1984年11月，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第一次魏晋南北朝史学术研讨暨学会成立大会，重点讨论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三方面问题；第二次会议于1986年秋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主题是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第三次年会于1989年11月在贵州桂林举行，会议中心主题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史，一些学者还重点讨论了六朝时期江西区域经济的发展，认为经过六朝几百年发展，江西成为长江中下游的第三个经济中心；第四次年会暨国际学术会议于1992年9月在陕西西安举行，会议主题是魏晋南北朝文化及民族与民族关系问题；第五次年会暨国际学术会议于1995年9月在中国湖北襄樊市举行，大会收到近百篇论文，其中罗宗真的《从出土文物看三国东吴的经济发展》、张旭华的《南朝勋品制度试释》、何德章的《释荆州本畏襄阳人》、孟聚的《魏晋南朝时期的何氏家族》等，都是专论六朝历史与文化的；第六次会议于1998年9月在江苏南京举行，主题是六朝文化与南京；第七次会议于2001年8月在山西大同举行，主题是研究北朝史，但其中亦有一些研究六朝的文章，如许辉的《南北朝关系述论》、罗宗真的《六朝时期南北文化的交往》等；第八次会议于2004年8月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次会议主题之一是纪念著名六朝史专家缪钺先生；第九次会议于2007年8月在湖北武汉举行，会议主题是“百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每隔三年一次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术研讨会，为学者们的交流提供了平台，会议提交的论著许多是专门探讨六朝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还设立了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所)。
六朝时期，江南地区是六朝的主要区域，而建康所在地南京曾是六朝故都。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地区的学者特别是江苏的古代史学者，有意识地加强六朝史研究，在卞孝萱、蒋赞初、罗宗真等先生的倡导下，于1985年成立了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此后，南京师范大学于2000年成立了六朝历史文化研究所；2001年，南京市成立了南京六朝史研究会；南京大学亦设有六朝研究室。
江苏六朝史研究会本着推进六朝历史文化研究的宗旨，积极组织、协调省内外史学工作者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每年举行一次学术活动，已成为中国六朝史研究的一支十分活跃和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近年以来，更加扎实地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和成果的出版，学术交流也更注重实效，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近20多年来，江苏六朝史研究会组织了一系列较大的学术活动：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学者重视与研究历史上中国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与有关单位联合，于1986年8月，与武汉大学、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共同组织了“3—9世纪长江中游社会经济研讨会”；1987年11月，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共同发起，在常州召开了“长江下游3—9世纪社会经济研讨会”；1991年11月，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联合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在先后举行长江流域几次社会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的基础上召开的。会议力求开创对整个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历程进行全面考察和系统研究的新局面。此外，研究会组织的重要学术活动还有：1990年9月，与江西大学联合组织了“六朝军事与战争”学术研讨会；1996年与徐州师大联合在徐州举行了“六朝时期南北交流”学术研讨会；1998年9月，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等联合，召开了六朝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在南京召开了“六朝经济史”专题研讨会；2006年4月，在扬州召开了“六朝城市与交通”研讨会；2008年，在南京召开了“六朝建康城”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9月，在南京举行了有国内外众多高校与科研部门学者参加的“建国60年来六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继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的《六朝史讲座》(《南京教育学院学报专辑》)、《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三秦出版社出版)等成果以后，近20多年来，江苏六朝史研究会组织出版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
1.张承宗等著《六朝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该书以南方地区3—6世纪的六朝历史独立成篇，全面系统地对此时南方社会历史文化的成就及其地位进行考察和剖析。该书突出的特点是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生活风貌三章的内容占到全书总篇幅的35％，构成全书重点。反映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普遍重视。
2.许辉、蒋福亚主编《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此书依次论及六朝经济区的开发、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地主阶级和依附民、户籍与田赋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与交通等各个方面。作者力求对六朝经济发展的轨迹和特点进行概括性的探索和总结。该书是近年六朝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3.卞孝萱主编《六朝史论集》(黄山书社1993年出版)。该书是由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一部论文集，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开发、学术文化、社会生活、文物古迹等方面，其涵盖面之广、论述研讨之深，充分反映了江苏省史学工作者在六朝史领域学术研究的显著进展。
4.2001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的《六朝文化》一书，这是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几十位学者合力完成的，其中既有历史学者，也有文物工作者。内容分为基础研究篇十章、应用开发篇七个专题，该书运用了大量的考古材料、方志、笔记等，并吸收天文、地理、建筑、艺术等多种成果，是目前比较全面研究六朝文化的著作。
5.卞孝萱主编的《六朝丛书》。这是一部研究六朝的系列丛书，已先后推出《六朝思想史》、《六朝人生哲学》、《六朝园林》、《南朝史精语》、《南史札记》等，由南京出版社从1992年开始出版。该丛书力求对六朝历史作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探讨和论述。
6.卞孝萱主编《六朝文学丛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该丛书以六朝文学研究为主，如范子烨著《〈世说新语〉研究》、丁福林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王琳著《六朝辞赋史》、王云路《六朝诗歌语言研究》和程章灿著《世族与六朝文学》等。
此外，蒋赞初在长期从事六朝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出版了《长江中下游历史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罗宗真主持编纂了《江苏文物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2001年出版)；李尉然出版了《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张承宗撰写了《江南文化与经济生活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及六朝史研究论文专集。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文物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书则对南京地区出土的大量的六朝瓦当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从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层面对六朝建康城的走向、城市布局、历史风貌等进行了探讨，对建康城的复原做出新的解释。
近年来，江苏不少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的六朝史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如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西安地图出版社2001年)、《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宋书州郡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等著作先后出版，填补了六朝历史与地理研究方面的许多学术空白。
王永平的《六朝家族》(南京出版社2008年)、《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等专著也先后出版，对六朝史特别是六朝家族文化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书，系统探讨了包括六朝在内的中古良贱身份系统的形成与演变。李文才的《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赵益的《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也先后出版。
南京六朝文化研究会成立以后，也举行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并出版了一些成果：2001年在南京召开了刘勰《文心雕龙》研讨会；2004年，组织编写了《六朝文化丛书》，其中许辉、李天石主编的《六朝文化概论》、张承宗主编的《六朝民俗》、卢海明著《六朝都城》、邱敏著《六朝史学》、罗宗真、王志高著《六朝文物》、及《六朝帝陵》、《六朝文学》、《六朝经学与玄学》、《六朝宗教》、《六朝科技》、《六朝艺术》等书先后出版。2008年，“六朝文化丛书”第二批成果，如王永平《六朝家族》等书开始出版。
2005年，南京出版社出版“十朝故都文化丛书”，其中王永平的《孙吴文化》、张学锋、傅江的《东晋文化》、程章灿的《南朝文化》(上)、李天石、来琳玲的《南朝文化》(下)皆是六朝文化专著。2007年，南京出版社开始出版“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其中《六朝事迹编类》、《六朝通鉴博议》等书，皆是关涉六朝史研究的重要史料。2009年，由胡阿祥、李天石、卢海鸣编著的《南京通史》六朝卷出版。此外，由胡阿祥主持的《南京晓庄学院学报》之六朝专栏，已成为六朝史研究的重要园地，在学界产生了相当影响。
二、60年来六朝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怎样评价60年来的六朝史研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在这里不拟从所有的方面来全面地论述这一问题，仅就个人的认识，评点一些有代表性的、影响比较大且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今后研究趋势的重要方面。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60年来中国六朝史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逐步繁荣的道路。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六朝史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但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六朝史研究的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这从当时六朝史研究的成员、学者对六朝史料的掌握程度、研究的主要对象与内容、使用的理论与方法等来看，都说明了这一点。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六朝史研究虽然处于自发的研究阶段，但我们所知的参加六朝史研究的学者，无一不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绩。如陈寅恪先生，不仅在六朝文化与种族、六朝与隋唐社会的相互关系方面，取得了许多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甚至无法突破的主流学术论点，而且他的正式的、私淑的弟子与学生们，近几十年来代代相传，分布于许多高校与科研部门，在其基础上继续推进六朝史研究，奠定了我国六朝史研究的重要根基。再如何兹全先生在三四十年代即开展对六朝地主经济、寺院经济史研究，其相关成果至今仍是研究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同样，至今能在六朝宗教史研究方面全面超过汤用彤先生研究水平的学者可能还没出现。
分析这些学者的成就，最重要的原因是根基于他们扎实的国学功底、放眼中外的学术视野、较少教条的理论与方法及较好的研究环境。如陈寅恪，自幼师承良好的家学传统，稍长即去日本、欧美诸国游学，因此他按照自己的家世背景、学术视野及素养从事研究，既有全面掌握史料的基础，又能立足于传统乾嘉学派式的精细考据，还能学习与利用欧洲西方现代史学的方法，其中也包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⑤。吕诚之先生，“读书广博而重视融会贯通”，强调社会历史的变迁进化，主张历史研究应“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1]，其早年著两部通史及抗战时期所著《两晋南北朝史》，都注意从经济、政治、文化的多层面分析社会，特别重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且注意从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和人民生计等方面，全面认识六朝社会。何兹全先生的六朝史研究同样如此，他早年在北大受教于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等兼通中外之诸师，吸收各位教师所长，同时，他又精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⑥，故其治学眼界开阔，能融会贯通，形成自己对六朝社会认识的系统理论体系，持之多年而基本观点不变，其对六朝社会结构与经济的看法，至今仍是难以推翻之论。
当时陶希圣主持的《食货》杂志所刊的六朝史论文，作者大多也是受西方史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注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注意国计民生的分析，注重民众的意向，其中所刊许多论文至今仍是该领域的代表作。
建国以后，史学工作者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对六朝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阶级关系、生产力水平、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商业发展水平、民族特征与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认识，达到了此前未有的水平。
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50年代初著《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论述了六朝时期人口的南迁、农业、手工业、商业、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特别指出了“南朝以前，中国经济文化的主要基地只有一个黄河流域，经过南朝，长江流域地也成为主要基地，——隋唐时期的繁荣就是在这个扩大的基地上产生的”[2]394。
何兹全在50年代后继续深入六朝史研究，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等论文与《魏晋南北朝史略》论著，1982年出版了《读史集》，1991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1995年出版了《中国通史》第5卷，这些成果重点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中古社会诸问题。使他在建国前形成的观点进一步深入。
唐长孺在建国以前曾写有一些重在考据的文章。20世纪下半叶，他完成了从《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到《魏晋隋唐史三论》等众多著作。唐先生的考据精细而扎实，而他在精辨史料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六朝社会各方面所作出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理论分析，更是令人叹服。
再如李剑农撰有《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韩国磐完成了《南朝经济试探》，周一良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王仲荦有《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这些论著大都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围绕六朝社会性质及土地、赋税制度等多方面问题展开争鸣讨论，尽管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却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这一时期经济与社会的认识与了解。
文化方面，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册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的出版，同样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
建国初17年中的六朝史研究，奠定了现今六朝史研究的基础。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围绕着所谓史学“五朵金花”问题展开，存在着选题过于集中、理论分析存在教条化、史料发掘不深、人物评价文章过多等缺陷，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17年的这些研究，我们的六朝史研究目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改革开放以来，六朝史研究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纵观近30多年来的六朝史研究，探讨比较深入的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六朝历史的整体评价。六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历代史家普遍评价不高。早在30年代，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已指出了六朝对唐代的影响问题，但在建国后很久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却没有充分肯定六朝的历史作用。因为“分裂时期的历史，历来总是被忽视；因为它往往延续于动乱之中，没有多少可以被称道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也很混杂。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忽视受冷落的地位”[3]389。直至1984年的烟台会议之后，多数学者才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六朝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与此问题相关的，是六朝与北朝孰是影响隋唐历史与制度的主流问题。陈寅恪于30年代曾指出了唐代财政制度的南朝化问题，近几十年来，唐长孺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认为唐代的制度的确有一个南朝化的过程[4]482-491。学界对此则有不同看法，如田余庆等先生认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5]296对此，牟发松从南北朝九品十八班官制的形成与南北关系等方面，对唐代南朝化问题作了深入考察，认为“南朝化一方面意味着唐代前期主要继承北朝历史发展的方向，与南朝当日历史发展的方向脱节，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唐代中叶重新与南朝当日的历史发展方向相衔接，唐代前期占主导地位的北朝因素相应淡出乃至消失”[6]，[7]68。这样分不同阶段与主次来看待唐代的南朝化问题，无疑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是对六朝社会经济、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的研究继续深入。30多年来，史学工作者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深入分析六朝的土地所有制、农业、手工业、商业、阶级关系、人身依附和赋役制度等问题，成绩卓著。例如六朝时期南方社会经济的开发和进步，是此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关键因素，历来为学术界所注重，经过多年研究，特别是通过研讨六朝时期长江中游、下游及全流域经济发展问题的三次全国学术会议的召开，学者们已充分肯定了此时期江南的快速发展及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其中罗宗真、简修炜、许辉、蒋福亚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值得重视。徐明德认为，孙吴时期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准备了条件。罗宗真从更长的时段探讨了这一趋势⑦。对于东晋南朝大土地所有制，蒋福亚在分析其成因后指出，当时的大庄园土地不是靠购买式兼并形成的，而是豪强地主强占山川林泽或凭借私人武装侵夺百姓田产的结果。汤其领具体考察了南朝大庄园的经营模式，指出它们具有宗法性日趋减弱、等级性逐渐加强、管理方式多样和间接经营的特点。章义和认为六朝庄园的经营存在着集中、分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三种经营形式，这些形式虽各有特点，但分散经营因为生产者积极性较高，而且它采取的分散租佃制形式符合中国地主封建制的发展，因此成为以后我国封建经济的主要经营形式⑧。
何德章从农业技术、环境、人口等方面分析了六朝时期南方的开发；李恒全、郭智勇分析了六朝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与具体表现⑨。此外，对于六朝手工业、城市、赋税制度、户籍的黄白籍问题、土断问题，也都有较以往更深入的探索。
这一时期，六朝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日益兴起。关于六朝时期岭南区域经济的发展，如岭南的开发过程、岭南海外贸易与港市、岭南农业开发、吴对岭南的开发与治理、岭南发展的考古学观察等，都有专门研究成果⑩。王志邦撰文认为，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浙江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张承宗的《六朝史》则对六朝时期江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航运业以及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做了系统的考察；许辉探索了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开发；黄金铸则对六朝广西开发格局进行了初探。张灿辉撰有《六朝区域史研究》，岳麓书社2008年出版。由胡阿祥主编的《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六朝隋唐卷》一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出版)，也探讨了以江南为重点的六朝区域经济发展。
高敏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下册、《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探讨》、《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发微》，《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等论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解析了六朝社会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将其老师唐长孺的六朝研究进一步拓展开来。
在寺院经济方面，何兹全主编了《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一书，简修炜的《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初探》、张弓的《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等文，对此又有进一步的探索。
此外，朱绍侯的《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余鹏飞的《三国经济史》等，也从不同侧面探索了六朝经济史中的重大问题。
三是对六朝门阀政治、六朝家族个案的新探索。上世纪30年代，有王伊同的《五朝门弟》、谷霁光的《六朝门阀》出版。在建国后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士族的作用多加否定，探析不深，士族个案的研究基本未能全面展开。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解放思想，对六朝士族的作用有新的认识，对门阀政治的产生、性质、作用和衰亡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比较有影响的，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分析了王、庾、桓、谢几大士族的执政特征，认为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特点，其实质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几家大族的权力平行或超越于皇权的政治变态，是皇帝和士族的联合执政。祝总斌在《中国通史》第5卷中撰有《门阀制度》一章，他认为，门阀制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按门第高下选拔和任用官吏，它经历了四个阶段：东汉后期是萌芽期，曹魏、西晋是初步形成期，东晋和南北朝前期是确立和鼎盛期，南北朝后期是衰落期。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之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是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前提。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对六朝士族的个案也展开了研究。除田余庆外，叶妙娜撰文认为，东晋南朝谢氏家族经历了一个上升、全盛、衰落的发展过程，与之同步的是文、武、文的变化。曹文柱认为陈郡谢尚得任豫州刺史，是谢氏在东晋众多士族中脱颖而出的转折点。韩树峰探讨了江南晚渡大族为仕宦而弃文从武的情况。嵇发根讨论了六朝吴兴沈氏由武力强宗向文化士族过渡的过程(11)。王永平近年注重六朝家族学术文化“家门化”的个案研究，他的《六朝家族》重点研究了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兰陵萧氏、吴郡陆氏、张氏、沈氏的家族文化特征。
四是对六朝思想文化的深入讨论。这方面罗宏曾撰有《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万绳楠有《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熊铁基有《汉唐文化史》、曹文柱主编有《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都涉及六朝文化。而专以江南六朝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有许辉等著《六朝文化》、《六朝文化概论》等。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六朝文化研究具体而细微。对于文学、宗教、艺术、科技、风俗、特别是玄学、儒学、经学等均有深入研究。对于六朝文化的总体特征，周积明认为是以经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生动活泼的文化多元发展取而代之，而贯穿其中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对超越具体事物的形而上之自在本体的追求[8]。李天石认为六朝文化具有独特价值，这主要就是挣脱两汉儒学束缚、追求思想自由、发展抽象思维、张扬个性主体、实现精神的内在超越，在传承汉魏以前传统文化、影响隋唐礼乐政刑典章制度、促进江南开发及中外文化交流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9]。罗宏曾的《魏晋南北朝文化架构的特征》一文，把这一时期定位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
五是六朝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吕思勉先生的《两晋南北朝史》曾用了不少笔墨论述六朝的社会生活，但在建国后的一个时期中，六朝社会民俗被视为封、贺、修而遭到批判，无人敢对之研究。近30年来，人们认识到社会的历史不仅只是政治的经济的历史，更包括人们衣食住行等具体的社会生活。近年来，涉及六朝社会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曹文柱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
曹文柱撰文认为，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有一个由轻悍好斗向柔靡怯懦的转化过程，其原因和社会上层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变化、社会下层宗教信仰的转移以及江南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张承宗、孙立撰文认为，六朝的社会风气，南方逐渐由尚武转变为儒懦；六朝江南妇女以养蚕纺织等手工劳动为主，此外还从事植物的采集，并参与酿酒、卖茶等市场活动，这与六朝时期社会风气的相对开放分不开(12)。许辉、曹文柱等还专门探索了六朝的流民问题等。
六是六朝考古的新进展。建国以后，江南地区多有六朝遗址、墓葬的发现，其中江苏南京地区发现尤多[10]。近30多年来，六朝考古有重大的突破，许多以往学者们有争议的问题有望得以解决或部分解决。其中对六朝史研究影响最大、最为重要的，是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现与六朝建康城一系列遗址的发现。
七是六朝时期文献和典籍的整理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这方面成绩十分显著，和六朝史有关的正史及《资治通鉴》都得到系统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校订本。一些基本文献典籍如《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抱朴子内篇》、《抱朴子外篇》、《华阳国志》都已整理校注出版。六朝的相关墓志石刻及出土文献，如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等《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长沙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等都已出版。鲁西奇撰《六朝买地券丛考》，讨论了买地券反映的制度、地理等方面的问题。其余成果还有很多，这里不再细述[11]。
三、进一步深化六朝史研究的思考和展望
在对60年来六朝史研究作出上述简要回顾的基础上，有必要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深化六朝史研究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总体的展望。
怎样深化对六朝史的研究？笔者认为，从以上六朝研究史的回顾表明，对其中那些行之有效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和研究目标，应当是我们特别重视并继续坚持发扬的。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坚持正确的研究对象与目标
历史是十分复杂的，尤其是六朝时期，南北政权对峙、政权更叠频繁，制度头绪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因此我们现今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复原历史的原象。历史就是历史，历史研究的任务，总是立足于当代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某些选择性的研究，这是必然的，也是符合实际的。那么我们应当重视六朝的哪些方面的研究呢？这里有一个宏观、中观、微观的关系问题。从微观方面讲，我们不可能搞清楚六朝的一切方面，但我们可以从中观、宏观角度，大体搞清楚六朝社会的重要的、基本的方面。因此选择六朝研究题目与目标不宜过于琐碎。当然这并不包括那些看似细小、而实际却关乎社会重大问题的课题。我们的重点似应放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基础上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上，例如近年六朝史学界所讨论的南北朝制度与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六朝与唐代社会制度的渊源问题，六朝文化的特点与现代价值问题，都是极有意义的宏观研究课题。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对六朝历史具体问题做更多乾嘉学派式的考证。历史学者本来就不是都集中于一个层面上做研究的，历史需要人们从宏观、中观、微观，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等不同层面、不同时段来进行研究和认识。不过就近年来许多青年学者过早沉浸于琐碎问题的考辩、研究过于细化的倾向来说，目前应当更多提倡立足于扎实考辨与全面掌握史料基础上的宏观与中观的研究。日本著名六朝史专家谷川道雄近年来十分忧虑日本六朝学界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者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少了”，日本史学界青年一代越来越不关心历史上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而过多沉浸于琐碎事件与制度的考据。他认为尽管以往的日本史学界所研究的“六朝社会共同体问题”、“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之类重大问题并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毕竟是推进了日本六朝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且有重大的意义。而中国的六朝史研究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其实通过前面的回顾，我们不难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中国史学界多年来通过对中国古史分期、汉民族形成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等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才使我们的六朝史研究的许多方面达到了较高的研究水平。现在许多青年人对老一辈学者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已经失去了兴趣，“而自己所研究的课题又缺乏宏观的力度。本来，同老一辈学者相比，青年学者在史料功底和理论思辨能力上就相对存在着欠缺，过早地埋头于琐细的局部问题之中，则很难成大器”[12]。这无疑是中的之论。
(二)掌握科学的理论指导
这是研究六朝史(其实也包括所有历史研究)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只是进行纯粹的考据，那么一般只要网罗所有的史料、掌握逻辑的推演、注意史料的鉴别等一系列环节，大体就会有一个或是或非的最终结果。其实，由于目前电脑技术的广泛应用，过去我们需要花费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完成查阅浩瀚史料，现在计算机可能在瞬间便可以完成了，这也就是目前一般考据方法的应用越来越简单的原因。但是，机器毕竟不能完全代替人的抽象思维，对于复杂的历史问题、特别是人与社会这样的历史问题，只靠机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深入地认识人与社会，还是要靠对人与社会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与透彻分析，因此，理论的学习是十分重要的。
回顾60年来的六朝史研究，哪一个重要论点的提出与创造性研究成果(一般的史籍整理或纯考据除外)能离开理论的分析呢？如陈寅恪对南朝与唐代历史关系的分析，何兹全对六朝社会特征与社会结构的认识，唐长孺对六朝社会中门阀士族、部曲、佃客等阶级、阶层的分析，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等论著，无不体现着理论与史料、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的结合。
具体说到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理论，由于近年众多外国社会科学理论的引入，可能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总体上看，恐怕目前还没有哪一种理论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更能使我们深入分析与认识人与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我认为目前中国历史学界真正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例如上举诸书，大多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完成的。当然我们现在要以发展的变化的眼光来看待与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绝不能将之教条化。
(三)在务实的基础上转换视角，改进方法，不断探索新的问题
多年来的思维定式，已使我们感到六朝史研究这块土地几乎已开垦殆尽，现在一些学者指导六朝史研究生做论文，选题似乎都出现了困难。其实，有时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方法，我们就会柳暗花明，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和方法，而且即使过去已经做过的题目，也不是没有剩义可研究了。
(四)加强对史料的掌握和发掘
掌握史料，首先是对基本史料，即正史、别史与政书、类书、文集、笔记等传世文献资料的掌握，这应是其大宗。对传世文献资料不熟悉，而去猎奇稀有材料，这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一贯所反对的。陈寅恪重视出土文献资料的作用，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新问题”，但是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经典著作，基本都是利用最普遍、最常见的史料论证完成的。如果对于基本史料尚不能认真学习与掌握，那么稀有的史料即便摆在面前，恐怕也是用不好的。现在的史学青年，尤其要学会在阅读基本史料的“日课”中，加深对历史现象的认识，仅仅靠电脑搜索，是做不成学问的。
在熟悉基本史料的基础上，要注意利用新的出土文献资料，例如近年六朝文献的出土，以1996年发现的长沙走马楼吴简最为知名。其总数十多万片、约两百余万字。今后随着大批简牍的公布，孙吴史的研究将会有较大的突破。
(五)扩大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六朝史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份，已经日益国际化了。田余庆在20多年前就指出：“外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要多多吸收。探索新问题，借鉴外国，可以丰富我们的思想”[3]394。目前，日本学者在六朝史研究的不少方面还是走在我们前面，而且应当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日本的不少学者也是以唯物史观来指导六朝史研究的(13)。加强中外特别是中日六朝史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十分必要。再如韩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与中国六朝交往密切，其典制文化风俗多受中国六朝影响，如将中韩历史加以比较，定会使双方的研究得到很大启发。总之，只有将研究的视野放眼世界，我们才能够在互相的切磋与交流中，提高六朝史研究工作的水平。
(六)注重考古资料的利用
近年中国六朝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14)，特别是在南京，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馆近年来进行了一系列较重大的六朝墓葬的发掘。如南京钟山六朝祭坛遗址的发现、建康城宫城遗址的发现、石头城遗址的考古、六朝帝王陵的考古(如对陈武帝万安陵、陈文帝永宁陵、梁临川王萧宏墓、梁始兴王萧和墓、梁潘阳王萧恢墓的调查)、对栖霞山石窟寺、钟山寺庙遗址的调查，这些工作都促进了六朝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另外，在江南各省，近年都有一些六朝遗址、墓葬的新发现。六朝考古的新成果使六朝史研究更加具有吸引力，促使研究水平不断有新的提高。
(七)戒除浮躁与急功近利行为，踏踏实实进行研究工作
我们经常讲，“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就是要鼓励人们踏踏实实治学。史学研究，来不得半点马虎，中国史学历来有着优良的传统，我们不能为时下社会上的浮躁与急功近利之风诱惑，而是要扎扎实实打好基本功。田余庆先生20多年前曾讲过，要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多出几个陈寅恪式的史家。现在20多年过去了，现状还只能说是“喜忧参半”。只有经过继续的艰苦奋斗，才可能将我国的六朝史研究一步步推向深入。
注释：
①“六朝”有广义、狭义两解。广义六朝，指《通鉴》按正统观念所说的魏、晋、宋、齐、梁、陈，泛指整个魏晋南北朝；而狭义六朝则如《建康实录》所记，专指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在10年前世纪之交的学术史回顾热潮中，曹文柱等撰有《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近年陈长崎等亦撰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三十年》。这些论文着眼点都是广义六朝，本文则侧重于以江南为统治中心的狭义六朝。
②如晋人陈寿著《三国志》；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梁人沈约著《宋书》；梁人萧子显著《南齐书》等。六朝以后，姚思廉、许嵩、司马光、刘恕、沈括、洪迈、李贽、王夫之、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一大批史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都曾对六朝史进行过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研究。
③其代表作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册(1937年出版，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及魏晋玄学的一批论文。其这一时期关于玄学的论文，大多收入于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魏晋玄学论稿》一书中。
④据陈长琦等统计，在1978-2008年的30年中，第一个10年中国大陆每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论文在150篇以上，第二个10年达到年均200篇以上，第三个10年则达到年均300篇以上；30年来出版的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术著作大约有几百部。参见陈长琦、范兆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三十年》，载《史学集刊》，2009年10期。
⑤据陈寅恪本人讲，他“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见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第112页，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
⑥早在1927年，何兹全即读了列宁《远方来信》，20世纪30年代在北大又读了恩格斯、马克思、考茨基的著作。见何兹全《我的史学观和我走过的学术道路》，载《史学家自述》，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⑦参见罗宗真：《六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海学刊》1984年第3期；简修伟《六朝史稿》及其论文，重点论述了六朝依附关系的发展；许辉、蒋福亚：《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徐明德：《公元三世纪江南经济考略》《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
⑧分见蒋福亚：《东晋南朝的大土地所有制》，《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汤其领：《东晋南朝世族地主庄园试探》，《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章义和：《从谢灵运〈山居赋〉论六朝庄园的经营形式》，《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⑨何德章：《六朝江南农业技术两题》，《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六朝南方开发的几个问题》，《学海》2005年第2期；李恒全、郭智勇：《经济结构整合与六朝商品经济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⑩分见傅兆君：《六朝城市经济的特点及其在新经济区发展中的作用》，《学术月刊》1992年第11期；刘希为、刘磐修：《六朝时期岭南的开发》，《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陈长琦：《六朝广东发展的考古观察》，《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赵庆伟：《六朝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崛起与港市的繁荣》，《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黄金铸：《六朝岭南农业开发的综合考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六朝岭南地区城市发展与区域开发》，《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段塔丽：《试论三国时期东吴对岭南的开发与治理》，《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11)分见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王连儒：《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嵇发根：《六朝时吴兴沈氏文人的崛起与发展》，《湖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韩树峰：《河东裴氏南迁述论》、《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2000年第1期。
(12)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2期；张承宗、孙立：《东晋南北朝社会风气及南北民俗的交流》，《江海学刊》1995年第6期；张承宗：《六朝江南妇女的经济活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3)如日本著名六朝史专家谷川道雄在总结自己的学术道路时，就称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影响是“无法否定的”，他是马克思著作“贪婪的读者”。见其《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文版自序，中华书局2002年版。
(14)关于60年来六朝考古的情况，限于篇幅未作详细介绍，有关情况可参见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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