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和鲁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邵洵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和邵洵美的关系，我们更直接、也更容易了解鲁迅的言辞和态度，对邵洵美的反应知之甚少。他们两人身处同一时代——1928－1936、同一地方——上海，但年龄差距较大，鲁迅（1881－1936）长邵洵美（1906－1968）25岁。他们同属浙江人：鲁迅是绍兴人；邵洵美祖籍余姚，生于上海。两人同城而居，同处文界，并无多少直接交往，但打过一些笔战。两人的关联始于1928年，矛盾集中爆发于1933年，是年鲁迅53岁，邵洵美28岁，之后延续了三年，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以后，还有余波泛起。
在鲁迅生前及逝后，邵洵美在自己办的刊物——《狮吼》半月刊复活号、《论语》、《人言》①、《十日谈》上发表文章，或明或暗地批评鲁迅。两人的矛盾，还涉及与邵洵美一起办刊的林语堂、章克标，以及邵洵美的好友徐志摩。两人何以会产生矛盾？这些矛盾的来龙去脉又如何？本文试作一点探讨，借以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坛。
回溯历史，邵洵美和鲁迅的“来往”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初入文坛，调侃鲁迅（1928）；二、“文人无行”之争（1933）；三、《人言》擅自发表鲁迅的日文文章（1934）；四、沉寂之后的鸣响：邵洵美的回应（1935－1936）。
一、初入文坛，调侃鲁迅
1928年是邵洵美踏入文坛的第一个年头，他开办金屋书店，同时编辑《狮吼》半月刊复活号。在《狮吼》12期（1928.12.16）他以笔名浩文发表了短篇小说《绍兴人》，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作家罗先生正是以鲁迅为原型。小说开头这样写道：
他真是绍兴人！他满脸是大花雕的色彩，是一种深黄与深红的混合质；他的两只眼睛张开的时候，是两只三角，闭拢的时候，是两个“人”字；他的鼻子比一般苏州人则高，比一般广东人则低；两笔胡须，好像真是拿墨来画在他上唇的左右的，看他虽然一壁说话，一壁时常把右手来捋著，但胡须的地位却一些不见有什么变动。总之，我们一站到他的边上，我们便好像已到了绍兴。我们可以看见一条条烂泥浆和着大石块塑成的不满七八尺开阔的大街，两旁是钱庄，酒家，旱烟店，咸鱼摊。
……在这二十年中，他去过了一次日本，做过了几篇小说，翻译过了几本散文，教过了几年书，末了是被他的许多门下尊为中国的第一等文学家。
真是不容易，有像他一般多的门下，少说则一千左右，多说则半万出头，有这许多的门下，便是说，他的著作，便有这许多的读者，也便是说，他的书籍便有这许多的销路。有这许多的销路，他还不是第一等的文学家吗？
文学家是要做文章的，他今天一早起来便做文章：他要做一篇给自己编辑的月刊（引者按：指《奔流》月刊），他要做一篇给自己编辑的周刊（引者按：应指《朝华》周刊），他要做一篇骂回某君批评他的文章，他还要译一些日本人的研究俄罗斯的文学的文章。
上文足以表明罗先生的原型是鲁迅。短篇小说《绍兴人》的情节很简单，讲述罗先生几年前在中学教过的一个学生来拜访他，当年他常批评这个学生文章不通。不料这个学生中学毕业后，去南洋不满一个月，回国后在刊物上频频发表文章。在最近一本近代文艺史中，学生的名字竟和罗先生的名字同时出现。罗先生听学生讲完这些事，羞怒不已，小说遂于此结束：
罗先生听到这里，浑身渐渐地热起来，眼前似乎起了一层雾，只觉得有个极大的鄙屑他而又取笑他的脸在前面动摇，耳旁是高高低低的声浪，头也晕了。在朦胧中他觉得自己站起身来送着他的学生出去。
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只见他上半天做的文章已撕碎了掷了一地，他以前创作与翻译的书上都涂满了墨杠子，恨恨地自己敲着胳膊喊道：
“我要忏悔……”
半个月以后报纸上登着罗先生的新作的广告。那广告文中写着：
“罗先生是绍兴人……”
小说反映了罗先生在文坛的地位——“被他的许多门下尊为中国的第一等文学家”，作者嘲笑罗先生气量小、自私。写这篇小说时，邵洵美22岁，还是文坛上名不见经传的晚生后辈，就敢与一年前（1927年10月）刚从广州迁往上海，享有盛誉的作家、教授、学者、自由撰稿人——鲁迅开起玩笑。不知《狮吼》上这篇小说，鲁迅是否看过或者听说。
1929年初，邵洵美办《金屋月刊》，取代原来的《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编辑者为邵洵美和章克标。在《金屋月刊》上，章克标以笔名K.S发表《要做一篇鲁迅论的话》（载《金屋月刊》2、3期，1929年2、3月），以对话体的形式评论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文章在评论鲁迅的小说之余，不时有冒犯鲁迅的言语，如“鲁迅部下的走狗是极多的，以前的老例，每有一次对他的恶评，他部下便是疯了似的齐抢出来的，真像一个恶狗村。”② 由此可知，1929年上海文坛已有相骂的风气。
二、“文人无行”之争
邵洵美与鲁迅发生明显矛盾，以致鲁迅动辄以“富家女婿”冷嘲热讽邵洵美，是到1933年。当年初，鲁迅和邵洵美共同参加欢迎萧伯纳的活动。据鲁迅1933年2月17日记载：
午后汽车赉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伊（伊罗生）、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杨往笔社（笔会），约二十分后复回孙宅。绍介木村毅君于萧。傍晚归。③
一贯简短的鲁迅日记只字未提邵洵美。据邵洵美女儿邵绡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中载，当日傍晚，邵洵美请鲁迅先生搭乘自己的汽车回家。据贾植芳先生《狱友邵洵美》④ 一文载，邵洵美坐牢时曾告诉贾先生，这顿宴请萧伯纳的“功德林”素菜是他会的钞，可是当时各种报纸都未提及，令其感到委屈。为何由邵洵美私人支付这笔招待费，不得而知。目前仅知邵洵美是笔会成员，三年前（1930.11.16）在世界笔会中国分会成立会上，被选为会计。⑤
关于这次欢迎会，鲁迅在日文文章《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⑥ 中，记下邵洵美将笔会赠品送给萧伯纳的一幕：这是由有着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戏子的脸谱的小模型，收在一个盒子里。这就是邵洵美和鲁迅在笔会欢迎萧伯纳的场合碰面的情形。
邵洵美和鲁迅的矛盾主要发生在当年夏天（1933年8月），起因是文坛的一个时髦话题——“文人无行”。鲁迅曾多次作文，谈及“文人无行”⑦ 这个话题，其中就有1933年8月1日发表的《辩“文人无行”》（载《文学》月刊1卷2号），该文不指名地批评张资平、曾今可等人打着“文人”旗号，投机经商或者通过加害他人谋取政治资本。
半个月后，邵洵美也紧跟时AI写作了一篇《文人无行》，刊登在《十日谈》第2期（1933.8.20），开篇即指出，此处“行”应解作行当的行。文章大意是，文人因为没有职业，走投无路才成为文人，于是文坛便乌烟瘴气。这篇文章令鲁迅很生气，接二连三地作文驳斥，也结下了和邵洵美的恩怨。邵洵美的原文如下：
文人无行
我以为文人无行的行字，应作行当之行解。文人无行者乃文人没有职业之谓也。
三百六十行，本来没有把文人算在里面。
文人没有职业，原是因为他们除了写文章，不会做旁的事情。“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两句话，也害尽了一切文人。因为在家里的时候，经纶满架，一古脑儿吃了下去，既不知道溶化，也不知道应用，自以为万事了然，半部《论语》，已可治天下；一朝丢下了笔杆，做官不懂迎上临下，做商不懂点斤较两，跨进社会，无不一败涂地。《颜氏家训·涉务篇》曰：“吾见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确是经验之谈。
肩不能够挑担，手不能够提篮的文人，至多只能“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
但是，我却还有一个疑问：究竟做了文人才没有职业呢，还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呢？
前人见解，总觉得虽然“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但是还须，“行有余力，则可习之”。像李白般“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横经籍书，制作不倦”，到头来，仍只得左一张自荐表，右一封《上韩荆州书》地四处走门路。此乃做了文人而没有职业的事实。
不过看一看目前我国文坛，却又使我相信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我们可以把这种文人分成许多类：
（一）研究了好多年政治，但是官场饭碗已满，只得退下来办本杂志，或是译几册浅近的外国书。
（二）游学几年，一无所获，回国来仰仗亲戚故旧，编张报屁股，偶然写些似通非通的小品文。
（三）学问有限，无处投奔，但是外国文字，倒识得一些，于是硬译各种文章，自认为时代前进的批评家。
（四）离开学校，没得饭吃，碰巧认识了一位大人物，一方面正需要宣传，一方面则饿火中烧；两情脉脉，于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办个刊物捧捧场。
（五）大学教授，下职官员，当局欠薪，家有儿女老小，于是在公余之暇，只得把平时藉以消遣的外国小说，译一两篇来换些稿费；或则以他曾参加过的某一集团的臭情秽史，就记忆所及，记录下来，而名之为小说。
第五类似为“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之辈，是锦上添花，是已有职业而来赚外快的；但有了职业也是吃不饱，和没有职业一样。
（下略）
比较邵洵美的《文人无行》和鲁迅的《辩“文人无行”》，其实两篇文章的方向和目标都一致，即批评所谓“文人”打着文人旗号，行追名逐利之实。邵洵美的文章列举了几种没有职业而成为文人的情况。这些情况可能都有所指，但并非针对鲁迅。要说与鲁迅有关的，大约是第三项和第五项：（三）硬译各种文章，自认为时代前进的批评家；（五）大学教授、下职官员，当局欠薪，家有儿女老小，于是在公余之暇，只得把平时藉以消遣的外国小说，译一两篇来换些稿费。第三项，鲁迅自然认为“硬译”是影射他，因为“硬译”因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翻译而得名。⑧ 第五项，鲁迅恰好曾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也译过外国小说。如此一来，鲁迅迅速应声而战。
鲁迅在《申报·自由谈》先后发表了1933年8月26日的《各种捐班》、9月1日的《登龙术拾遗》、9月17日的《新秋杂识（三）》、10月26日的《“滑稽”例解》，1934年1月22日的《漫骂》，堪称高频率的反击。这些文章中有两个关键词——“捐班”和“登龙术”，讽刺邵洵美用富岳家的钱，捐成“文学家”。节引原文：
材料一：
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
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纹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应该代以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为这才是新时代的美术。“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而“文学家”或“艺术家”也就这样的起来了。
（《准风月谈·各种捐班》，初载《申报·自由谈》1933.8.26）
“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当然指的是邵洵美。“古董的花纹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应该代以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为这才是新时代的美术。”指邵洵美等人所办的《时代》画报经常刊登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爱美’的人物”当然是讽刺邵洵美之为“唯美派”。
材料二：
术曰：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头衔自来，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声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试看王尔德遗照，盘花纽扣，镶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见犹怜，而况令阃。可惜他的太太不行，以至滥交顽童，穷死异国，假如有钱，何至于此。所以倘欲登龙，也要乘龙，“书中自有黄金屋”，早成古话，现在是“金中自有文学家”当令了。
（《准风月谈·登龙术拾遗》，初载《申报·自由谈》1933.9.1）
上文皆针对邵洵美，连带其妻子岳家，“最好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这里把邵洵美与王尔德比较，因为邵洵美喜欢王尔德，文学趣味为“唯美派”。
材料三：
文弱书生死样活气，怎么做得到权臣？先前，还可以希望招驸马，一下子就飞黄腾达，现在皇帝没有了，即使满脸涂着雪花膏，也永远遇不到公主的青睐；至多，只可以希图做一个富家的姑爷而已。
（《准风月谈·文床秋梦》，初载《申报·自由谈》1933.9.11）
“富家的姑爷”亦指邵洵美。
材料四：在《新秋杂识（三）》⑨ 中，鲁迅戏拟了一句新诗：“野菊的生殖器下面，蟋蟀在吊膀子”，并翻成旧诗——
野菊性官下，
鸣蛩在悬肘。
虽然很有些费解，但似乎也雅得多，也就是好得多。人们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好，现在也还是一个做文豪的秘诀呀。质之“新诗人”邵洵美先生之流，不知以为何如？
这显然是讽刺邵洵美的诗歌水平，且带有人身攻击的意味。
材料五：
……中国之自以为滑稽文章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和真的滑稽有别。这“狸猫换太子”的关键，是在历来的自以为正经的言论和事实，大抵滑稽者多，人们看惯，渐渐以为平常，便将油滑之类，误认为滑稽了。
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
……
见于报章上的广告的，也有的是。我们知道有一种刊物，自说是“舆论界的新权威”，“说出一般人所想说而没有说的话”⑩，而一面又在向别一种刊物“声明误会，表示歉意”，但又说是“按双方均为社会有声誉之刊物，自无互相攻讦之理”(11)。“新权威”而善于“误会”，“误会”了而偏“有声誉”，“一般人所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却是误会和道歉：这要不笑，是必须不会思索的。
见于报章的短评上的，也有的是。例如九月间《自由谈》所载的《登龙术拾遗》上，以做富家女婿为“登龙”之一术，不久就招来了一篇反攻，那开首道：“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嫉，妒嫉的结果是攻击。”这也不能想一下。一想“的结果”，便分明是这位作者在表明他知道“富妻子”的味道是甜的了。
……
不过“古香斋”里所收的妙文，往往还倾于奇诡，滑稽却不如平淡，惟其平淡，也就更加滑稽，在这一标准上，我推选“甜葡萄”说。
（《“滑稽例解”》，初载《申报·自由谈》1933.10.26，收入《准风月谈》）
上文谈到两件事，一件是《十日谈》与《晶报》的官司，以《十日谈》登出道歉广告告终。鲁迅乘《十日谈》惹纠纷的机会奚落邵洵美办的刊物。其实，《十日谈》创刊号登广告，以及后来惹了官司道歉，都无可厚非，鲁迅把两者放在一起，不过是借题发挥。另一件是邵洵美的朋友化名作文驳斥鲁迅的《登龙术拾遗》，被鲁迅讥为“甜葡萄”说，令这位作者着实领教了鲁迅回击的手腕。
材料六：
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真话，即使称之为漫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有钱不能就有文才，比“儿女成行”并不一定明白儿童的性质更明白。
（《漫骂》，初载《申报·自由谈》1934.1.22，收入《花边文学》）
“诗人”、“富翁”，“有钱不能就有文才”都指邵洵美。
1934年10月，事隔一年多，鲁迅出版《准风月谈》，在《准风月谈·后记》中把邵洵美《文人无行》一文引发纷争的经过，又详述一遍：
去年八月间，诗人邵洵美先生所经营的书店里，出了一种《十日谈》，这位诗人在第二期 （二十日出）上，飘飘然的论起“文人无行”来了，先分文人为五类，然后作结道——
除了上述五类外，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枝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呒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
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
因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因此他们的目的仍在职业而不在文人。他们借着文艺宴会的名义极力地拉拢大人物；借文艺杂志或是副刊的地盘，极力地为自己做广告：但求闻达，不顾羞耻。
谁知既为文人矣，便将被目为文人；既被目为文人矣，便再没有职业可得，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
文人的确穷的多，自从迫压言论和创作以来，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12)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以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我那两篇中（引者按：《各种捐班》、《登龙术拾遗》）的有一段，便是说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
1935年，鲁迅再次提及“捐班文人”邵洵美和他的“帮闲”。节引原文：
有的卖富，说卖稿的文人的作品，都是要不得的；有人指出了他的诗思不过在太太的奁资中，就有帮闲的来说这人是因为得不到这样的太太，恰如狐狸的吃不到葡萄，所以只好说葡萄酸。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载《文学》月刊5卷4号（1935.10），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总结这次矛盾，缘于1933年8月邵洵美赶时髦写的一篇《文人无行》，鲁迅认为该文影射了他，于是再三回击。鲁迅抓住邵洵美的家世和文学家、诗人的身份，封给邵洵美“捐班文人”的称号，讥其用阔太太的陪嫁作文学资本，登上文坛。邵洵美的朋友以笔名圣闲、如是，作文回击。鲁迅讥之为“甜葡萄”说。1934年10月，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把邵洵美的出版机构和文人圈子称为“甜葡萄棚”。从1933年8月至1934年1月，鲁迅写了六篇文章，指名或不指名地批评邵洵美。两人的矛盾，虽则以鲁迅的单方面出击为主，邵洵美并未正面回应，但却埋下了矛盾的种子。于是，便有了1934年3月，《人言》擅自翻译、发表鲁迅日文文章一事。
三、《人言》擅自发表鲁迅的日文文章
1934年3月3日，《人言》在未告知鲁迅的情况下，刊登了他给日本《改造》杂志写的日文文章《谈监狱》。译者署名为井上，鲁迅立刻猜出是章克标。他在《准风月谈·后记》（写于1934.10.16）中说：
但邵府上也有恶辣的谋士的。今年二月，我给日本的《改造》杂志做了三篇短论，是讥评中国，日本，满洲的。邵家将却以为“这回是得之矣”了。就在也是这甜葡萄棚里产生出来的《人言》（三月三日出）上，扮出一个译者和编者来，译者算是只译了其中的一篇《谈监狱》，投给了《人言》，并且前有“附白”，后有“识”——
谈监狱
鲁迅
（顷阅日文杂志《改造》三月号，见载有我们文坛老将鲁迅翁之杂文三篇，比较翁以中国文发表之短文，更见精彩，因迻译之，以寄《人言》。惜译者未知迅翁寓所，问内山书店主人丸造氏，亦言未详，不能先将译稿就正于氏为憾。但请仍用翁的署名发表，以示尊重原作之意。——译者井上附白。）
正文（略）
（此外尚有《王道》及《火》二篇，如编者先生认为可用，当再译寄。——译者识。）
姓虽然冒充了日本人，译文却实在不高明，学力不过如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先生的程度(13)，但文字也原是无须译得认真的，因为要紧的是后面的算是编者的回答——
编者注：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但我们刊登此稿目的，与其说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议论透彻；不如说举一个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的例子。鲁迅先生本来文章极好，强辞夺理亦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统观此文，则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若非译笔错误，则此种态度实为我所不取也。登此一篇，以见文化统制治下之呼声一般。《王道》与《火》两篇，不拟再登，转言译者，可勿寄来。
这编者的“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话，是和译者的“问内山书店主人丸造氏”相应的；而且提出“军事裁判”来，也是作者极高的手笔，其中含着甚深的杀机。我见这富家儿的鹰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他们的主公邵诗人，在赞扬美国白诗人的文章中，贬落了黑诗人(14)，“相信这种诗是走不出美国的，至少走不出英国语的圈子。”（《现代》五卷六期）我在中国的富贵人及其鹰犬的眼中，虽然也不下于黑奴，但我的声音却走出去了。这是最可痛恨的。但其实，黑人的诗也走出“英国语的圈子”去了。美国富翁和他的女婿及其鹰犬也是奈何它不得的。
但这种鹰犬的这面目，也不过以向“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的我而已，只要立刻能给一个嘴巴，他们就比吧儿狗还驯服。
鲁迅后来再提此事：
第一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应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写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三月，登在《改造》上，改题为《火，王道，监狱》。记得中国北方，曾有一种期刊译载过这三篇，但在南方，却只有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编的杂志《人言》上，曾用这为攻击作者之具，其详见于《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兹不赘。
（《且介亭杂文·附记》，写于1935.12.30，1937年7月出版）
《谈监狱》译文后面的“编者注”，多年之后经章克标说明，系邵洵美所作。(16)“编者注”中说，“鲁迅先生本来文章极好，强辞夺理亦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统观此文，则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若非译笔错误，则此种态度实为我所不取也。登此一篇，以见文化统制治下之呼声一般。”
一年之后，1935年，鲁迅仍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写于1935.12.31，1937年7月出版），再次引用了这段“编者注”，“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宁可如邵洵美辈的《人言》之所说：‘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足见鲁迅对这种评价的在意。
《人言》事先不征得鲁迅同意，就把译文刊登出来，自然不妥。但是联想一年之前（1933年8月），鲁迅对邵洵美文章《文人无行》的多次打击，便不难理解邵洵美、章克标等人为何擅自翻译、发表鲁迅的日文文章，还浓墨重彩地在译文加上“附白”、“识”、“编者注”，再三暴露鲁迅的作者身份，其中“附白”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但我们刊登此稿目的，与其说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议论透彻；不如说举一个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的例子”，这的确把鲁迅暴露在文化统制机构面前，对其人身构成威胁。(17)
至于鲁迅批评邵洵美在《现代》上发表的《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一文，“在赞扬美国白诗人的文章中，贬落了黑诗人(18)，‘相信这种诗是走不出美国的，至少走不出英国语的圈子。’（《现代》五卷六期）我在中国的富贵人及其鹰犬的眼中，虽然也不下于黑奴，但我的声音却走出去了。这是最可痛恨的。但其实，黑人的诗也走出‘英国语的圈子’去了。美国富翁和他的女婿及其鹰犬也是奈何它不得的。”这完全是找个由头攻击邵洵美，与其文章的好坏全无关系。
《人言》编者擅自翻译、发表鲁迅日文政论文章《谈监狱》，把鲁迅暴露在当局面前，虽没造成什么后果，却深深伤害了鲁迅。从以下两则材料即可看出：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作了女婿换来的。
（《拿来主义》，初载《申报·自由谈》1934.6.7，收入《且介亭杂文》）
就是近事，自然也还有拜侠客做干爷，给富翁当赘婿，陡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
（《中秋二愿》，初载《中华日报》1934.9.28，收入《花边文学》）
《拿来主义》曾编入中学语文教材，于是邵洵美“富家女婿”的声名远播，这也对后人认识邵洵美造成一定障碍。
四、沉寂之后的鸣响：邵洵美的回应
1934年5月5日，《人言》1卷12期发表郭明（邵洵美笔名）的文章《自己笔记》，其中一节写道，
年来文坛上多意气的争执，辩论时常越出范围。双方既各走极端，于是文章的讨论，便变成粗俗的谩骂。挑衅者惯常是《自由谈》的几位投稿者。第一位被难者是曾今可；第二位是余慕陶；第三是施蛰存；第四是何家槐。我也曾被放过几次暗箭，但是我没有本领回手，“一只盘不响，两只盘叮当”，一拳来时，并无一脚去，所以不多时，便把我忘了。
邵洵美记述了1934年文坛“骂声不断”的现象，时值杂志年，杂志林林总总，谩骂也成了文坛一道风景和一大特色，“《自由谈》的几位投稿者”即指鲁迅。邵洵美“被放过几次暗箭”的遭遇，可见本文第二节引用的材料。
诚如其言，邵洵美的确当时没有回手，不过，经过一年的沉寂，从1935年开始，他开始在评论、小说中，大量发表对鲁迅的意见。
1、在《人言周刊》和《时代》画报上著文驳斥鲁迅
1935年6月22日，邵洵美在《人言周刊》2卷15期发表两篇文章，一篇《劝鲁迅先生》，一篇短评（系专栏“艺文闲话”中的一节），都谈到鲁迅：《劝鲁迅先生》，题目标明是劝告鲁迅先生，这是邵洵美第一次正面地、直截地回应鲁迅。全文如下：
劝鲁迅先生
邵洵美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极混乱的时代中，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这一个混乱时代中的形形色色，大可以供给研究的资料；许多人却忽略了。说本行的话，去年一年中定期刊物云推潮涌，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去做过详细的分析。说是为“名”吧，那么，一般编辑的名声，实在臭莫臭于去年；说是为“利”吧，那么，除了《论语》半月刊，恐怕赚钱的真是绝无仅有了。既不为名，又不为利，那么为的是什么呢？我想连办杂志的人自己也不见得说得出一个所以然。我觉得这一个问题着实值得研究。
我个人是没有能力可以作以上所说的那个研究的，但是我可以谈一谈因杂志的众多而发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杂志上最明显：那便是编辑同人们的互相咒骂。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文如其人”的新注解，文学批评竟然变成了对于个人行为的指摘，甚至造谣诽谤无所不至。譬如说，鲁迅先生便总骂我“有钱”。我有没有钱已经是一个问题；即使有那么它的来源是否如鲁先生所说的更是一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它和我的文章究竟有多少关系呢？鲁先生似乎批评我的文章不好，但是始终没有说出不好在什么地方。假使我的文章不值得谈，那么，为什么总又谈着我的“钱”呢，鲁迅先生在文学刊物上不谈文章而谈人家的“钱”，是什么一种作用呢？这一类的文章，他写了已有一年多，我从未与他“相骂”；但是一方面他还是写个不停，而另一方面人家且以造谣诽谤咒骂挑拨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长此下去，其流毒将不堪设想，所以我觉得有说几句话的必要了。
我对于鲁迅先生文笔的尖利是一向喜欢的，即使他的许多无聊文字也极有趣，所以虽然不断地骂我，却从没有骂出我的火来。不过有了这样一枝生龙活虎的文笔而不写一些有用的文章，真叫人惋惜非凡。我是最喜欢去了解人家的苦衷的，我知道与其称鲁迅先生为文学家，不如称他是政治家，他更来得满意。他的为文本来是谋国家社会的幸福，与狭义的纯文学家迥然不同。要是有一天说是鲁迅先生“投笔从戎”去了，我们决不会感到惊异。所以他虽然做文学批评，此中却大有苦衷。但是在现在的时代，说话不能随便，这一位满腔牢骚的鲁迅先生一方面受了委屈，一方面便在别人身上去出气了。好在“文人相轻”，即使狗血喷头，也不会蒙到杀身之祸的。于是他在写文章的人里面，一个一个去拣来咒骂；一般“小资产阶级所认为是下流的”字眼，也一个一个去捧来应用：幸灾乐祸的人们当然拍手叫好，他便也像“小资产阶级”一般地得意他的伎俩。到头来读者得不到一点好处，自己空费了有用的光阴：识相如鲁迅先生，也当后悔！
为玩弄一些文字上的技巧而使个人满足，倒也罢了；可是鲁迅先生不比别人，他的确有号召的力量，于是咒骂之声便洋溢乎文坛了。试问这岂是他真正的希望？现在市面上不论什么文学杂志，里面总要专辟一个“骂人栏”，恶声换着臭骂，挑拨继以诽谤，真有被骂资格的，反而坐在高处看戏：我想鲁迅先生决不会幼稚到这一点都看不明白。解铃系铃都在他，希望他从此能表现光明的态度与行为。
我个人是无所为的，只要文章能有一部分人喜欢，已经满意了。在文学上，希望贡献读者一些认真与忠实的作品外，毫无他求。上面那些空话，不过是对一位难得有的文人进些忠告：要知堕落他自己已经可惜，欺骗信仰他的读者更是不应当！
在这篇文章里，邵洵美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鲁迅总在“有钱”上做文章，而“有钱”和文章的好坏并无直接关系，自己“有钱”也不意味着来自岳家，鲁迅避谈自己的文章，老是在“有钱”上做文章，很不合宜；第二，同情和理解鲁迅“骂人”背后的苦衷，鲁迅的社会批评不得不采取曲笔，牢骚满腹，所以转而骂人出气，但如果沉迷其中，则“空费了有用的光阴”；第三，鲁迅作为文坛领袖，不应引领和助长“骂人”的风气，甚或希望鲁迅能有诚意握手言欢。
“艺文闲话”（载《人言周刊》2卷15期，1935.6.22）同样也不点名地提及鲁迅，节引原文：
（一）诗人写批评文字
我国文坛却的确有这一类合乎他（按：英国现代诗人史班德）的论理方式的作家：恨钱，于是反对资本主义，于是有共产主义信仰。这种错误的见解，我相信谁都看得清，他们本人也明白，只是要骂人便不得不找些藉口。其实真可怜；希望史班德还是去完成他的“天赋的使命”。
1935年6月6日，鲁迅写《文坛三户》（初载《文学》月刊5卷1号，1935.7，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文章不指名地提到邵洵美，不过还是原来那种声音，说邵洵美是文坛捐班，又说他诗做得不好。节引两段原文：
已非暴发，又未破落的，自然也颇有出些著作的人，但这并非第三种，不近于甲，即近于乙的，至于掏腰包印书，仗奁资出版者，那是文坛上的捐班，更不在本论范围之内。……风雅的定律，一个人离开“本色”，是就要“俗”的。不识字人不算俗，他要掉文，又掉不对，就俗；富家儿郎也不算俗，他要做诗，又做不好，就俗了。
之后，邵洵美在《时代》8卷5期（1935.8.20）发表了“时代讲话”系列（二）《第五条街》，谈到他的金钱观，显然是针对鲁迅骂他“有钱”而发的议论：
钱是的确非有不可，我们虽然时常用“爱钱如命”这种话去取笑一般吝啬之人，但是老实讲起来，你若是爱命便也非爱钱不可。那一样东西不要钱去买？那一样东西不能用钱去买？以清高的来讲，譬如大学者，便也会被人用钱来聘去做教授；大文豪，也会被人用钱来掉换他们的文章去发表。甚至公开地诅咒钱的那类人，他们也少不掉钱。
所以我觉得有钱决不是一种罪恶，爱钱也不是一种羞耻。倒是那般心里要钱口里骂钱的人可以鄙弃。还有那般袋里有钱脸上装作没有钱的人更龌龊非凡。以为钱有无往不利的神通者虽然愚笨；但是以为一切的罪恶都是钱来造成的也是不明事理之辈。用钱去买名誉的人虽然下流，但是以为名誉全是用钱去买来的人其心地也不清白。用钱去压倒人的虽然可恶，但是以为自己的失败是受了人家的钱的欺侮的也可鄙。
总之，钱的本身是没有罪恶的。没有钱而自命清高者，此人最虚伪；因为他是上面所说的那般袋里有钱脸上装作没有钱的人：若真没有钱，他那里会不饿死？我们平时觉得有钱人讨厌，其实他讨厌的地方是在“钱”外。譬如第五条街那种以为写文章办报纸为可耻的，专求结交贵族的；讨厌处是在他们的虚荣。……写文章本身并不是件罪恶，也要看在谁的手里，钱会变成毒物，是因为他做了奸人的利器。其实那一样东西，所遇匪人，不会造孽？
2、小说中的鲁迅形象——《珰女士》中的周老头儿
邵洵美在小说《珰女士》(19) （徐志摩著、邵洵美续）中塑造的周老头儿形象，即以鲁迅为原型。
《珰女士》中的周老头儿，早已不是珰女士眼中的周老头儿，而是作者邵洵美眼中的鲁迅。邵洵美塑造周老头儿这个人物，主要为了表达自己对鲁迅的意见。小说中关于周老头儿的情节，其真实性姑且不论，(20) 但从这些情节中，可以看到邵洵美对鲁迅的真实态度。节引如下：
片断一：廉枫（徐志摩）问珰女士，向周老头儿求助的结果，珰女士说在周老头儿家里等了很久，才见到刚起床的他。众所周知，鲁迅习惯在夜里工作，晚睡晚起。
（廉枫）“我说，那周老头儿可有什么表示？他不是你们那个文化同盟（引者按：指左联）的主席吗？”
（珰女士）“你别再提起他了。人说绍兴人就会唱高调，一点也不错。……他脾气的古怪，你是知道的；你只能听他自然，不如他意他就恨你，一恨你就把你当成了死对头。我是去求他帮忙的，除了死等有什么办法？……”
（《珰女士》，载《人言周刊》2卷20期，1935.7.27）
片断二：珰女士向廉枫谈起周老头儿对营救蘩一事的言辞和态度：
他（廉枫）知道周老头儿骂人的艺术，他会捉住了一点无关紧要的地方来做文章，叫人家惊奇他笔法的神妙：这老头儿的有趣，就在这种地方。……珰女士停了一下，叹口气，脸上装出一个轻蔑的笑，好像是摹仿周老头儿当日的表情；又好像是对周老头儿当日的态度的表示。她就接下去说：
“他在桌上的盒子里拿了枝烟，塞在自己嘴里，划了五根火柴才点着，闭上眼睛抽了几口，就拔出来了捏在手里，把火头指着我说：‘这事情并不稀奇，他们根本就不让我们存在，他们根本就不让求生存的人存在；这年头，肚子饿就是一种罪恶。蘩让他们拿去了，你也不必难过，蘩自己何曾不知道迟早总免不掉这一天。我们谁免得掉这一天？我们得把眼光放大，放远。我们既然把身体许给了大众，我们的目的就是去制造这一个最大规模的工作。这工作像是炼金，我们就是煤块，堆在墙角每一块都得预备着进炉子；先进去的不必悲伤，后进去的也不必侥幸。我们也不必灰心和畏缩，多一分的牺牲，总多一分成就。’这一套话，他在演讲时常拿出来用，我以前每次听到总让他感动得挺起胸膛；可是那天我心里就有个蘩，我去找他是要他帮我想个法子。我也知道这事情并不偶然，碰巧这次轮到了蘩。我们全是煤块，不错，可是这一块煤块是我的蘩，我决不能像他那样看得透。我于是打断了他的话，问他有没有方法去救蘩，他就又抽了几口烟说：‘这方法倒难想。’他说了这句话，就不说下去了。他又闭上了眼。我看他的表情，好像并不是在想什么方法救蘩，倒像是在暗背着谁去做第二个煤块的那个人的名字，完全是写文章推敲字眼的样子；我心中顿时起了一种忿恨。谁愿意自己做了煤块，炼得金子让他享受？为什么他自己不做煤块？记得有一次大家公推他上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去演讲，他说他的地位跟人家不同，要是他去一定有人会暗算，当时我倒也觉得对，可是现在想想，他的话完全矛盾得可怕，为什么‘他的地位跟人不同’？既然全是煤块，那么，有什么两样？他说有人会暗算，谁去了不会让人暗算；他不去人家不也得去？每次要他去，他总是那样推托；换了个人去出了事，他又总是来和上面那样的一篇演讲。救蘩当然不很容易，可是他不应当就回我一个‘这方法倒难想。’一切的事情是他在支配的，他的路子总比我们多。我当时简直想指着他骂，一想他究竟在转什么念头我也不知道，于是又求他说：‘周先生，你总得为我们想个办法。’我讲话的音调好像把他提醒了一下，他就表示想了好久而决断的说：‘当然，我们当然得想个办法。’他接下去先就问我有多少熟人；他说要是我自己有朋友，就用不到间接去托别人。间接的交情得用那样最脏的东西来衬托，这也是他的话。我就说我们目前不一定凑得到多少钱；谁知道这句话竟然恼了他！他发气的说：‘珰，你别误会，我周某决不是那种卑鄙龌龊的人。这个世界上干什么事少得了它？我要是自己有，我尽可以代你付；你知道我这两年来版税一个大（子）都没拿到。况且我也不过这样讲讲，这件事是不是有一丝一毫的希望，谁都还不敢说。我看你最好再跟旁的人商量商量，免得我误了事。’他的气，生得太突然，我简直呆了，慌了，哭了。他看我哭了，并不马上劝住我；又好像没看见我哭那样，一半自言自语的说，‘唉，你们真是年轻不懂事，要是能郑重一些，也许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少说话，多干事，老话错不到哪里。我每次听见他们开会就担心，常开会有什么好处？还不是把时光和瓜子一样嚼了两三个钟头，结果是嘴干了多喝些水？开起会来我就不愿意常到：好处少，坏处多。我不开会，不是一样能做事？人家知道我也许比知道蘩的更多；我们受过教育的，根本不应当学了他们像猴子一样乱嚷乱跳。’廉枫，你听这些话像是谁嘴里说出来的？”
“除了周老头儿他自己，我倒找不到谁会这样说。”
“那他简直是个绍兴师爷！”
“不是绍兴师爷是什么？他还是县衙门里的绍兴师爷呢。”
“我当时再也听不下去，就站了起来回家。”
“你们平时那样捧他，我就好笑。他压根儿就是这一套。他说你们像猴子，他自己才是个猴子；可怜的是你们把他当人看了。市面上有本鲁迅写的《阿Q正传》，我觉得倒像周老头儿的自传；你不妨去买来看看。”
（《珰女士》，载《人言周刊》2卷21期1935.8.3）
这段小说写出周老头儿的审慎和敏感，极强的自尊心，也表达了对周老头儿的不满，因为周老头儿在营救蘩的问题上，态度不积极，他本来就不赞成蘩的战斗方式。上文也包含了廉枫（徐志摩）和周老头儿（鲁迅）之间的矛盾。
片断三：
珰女士不想多开周老头儿的玩笑；他也有他的苦衷，了解他就能原谅他。原来天并不要他做一个伟大的人物；他身材小，胆小，气量小，平时做文章也总在小处着手；打他那里，你本不应当去希望有多大的帮助。不过他那种自以为是领袖的样子，也真讨厌；他时刻把身子挺直，好像要在临时伸长几寸。他的脾气的确古怪：人说“一身是胆”，这老头儿“一身是恨”。他所有一切的活动，全是“恨”在后面指挥；就是他那似是而非的加入那个团体，也是“恨”的作用，所以他始终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人家有什么意见，他就站起来骂：自己从没有干脆的主张。这人像是教堂里的牧师，吃了上帝的饭，天天骂这世界上的罪恶。这种人会使人对上帝失去信仰，可是有时也少不了他，当你满肚子塞足了怨愤，跑去跟他谈上一两个钟头：心头会爽快。珰女士半天不作声，廉枫觉得奇怪：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周老头儿这人也可怜。”
（《珰女士》，载《人言周刊》2卷22期，1935.8.10）
片断四：云（冯雪峰）和黑（沈从文）的对话：
（云）：“她去找了什么人没有？”
（黑）：“找过一次周老头儿，又找过一次廉枫。”
（云）：“找他们干吗？”
（黑）：“还不是四处去求救。在周老头儿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廉枫可真热心：现在看看，真的友谊，还得上圈子（引者按：左翼的圈子）外边去找。”
（云）“去找周老头儿本来是多事：你要他出些主意去害人，他倒有；自己让人害了，要他帮忙，就没什么办法。”
（《珰女士》，《人言周刊》2卷33期，1935.10.26）
上引几个片断，分别借珰女士（丁玲）、廉枫（徐志摩）、云（冯雪峰）和黑（沈从文）的视角描述了周老头儿，其实都是作者邵洵美一个人眼里的周老头儿。在他眼里，与周老头儿对应的鲁迅是一个敏感、气量小、重视自尊的人。
邵洵美写这篇小说时，小说的本事——丁玲营救胡也频事件已过去四年，有些记忆不太清楚。鲁迅是否帮助丁玲营救胡也频，也未见到实证材料。单从小说来看，邵洵美忽略或者并不了解鲁迅当时的处境，因而对鲁迅不免苛责。当时，鲁迅自身处境也很危险，自1931年1月20日到2月28日，他携眷避居于黄陆路花园庄旅馆（鲁迅1931年1月23日致李小峰信）。胡也频等左联五位人士正是在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
在小说中，邵洵美也不忘描写自己。《人言周刊》2卷36期（1935.11.16），邵洵美借珰女士和廉枫的对话，描写了自己：
（廉枫）“不错，你也认识他。他不直接，可是那有势力的是他最好的朋友。”廉枫又接下去把那个人的地位，相貌，性格，兴趣，待朋友的热心，对她说了；她忽然也像发现了些什么：
（珰女士）“啊，你说的不是辛雷（引者按：原型为邵洵美）吗？”
（廉枫）“对了，你不也认识他？”
（珰女士）“我没见过他，我就是常听黑和蘩讲起他的名字。人说他的脾气也像个小孩，做事不大认真。他不也写诗？他不就是你们书店（引者按：新月书店）的股东？人说他做生意像做诗，目的在抒情。”
（廉枫）“可是他朋友多，而且都跟他好。”
（珰女士）“你想他肯不肯帮我们的忙？”
（廉枫）“他是一个最肯帮忙的人，可惜他自己正在忙得要人帮。”
（珰女士）“他有什么忙？”
（廉枫）“就忙着人家的事。”
在营救胡也频一事上，邵洵美也出了力，他弄到胡也频牺牲前拍的照片，向沈从文和丁玲确证了胡也频被害的消息。之后，还资助沈从文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
3、《论语·编辑随笔》关于鲁迅的评价
1936年鲁迅逝世前后，邵洵美在自己编辑的《论语》中《编辑随笔》一栏，三次提及鲁迅。
材料一：《论语》96期《编辑随笔》（1936.9.16）
鲁迅的造谣
第二件事情是鲁迅先生最近在《作家》月刊上发表的一封复徐懋庸先生的公开信(21)。鲁迅先生新病初愈，肝胃气旺，字里行间，火光炎炎，也是难怪，我们可以想像一位脸更青须更长的老学者，坐在一只靠背椅里，桌子上是一大叠的账簿，里面一项项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在某报上的言论，他一壁便拨动算盘，清算总结。这次发表的便是一张账单（可以说是一张发票，因为我们可以预料这一群主顾是不久便会来偿还这些宿欠或是新债的）。
洵美本人对于鲁迅先生的文笔是一向佩服的。前几个月鲁迅先生在病中所发表的一封给托洛斯基派的公开信(22)，真是其言也善，态度光明。但是最近这份信却充满了私人攻讦，大有返老回童之象。洵美对于鲁迅先生的私人攻讦的文字是一向看不起的，因为他对于洵美私人所说的话（见《准风月谈》等）完全是造谣。我想诚恳地希望他老先生拿些比较好的榜样来给他的一群青年门徒。
这篇短文的意思和《人言周刊》上《劝鲁迅先生》一文差不多，都是劝鲁迅不再作文攻讦私人。邵洵美特别指出，鲁迅在《准风月谈》中，“对于洵美私人所说的话完全是造谣”。
材料二：《论语》97期《编辑随笔》（1936.10.1）
名作家与无名作家的分别——鲁迅也会放屁
名作家还有比无名作家占便宜的地方也在此地：因为一篇技巧完善而内容平淡的文章，究竟比一片内容丰富而技巧拙劣的文章，容易受到原谅。
况且名作家还有比无名作家更占便宜的地方，那便是为了某种心理的作用，名声的确有时可以遮蔽内容的弱点。
说得更明白些，那么，假使鲁迅先生在文章里说，他早晨一张眼便放个屁；有些读者一定会拍案叫绝，似乎惊讶着鲁迅也会放屁。但是假使同样的文字而出于一个无名作家之手，那么，我们保可以看见，一个个读者揿着鼻子，大骂这作家的下流与恶劣了。
这则材料说的是名作家和无名作家的区别，但是拿鲁迅打了个不雅的比方，对鲁迅多有不敬。此时邵洵美年届三十，创办时代图书公司已逾三年，也算是出版界的名人，时任《论语》编辑。此时，鲁迅虽然抱病，仍坚持作文、校对文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从邵洵美的文章来看，他和鲁迅很隔膜，不清楚鲁迅正抱病，否则应当不会这样写。
不隔几天，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这当然是文坛的大事。邵洵美也写了一段关于鲁迅的评价。
材料三：《论语》99期《编辑随笔》（1936.11.1）
鲁迅不是思想家
鲁迅在十月十九日死了，各报竞载纪念文字。读着这些东西，感觉到他们似乎都把他当作是一位思想家，或所谓“时代前驱”。我以为这是对于死者有损无益的误会。我们可以用无论什么头衔加到鲁迅的顶上：诗人，小说家，翻译家，随笔家，幽默著作家，木刻收藏家；但他绝对不是个思想家。他晚年的动作和口吻，的确会使许多青年受到影响，他的谩骂式的杂感文还成为一时的风气；但他有什么独创的思想可以述说？他不过是一个共产主义的赞赏者，（不差，他有没有摆脱布尔乔亚的劣根性？）他不过是一个以共产主义思想来做他对青年谈话的题材的聪明人；假使他的确忠实于他的信仰，那么，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信徒，追随于红旗子后面的同路人：所谓“时代前驱”，假使加到他身上去，是无知，是欺骗，对于死者更是一种侮辱。
同时，他的笔法刻薄，气量小。所以称他为“小说家”也不适当。小说要是太夸张了，便失掉了它的人生价值。他写出来的故事也许是很好的文章，但在小说上的地位不够重要。
对鲁迅最大的恭维，莫如称他为“讽刺文学家”。在“讽刺”方面他的确有不少成绩：他的小说是对于人生的讽刺，他的翻译是对于原文的讽刺，他的收藏木刻是对于艺术界的讽刺；他的批评文也不过是讽刺；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信仰也无非是对于思想界的讽刺。他永久带着一张生青碧绿的脸。
而这次的丧仪，请一切执事先生原谅我说句真话，是对于鲁迅本人一个最大的讽刺。
我希望鲁迅死后，文学批评界会有一个变动。那一群倾倒于鲁迅的热情的力量是可爱的：他们是一片的天真。他们应当从此明白，一切固执蛮横的话出于一位老年人的口是有趣的；出于许多青年的口便是无赖了。
鲁迅和《论语》也有过一段幽默的故事，我们现在正在斟酌，是否可以发表？发表了是否有“借死人出风头”的嫌疑？
这段评论发表在鲁迅去世后十余天，言语中并无哀悼惋惜之意，显得冷静而咄咄逼人。邵洵美抓住鲁迅晚年的政治信仰这一问题，判定鲁迅不是思想家，亦非“时代前驱”，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共产主义的赞赏者，（不差，他有没有摆脱布尔乔亚的劣根性？）他不过是一个以共产主义思想来做他对青年谈话的题材的聪明人；假使他的确忠实于他的信仰，那么，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信徒，追随于红旗子后面的同路人”。
说鲁迅是“讽刺文学家”，这是邵洵美对鲁迅的讽刺。逐一来看邵洵美的论证：“他的小说是对于人生的讽刺”，确实如此；“他的翻译是对于原文的讽刺”，是说鲁迅的翻译存在问题；“他的收藏木刻是对于艺术界的讽刺”，这里包含一个问题，即邵洵美和鲁迅对木刻艺术的不同看法。鲁迅在《〈引玉集〉后记》（写于1934.1.20，收入《集外集拾遗》），提到邵洵美等人讥笑他介绍木刻：
但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绍介，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为便于理解这件事的前后，转引《鲁迅全集》第7卷原有注释：富家赘婿指邵洵美……在他办的刊物《十日谈》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新年特辑上，刊有杨天南的《二十二年的出版界》一文，其中说：“特别可以提起的是北平笺谱，此种文雅的事，由鲁迅、西谛二人为之，提倡中国古法木刻，真是大开倒车，老将其实老了。至于全书六册预购价十二元，真真吓得煞人也。无论如何，中国尚有如此悠游不迫之好奇精神，是十分可贺的，但愿所余四十余部，没有一个闲暇之人敢去接受。”
邵洵美对木刻艺术的态度有前后的转变，从1934年不赞同介绍木刻艺术，到1936年在《时代》上撰文《木版画》，介绍国内外的木刻艺术，并对中国的艺术家提出期望。1934年，邵洵美在《画报在文化界的地位》（载《时代》6卷12期，1934.10.10）中说，“画报，的确也曾经前进的作家如鲁迅先生等注意，但是他所提倡的是高深的木刻：可怜我们浅近的大众，比不上苏维埃高深的同志！”这时候，邵洵美热衷办画报，他认为画报是培养大众读书习惯的最有效的办法。而木刻，则显得曲高和寡。
但是两年以后，1936年3月，邵洵美在《时代》9卷5期上发表《木版画》一文，热情地介绍苏联木版画展览会，探讨苏联木版画给中国艺术家的启示——表现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国民性；并且通过木版画艺术在我国失传而在异国复兴的现象，呼吁挖掘和发扬中国古代的艺术技巧。
有趣的是，鲁迅和邵洵美都为这次在八仙桥举行的苏联木版画展览会出过力。邵洵美积极参与会展的筹备工作，写文章关注这件事。鲁迅为这次木版画展览会作文《记苏联版画展览会》（初载《申报》1936.2.24，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最后，邵洵美希望文学批评界不再互相咒骂，尤其是那些围绕在鲁迅身边的年轻人不要把精力浪费在“骂人”上。文章末尾欲言又止地谈到鲁迅和《论语》的故事。其实，鲁迅和早期《论语》略有来往，当时林语堂任《论语》编辑，向鲁迅约稿，如《“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载《论语》25期）。后来，林语堂离开《论语》，陶亢德、邵洵美等人继编《论语》时，鲁迅不再为《论语》写稿，他刻意和邵洵美的圈子保持距离，从几则致《论语》编辑陶亢德的书信即可看出：
1933年10月23日致陶亢德：
《自由谈》的投稿，其实早不是因为“文思泉涌”，倒是成为和攻击者赌气了。现在和《论语》关系尚不深，最好是不再漩进去，因为我其实不能幽默，动辄开罪于人，容易闹出麻烦，彼此都不便也。
1934年4月7日致陶亢德（按：这是一封回复陶亢德为《人间世》向鲁迅约稿的信）：
语堂先生及先生盛意，嘱勿藏拙，甚感甚感。惟搏战十年，筋力伤惫，因此颇有所悟，决计自今年起，倘非素有关系之刊物，皆不加入，藉得余暇，可袖手倚壁，看大师辈打太极拳，或夭矫如撮空，或团转如摸地，静观自得，虽小品文之危机临于目睫，亦不思动矣。
1934年5月18日致陶亢德：
《论语》虽先生所编，但究属盛家赘婿商品，故殊不愿与之太有瓜葛也。
实际上，鲁迅不喜欢林语堂所办刊物，提倡性灵、闲适、幽默等主张，认为其与时代不合宜，他说“现已非晋，或明，而《论语》及《人间世》作者，必欲作飘逸闲放语，此其所以难也。”（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信）。他在给友人曹聚仁的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但是林语堂不以为然，鲁迅说，“看近来的《论语》之类，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至于陶徐（引者按：陶亢德、徐訏，那是林门的颜曾，不及夫子远甚远甚，但也更无法可想了。”（1934年8月13日致曹聚仁信）
结语
这里引用了很多材料，把邵洵美和鲁迅之间发生的事件摊开来，串起来。从邵洵美早期漫画式的小说，到“文人无行”引起的争执，再到《人言》刊登鲁迅日文文章事件，直至邵洵美在1935－1936年对鲁迅的频繁回应。
总的来看，邵洵美和鲁迅并无什么实际矛盾。两人的争执，亦非文艺思想或文学创作论争。究其矛盾，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时代所致。一方面，那是一个“骂人”的时代，热闹的“杂志年”，少不了骂人的声音；一方面，作家感愤于时势，不便直抒，便转而“骂人”。第二，所处“圈子”的差异。邵洵美和章克标、徐志摩等人属于一个圈子，邵洵美与鲁迅的论敌颇为投合，如“新月派”，他和徐志摩是很好的朋友。邵洵美在英国留学期间，结交过一些后来成为国民党政要的朋友。邵洵美后来作为时代图书公司的老板，社会交往多，关系繁杂，被称为“汽车文人”、“老板作家”（语出《作家漫写》，载《小说半月刊》第6期，1934.8.15）。而鲁迅是左联盟主，左翼青年的导师。道不同，声气也相异。鲁迅晚年生活封闭，与外界联系少。两个人本来隔膜，于是偏见愈来愈重，不得开释。当然，两人的矛盾，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如政治倾向、文艺趣味、生活作派等，望识者进一步阐发。
注释：
① 《人言》是邵洵美创办的时事评论刊物，创刊于1933年2月17日，发行至3卷16期（1936年6月13日）停刊。创刊时刊名为《人言》，1卷17期起名为《人言周刊》。
② K.S（章克标）：《要做一篇鲁迅论的话》，载《金屋月刊》2期120页。
③ 本文鲁迅文本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
④ 贾植芳：《狱友邵洵美》，收入《狱里狱外》，天地图书公司2001年版。
⑤ 消息见《上海新闻》，载《时代》画报2卷1期（1930.11.1）13页。
⑥ 鲁迅：《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收入《南腔北调集》。
⑦ “文人无行”是1933年文坛的话题之一，鲁迅发表《辩“文人无行”》，初载《文学》月刊1卷2号，1933.8.1，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此前，张若谷1933年3月9日在《大晚报·橄榄与辣椒》发表《恶癖》，谈及“文人无行”（参看《伪自由书·文人无文》“备考”）。之后，谷春帆1933年7月5日《申报·自由谈》发表《谈“文人无行”》，把造谣卖友等卑劣行径说成是“文人无行”（参看《伪自由书·后记》），鲁迅似乎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作了几篇同主题的杂文。
⑧ “硬译”语出梁实秋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鲁迅作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3月《萌芽月刊》1卷3期）回应，收入《二心集》。
⑨ 《新秋杂识（三）》，初载《申报·自由谈》1933.9.17，收入《准风月谈》。
⑩ “舆论界的新权威”、“说出一般人所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见邵洵美主办的《十日谈》创刊时的广告，载《申报》1933.8.10。
(11) “声明误会，表示歉意”、“按双方均为社会有声誉之刊物，自无攻讦之理”，见《十日谈》向《晶报》“表示歉意”的广告。鲁迅这里说的是《十日谈》和《晶报》打官司一事，《十日谈》因为第二期刊出题为《朱霁春亦将公布捐款》的短评，触犯了《晶报》。《晶报》对邵洵美提起诉讼，《十日谈》在《申报》（1933.9.21）刊登广告，向《晶报》“声明误会表示歉意”。
(12) 大出丧：指邵洵美的外祖父，亦是其妻盛佩玉的祖父，大官僚盛宣怀1906年举行的葬礼。
(13) 鲁迅的译文收在《且介亭杂文》，题为《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对照鲁迅和章克标的译文，发现章克标的日文程度并不差。
(14)(18) 转引《鲁迅全集》原注：贬落了黑诗人见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一文，载《现代》第五卷第六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现代美国文学专号”。黑诗人，指美国黑人作家“休士”（L.Hughes,1902－1967）。
(15) 引《鲁迅全集》原注：《鲁迅翁之笛》 刊于《十日谈》第八期（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署名静（陈静生）。画中为鲁迅吹笛，群鼠随行。曹聚仁曾在《涛声》第二卷第四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日）发表《鲁迅翁之笛》一文，批评了这幅漫画；接着漫画作者在《十日谈》第十一期发表《以不打官话为原则而致复涛声》进行答辩。《涛声》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因国民党政府吊销登记证而被迫停刊。
(16) 参阅散木：《我看“人言”事件》，《书屋》2005年4期。
(17) 鲁迅在1934年6月2日给郑振铎的信中说，“章（按：章克标）颇恶劣，因我在外国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亦此人也。”这里指的是《谈监狱》的“编者注”，实际系邵洵美所写。
(19) 《珰女士》是徐志摩未完成的小说，只写了一万来字，初载《新月》月刊3卷11期。1931年徐志摩遇难，四年之后，邵洵美续写《珰女士》，并把徐志摩的原文重刊在《人言周刊》2卷11期至2卷14期（1935.5.25～1935.6.15），加上邵洵美的《续珰女士》，载《人言周刊》2卷11期至40期（1935.6.22～1935.12.14），小说共计连载二十九次。邵洵美也没有写完便中断。小说以丁玲营救胡也频为本事，其中人物及其原型为：珰女士即丁玲，蘩即胡也频，黑即沈从文，云即冯雪峰，廉枫即徐志摩，周老头儿即鲁迅，辛雷即邵洵美。关于丁玲营救胡也频一事，可看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集》，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及沈从文：《记胡也频》、《记丁玲》、《续记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0) 尚未看到丁玲向鲁迅求助营救胡也频的材料。
(21)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初载《作家》1卷5期，1936.8，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22)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最初同时发表于《文学丛报》月刊第四期、《现实文学》月刊第一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