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鹏远[1]2004年在《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文中提出银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其特殊性就在于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金融企业,主要是利用社会的存款以及其他借款作为营运资金,自有资本占比较低,这种特点决定了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因此,自从商业银行产生以来,风险就与之相伴相随、形影不离。随着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商业银行的风险也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特征,商业银行风险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强,对商业银行自身以及社会经济都产生极大的影响。我国是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国有商业银行尚未完全实现国际接轨,因此世界上几次大的金融风波未对我国的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长期的粗放式经营以及忽视对风险的管理,加上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表现得更为突出和特殊,严重制约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带来隐患。国有商业银行唯有采取先进的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提高全面风险管理的水平,才能在入世后实现真正的国际接轨。论文第一部分从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一般理论来进行论述,通过对即将实施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及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理论的分析,提出了即将实施的新协议实际上就是要求商业银行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观点,为我国有商业银行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提供理论依据。论文的第二部分通过对西方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以及实例的分析,阐述西方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原则、组织结构、控制制度、技术方法等,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提供比较和参考。论文的第叁部分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以及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国有商业银行的实施全面风
林海涛[2]2011年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商业银行的风险与风险管理》文中指出回顾叁十年来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可以发现,虽然其中不乏波折起伏,但是总体上说中国的金融改革始终是围绕放松管制、培育市场化运行机制、消除金融抑制、提升金融效率展开的。尤其在加入WTO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显着加快,金融管制逐步放松,金融服务业愈加开放,金融监管也逐渐和国际接轨。在这一进程中,国有商业银行逐渐由政府保护和指导下的行政机构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独立承担风险和经营风险的金融企业。面对由此带来的种种风险,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水平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界定、度量、管理和防范这些可能发生的风险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的战略必答题,特别是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会出现哪些新的风险,哪些风险是银行应该承担的,哪些风险是可以进行管理的,如何确定最优的风险管理水平,如何运用金融工具进行风险规避、转移和对冲,从而提升银行的价值。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走上国际舞台,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商业银行业来说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本文将依据国内外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理论着重在金融开放和自由化的宏观背景下考察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风险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全面分类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造成的主要风险,研究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倾向的变化规律；其次,针对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缺乏对各类风险进行统一管理与控制的理论基础及工具的现状,就建立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式、工具和风险对冲方式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第叁,从资本结构和资本预算的角度考察商业银行的最优风险管理策略,从模型出发,阐明决定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各种因素；最后,对商业银行以及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工具——金融衍生品的外部监管和风险控制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自由化进程,沿着利率、汇率、金融管制、资本流动、市场准入、国有银行产权改革等各个方面向前推进,这些内外部因素的变化是否会促使商业银行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为此,本文选取了两个有代表性的视角：市场准入的放松以及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理论分析的结果显示,金融自由化进程对商业银行承担和经营风险的行为是一个正向激励的作用,在随后进行的实证研究的结果更充分地支持了这一结论。第二,金融衍生品是商业银行用来管理“可管理的风险”的主要工具,它帮助商业银行从过去的消极、被动地回避风险转变为现在的积极、主动地转移或重新组合风险,不同类型的风险能够被“解捆”和分离,单独定价和重新包装,并进行交易。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身对风险的偏好和容忍程度精确地调整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风险特性,从而达到最优的风险配置水平。本文同时也指出,虽然金融衍生品具有风险管理职能,但是其自身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来源,必须从市场建设和制度完善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加强对衍生工具的风险控制。第叁,商业银行是否存在最优风险管理水平?如果存在,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现有的针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研究均将银行的风险水平视为外生变量,在此基础上提出控制风险,管理风险的种种理论和工具。这些研究忽略了商业银行本身作为经营风险者的角色,如果一味地控制风险、减少风险,商业银行的盈利从何而来,甚至商业银行有否存在的必要?针对理论研究的不足,本文从两个角度分析了最优风险管理水平的确定因素：首先,借鉴Froot和Stein(1998)构造的一个动态的最优化模型,引入投资新的金融产品(或者资产)这一变量作为金融自由化的影响因素,从资本预算和资本结构的角度考察厌恶风险的银行在金融自由化中的最优风险管理策略；其次,为了更为符合现实,引入“财务危机”和“财务危机成本”,考察风险中性银行的最优风险管理策略,发现商业银行最优风险管理水平的决定因素。第四,商业银行为什么要进行全面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依据哪些原则?在现实中,商业银行能够进行更为多样化的投资,同时面临各种类型的风险。这时,商业银行的最优风险管理策略就不能仅仅考虑单一的风险因素,还必须考虑到各种风险之间的相关性,也就是要从整体、全局的角度制定银行的风险管理策略,这对商业银行的信息收集、组织结构设置和业务流程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由于多种风险的存在,商业银行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选择最优的风险水平,还应该注重风险的配置效率。具体来说,就是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出发,确定哪些风险是应该承担的风险(核心风险),哪些是应该规避的风险(非核心风险),前者能够给商业银行带来超额利润,后者就如同投资于一个零或者负值NPV的项目上。从上述两个角度出发,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全面风险管理。第五,无数次的银行危机证明,仅仅依靠银行自身的自律意识和内部风险管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业风险过度累积行为,还必须加强外部的监管。次贷危机后实行的巴塞尔协议Ⅲ将重点放在了外部监管的完善上,通过建立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保护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顺利运行。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可能有：1)在对传统的商业银行金融风险形成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金融自由化与创新、国际货币体系、衍生产品等角度,深入地探讨了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风险的现实成因并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阐述。2)对商业银行在金融管制放松后的风险承担倾向进行了较为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自由化确实会改变银行谨慎的经营作风。3)在传统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研究框架基础上,提出了“最优风险管理水平”的概念,指出了影响这一水平的决定因素。这一结论说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并不仅仅是银行自身的管理体系的一部分,而应该上升到资本结构决策和资本预算的高度。
杨洁[3]2016年在《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效率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7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次贷危机,这场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市场,从而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全球金融危机。在次贷危机后,欧债危机也全面爆发。两场金融危机所存在的次级债务给银行带来大量的坏账,同时由于信用风险所衍生出来的市场风险以及操作和流动性风险也使得大量的金融机构市值大幅下降。许多国内外的银行和投资银行都面临倒闭的风险。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许多的风险指标以及风险体系都基本失灵,银行的风险管理并未能识别出这场金融危机的风险。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是决定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中能否存活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这就要求银行要不断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来应对金融风险。忽视或者不重视银行风险把控和监管都会使银行陷入破产的风险中。因此《巴塞尔协议Ⅲ》出台,这项新资本协议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要求银行利用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提取和公允价值使商业银行适应经济的周期性变化。通过金融危机,各国也都更加重视金融业风险的监管,尤其是银行业风险的监管,同时也在积极寻求更为高效的风险管理体系。在这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银行业所受到的冲击较小,这并非是我国的银行业具有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和效率,而是由于我国的资本的开放程度还不够,国际市场由于与国内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商业银行的资本参与国际市场还很有限,因此在金融危机中影响不大。但随着商业银行的业务逐步扩大,全球化趋势的大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压力就十分巨大,无论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或是国外市场的经济环境都会给我国银行带来冲击和挑战。与国外发达、风险管理效率和体制完善的外国银行相比,我国的银行风险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并没有很大的改善,提高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效率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首先通过理论分析,介绍基于巴塞尔协议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现状;再通过实证分析,从经营层面、行业层面以及宏观经济层面叁个角度,利用全面风险因子以及相关指标分析回归得出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的实际效率,其中全面风险因子主要是针对银行面临的四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利率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的综合因子,行业层面主要选择是否在资本市场上市以及具体银行的体制指标,宏观经济层面主要是选取价格变动因素的CPI指标和是否受金融危机冲击影响的因子这两大指标。选取资产全球排名前1000的46家中国商业银行的2007-2014年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研究商业银行具体的风险管理效率的问题。最后在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提高风险管理效率的一系列可行性建议和对策。
刘清[4]2005年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金融业处于国民经济的核心地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发展至今仍然是金融业的主体,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已严重的危机到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大局。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和大量的不良资产阻碍着银行业的改革进程,并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已成为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股份制改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本文以现代企业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出发点,阐述了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一般性,介绍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公司治理的先进经验以及发展趋势,分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企业制度的现状、近几年改革取得的成就及其经营机制运行中的诸多现实问题,结合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发展实际,重点论述了国有商业银行在两个层面的改革,即制度层面的公司治理建设和经营层面的经营机制建设,经营机制的改革重点则是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不具备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改革的核心是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即通过股份制的改造和上市,改变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的诸多弊端,改善股权结构,引进战略投资者,建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叁会”的权利与责任相制衡机制,为强化对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监督,引进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独立董事制度,从而形成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为了避免管理阶层的败德行摘要一2一为和市场的逆向选择,还必须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如内部控制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而这些相关的机制在国有商业银行旧有的管理模式中也基本上是不具备的。 转化经营机制是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又一个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这方面的改革基本上体现了国有商业银行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全部创新活动。资本金严重匿乏和巨额不良资产是我国银行业风险高度聚积的集中表现,无论从国家的注资、不良资产处置、还是银行发行次级债券以及资产证券化等的尝试,特别是次级债和资产证券化以及未来银行上市的证券发行等,拓展了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补充渠道,通过市场化行为建立了资本金补充机制;不良资产的体内和体外的处置机制创新极大地化解了银行风险,对己形成的不良资产处置积累了经验,也完善了风险管理和风险防范机制。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的动力和源泉。本文从金融创新的视角,阐述了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国际银行业的竞争主要体现银行业务创新,而银行业务的创新需要构建对资源整合的平台,即组织模式的再造。本文提出了建立国有商业银行的扁平化的组织模式,即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整合资源,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国家银行业整体核心竞争力,以适应国际金融网络化、全球化等新形势下的竞争需求。扁平化组织模式反映了新一代银行业正逐步由生产导向向消费者导向和服务导向的转变,以及围绕顾客价值的体现不断创新银行业务的经营理念的趋势。在扁平化组织模式的平台上,本文进一步论述了国有商业银行业务重心应由单一摘要一3一-一一一一一.-一的资产负债的经营管理模式向全面的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的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变。指出国有商业银行在中间业务和个人理财业务创新方面存在的问题及需要改进的方面。 作为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如果不能紧跟时代的脚步,在融入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大潮中就会败北。一个银行发展的潜力,关键是看其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全面的风险管理理念和风险管理技术,是国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资本协议》所倡导的最新风险管理的核心思想。本文介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核心内容,着重论述了国有商业银行面临新资本协议的挑战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几点看法。虽然国有商业银行现实状况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相差甚远,但在过度期中,国有商业银行还是有能力达到新资本协议的叁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管及市场约束要求,特别是在开发内部评级法上。建立和完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是我国金融业与国际接轨的集中体现。 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研究,以期为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和高效的经营机制,全面提升国有商业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创造一个市场化的金融竞争环境方面提供理论依据,并对改革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在面对银行业的全面开放之时,既能应对外资银行的冲击,也能跨出国门参与全球性金融竞争,从而增强国家金融整体竞争力,保障金融安全,为我国跨国公司和外向型竞争企业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全面化金融服务,推动国民经济向前发展。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忽厂
崔鸿雁[5]2012年在《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也在不断地变革中。从西方国家监管制度的变迁看,金融监管经历了自由—管制—放松管制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状况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与我国的经济金融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一切构成了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变迁的深刻的经济金融背景。本文旨在对建国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逐渐成熟的基本过程作一比较系统地回顾和分析。本文分导论和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诠释金融监管及监管制度的含义,回顾国内外研究状况,说明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简要提示本选题的研究思路、内容框架、研究方法与特色。第二章开始至第五章,结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和对监管制度、监管行为的根源性探究,把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章束缚与控制(1948—1978)：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二章启蒙与探索(1979—1984)：金融制度改革起步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叁章冲突与融合(1984—1993)：金融制度改革构建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四章调整与突破(1994—2004)：金融制度改革调整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五章深化与再探索(2005至今)：金融制度改革深化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六章是对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总体考察,实际上也是全文的一个总结。在对每个阶段监管思想的分析过程中,先从分析当时的监管思想形成的背景入手,进而对监管具体制度建构等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分析其中蕴含的思想特征与演变过程,最后对该阶段监管思想进行总体评价。在对每一发展阶段的分析中,既统一思路,又突出各自的特点、突出阶段特征。经济实践的发展与金融业的变革催生了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监管思想,从而推动了制度的形成,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通常还伴随着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广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这个过程也发生在特定的空间脉络中,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以金融监管组织制度、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的不同层次展开。因而,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在时间脉络中呈现出历史的演化特征,而在空间脉络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特征,时间与空间脉络的交错与协同,共同构成了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化的动力。无疑,监管思想的变更来源于市场变革,而各个时期制度的创立和创新无一不受到思想的启发、孵化与引导。无疑,制度的变革和思想的创新互相促进、互为动力。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1949年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思想变迁,既可以使我们理解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理论本土化的思想根源,又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理念创新和政策选择提供思想资源。本文以经济思想成长为主线,分析了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思想脉络。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变加以系统地梳理,揭示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能够为探索监管制度继续完善的路径、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全新的思考视角。
刘忠燕[6]2006年在《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本金是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基础，发挥着存款保护功能、风险管理和防御功能、业务经营功能和业绩考核功能。资本金管理与商业银行的风险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际银行业，具有与生俱来的风险，资本金管理必然成为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金融脆弱性、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资本金监管历来是各国政府对商业银行监管的重要内容。1988年7月国际清算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该协议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统一了银行业资本金的国际监管，对于控制银行业的风险，促进国际金融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鉴于国际银行业经营风险的新变化，巴塞尔协议几经修订，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了新资本协议最终版：《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将国际银行的资本金管理提高到一个以风险计量和控制为核心内容的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金融的国际化，改变了商业银行的国有独资产权制度和不承担经营风险的生存环境。商业银行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金融企业，融入了国际银行业竞争的行列。它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国外竞争对手和复杂的竞争环境，金融风险日益加大，资本金管理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和风险计量技术、资本充足率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银行信誉和国际竞争力的的重要标志。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强化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管理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和国际化的必要条件。然而，中国商业银行是从数十年计划经济脱胎出来的，在产权制度、经营理念和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都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经营的市场环境与发达国家也有很大差别。以致长期以来，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观念淡薄，风险管理粗放、手段落后。不仅商业银行本身忽视资本金管理，政府的资本监管也基本流于形式。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障碍。因此研究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理论与实践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中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新协议的要求出发，首先研究了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理论基础，探讨了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理论借鉴。其次，回顾了中国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历史与现状。认为，2004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资本充足率大幅度提高，单一的资本结构得到了改善、不良贷款拨备准备金大幅度增加、风险计量方法不断改进。再次，论文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面临巨大压力、缺乏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条件、风险管理手段和方法落后、金融监管能力和市场约束不足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面临的问题；并从宏微观两个层面，较为深入地剖析了制约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原因。提出尚未建立资本金补充机制，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内部风险控制体系不完善、风险管理理念淡薄等制约资本金管理的微观原因和国有独资的产权制度、资金计划管理体制、间接融资体制、金融分业经营、赋税较高和金融监管滞后等制约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宏观层面的原因。紧接着，论文总结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和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从政府监管和商业银行自身资本金管理双重视角，总结了国际银行业资本金管理的经验，提出了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启示。在此之后，论文选取我国12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1998—2004)，以资本充足率为被解释变量，运用最小二乘法，对股权结构、资产规模、资产收益率、银行价值与资本充足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资产收益率与银行资本充足率正相关、资产规模与资本充足率负相关、产权结构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有重要影响的结论。最后，提出了强化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总体构架。在微观层面提出了：完善银行治理结构、健全风险管理和资本金管理组织体系、健全资本金补充机制、多渠道增加银行盈利、实施稳定的股息政策和加强税务筹划等对策构想；在宏观层面提出了：取消国家对商业银行的控股，建立有利于银行公司治理的股权结构、实施大、中、小银行有别的资本金监管制度、加快评级机构建设、改革税收制度和发展直接融资，加快金融混业经营的对策措施。论文共分为7章。第1章导论；第2章，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理论基础；第3章，中国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历史与现状；第4章，中国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问题与原因；第5章，国际银行业资本金管理的内容与经验；第6章，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相关变量的实证分析；第7章，强化中国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总体构架。
王相东[7]2014年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主力军。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在国内融资市场的各项融资份额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其健康、有效的运营与发展可以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保障社会经济及金融的稳定。但是，近年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另外，国有商业银行与国外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在信贷制度建设上也存在明显差距，急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信贷制度安排。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研究的理论化与体系化不足。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构建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的分析框架。全文共分为6章。第1章是导论。主要阐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并指明了本文的可能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是商业银行信贷制度理论基础。首先，论述商业银行信贷制度的内涵、特征以及功能。其次，论述商业银行信贷制度变迁的涵义、特点以及影响因素。再次，论述商业银行信贷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第3章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变迁分析。首先，按照制度变迁的发展阶段，将中国商业银行信贷制度变迁历程分为计划经济时期的信贷制度变迁、过渡时期的信贷制度变迁、市场经济建设时期的信贷制度变迁叁个阶段。其次，对中国信贷制度变迁历程梳理，分析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变迁的内外动力。再次，结合我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特点，分析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变迁的叁个特点，即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制度变迁、交替主导下的渐进式强制性制度变迁、重视制度学习与模仿的制度变迁。最后，分析和提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变迁的基本趋势：制度变迁的推动主体多元化与外生制度主导向内生制度主导过渡。第4章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状况分析。首先，从信贷组织制度、信贷业务操作制度、信贷风险控制制度以及激励约束制度四个方面，分析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发展现状。其次，分析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存在的问题，即信贷控制制度不合理、管理实施制度不健全、信贷文化落后。最后，分析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非人格化的产权制度、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内部部门利益博弈以及国民文化中的潜规则。第5章是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信贷制度及其启示。首先，从信贷组织架构、风险管理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分别对美、英、日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信贷制度内容进行简论。其次，总结提出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信贷制度对我国的启示。第6章是完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制度的对策。首先，完善国有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制度，包括完善信贷组织制度、信贷决策制度、信贷审批制度、信贷风险控制制度、信贷人员激励约束制度等。其次，完善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制度，包括完善信贷资产交易制度、信贷资产证券化制度以及信贷资产退出制度等。再次，完善国有商业银行信贷相关的约束制度，包括完善信贷有关的法律法规，完善信贷监管制度，完善信贷市场监管制度等。最后，塑造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文化。
冯乐坤[8]2015年在《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文中认为自继受前苏联公有制中的国有财产理论以来,我国国有财产范围不仅极其广泛,又遍及全国各地,因国有财产统一由中央作为统一主体进行具体管理也不现实,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国有财产一直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管理,中央与地方一直分享着国有财产的利益,各级地方对其直接支配的国有财产事实上已经处于享有所有权之实,但各级地方所直接支配财产仍然被视为国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不断发生,为此,在借鉴前苏联后期以及俄罗斯立法转而采纳对国有财产实行的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以及各主要国家所采纳地方所有理念的基础上,我国理应赋予各级地方对其直接管理支配的国有财产享有所有权。不过,我国地方所有是将部分国有财产主体从国家变更为地方,地方所有财产其实就是对国有财产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具体进行财产分权的结果,立法就应确定中央与各级地方之间对国有财产的具体划分标准,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也就最终得以确定。然而,受各国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各个地方均为地方所有权主体的影响,地方所有层级往往与地方层级具有对应性,地方所有权的形成其实就是以各国不同的行政区划制度为基础,既然我国目前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地方层级实行叁级或者四级模式,我国地方所有层级理应分为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等层级,因现实中的我国地方层级处于变动之中,地方所有财产必然会面临在各级之间进行具体分割,具体分割标准理应予以明确。当然,未来立法在对地方所有财产规定的过程中,不仅要适用各级地方所有权平等、利益衡量的理念,也要采纳“一般+分散”的立法模式,即宪法、民法进行一般性规定的同时,相关单行法也应对其加以规定,尤其要允许各地方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形而对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进行规定。
肖卓[9]2008年在《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制度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自1975年以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及其提出的一系列监管原则和协议成为世界范围内银行资本监管和资本监管合作最重要的指引和参考。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是影响最大、也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监管最有代表性的监管准则之一,1988年至今发布的许多监管原则大多是对这个监管原则的补充和完善。进入90年代以后,在全球范围内,经济金融环境的剧烈变化迅速改变了银行的经营环境,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同时经济金融的全球化直接推动了全球范围内银行监管和风险管理原则和框架的整合与统一,并且促使这些原则和框架要及时根据经济金融环境的变迁进行调整,要求监管原则更为灵敏地反映银行经营环境的变化,使得银行的风险监控始终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变动保持高度的敏感,维持经济金融环境的稳定。巴塞尔委员会2001年颁布的新资本协议框架在全面继承1988年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一系列监管原则的成果的基础上,从单一的资本充足协议约束,转向依靠最低资本充足比率、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叁个方面的共同约束。巴塞尔协议演变的过程,体现了经济学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理论的历史进路;巴塞尔协议的监管目标,体现了国际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标准与未来发展趋势。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通过对国内外银行业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考察,针对我国银行业现状与问题,为完善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机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建议。
王菁[10]2009年在《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制度改革的推进》文中提出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各种限制逐渐取消,我国商业银行与国际商业银行在统一的国际规则下竞争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当前中国金融的渐进式改革与外部规则的矛盾已经逐步显现出来,顺应客观发展的形势,及时实现既有商业银行制度体系的适应性转变已经成为当前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的问题。本文在借鉴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制度的基础上,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如何推进我国金融制度改革的。探讨针对我国商业银行这一特定主体在施加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外部约束后,资本约束如何推进商业银行资木管理与风险控制制度改革,以及如何推动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推进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强化银行公司治理。本文提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商业银行制度变迁既来源于内部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非均衡性,又来源于外部经济全球化促进制度安排的借鉴与趋同。中国的商业银行制度变迁是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不断冲突和协调的演化过程。竞争的客观现实要求中国的银行业接受和遵守以巴塞尔协议为核心的国际银行经营管理的统一规则,提高资本充足率,全面加强风险管理,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型；同时通过完善内部控制机制,改进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公司治理,提高自身竞争能力,真正地建立起我国现代商业银行体制。与此同时银行业监管当局也应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监管能力,开展与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以适应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转变,才能满足新资本协议的实施要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实施是我国商业银行制度面临的外部约束的重大变化,因此,应以制度改革创新消除阻碍商业银行发展的种种制约,引入“外部变量”,制度变迁的模式由强制性制度变迁逐步向诱致性变迁模式引导,改革产权制度,强化金融制度的实施机制,为商业银行的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D]. 彭鹏远. 湘潭大学. 2004
[2]. 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商业银行的风险与风险管理[D]. 林海涛. 南京大学. 2011
[3].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效率的实证研究[D]. 杨洁. 苏州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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