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各国银行监管效果的实证分析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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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国银行监管的措施烦杂，而且难以量化，所以在已有的研究中对银行监管具体措施与银行脆弱性的讨论很少。幸有世界银行三位学者James R.Barth,Gerard Caprio Jr.和Ross Levine对世界107个国家的银行监管各项措施做了统一的归纳，并且在随后对银行监管措施分析中指出银行业务限制和银行危机的发生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世界银行三位学者对银行监管措施的量化处理可能有问题存在，但无论如何，他们提供了比较各国银行监管措施的根据。本文将实证的重点放在分析银行监管具体措施和银行脆弱性相关性上，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银行监管的具体措施和银行发生危机的概率进行回归分析。

一、 实证方法与样本选择

（一）模型的选择

采用多元逻辑斯特模型(multivariate logit model)，该模型是McFa-dden于1973年首次提出。其采用的是逻辑概率分布函数。其形式是

对于给定的，表示相应个体做出某种选择的概率。这里解释变量所对应的所有预测值（概率值）都落在(0,1)之间，同时对于所有的，当增加时，也单调增加或单调减少。对于应变量设为银行危机虚拟变量，即对应变量只有两个值，要么发生危机，要么不发生危机，令危机发生为1，危机不发生为0。x表示多个解释变量的向量，β则是未知参数的向量，即需要估计的参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估价参数并不直接表示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只是反映解释变量的变化对In(p/(1-p))的影响。

（二）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确定

1.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1)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超过10%；(2)拯救行动的成本至少占GDP的2%；(3)发生大规模银行挤兑以及采取补救措施如存款冻结，放长银行节假日等。

只要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就被认为是发生危机了。

2.解释变量的确定

(1)实际经济解释变量：解释变量的选择要根据银行业危机的决定理论，其次要考虑数据是否能得到。为了反映银行危机会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在解释变量的向量中加入实际GDP的增长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两个变量。实际经济增长和银行的信贷量有直接的关系，而引入通货膨胀变量是为了说明，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银行体系。

(2)有关银行监管措施的代理变量：a)市场准入变量的确定。由于本文研究的是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条件下银行监管问题，所以在市场准入变量的设置上主要是考虑外资银行的进入。在衡量市场准入变量时，计算一个国家外资银行申请成功数占外资银行申请总数的比例作为进入该国市场的市场准入程度。该指标的取值范围为[0,1]，数值大表示对市场准入程度大。b)对银行业务限制变量的确定。由于各国对银行业务的限制各不一样，首先对限制情况进行赋值，1代表不限制，2代表允许，3代表限制，4代表禁止，然后对银行在证券、保险、房地产业务上的限制进行平均，得到一个国家在银行业务限制的数值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对银行业务的限制越大。c)不良资产指标，指银行不良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d)存款保险变量，该变量以虚拟变量表示，0代表没有实行存款保险制度，1代表实行存款保险制度。e)监管力度指标，该指标参照世界银行有关银行监管的数据库。监管力度指标指监管当局的监管力度，指标数值越大表示监管力度越大。f)国有化指标，指政府所持有的银行的资产比例。g)市场集中度，5家最大的银行资产总和占一国银行总资产的比例。

（三）样本的选择

本文研究的是金融自由化背景下的银行监管，根据各国的案例，我们把时间限于1993-1997年以及1980-1995年，其中实际经济数据以IMF国际金融统计和世界经济展望为主要来源，银行监管数据以世界银行银行监管数据库为主要数据来源。本文第一个样本时间跨度为1993-1997年，样本包括31个国家面板数据。第二个样本时间跨度为1980-1995年，样本包括20个国家混合数据（注：混合数据也可称为平行数据，是指包括若干个个体（这里是国家）在一个时间区间内的样本。）。

第一个样本主要分析银行危机和上述银行监管措施变量的关系。对于1993-1997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以发生危机年的经济数据为样本数据，对于1993-1997没有发生危机的国家以该国5年平均数据为样本数据。

第二个样本考查银行危机和银行监管措施中存款保险制度的关系。样本取自20个国家1980-1995年范围内金融开放以后每年的经济数据，以及他们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情况（1980-1995年中有存款保险制度为1，没有存款保险制度为0）。本文建立第二个样本主要考虑是：有关存款保险制度的争论较多，第一个样本数据偏少，而且是单纯的截面数据，不能考虑存款保险建立以后其他与危机有关的因素。我们对第二个样本采用的是混合数据。混合数据通常含有大量的数据点，有较大的自由度；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的结合能够显著减少缺省变量带来的问题。在运用混合数据时，运用了两次回归，一次是对混合数据（226个观测值）的普通OLS估计，另一次是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加入国家的虚拟变量。其中代表国家的虚拟变量。即在样本中当一国出现时以1表示，不出现时以0表示。原则上虚拟变量的数目是19个，比国家数少1，以减少共线性的可能。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样本1：

表1 回归结果1

解释变量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方程(5)

方程(6)

方程(7)

实际GDP　 　-0.339

-0.718

-0.576 -2.364 -0.615 -0.515

增长率

(-1.46)(-2.08)(-1.95)(-2.13)(-2.41)(-2.34)

通货膨胀　0.523 0.377 0.326

变化率

(2.25)(2.42)(1.92)

市场准入　 -3.573

程度

　 (-2.53)

银行业务　 3.827

限制

　 (2.59)

市场集中　-0.047

度指标

(-1.99)

不良贷款　

0.878

比率指标　

(2.15)

存款保险　 -1.829

制度指标 　(-2.02)

国有化程　 0.046

度指标

(1.98)

银行监管　-0.545

强度指标　(-1.91)

常数项

2.795 -7.767 -0.118 2.198

　 0.424 0.565 0.580 0.41

0.53

0.308 0.458

注：被解释变量是银行危机虚拟变量，1代表危机发生，0代表不发生危机。

样本2：

普通回归模型

表2 回归结果2

解释变量

系数

t统计量

置信概率

实际GDP增长率 -0.292 -5.910.0000

通货膨胀变化率 0.005 1.570.1152

存款保险制度虚拟变量　 -0.736 -3.040.0023

被解释变量是银行危机虚拟变量，1代表危机发生，0代表不发生危机。

固定效应模型

表3 回归结果3

解释变量

系数

t统计量

置信概率

实际GDP增长率　-0.45

-5.490.0000

通货膨胀变化率　0.012

1.950.0515

存款保险制度虚拟变量　 -1.819 -2.700.0069

W3　4.404.480.0000

W4　3.059

3.290.0010

W7　2.412.997

0.0028

W8　2.752

2.890.0037

W10　

2.448

2.610.0091

W11　

4.151

3.030.0025

W16　

2.227

2.590.0094

W19

　3.119

3.460.0005

常数项　

-0.666 -1.200.2287

被解释变量是银行危机虚拟变量，1代表危机发生，0代表不发生危机

结论：

样本1：在回归方程(1)、(2)中把银行危机虚拟变量和银行监管的限制竞争措施进行回归。回归的结果显示对银行业务的限制导致银行危机相对发生可能性增大，而市场准入的限制越少将使银行相对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减少。这样的结果和直觉上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在金融自由化、开放时期，限制银行业务范围，提高外资银行进入的壁垒将会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但从实证的结果来看，加强银行业务的限制在金融自由化条件下将使得银行更容易受到外资银行的冲击，从而增大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原因似乎可以归结为限制银行的业务范围将使其不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缺乏资产组合的选择；而减少外资银行市场准入限制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一国金融体系的透明度，

促使国外的技术和业务运作转移到本国市场，减少了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事实上限制竞争的监管措施无论是限制银行业务范围还是限制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都是违背市场自由化的做法，这种做法长期看来可能会积聚金融风险、孕育银行危机。

回归方程(3)中把银行危机虚拟变量和银行市场集中度进行回归，是对限制竞争措施的补充说明。回归的结果显示银行市场的高集中度将使银行系统相对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减少。市场集中度大则表明该市场的垄断性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符合赫尔曼、穆多克和斯蒂格利茨提出“金融约束”理论，他们认为在金融自由化时期限制竞争使得银行获得垄断利润，使银行有进行自我审慎风险管理的动力，从而减少了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回归方程(4)中把银行危机虚拟变量和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进行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和直觉上是一致的，不良资产的比例越高则银行相对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需要对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做进一步的探讨。

回归方程(5)、(6)把银行危机虚拟变量和银行监管的保护性监管措施进行回归。回归(5)结果显示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减少银行相对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而回归(6)结果显示国家拥有银行资产越多将增大银行相对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回归(5)的结果和已往的实证结论不同，理论上的争论也较多，有学者通过实证表明存款制度的建立会增加银行道德风险行为，进而引发银行危机。回归(6)的结果和理论结果一致，一般认为银行国有化程度大将诱使银行从事高风险项目，增加道德风险行为。存款保险制度和国有化都可以看作是防止银行系统发生危机的保护性措施，但两者却存在着不同，存款保险制度是加快银行业市场化的必要制度，该制度下银行破产是可能的；银行的国有化显现出背离市场自由化倾向，同时国有化程度高的银行是不存在破产的。

回归方程(7)对银行危机虚拟变量和监督力度进行回归，实证结果表明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越大越可能减少银行相对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另外，对于实际经济变量来说，回归方程中(1)-(7)中，实际GDP的增长将有助于减少银行危机相对发生的可能性，而通货膨胀将诱发银行危机相对发生的可能性。

样本2：由于对存款保险制度的争论较多，第一个样本数据偏少，而且是单纯的截面数据，同时也不能考虑存款保险建立以后其他与危机有关的因素。所以第二个样本取自20个国家1980-1995年范围内金融自由化以来每年的经济数据（时间序列），以及他们每年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情况（有存款保险制度为1，没有存款保险制度为0）。选择1980-1995年是因为这个阶段银行危机的爆发数目最多，同时也是各国金融自由化的时期。对混合数据的普通回归结果表明，实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因素对银行危机发生的影响与样本一致，实际GDP的增长将有助于减少银行危机相对发生的可能性，而通货膨胀将诱发银行危机相对发生的可能性。对于存款保险制度的检验表明在金融自由化以来，存款保险制度变量和银行危机负相关，系数为-0.73，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减少银行相对发生危机。该结果和样本1的回归结果也是一样。但以往有学者所做实证结果是存款保险制度将诱发银行危机。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并不是每个国家的虚拟变量都通过，只有8个国家的虚拟变量通过了统计意义上的检验。其中智利、芬兰、意大利、日本、尼日利亚、美国、挪威7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而且这些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与危机发生概率负相关，而且对减少危机的发生与第一个混合数据的回归结果相比有显著作用，其系数达到了-1.82。显然固定效应模型要好于普通回归，可决系数从0.17达到了0.346。

本文的结论与有些学者的实证结论不一致，即对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不能太乐观。结论的不一致可以归结为样本选取的不一致。以前学者选取的样本多为发展中国家，而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国家多为工业化国家，他们的存款保险机构市场化程度高，这些国家的法律体系、会计和审计标准、政治环境或政府质量等层面上有良好的制度发展水平，银行监管机构本身监管力度大，激励机制设计相对较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存款保险制度所产生的道德风险行为。

三、对银行监管措施的再认识及启示

从上述实证结果看那些限制银行市场化的监管措施带来的更多是严格管制造成金融效率损失和银行危机的现象，而那些保证银行以自由竞争者身份参与市场的银行监管措施却能给银行、金融体系带来稳定。一般来说，银行监管有两种形式，一是合规性监管，二是风险性监管。合规性监管，主要是对银行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限制银行市场化的监管措施。风险性监管则是在保证银行以自由竞争者身份参与市场的基础上，监管当局对银行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传统上，监管者认为只要给银行制定一定的游戏规则，并确保市场参与者遵照执行，就能实现监管目标。但是随着市场发展内在的要求，那些限制银行市场化的合规性监管的缺点不断暴露，不能及时反映银行风险，甚至可能造成银行危机的发生。我们可以从样本1中看到一些合规性监管措施、风险性监管措施所带来的不同影响。下面我们可以通过样本1做相关性分析，结果如下表4所示：

上面是EVIEWS软件做出国有化，银行业务限制，市场准入限制等合规性监管措施以及存款保险制度，政府监督能力等风险性监管措施与不良资产比率的相关系数矩阵。从相关系数上我们可以看出不良资产比率和国有化程度成正相关，不良资产比率和银行业务限制成正相关，但与外资银行的进入负相关。我们还可以看到国有化程度和银行业务限制成正相关，与外资银行的进入负相关。另外，银行业务的限制和外资银行的进入负相关。但是存款保险制度以及政府监督与不良资产比率负相关。显然国有化、限制银行业务以及限制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的监管措施是存在问题的。尤其是国有化，当政府拥有高比例的银行所有权时，通过市场力量监管的作用显著弱化，因为面临着激励机制的冲突，政府的右手监管政府的左手必然导致监管动力不足。

表4 合规性、风险性银行监管措施相关分析

合规性措施 不良资产

国有化 0.409174

业务限制0.575285

准入限制

-0.479573

风险性措施 不良资产

存款保险制度

-0.358163

监督力量

-0.309698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也可以看到，限制银行业务，限制外资银行的进入、政府对银行的国有化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银行危机发生。其实限制银行业务，限制外资银行的进入以及政府对银行的国有化都是限制市场化进程的监管措施，这些措施和市场内在的自由化要求不兼容，即便在短期保持银行的稳定也是次优的，随着银行的发展那些限制市场化的措施将成为束缚，并产生大的监管成本，监管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危机。银行的监管措施是要考虑监管成本的，真正的银行监管措施应该是要考虑整个市场因素，引入市场约束机制，让市场力量来促使银行体系稳定。而存款保险制度以及政府监督正是保证银行以自由竞争者身份参与市场的银行监管措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银行监管应该侧重于监督，而不能侧重于管制。管制的出现应是对市场不完备的修补，如依靠管制解决外部性以及不完全信息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以及激励问题。银行监管措施侧重于监督则是要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提供市场机制运行的必要保障。良好的监督使市场发育良好，市场的约束作用将自发迫使银行有效合理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强调外部风险监督作用的银行监管措施将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发育和银行业的发展，这一点和金融自由化也是相容的。

20世纪80年代以前市场机制和政府的监管被理解成替代的关系，市场机制和金融监管两种力量的边界确定由两种不同的组织构架模式的交易成本决定。金融监管的强化也就意味着市场机制的弱化，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上局面得以改善，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银行监管机制开始构建。在市场导向的思路下，银行监管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强化市场机制微观基础的手段，即银行监管要从特有的角度切入银行业的运行中去，为银行业、金融业的市场机制高效运行提供保障，同时充分运用市场约束加强监管，让投资者、存款人、经营者及监管者等风险制造者各自承担必要的风险。实证方面有利证明来自于Charles W.Calomiris,Andrew Powell(2000)（注：Charles,W.C.and Andrew Powell,"Can Emerging Market Bank Regulators Establish Credible Discipline?The Case of Argentina,1992-1999"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 Working Papers with number 7715,2000.），他们通过对阿根廷20世纪90年代银行监管的考察分析认为，在进行银行监管时引入市场的约束有利于迫使银行自身加强对风险的控制，有利于银行、金融业资源的有效配置，减少了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

事实上最新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有关银行监管的框架，除了原有的资本充足要求外，增加了两项新的要求，就是监管约束和市场约束。对于资本充足的要求可以看作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措施，而新增的两项要求则目的在于强化市场约束机制，督促银行机构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依靠银行机构自身实现对风险有效管理和防范，进而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营。

根据以上分析以及结论，新兴的中国银行业监管需要转变监管理念，调整监管目标。监管当局在监督和管理的角色上要适当分离，而且前者要重于后者。银行监管应着重强化市场约束，促使银行机构稳定营运。督促银行机构加强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系统建设，主要依靠银行机构自身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控制和防范，在并表监管上加强对银行机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从资本要求方面控制银行机构的风险，注意增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发挥市场的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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